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导言 《社会学与中国研究》这个论文集是首次问世。此书共收论文10篇，发表时间从上世纪70 年代到新世纪初，在时序上恰是我40年的学术生涯。此书与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後出版 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及《大学之理念》同 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主要的中文着述。下面我对本书论文作一导言，希望有助於 读此书者理解我各篇文字的学术趣旨与用心用力所在。 《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的中国化》及《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三 文，是对社会学定性定位的论述。《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从根源上探析社会学的本质。 社会学是启蒙产物，法国从圣西门、孔德以迄涂尔干皆意在建立社会学为一门科学，此即 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对实证论者言，研究对象为自然界或社会界没有分别，而其科学方法 与自然科学亦无二致。「实证论社会学」在大学治社会学者从之者多，实具有社会学范典 之地位。但自社会学成为大学学科以来，「实证论社会学」之外，即有「理解社会学」之 存在，这是德国韦伯所开启的社会学范典。此一范典之社会学认为「自然宇宙」与「社会 宇宙」是不同的。社会宇宙的主体是人，人之社会行动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人之社会 行动则是有意义的、有意识的，此则非自然科学之方法可以有功。韦伯提出的「 Verstehen」，正是理解与解释人之社会行动的方法论的基本。「理解社会学」范典，不 是说社会学不是科学，而是说社会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社会学中多元范典并立竞争的 发展现象，显然不是科学哲学者库恩的「范典（paradigm）」概念所能适用。我三文对於 社会学的本质，特别是「实证论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这二个范典之特性与目标有详 透的剖析，在中文的着作中，似尚未之见，希望对於有意于社会学为志业者，有所助益， 幸甚。 《社会学的中国化》一文之作是有现实背景的。自二次大战後，社会学在美国取得最大发 展，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的学术文化也影响到全世界，无可否认，在世界各地 （包括发展的与开发中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社会学为范式的。上世纪70年代左 右，出现了一个「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性运动，其旨在摆脱美国社会学的垄断式优势， 而求学术上的独立性。「社会学的中国化」是「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组成。我是把 「社会学的中国化」看作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议题，这涉及到社会学知识是否有普遍性的 问题，当然，这就不能不探究社会学的知识特性等，也因此，此文与上文《范典与社会学 的发展》有许多交叉重叠的地方。（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我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 的二个不同层次的意义。如果「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指建立一个「中国社会学」，犹如建 立一个「中国物理学」，则非我所能认同。但「社会学的中国化」若是指社会学要与中国 社会、文化结合，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以及「社会学的中文化」等，则「社会学的中国 化」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下，我的社会学论述，特别是我在拙着《中国 社会与文化》一书中论人情、面（脸）、关系等的论文，可说都是「社会学的中国化」的 实践。 《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一文，是我1998年6月25日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 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系列讲座的讲稿。上世纪80年代，欧美人文与社会科学界有一个「现 代性」的论辩，这个论辩再次把18世纪思想家建构「现代性」蓝图的「启蒙方案」提上了 学术论坛。这个启蒙方案与社会学之建立关系至切。社会学之旨趣是对世界上第一个现代 社会之出现的回应。创立社会学的几位社会学大家的社会学论述就是对现代性现象的探索 。现代社会有何不同，它是如何构建形成的，什麽是现代性的重要元素等等，都是社会学 家关切的议题。简言之，社会学是研究西方「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转型的历史 过程。社会学作为大学的学科，到了20世纪，已经「世界化」了。社会学是随西潮而进入 中国的大学殿堂的，而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也正处於一个「现代转向」的社会大转 型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大转型涉及到工业化、都市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学术、教育、文 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根本上，它也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的历 史过程。以是之故，中国社会学无可避免地是以中国的现代化及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为研究 对象的。我相信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定位。 《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与《中国形象——在魔鬼与乌托邦之外》二文，是通过评介二位 美国社会科学学者所作当代中共研究的二本专着，夹叙夹议，提出我对「中国研究」的看 法。自东西文化接触以来，研究中国的学问或称东方学，或称汉学。汉学主要研究传统中 国，并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取向，着重彰显中国的特殊性。汉学家基本上是人文学者，特别 是历史学者。二次大战後，逐渐形成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共研究的学术趋势，这种研究是 把中国当作一区域研究的，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者为主。以社会科学为主导的中国研究的究 竟意义不必完全落在认识中国这一层面，而毋宁更在丰富社会科学本身的知识层面上。正 因为如此，在1964年「中国之研究及其学科讨论会」中，史基纳（G.W. Skinner）的《中 国之研究能对社会科学有些什麽贡献？》及弗里曼（M. Freedman）的《社会科学能对中 国研究有些什麽贡献？》二文显然提出了二个中国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诘问。我的二篇文 字正是从这二个诘问来检视索罗门（R. Soloman）所着《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 及白鲁恂（L.Pye）所着《中国引介》的。 《从社会系统论分析辛亥革命》一文，是我试图用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的社会 系统论来分析、诠释1911年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及其所以具有「革命」意义之理由。社会 学对辛亥革命之阐析是必须与历史结合的，实则任何社会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必然是「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现代化与中国历史之路》一文写於1992年。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是我学术生 涯中的中心关注，从1966年的《从传统到现代》到2004年的《中国的现代转向》都是对此 一主题一以贯之的论述。此文之作，实是针对当时在中国范围内（大陆与台湾），在世界 范围内，一股反现代化的知识气候而发；并申论现代化是中国当有的历史之路。其实，现 代化是一世界性的现象，中国现代化只是全球现代化的一个组成，因此对於赞成或反对现 代化的争议必须从世界的视域来省察思考。而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建构一个中国的「 现代性」（也即是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秩序），以此对於80年代，西方知识界（特别是其中 的社会学者如哈贝玛斯等）对於「现代性」（或启蒙方案）的论辩就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西方知识圈所论辩的「现代性」实则只是「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虽必有中 国文化之性格，但也必然有与「西方现代性」相叠合的地方。我之所以用许多篇幅阐析「 西方现代性」之论辩，正因相信这论辩对於建构「中国现代性」有启示与攻错的意义。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一文，是我与上海复旦大学 的范丽珠教授合写的。这篇文字原是范教授与我为杨庆堃教授的纪念集（英文）而写，後 范教授又用中文将原文扩大充实而成此文。杨庆堃教授是费孝通先生同窗，长年在美国执 教，研究中国家庭与农村卓有成就，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更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 究的典范之作，此书不止破解了长期来中国知识精英「中国无宗教」的疑惑，更正面深刻 地阐明了中国宗教之特性，书中提出有别於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分散性」宗教之概念与理 论，在宗教社会学中有原创性的贡献。 杨庆堃先生是我学界先辈，自结识以来，对我奖掖有加。1970年我之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 学系任教，多因先生之鼓促与推介，自此开始了我在香港长达40年的社会学研究生涯。今 以此文为本书之殿，亦所以表达我对庆堃先生之怀念於万一。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本文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一 书导言节选 http://www.oupchina.com.hk/at/2013/book02.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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