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離開了巨人的花園，於是冬天來了。 兒童代表著春天、新生，也是下一代的主人翁，但對台灣來說，由結婚率持續下降，離婚率逐漸提高顯示少子化的冬天即將襲來。 有第一胎的父母，51%不願意再生第二胎，儘管政府增加了生育補助、獎勵生育，但是整體社會的教育制度， 不願意輸在起跑點的養兒育女種種經費，使得30-40歲女性有超過30%未婚，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就佔了一半。 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面臨勞動產業外移、經濟結構改變、中產階級開始消失，在家庭功能持續低迷的情形下，成反比成長的是受虐兒數量，94年比93年增加了20.8%。 父母為了經濟而減少對孩童的照顧，產生隔代教養問題，孩童在成長的階段直接跳過重要他人影響， 而來自同樣背景的同儕團體，遺失了家庭關懷的片段，甚至三餐不繼或者被迫負起家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缺乏社會認知的他們，自然無法使用法條化、制度化的種種社會申請條款、種種社會資源。 內政部於93年通過「高風險家庭救援計畫」，在今年因應4月4日兒童節成為施政重點，除預算加碼外， 同樣也增加社工員額；然而，整體「高風險救援計畫」分為初期通報階段。 由鄰里長、老師、鄰居、警察等依據七類被列為「高風險家庭」標準，通報到社會局，於是進入第二階段由社會局轉介給簽約的民間機構社工員進行訪視，依案主需求處遇。 故此，檢視政府計畫，可以發現不論是預算或者條文多集中於第一階段「通報」， 但是所謂「高風險家庭」的標準認定並沒有嚴謹討論，高風險家庭的產生多屬於非自願性的結果； 通報系統中儘管有相當多熱心的鄰里長或者是安置兒童的警員，但是如學校專任導師必須準備上課， 沒有時間家庭訪問，而一個輔導老師必需負責16個班級，一個學校社工必須負責9間學校， 在沒有持續鼓勵、培養社會責任感的配套措施下，恐怕會先被冷漠自私的社會性格所淹沒。 而在94年，內政部將社福基金和福利預算集中在通報系統上，加碼到一億兩千萬，撇開資源排除不說， 更重要的處遇預算卻沒有隨著通報量而增加，始終停留在三千萬元。 台灣在兒福案件上一名社工約要處理80件，是美國一名社工處理15-30件的2.6倍。 每一個高風險家庭都有其個別差異存在，不能全用單一規則處理之，因此需要社工專業依據不同家庭進行評估， 給予專案申請補助。 但預算的阻礙以及政府組織法的人力配置，使得社工必須以每年減少的浮動公益彩券盈餘約聘， 除了人力不足之外，每一個案並非短期間得以結案，流動性高缺乏承接也可能導致前功盡棄的遺憾。 儘管「高風險救援家庭計畫」是著眼於預防，但在通報量大幅成長的情形下，也應該更注重專業社工的人力維持以及素質培養，否則只是給社會大眾更多的新聞報導，和更不合理分配的社會公益，但對於受虐的兒童家庭，卻沒有任何實質的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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