一些想法，我不敢說很有條理，希望理路沒有過於跳躍。 前陣子，看《投名狀》這部電影。看完之後，一直有種說不上來的厭惡感。我一直追索內 心的思緒，直到睡前才明白那股厭惡感的由來。《投名狀》令我厭惡的一點是，片中李連 杰的殺人，都是「不得已的殺人」、「為了更崇高的目標去殺人」、「忍著內心的痛去殺 人」。他殺投降的兵、殺趙二虎，全部都是。戰爭殺人，本難避免。但中國電影，卻包裝 出一種「慈悲殺人」的主義，這才是讓我最厭惡的地方。我發覺，從張藝謀的《英雄》以 來，這種忍痛、顧全大局的殺人主義，就潛伏在中國的古裝片裏。在《英雄》一片，當秦 王決定射殺李連杰，何嘗不是忍痛？不得已？顧全大局？「慈悲殺人」才是屠殺的最高道 德境界，這一點非常有中國特色。 相形之下，Trunicht的空地除草說、無差別屠殺說、微不足道說、互相適應說，似乎還太 淺薄了點。坦白說，我認為，這些說法沒有什麼學理可言。空地除草說、互相適應說可以 應用古今中外各種案例。至於微不足道說，更是讓人無言。我隨便舉個例就好：對於經歷 了一個半世紀苦難的中國人來說，四川大震其實微不足道。連零頭都算不上。 空地除草說、互相適應說，其背後無非就是一種素人版的帝國主義、強權主義。任何對現 代學術敏感的人，都會知道：我們從進入學院開始，自始自終就是要學習去抵抗各種形式 的帝國主義與強權。這也是空地除草說、互相適應說，很難取信於人的原因之一。更何況 ，空地除草說、互相適應說還過於粗糙，歐美的帝國主義狹帶了「進步」、「文明」等理 由。為了批判這一整套帝國主義的想法，還費了幾代學者的努力，才將之推倒。 倒是無差別屠殺說，未必成立。Trunicht如果考量日治時代台灣人在中國的作為與形象， 就應該猜得出來中國人對台灣人的觀感為何。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產生這種想法的脈絡是什麼。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聽過：「天安門非 殺不可，否則共產黨如何維繫政權？」「還好六四當時下令殺人，換來中國日後三十年的 繁榮發展。」坦白說，空地除草說、無差別屠殺說、微不足道說、互相適應說，也都可以 略作修改、拿來詮釋六四，甚至詮釋西藏問題。 多年以來，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共產黨非殺六四學生不可，還好也殺了。」我總是 好奇：是什麼樣的人，會選擇說這種話？選擇沈默、選擇說什麼、不說什麼，都是在展現 立場。但選擇說這種話，其背後的脈絡未必只是個人的，也許還有一些思想上的背景。 這絕對不只是單純的道德立場而已，而是發言者的立場在哪裏。以空地除草說而言，如果 Trunicht的先人是草，而別人是刀呢？如果未來有一天，Trunicht變成了草，而別人拿刀 呢？又如果有一天換Trunicht拿刀呢？這些設問，過於涉入。好像歷史非得要身歷其境， 人才能有所感受。但你怎麼知道自己不是草？又怎麼知道自己拿刀時，不會砍下去？特別 是當你懷著空地除草、微不足道、互相適應（其實也還是弱肉強食）的想法時？ 但也許沒那麼單純。我認為，其背後的思想脈絡可能還有一條，即「大歷史」。坦白說， 我懷疑這種「俯瞰式」的大歷史，和「凡現實就是必然的」，有某種親緣性。只有俯瞰， 才會感覺不到人世的苦痛，所見無非是一些超乎個人的東西：國家、民族、文明……。至 於「凡現實就是必然的」，我只舉個例子。「如果我記憶無誤」，曾有人向我分析中國近 現代史，他的看法是「毛澤東的勝利是必然的。」若然，則毛澤東所帶來的一切，也是必 然的。然而，我與我所受的教育，從來都不朝「必然的」這個方向去想事情。 回到一開始講的「慈悲殺人」的最高道德境界。本來，犧牲一小部分人，以換取大多數人 的利益，是任何時代都會面臨的問題，（更何況不少是犧牲大部分的人，而利益卻被少數 人享用），但歐美國家與現代學術總會用各種學理來輔助進行決策。但中國不同，過去「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不為也」早就成了古訓。在顧全大局的這種思考脈絡下，殺人乃是 忍痛的慈悲。相形之下，歐美社會的價值觀與此背道而馳，我記得哈理遜福特演過一部戲 ，大意是美國總統派遣特戰隊員越過國境打擊敵人，結果隊員中伏被虜，總統卻放任不管 ；後來哈理遜福特潛入救人，最後在國會上指證總統。並不是說歐美人就不幹犧牲少數人 的事，而是在他們的文化價值中，不會把「犧牲少數人以顧全大局」當作是一件值得肯定 的事。但在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影響下，包括台灣在內，恐怕還擺脫不了這種遺毒吧。 ※ 引述《Trunicht (請叫我優布匠～～>///<)》之銘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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