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oct/5/life/article-1.htm 「毛斷」新世界 一九三○年代台灣文學的 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黃美娥 圖◎吳孟芸 日治時代的台灣，正處於一個由舊到新的年代，藉由大眾傳播、新式教育，以及海外旅 遊等管道，台人得以與外在的奇異世界接觸，孕育出複雜而多元的文化思維。不僅聲光 化電物質文明突飛猛進，令人目眩神迷，連社會生活的形態也有所轉變，在精神感官上 同樣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 對於這種來自島內與域外「新世界」摩登氣息的衝擊，即使是以捍衛傳統文化為職志的 古典文人，也無法不正視那充滿新鮮活力的現代性氛圍，何況是素來標榜新文化啟蒙、 與世界文明接軌的新文學家。因此，全島就沉浸在一種現代性（modernity）的氛圍中 。尤其是一九三○年代，更被視為台灣現代化社會具備基礎形態的關鍵階段，如一九三 二年台北有了樓高七層的「菊元百貨」，其後數年間，「林百貨店」及「吉井百貨店」 ，也相繼在台南、高雄成立，顯見當日台灣生產消費的商業形態已經逐漸形成，我們在 日治時期的報章雜誌中，也可以發現形形色色的商品廣告。 「百貨店」是標準的西方產物，而於都市裡善於美裝時尚與人際交往的女郎，也有個新 興的名稱︰「毛斷女」，至於情感表達更為大膽主動者，則是「浪漫女」。「毛斷」與 「浪漫」都是洋化詞彙，因modern、romantic而來。 西式的賣場建築或西洋話語的出現與使用，均暗示了歐西等國繼中國、日本之後，已然 成為台灣人可以凝望、接觸與想像的新地理空間及文化版圖，台灣人在面對自我、社會 或世界時，有了不同以往的認識方式與情感結構。不僅是日常生活實踐或審美思維、生 命價值趨向，深受現代性的刺激與影響，文學創作同樣也銘刻著這種物質與精神世界重 大變化的時代印記，所以從現代性角度去探討一九三○年代的台灣文學，都將可以在新 、舊文學，乃至雅、俗文學／文人身上見到與時俱遷的文學風景。 書店反應讀者消費群 從舊文人的寫作而言，中國晚清以來文學的啟迪、日本近代文學的傳入，以及歐風東漸 的結果，若干傳統文人受到新文學觀念的刺激，在文學知識系統的接受與建構上，有了 較為深刻的思索。例如文學本質的意義、雅俗觀念的辯證、語言文字的表達、小說觀念 的啟蒙、兒童文學的認知等。 但同時期，面對崇尚西洋文學觀念的新文學家，在新學／舊學、西洋文化／東洋文化、 和文／漢文等複雜糾葛的文化情境與國族認同的思考下，舊文人與新文學家間也形成了 緊張的對立關係。從二○年代到四○年代多所爭辯，雙方態度曲折多變。 其次，在創作實踐上，傳統文學受到世界文學較大影響者，當屬「新題詩」與「小說」 的寫作。前者受日本、中國以西方新事物為歌詠對象的風潮薰陶，相關作品不少；後者 更突破了明鄭以來此一文類未獲耕耘的荒蕪局面，早在一九二○年代新文學尚未興起前 的二十世紀初期，便已見李逸濤、謝雪漁、李漢如等人戮力開拓，成果斐然可觀。尤其 通俗小說的實驗，故事發生的空間場域，除台灣本地外，更含括韓國、非洲、美國、法 國、印度、英國……小說人物身分亦各國多有，洋溢異國情調，充滿世界視野，甚至出 現以文言文從事偵探小說此一西洋新文類的擬寫。此外，透過中文或日文，傳統文人在 中國、日本作家之外，也有與其他世界文豪接觸的機會，他們認識了名聞遐邇的泰戈爾 、蕭伯納、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柯南道爾……並多少開始閱讀其人作品，在接受、摸 索中，有了學習、觀摩的創作實踐可能。因此，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實際已與世界 文學有所交流、互滲與對話，在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上扮演重要角色。 至於新文學作家，更是存在於世界文學的消費圈中。賴和〈一桿「稱仔」〉文中言及， 其作乃受法國法朗士〈克拉格比〉之啟發；葉石濤自述〈林君寄來的信〉係模仿法國作 家都德短篇、〈春怨〉則仿自紀德《窄門》。翁鬧、巫永福、龍瑛宗與日本新感覺派有 深厚淵源；楊熾昌的法國超現實主義與日本陰翳、頹廢美學，乃至於受到中國白話文學 、俄國社會主義文學影響所致的台灣新文學寫實主義等等，無一不說明了，以中文寫作 或日文書寫的新文學作家，實際都與世界文學關係密切。 而當時新文學家所受外地創作美學的主要薰陶來源，除了留學他地直接學習濡染外，或 者得之於本島新式學校教育中納入的世界文學作品，或者受《台灣日日新報》、《台灣 新聞》、《台南新報》、《台灣新民報》等官方或民間報刊的宣傳啟發。更多的是書籍 的訂購閱讀，台灣在三○年代有為數可觀的書店，可郵購或洽店採買，如台北的文化書 局、台中的「中央」與「彬彬」書局、嘉義蘭記書局，台南崇文堂、高雄振文書局、屏 東黎明書局等，依據一九四一年東京堂刊行的《出版年鑑》統計，台灣書籍的零售書店 在二○年代末是六十餘家，到三○年代末已有一百多家，且數字有逐漸增加趨勢，書店 的數量反映了三○年代台灣讀書市場與讀者消費群的存在事實。 世界文化思潮的影響 當然，文學的創作，也深受世界文化思潮的刺激，二○年代以來社會主義進入台灣，一 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後，迄一九三○年代發行的《伍人報》、《明日》、《洪水 》、《赤道》，其組成分子都是反資本主義、反殖民統治的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無政 府主義者。即使是稍後的《南音》、《福爾摩沙》、《先發部隊》、《台灣文藝》、《 台灣新文學》等，也或多或少顯露出社會主義的影響，或表達受其主導的政治、社會運 動的具體內涵。此時期農工無產階級的命運，以及反抗資本主義的色彩、抨擊殖民帝國 的剝削，清楚可見於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等作品。 再者，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台灣文學界發生的鄉土文學和白話文論爭，首先發難的 黃石輝，其相關議題的提出，也與當時日本普羅文藝理論的探討和實踐有關；而三○年 代台灣文藝界普遍流行的語彙──「大眾」一詞，則徘徊於左翼思潮的無產階級「大眾 」，及具有眾多讀者市場的流行「大眾」文學間，爭論不已，但都可見日本文化／文學 思潮對台灣的影響。耐人玩味的是，因為日本左翼思潮的啟迪，最終這些多以日文書寫 ，具左翼色彩的作品或言論，卻將批判的準頭射向日本帝國主義，並因此而更加珍視台 灣傳統本土，發出回歸民間的呼聲，迥異於少數受日本現代化魅惑所出現的皇民文學。 日本之外，中國的文化／文學思潮也激起台灣的若干變化，從梁啟超對林獻堂的啟蒙， 到二○年代張我軍留學北京，揭開新舊文學論戰及白話文運動序幕，乃至三○年代前後 謝春木、王白淵的祖國追尋，或是王詩琅、張深切、吳濁流、鍾理和的遠行，都對其人 創作之旅，留下時間與空間的鑿痕。就文學創作而言，中國通俗小說的寫作，影響台灣 文壇最深，從一九○五年台人開始撰寫出較多量的通俗小說作品以來，洎自三○年代通 俗文學的確立自主地位，由作品類型、文學成規的表達來看，其與晚清民國以來通俗小 說的體類頗為近似，影響痕跡歷歷可尋。當然，日本大眾文學的影響，以當時報刊可見 吉川英治、渡邊默禪、江戶川亂步等人作品的長期連載，也可略窺一二。 講究美學的文化氛圍 此外，三○年代大眾媒體的勃興，以及講究生活美學及休閒娛樂的風氣，同樣促使台灣 文藝環境產生質變。前者使諸多文人社群透過大眾媒體發聲，以集會形態磋商文學／文 化事宜，完成共同意見的表達，形塑出公共領域的特徵，進以參與社會改造；如前述台 人所主辦的左翼刊物便是明顯例證。後者則為求在日趨緊張的生活節奏中，能夠調節情 感、擺脫壓抑、肯定自我價值，因此具有娛樂與休閒的嶄新日常生活，是現代化社會的 重要部分，也是文藝家所樂於追求或在作品中實踐操演的；於是，他們或籌辦通俗色彩 的刊物，如《三六九小報》、《風月報》，寄寓身體、情感、語言放鬆／放肆的狂歡顯 現；或藉由都市書寫，描摩咖啡廳、舞廳，或昏暗藝旦間裡的情色歡愉、人情交際與社 會百態。例如台北作家王詩琅、朱點人小說的島都寫真，或是吳漫沙《韭菜花》反省女 性命運的愛情物語。金錢與肉欲橫流的罪惡寫照，道出了台北城市既現代又陳腐的現代 性悖論。 綜合前述，不難發現一九三○年代的台灣，其與世界性的社會／文學思潮已經多所交流 ，絕非一個封閉空間，更能吸取域外經驗，豐富本地文學命脈，並且經由台人在現代性 ／殖民性／本土性間摸索、辯證後所形塑的文化視域與主體意識，進行調整、轉變與適 應，最終展現出具有傳統／現代、本土／世界、同化／反殖、翻譯／跨界的重層現代性 鏡像的文學之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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