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离开了巨人的花园，於是冬天来了。 儿童代表着春天、新生，也是下一代的主人翁，但对台湾来说，由结婚率持续下降，离婚率逐渐提高显示少子化的冬天即将袭来。 有第一胎的父母，51%不愿意再生第二胎，尽管政府增加了生育补助、奖励生育，但是整体社会的教育制度， 不愿意输在起跑点的养儿育女种种经费，使得30-40岁女性有超过30%未婚，资源最丰富的台北，就占了一半。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面临劳动产业外移、经济结构改变、中产阶级开始消失，在家庭功能持续低迷的情形下，成反比成长的是受虐儿数量，94年比93年增加了20.8%。 父母为了经济而减少对孩童的照顾，产生隔代教养问题，孩童在成长的阶段直接跳过重要他人影响， 而来自同样背景的同侪团体，遗失了家庭关怀的片段，甚至三餐不继或者被迫负起家中主要照顾者的角色， 缺乏社会认知的他们，自然无法使用法条化、制度化的种种社会申请条款、种种社会资源。 内政部於93年通过「高风险家庭救援计画」，在今年因应4月4日儿童节成为施政重点，除预算加码外， 同样也增加社工员额；然而，整体「高风险救援计画」分为初期通报阶段。 由邻里长、老师、邻居、警察等依据七类被列为「高风险家庭」标准，通报到社会局，於是进入第二阶段由社会局转介给签约的民间机构社工员进行访视，依案主需求处遇。 故此，检视政府计画，可以发现不论是预算或者条文多集中於第一阶段「通报」， 但是所谓「高风险家庭」的标准认定并没有严谨讨论，高风险家庭的产生多属於非自愿性的结果； 通报系统中尽管有相当多热心的邻里长或者是安置儿童的警员，但是如学校专任导师必须准备上课， 没有时间家庭访问，而一个辅导老师必需负责16个班级，一个学校社工必须负责9间学校， 在没有持续鼓励、培养社会责任感的配套措施下，恐怕会先被冷漠自私的社会性格所淹没。 而在94年，内政部将社福基金和福利预算集中在通报系统上，加码到一亿两千万，撇开资源排除不说， 更重要的处遇预算却没有随着通报量而增加，始终停留在三千万元。 台湾在儿福案件上一名社工约要处理80件，是美国一名社工处理15-30件的2.6倍。 每一个高风险家庭都有其个别差异存在，不能全用单一规则处理之，因此需要社工专业依据不同家庭进行评估， 给予专案申请补助。 但预算的阻碍以及政府组织法的人力配置，使得社工必须以每年减少的浮动公益彩券盈余约聘， 除了人力不足之外，每一个案并非短期间得以结案，流动性高缺乏承接也可能导致前功尽弃的遗憾。 尽管「高风险救援家庭计画」是着眼於预防，但在通报量大幅成长的情形下，也应该更注重专业社工的人力维持以及素质培养，否则只是给社会大众更多的新闻报导，和更不合理分配的社会公益，但对於受虐的儿童家庭，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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