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社會學與中國研究》——導言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這個論文集是首次問世。此書共收論文10篇，發表時間從上世紀70 年代到新世紀初，在時序上恰是我40年的學術生涯。此書與我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 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及《大學之理念》同 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主要的中文著述。下面我對本書論文作一導言，希望有助於 讀此書者理解我各篇文字的學術趣旨與用心用力所在。 《范典與社會學的發展》、《社會學的中國化》及《現代性論辯與中國社會學之定位》三 文，是對社會學定性定位的論述。《范典與社會學的發展》從根源上探析社會學的本質。 社會學是啟蒙產物，法國從聖西門、孔德以迄涂爾幹皆意在建立社會學為一門科學，此即 實證主義的社會學。對實證論者言，研究對象為自然界或社會界沒有分別，而其科學方法 與自然科學亦無二致。「實證論社會學」在大學治社會學者從之者多，實具有社會學范典 之地位。但自社會學成為大學學科以來，「實證論社會學」之外，即有「理解社會學」之 存在，這是德國韋伯所開啟的社會學范典。此一范典之社會學認為「自然宇宙」與「社會 宇宙」是不同的。社會宇宙的主體是人，人之社會行動才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人之社會 行動則是有意義的、有意識的，此則非自然科學之方法可以有功。韋伯提出的「 Verstehen」，正是理解與解釋人之社會行動的方法論的基本。「理解社會學」范典，不 是說社會學不是科學，而是說社會學是一種「社會」科學。社會學中多元范典並立競爭的 發展現象，顯然不是科學哲學者庫恩的「范典（paradigm）」概念所能適用。我三文對於 社會學的本質，特別是「實證論社會學」與「理解社會學」這二個范典之特性與目標有詳 透的剖析，在中文的著作中，似尚未之見，希望對於有意于社會學為志業者，有所助益， 幸甚。 《社會學的中國化》一文之作是有現實背景的。自二次大戰後，社會學在美國取得最大發 展，隨著美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美國的學術文化也影響到全世界，無可否認，在世界各地 （包括發展的與開發中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社會學為範式的。上世紀70年代左 右，出現了一個「社會學本土化」的學術性運動，其旨在擺脫美國社會學的壟斷式優勢， 而求學術上的獨立性。「社會學的中國化」是「社會學本土化」運動的一個組成。我是把 「社會學的中國化」看作一個社會學知識論的議題，這涉及到社會學知識是否有普遍性的 問題，當然，這就不能不探究社會學的知識特性等，也因此，此文與上文《范典與社會學 的發展》有許多交叉重疊的地方。（這是要請讀者諒解的）。我指出「社會學的中國化」 的二個不同層次的意義。如果「社會學的中國化」是指建立一個「中國社會學」，猶如建 立一個「中國物理學」，則非我所能認同。但「社會學的中國化」若是指社會學要與中國 社會、文化結合，使社會學在中國生根，以及「社會學的中文化」等，則「社會學的中國 化」不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這個意義下，我的社會學論述，特別是我在拙著《中國 社會與文化》一書中論人情、面（臉）、關係等的論文，可說都是「社會學的中國化」的 實踐。 《現代性論辯與中國社會學之定位》一文，是我1998年6月25日為北京大學百年校慶—— 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系列講座的講稿。上世紀80年代，歐美人文與社會科學界有一個「現 代性」的論辯，這個論辯再次把18世紀思想家建構「現代性」藍圖的「啟蒙方案」提上了 學術論壇。這個啟蒙方案與社會學之建立關係至切。社會學之旨趣是對世界上第一個現代 社會之出現的回應。創立社會學的幾位社會學大家的社會學論述就是對現代性現象的探索 。現代社會有何不同，它是如何構建形成的，什麼是現代性的重要元素等等，都是社會學 家關切的議題。簡言之，社會學是研究西方「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大轉型的歷史 過程。社會學作為大學的學科，到了20世紀，已經「世界化」了。社會學是隨西潮而進入 中國的大學殿堂的，而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中國社會也正處於一個「現代轉向」的社會大轉 型的歷史過程中。這個大轉型涉及到工業化、都市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學術、教育、文 化等各個領域的變化，根本上，它也是中國「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大轉型的歷 史過程。以是之故，中國社會學無可避免地是以中國的現代化及中國的現代性建構為研究 對象的。我相信這應該是中國社會學的定位。 《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與《中國形象——在魔鬼與烏托邦之外》二文，是通過評介二位 美國社會科學學者所作當代中共研究的二本專著，夾敘夾議，提出我對「中國研究」的看 法。自東西文化接觸以來，研究中國的學問或稱東方學，或稱漢學。漢學主要研究傳統中 國，並以研究中國文化為取向，著重彰顯中國的特殊性。漢學家基本上是人文學者，特別 是歷史學者。二次大戰後，逐漸形成當代中國，特別是中共研究的學術趨勢，這種研究是 把中國當作一區域研究的，研究者以社會科學者為主。以社會科學為主導的中國研究的究 竟意義不必完全落在認識中國這一層面，而毋寧更在豐富社會科學本身的知識層面上。正 因為如此，在1964年「中國之研究及其學科討論會」中，史基納（G.W. Skinner）的《中 國之研究能對社會科學有些什麼貢獻？》及弗里曼（M. Freedman）的《社會科學能對中 國研究有些什麼貢獻？》二文顯然提出了二個中國研究者所共同關心的詰問。我的二篇文 字正是從這二個詰問來檢視索羅門（R. Soloman）所著《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 及白魯恂（L.Pye）所著《中國引介》的。 《從社會系統論分析辛亥革命》一文，是我試圖用社會學家帕森斯（T. Parsons）的社會 系統論來分析、詮釋1911年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及其所以具有「革命」意義之理由。社會 學對辛亥革命之闡析是必須與歷史結合的，實則任何社會學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必然是「 歷史社會學」的研究。 《現代化與中國歷史之路》一文寫於1992年。中國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是我學術生 涯中的中心關注，從1966年的《從傳統到現代》到2004年的《中國的現代轉向》都是對此 一主題一以貫之的論述。此文之作，實是針對當時在中國範圍內（大陸與台灣），在世界 範圍內，一股反現代化的知識氣候而發；並申論現代化是中國當有的歷史之路。其實，現 代化是一世界性的現象，中國現代化只是全球現代化的一個組成，因此對於贊成或反對現 代化的爭議必須從世界的視域來省察思考。而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是建構一個中國的「 現代性」（也即是中國的現代的文明秩序），以此對於80年代，西方知識界（特別是其中 的社會學者如哈貝瑪斯等）對於「現代性」（或啟蒙方案）的論辯就特別值得我們重視。 西方知識圈所論辯的「現代性」實則只是「西方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性」雖必有中 國文化之性格，但也必然有與「西方現代性」相疊合的地方。我之所以用許多篇幅闡析「 西方現代性」之論辯，正因相信這論辯對於建構「中國現代性」有啟示與攻錯的意義。 《研究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範式？楊慶堃眼中的中國社會宗教》一文，是我與上海復旦大學 的范麗珠教授合寫的。這篇文字原是范教授與我為楊慶堃教授的紀念集（英文）而寫，後 范教授又用中文將原文擴大充實而成此文。楊慶堃教授是費孝通先生同窗，長年在美國執 教，研究中國家庭與農村卓有成就，其《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一書更是中國宗教社會學研 究的典範之作，此書不止破解了長期來中國知識精英「中國無宗教」的疑惑，更正面深刻 地闡明瞭中國宗教之特性，書中提出有別於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分散性」宗教之概念與理 論，在宗教社會學中有原創性的貢獻。 楊慶堃先生是我學界先輩，自結識以來，對我獎掖有加。1970年我之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 學系任教，多因先生之鼓促與推介，自此開始了我在香港長達40年的社會學研究生涯。今 以此文為本書之殿，亦所以表達我對慶堃先生之懷念於萬一。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本文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社會學與中國研究》一 書導言節選 http://www.oupchina.com.hk/at/2013/book02.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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