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歷史與許諾：訪問Alex Callinicos 譯者：萬毓澤 譯者說明：本文譯自Imprints，第6卷，第2期（2002年）。 生涯與關懷 問：您在左翼社會理論家之中，或許以兩項特色著稱：首先，您明確地致力於馬克思主義 ；第二，您的關懷範圍極為廣泛，從趨勢性的歷史分析，一直到高密度的理論。當初是什 麼引領您至這些方向？現在又是什麼讓您繼續停留在這些方向之中？ 答：或許談談我的個人歷史會有所幫助。我生於辛巴威（1950年），並在那裡成長，而當 時辛巴威是南羅德西亞殖民地。我的家庭背景相對來說是頗為世界性的。我的父親是希臘 人，出生於穆澤里斯（Nicos Mouzelis）所謂「離散布爾喬亞」（diaspora bourgeoisie ）的家庭[1]，這種家庭因十九世紀的國際貿易而有所發展。我的母親則是天主教自由派 歷史學家艾克頓公爵（Lord Acton）的孫女。我父親年輕時雖然活躍於希臘民族解放陣線 （EAM），也就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反抗德國佔領運動，但是我的父母在政治上並不激進。 可是他們都強烈反對史密斯（Ian Smith）及其政權。我青少年時期的羅德西亞經驗，尤 其是1965年十一月單方面宣佈獨立之後的時期，無疑讓我開始思考正義與壓迫的問題，因 為當時那裡或許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接近奴隸社會的所在。 1969年時我負笈牛津。我在那裡汲取了令人心醉的養分，混合了革命政治、馬克思主 義理論、歐陸哲學與前衛文化。當時我為之傾心，且至今不變。用稍微嚴肅一點的話來說 ，讓我成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如我先前所述，是世界上隨處可見的不義與壓迫。有些 人感到很奇怪，我到現在竟然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則總是要問這些人幾個問題：這個 世界，與1970年時相比，在根本上成為了一個更好的所在嗎？挨餓的兒童減少了嗎？社會 與經濟不平等的狀況改善了嗎？這些問題的答案當然都是：沒有。 忠於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 問：接下來是個大問題，您會如何描述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色：在受到日積月累的批 評之後，其仍然屹立不搖的中心命題與重點為何？ 答：馬克思主義當然包含了眾多不同的傳統，以殊異且有時相悖的方式來開展由馬克思所 啟始的方案。我從眾多敵對的流派當中學到了很多。我的第一本著作談的是阿圖塞[2]， 一位我至今仍然相當同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我也因閱讀盧卡奇、阿多諾與班雅明而獲 益良多。然而，我在理論上的主要效忠對象，是多伊徹（Issac Deutscher）所謂的古典 馬克思主義傳統——從馬克思與恩格斯一脈相傳到列寧、托洛斯基、盧森堡，以及其他20 世紀初期的偉大革命人物。如果這看起來頗為兼容並蓄（而且我最近開始與平等自由主義 交手，看起來就更是如此了），那麼它所反映的是我的看法：沒有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哲 學的學派成功解決了承繼馬克思而來的理論問題。 在我的同輩當中，我感到與本薩依（Daniel Bensaid）特別相近，他恰恰是因為與革 命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有深刻的根源，才能夠毫無疑慮地援引各種哲學源流，從猶太彌賽亞 傳統內的班雅明與德希達，到佩吉（Peguy）、梅斯特（Maistre）與其他法國反啟蒙的鬥 士[3]。和任何一個神智清醒的人一樣，我也極為仰慕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我後 來認為，他之所以不太在意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哲學歧異，是可以理解的，更明確地說， 他試圖整合盧卡奇與阿圖塞對意識型態的研究取徑，便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好的處理方式。 [4] 我的立場之所以不僅僅是簡單的折衷主義，是因為我相信，古典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 科學研究綱領，在三個主要層次上是前後一貫的：（1）歷史的一般理論；（2）政治經濟 學批判；（3）政治–歷史分析。對我來說，馬克思主義在這三個層次上似乎都極為強韌 （robust）。我舉個（2）的例子。我們看到的是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往前可追溯到《 資本論》，但也包括各種相互競爭的嘗試，來處理全球資本主義於1970年代早期所進入的 長期危機。分析馬克思主義者（analytical Marxist）犯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受到對馬 克思價值理論的新李嘉圖式批判的惡質影響，而輕易地將這整套分析給拋開。但是，舉例 來說，如果我們檢視由布蘭納（Robert Brenner）對戰後資本主義的著名詮釋所引起的爭 論，就可以知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依然生氣盎然。[5] 這個傳統的長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過去幾年來，針對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 ，出現了不少非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一方面我想到的是經濟學體制中的異議份子，如史迪 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另一方面則想到反全球化運動中的知識份子——貝婁（ Walden Bello）、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蘇珊喬治（Susan George）、克萊恩 （Naomi Klein）等人。這是極為重要的發展，因為歷史終結論——以及自由資本主義的 凱旋勝利——自1989年被宣告以來，至今歷時尚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了巨大的 考驗：過去二十年來，它多半在研討會的房間裡避難，現在它能否重新浮現，進而交戰、 豐富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動？ 讓我說得清楚一點。宣稱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在科學上強韌，並不代表它的內部是同 質的，也不代表它沒有異例（anomalies）或嚴重的侷限。從另一場布蘭納爭論的發展（ 這次爭論的是1970年代以來的獲利危機）來看，便可看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意見嚴重 分歧。此外，如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所強調，所有的科學研究綱領終究都要被否證 ，意思就是說會出現異例。一個綱領若與敵手相比，能夠成功預測事件的發展，而展現其 解釋力，那麼這個綱領在科學上便是進步的。當拉卡托斯的導師波普（Karl Popper）（ 拉卡托斯相當全面地反叛了他）宣稱馬克思主義無法符合這個標準時，他也不確定波普是 否正確。[6]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思考美國1990年代繁榮期的發展與瓦解，就可以知道，批 判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比那些「新經濟」的讚頌者還要前進得多，包括那些曾經激進過的 社會學家，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與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對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問：您正確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多元性，及其延續不斷的生命力，但是我想接著您 的話，談談您提到的布蘭納的作品與分析馬克思主義。首先，布蘭納對世界經濟的動力所 做的敏銳分析，的確以市場數據為基礎，而鮮少求助於古典的價值範疇。比如說，他明白 地拒斥利潤率下降的理論，說它「違背常識」（《新左評論》，229期，頁11，註1）。因 此他也似乎受到了新李嘉圖主義的影響。第二，我很懷疑能否將分析馬克思主義描述為「 拋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整套分析」。舉例來說，如果我們進行較為同情的閱讀，就 會發現羅默（John Roemer）的作品是在現代一般均衡理論所提供的脈絡之內，去重新闡 述古典的洞見，包括如剝削問題，因此也包括階級。這種成果重建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洞 見，因此也將之保存了下來。您認為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第三，您提到，歷史的一般理 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要成分之一。您對分析馬克思主義對該領域的貢獻——當然是以 柯恩（G. A. Cohen）的作品為中心——有何看法？ 答：首先請注意，我用來證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的，是布蘭納的文章所引起 的爭論。我非常清楚布蘭納與勞動價值論、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之間的距離。這些都代表 了他的分析的重大侷限性，也就是我試圖——唉，但並不成功——起初在私下通訊（後來 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所試圖提醒他的。[7]在我看來，布蘭納的危機理論，是古典馬克思 主義與新李嘉圖主義之間的一種不穩定的妥協。因此，他論及戰後資本主義的文章中，其 中一個主題便是要批判他所謂的供給面（supply-side）的理論，這種理論試圖將1970年 代中期所進入的經濟衰退，解釋為工會強大所造成的結果，因為這使得工資上升，從而擠 壓（squeeze）了利潤。[8]這種利潤擠壓的分析，沒有能力引導我們去認識當前正在發展 的世界經濟衰退，畢竟當前的衰退，是在長達二十年的工人階級挫敗之後出現的，且如布 蘭納所示，剝削率已經大幅增加了，尤其是在美國。但是，布蘭納接受了新李嘉圖主義對 利潤率下降理論的批判——如著名的置鹽定理（Okishio theorem），因此，他對資本主 義經濟的認識是追隨在李嘉圖之後的，也就是把工資與利潤視為反比關係，所以只能把危 機解釋成工資上升的結果。[9]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有許多極具創造性的運用， 都處理了新李嘉圖主義的批評，並探究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動力——如哈曼（Chris Harman ）、謝克（Anwar Shaikh）、杜梅尼（Gerard Dumenil）等人的作品。[10]不幸的是，受 新李嘉圖主義影響的人，包括分析馬克思主義者，都囿於智識上的偏見，而不願承認這個 事實。 其次，我很佩服羅默近來對平等主義的規範性哲學所做的貢獻。[11]但是，我覺得他 對一般均衡理論的執著是很非常怪異的。所有創意十足的資本主義思想家——不只是馬克 思，還有凱因斯、熊彼得與海耶克——都極度懷疑均衡理論，且理由充分。我不認為羅默 成功地重新闡述了剝削與階級的觀念。[12]但就算他成功了，這也只會影響「馬克思與恩 格斯的洞見」當中的一項而已。馬克思不只是把資本主義看成是剝削性的，資本主義作為 一個經濟體系，更是內在不穩定的。除了布蘭納（如我所言，他是分析馬克思主義者中最 接近古典傳統的一位）以外，我不記得有任何一位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曾針對資本主義的動 態不穩定性寫過有趣的隻字片語。 第三，柯恩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無疑是至 今為止英語世界中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即使不同意這本書，也必須嚴肅看待， 將之視為參照點。我曾在別處討論過柯恩對歷史唯物論的重新詮釋，但讓我談談其中一個 在我看來產生了負面影響的層面。[13]柯恩的一般方法——與他在牛津所受的哲學訓練相 當一致——是原子論的（atomistic）。也就是說，他把歷史唯物論拆解為一組互不相關 的概念與命題，然後再批判地檢視其內在的一致性。這無庸置疑能帶來啟發，但它卻傾向 忽略了馬克思理論中不同層面之間的內在連結。我這裡不是要訴諸某種模糊的「辯證」整 體論，而是思及拉卡托斯所說的科學研究綱領的啟發法（heuristic）。這樣的綱領是一 系列處於發展狀態的假說，由一套問題與程序統一起來，而這些問題與程序（或許只是隱 而不顯地）界定了綱領所試圖處理的疑難，以及處理疑難時所採用的方法。從這個角度來 思考馬克思主義，可以幫助我們將之視為一個隨歷史不斷發展的傳統（或者一組傳統）。 由於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缺乏啟發法的概念（或任何類似的概念），這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何 他們整體而言傾向將馬克思主義分解為許多互不相關的問題，然後竭盡己力地去討論這些 問題，但是卻不太了解這些議題與研究綱領其餘部分的聯繫。他們無法延伸古典馬克思主 義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便是這種方法深具侷限性的例證之一。 評價後現代主義 問：您一直不斷對理論趨勢進行評論，而其中一部份，就是您寫的言詞鋒利的著作《反對 後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而當時後現代主義似乎正橫掃一切、莫之能禦。您如何看待後現代主義的遺產與前景？ 答：我想，後現代主義的泡沫已幾乎破滅了。如果我們看看法國的情況，便不只是會發現 ，德希達已對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發展出更為可喜的看法，還有近來的批判社會學所投注 的智識能量——布赫迪厄、博東斯基（Luc Boltanski）及他們的合作者。[14]不論我們 如何看待巴迪烏（Alain Badiou）那風格獨具、影響日增的事件（event）的形上學，那 都與後現代主義扯不上關係。[15]後現代主義不會就這樣消失——已有太多人傾其畢生之 力來終結後現代主義，但是後現代主義將會存活下來，成為某種規範科學，也就是創造力 闕如地去應用既定的學說。在英語世界中，那些為後現代主義博得名望的有趣人物也正在 前進。比如說，羅蒂（Richard Rorty）最近便批評「文化左派」，說他們無法處理全球 化的經濟與社會後果。[16]同時，薩依德（Edward Said）已以普遍主義為基礎，對帝國 主義進行強而有力的批評。 後現代主義雖然日趨蕭條，但不表示它一無可取。有些人物的作品雖然被當成後現代 主義來包裝與行銷，但是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些人。尤其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 對我來說毋寧是重要的哲學家。除了他對個別哲學家與作家的傑出研究之外，我一向對他 的「混亂宇宙」的存在論（chaosmic ontology）頗有好感，即使其中參雜了過多的尼采 與柏格森（Henri Bergson）。我覺得，可以用某種方法把它與伊比鳩魯的唯物論結合在 一起，且阿圖塞等人便認為伊比鳩魯的唯物論是馬克思的思想來源之一（雖然德勒茲本人 比較熱中於斯多葛派）。[17]此外，哈柏馬斯正確地主張，關於現代性的論爭——其中一 方是現代性的自由派捍衛者，另一方是現代性的革命與反∕後現代批評者——自從黑格爾 的體系於1840年代崩解以來便不斷進行著：這場論爭正是現代社會理論的特色與動力。 [18]後現代主義所犯的錯誤便是宣稱，對現代性的批判乃為二十世紀晚期智識文化所獨有 ，且這場論爭已由現代性的尼采式敵手勝出。 與政治哲學交鋒 問：您最近的著作反映了您正持續與自由左派的政治哲學交手，並毅然介入政策的辯論， 尤其與布萊爾、柯林頓及其他領導人所主張的「第三條路」有關。是否能請您先解釋一下 ，您為什麼認為值得與政治哲學交手？ 答：或許我該先說明，雖然我起初在牛津攻讀哲學時深受各種歐陸傳統吸引——德國觀念 論、結構主義、後來人們慣稱的後結構主義——但我相當清楚分析哲學傳統的重要性。我 很明白弗雷格（Gottlob Frege）、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與蒯因（Willard V. Quine）是重要的人物。我在倫敦政經學院（LSE）讀了一年的科學哲學，就在波普原 來的系上，身旁是（可能可以這樣說）分析哲學的遠親。我從來就無暇像《激進哲學》（ Radical Philosophy）一樣，把主流英美哲學斥為廢話。語言哲學中針對實在論而展開的 爭論——戴維森（Donald Davidson）、達米特（Michael Dummett）、依凡斯（Gareth Evans）、麥道爾（John McDowell）——進一步證明了分析哲學傳統的生命力。我1983年 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哲學》（Marxism and Philosophy）的其中一項嘗試就是要提出這 個事實。 但我卻很晚才意識到平等自由主義的重要，包括羅爾斯（John Rawls）、德沃金（ Ronald Dworkin）、森（Amartya Sen）、巴瑞（Brian Barry）等人。一部分是因為我以 前接受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對倫理言說的相對主義詮釋，也就是將倫理言說視為階級利益的 表現。當時我受到阿圖塞的影響，對他來說，道德只不過是律法言說的其中一個例子，而 他認為律法言說是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典範，此外我也受到尼采的影響。但這是錯的。我 犯了常見的錯誤，把道德主義——我仍然認為，反對道德主義，在政治上是重要的（至於 道德主義出了什麼問題，布萊爾就是絕佳例證）——與道德判斷混為一談，而後者是不可 能避免的。傑拉斯（Norman Geras）曾論證，馬克思雖然斥責「資產階級法權」，但當他 批判剝削問題時，卻隱然仰賴於正義原則。我認為，傑拉斯已經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與道德 言說的爭論。[19] 現在，平等自由主義對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它包含了第一流的哲學著作，而社會主 義者應該重視這個領域，原因有二。首先，由「什麼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的爭 論——福利的平等、資源的平等、能力（capability）的平等、取得優勢的機會（ access to advantage）的平等——對平等正義所提出的一切具體說明，都必然要求財富 與收入的徹底重分配。[20]在《平等》（Equality，2000）一書中，我的任務之一就是試 圖闡明，這樣的重分配必然會削弱市場資本主義的運作，但平等主義的自由派卻相信自己 建議的正義原則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實現，因此他們都犯了錯誤。 其次，與平等自由主義交手，有助於我們去質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倫理赤字」（ ethical deficit）。這不表示我們可以簡單地把（比如說）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理論當成 一種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批判。其他姑且不論，德沃金在對資源平等進行基本的描述時 ，倚賴的是瓦爾拉斯（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然而，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所需要 的是平等正義的原則。我們可以把〈哥達綱領批判〉中關於需要（needs）的原則當成這 樣的原則。馬克思的提議（當然他不可能直接用這種話來說）——天賦優異的人若獲取額 外的報償，是不正義的事情——絕對與羅爾斯的說法相符，亦即，天賦的分配在道德上是 武斷的（arbitrary）。但是一旦我們開始認真考慮這些議題，我們不論如何都會進入「 什麼的平等？」的爭論領域。 再附帶說明一點。我不同意柯恩的說法，他認為，只要我們進入這個領域，就必須放 棄古典馬克思主義。[21]我非常佩服柯恩對關於平等的哲學討論做出的貢獻，但是我認為 ，他傾向於提出一個兩難的局面，而詭異的是，這恰恰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點所呈 現的兩難局面相同：若不是從事規範性的政治哲學，就是進行馬克思所啟始的那種唯物論 分析，兩者只能擇其一。對我來說，這完全是個假的兩難局面。當然，每個人都應該專精 於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但是如果要求我們在這兩種傳統當中選擇一個，則絕非有效的論證 。我個人打算魚與熊掌兩者得兼。 問：您竟然認為柯恩提出了一個兩難局面，這讓我很驚訝。就我對他立場的認識，他認為 歷史唯物論的問題是獨立於規範性政治哲學的問題之外的（《自我所有權、自由與平等》 ，頁1-5）。對於那些代表歷史唯物論所做的經驗宣稱，他的確可能質疑其有效性，但是 我不認為他曾說過，只要相信這些宣稱，就必須排除以哲學的方式來處理平等的議程。我 可能是錯的，但或許我可以另外舉個例子，柯恩似乎的確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方面 挑戰了我們的看法。這從他最近一本著作的書名《如果你是平等主義者，為什麼還這麼有 錢？》就可大概看出。他認為，正義，就部分而言，是個人選擇和社會風氣（social ethos）的問題，因此會對那些闊綽的平等主義者的生活風格提出可能使他們尷尬的質疑 。您會怎麼回應這種看法？ 答：我不認為柯恩是在宣稱歷史唯物論（作為解釋性的社會理論）與平等主義（作為規範 性的政治哲學）在邏輯上是相悖的。但是他在最近兩本著作中，的確把自己的轉變（由從 事前者轉變為專注於後者）當成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此不只是個人歷程而已，而是一種 智識上的進展，超越了他眼中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侷限。如我先前已表明的，我不否認確 實有某些侷限存在，但是我不相信我們因此必須用一個問題意識來替換另一個，如柯恩實 際上所做的那樣。[22]當柯恩說，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身為你所謂的「闊綽的平等主 義者」，會造成倫理上的問題，他當然是正確的：這還會造成政治上的困難。這些問題與 困難必須被處理，但是我不覺得柯恩關於可能答案的現象學會特別有幫助。他論證，若要 企及一個平等的社會，不僅必須公正地分配羅爾斯所謂的基本社會資源，還必須擁有平等 主義的社會風氣，這種說法是非常重要的。[23]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在變 革不正義的社會結構時，一併培養這樣的風氣。柯恩不問這個問題，而是把焦點擺在個人 行為之上——在不正義的社會中，富裕的平等主義者該怎麼做？——我懷疑這意味著他對 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觀看法，恕我難以同意。 當前的政治局勢 問：我能否把話題轉到當前的政治上？左翼內部似乎有兩種分析第三條路的方式。就其中 一方看來，他們會姑且相信第三條路所宣稱的目標，也就是在全球化、蘇聯集團瓦解等等 所創造的新歷史脈絡中，去追求傳統的平等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價值。對另一方來說，第三 條路則是「當今新自由主義最佳的意識型態外殼」，是表面上中間偏左的政權在延續柴契 爾–雷根主義時最站不住腳的道德偽裝。[24]我有個印象，您在寫作最近兩本書時（《平 等》〔Equality〕、《反對第三條路》〔Against the Third Way〕），您的立場似乎與 第一種漸行漸遠，而更趨近於第二種。這種看法公允嗎？如果是的話，是什麼讓您的立場 日趨強硬？ 答：你如果在這兩本書之間發現任何實質上的轉變，那我想你是弄錯了。布萊爾成為工黨 領導人之後不久，我就寫了一本小冊子，攻擊他們把舊黨綱第四條刪掉這件事（譯按： 1995年時，工黨在布萊爾的領導下，把黨綱第四條「生產工具為人民所共有」拿掉）。 [25]的確，新工黨的少數功勞之一，就是讓關於平等的討論再次在政治上受到尊重：比如 說，如果是保守黨執政，我們根本無法想像能夠在2001年大選時出現針對功績主義（ meritocracy）的這種辯論。[26]就《平等》一書的目標而言，姑且接受布朗（Gordon Brown）（譯按：英國財政大臣）對平等主義的許諾，並深究其政策意涵，這在策略上是 合理的。先不論其他的，與思考平等主義自由派所提出的哲學概念相比，這樣做可以讓我 們用更為具體的方式，來使平等與市場之間的矛盾顯得戲劇化。《反對第三條路》的性質 則更想要挑起辯論，因此筆調更為雄健——雖然前一本書處理新工黨的方式，已經尖銳得 激怒了至少一位政府的學界同路人。[27]如果我在《反對第三條路》中看來更感到不耐， 很可能是因長期接觸一個實在糟糕的政府所使然。 理論與政治實踐 問：您的馬克思主義許諾中的一個重要層面——同時也讓您與其他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者 截然不同——是您在一個重要的英國社會主義組織當中所扮演的突出政治角色。能否請您 談談這個角色，此外，這個角色與您更為具體的學術與智識工作之間有何關聯？ 答：我竟然是少數的例外，這才是真正奇怪的地方。我一直很喜歡馬爾科姆（Norman Malcolm）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設法激怒維根斯坦，結果做到了，因為他表 示，暗殺希特勒，是與英國的「民族特色」相悖的。維根斯坦後來寫信給馬爾科姆： 我當時在想：讀哲學到底有什麼用，如果哲學只能讓你貌似有理地談論某些深奧的邏輯問 題，如果研讀哲學無法讓你改善對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不能讓你比任何一個記者 更為謹慎懇切——這些人都是出於自己的目的才危言聳聽的。[28] 不論這是否適用於一般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來說，維根斯坦所言倒真的精準 無比。如果——比如說——當統治者宣稱，使用軍事力量純粹是為了保衛民主與人權，而 我們卻天真的接受，那麼就算我們精通阿圖塞以降的意識型態理論，或是熟稔平等主義的 正義觀，如此等等，又有什麼用呢？就許多層面來說，境遇主義者（Situationist）所深 深懼怕的「景觀社會」，已經成真了。正因為如此，對批判的知識份子來說，由於他們可 利用其分析工具去貫穿一切表象與陳腔濫調，讓人不再為之所蔽，進而認識權力的真實運 作機制，故他們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 就我自己而言，自1971年以來，我便是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的成員。在SWP的領導層中，我有個特別的責任，就是發展我們的國際工作。我最 近所關心的，是激勵革命左翼，讓他們注意自西雅圖抗爭以來所發展的反資本主義全球化 運動。[29]我參加了布拉格與熱那亞的抗議行動，也希望參加下一屆於巴西榆港舉辦的世 界社會論壇。我身為SWP的成員，可謂獲益良多，因我所參與的知識社群雖然嚴肅看待馬 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但總是試圖將之與政治實踐結合。「馬克思主義」——SWP每年七 月在倫敦舉辦的討論週——已成為英國左派的一件大事，而且影響力也逐漸擴散至國際。 就我在過去二十年以上的工作關係中所學到的東西來說，我要特別感謝已故的克里夫 （Tony Cliff）。他沈浸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之中，也對其做出了具原創性的貢獻， 尤其是我們對斯大林主義的認識。[30]但他也能夠極其精準地嗅出智識上的誇大不實與胡 說八道。他所教導我的其中一項事情，就是要盡可能地明確與具體。我很確定，克里夫— —以及SWP整體——對我造成的影響，讓我能夠免於1970年代晚期以來許多學院左派那可 悲不已的轉向。 我還願意另外提一點。在貴刊第一期中，柯恩（G. A. Cohen）說他已不再因不去罷 工現場而感到罪惡了，因為他瞭解到，透過那個他曾經主持的電視節目，他便能夠觸及更 多的群眾。[31]但是，這沒有考慮到我們在參與社會主義實踐時所獲得的道德與政治教訓 。1984年三月礦工開始罷工時，我適逢休假。於是我便參與了頭六個月的罷工行動，並為 《社會主義工人》（譯按：SWP發行的週報）進行報導（約克大學不必過於感到被欺騙， 因為我和另一位《社會主義工人》的記者賽門斯〔Mike Simons〕合寫了一本關於這場罷 工的著作[32]）。由於我目睹工人社群受到龐大的壓力，有時甚至毫不誇張地被警方圍攻 ，而他們皆以勇氣與尊嚴與之對抗，這都讓我學到很多。所以，我願意誤引甘迺迪的話， 對社會主義知識份子說：不要問你能為政治實踐做些什麼，而是要問政治實踐能為你做些 什麼。 問：關於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為何應該確立實踐方向、進行政治參與，您的答覆確實令人信 服。但是您沒有回答的是，您為何要選擇採取這種特定形式的參與方式。為何要投身特定 類型的革命組織——從而有其不可避免的侷限以及良機——而不是投身於，比如說，單一 議題的運動、工會工作、新聞工作的介入（如果不是在電視上露面的話）等等？ 答：我想，簡單的答案是：我是個列寧主義者。意思是說，我相信，一場成功的社會主義 革命的條件之一便是有一個黨，而它可以在不同的群眾鬥爭之間進行普遍化的工作（ generalize），並激勵群眾去理解自身的特定關懷與政治權力問題之間的聯繫。這樣的黨 是否必然是「替代主義」的（substitutionist），已有無數的爭論：換言之，這樣的黨 是否不可避免地變成自我膨脹的機器，從而企圖為自己奪得並掌握權力？我所奉獻的政治 生命，就是堅信這種結果並非事先註定的，而且，只要革命社會主義政黨以正確的方式操 作，便有助於壯大個別的運動與鬥爭，並使其前後一貫與集中。[33]這似乎有點迂腐，但 是，關於列寧主義的古典爭論所接櫫的議題，仍持續產生共鳴——舉例來說，當前許多人 便爭論著，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動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之網」，也就是 克萊恩所謂的人群（swarm）。[34]由於哥騰堡、熱那亞、以及後來911事件當中的暴力衝 突越演越烈，運動中的某些團體已發現自己陷入混亂的狀態，而在我看來，這已凸顯了這 種運動模式的侷限性。訣竅在於找到一種組織的方式，而能將個別的鬥爭與運動的分散能 量，與綱領清楚的、策略性的普遍化工作結合起來，因為後者對於找尋通往新社會之路來 說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某種黨的組織，我們很難看出要怎麼做到這一點，因為黨能做 的其中一項事情，恰恰就是將不同的議題進行普遍化。 如何看待市場 問：您相當清楚地認知到，當前進步社會變革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除了資本主義以外， 沒有任何其他令人信服的選擇，因此社會運動也無法集結起來。但是您也拒絕接受許多作 家所探討過的各種市場社會主義的版本。您為什麼這麼反對市場呢？ 答：基於三個主要的原因，社會主義者應該拒絕市場。首先，如柯亨所清楚說明的，是道 德上的反對。即使是市場社會主義，也無法消除「由個人能力的稟賦差異所造成的收入不 正義」，而且會靠「某種貪婪與恐懼的混合」來推動經濟行動者。[35]我們很難了解，一 個包含了馬克思所謂普遍化的商品生產（generalized commodity production）——為市 場而生產大部分的產品與服務——的市場經濟，要如何才能夠與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那 種對團結（solidarity）的認同穩定共存。 其次，不論是哪種版本的市場社會主義，都暗示了普遍的商品生產能透過某種方式與 資本主義的剝削脫鉤。但是，我們能夠將大部分的使用價值給商品化，同時卻不讓勞動力 本身也變成商品嗎？市場社會主義的捍衛者給了肯定的答案。如比戴（Jacques Bidet） 便主張，市場是他所謂的現代性的「後設結構」（metastructure）的一部份，能夠與資 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並存。[36]馬克思對普魯東的批判，恰恰就是要挑戰這種說 法，即商品生產的普遍化根本無法在資本主義中出現。而且我覺得他說出了重點：工人合 作社之間的市場競爭，會產生削減成本的壓力，這又會造成生產單位內部的衝突，並易於 使經濟權力集中到經理階層的手裡。若試圖透過某套制度的約束來避免這樣的過程（該過 程相當於勞動力的再商品化），如限制競爭，則必然嚴重危及一個自主運作的市場的存在 。 此外還有第三個反對市場的理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不僅僅是針對資本主 義下的剝削問題。而且，他的商品拜物教理論涉及的不只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讓自己神秘 化的方式。它也涉及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所帶來的自主性的喪失。經濟生活分裂為彼此競 爭的生產者，使得生產者陷入競爭的邏輯，從而大幅限制了其他的選擇。重要的是要能了 解，此處的問題不只是人們所遭受的異化而已。競爭性積累（competitive accumulation ）的過程造成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不穩定，讓資本主義傾向發生經濟危機。市場社會主義 者尤其無法處理這第三點。他們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與海耶克 對計畫的批評。他們沒有注意到，海耶克（無疑是資本主義捍衛者中思慮最縝密的一位） 一方面令人費解地認為市場是一種「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而他因為拒絕 接受完全競爭的一般假設，因此不保證這樣的秩序能夠穩定運作；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可 以在他的宣傳性著作中看到另一種更為通俗的觀點，而在這樣的觀點中，他仰賴著那些被 凱因斯推翻的庸俗自由派主張，即市場會趨於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海耶克便在這兩種說 法間模糊其詞。[37] 問：您在《平等》一書的結論之處剴切陳詞，號召「烏托邦想像的復興——也就是說，要 有能力去預先思考一種有效率的、民主的、非市場的經濟協作模式，至少是個輪廓。」 [38]針對這種非市場的另類出路，您能否多談談其制度基礎與指導原則？ 答：那是要呼籲其他人——尤其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來支援像我這樣不懂數學的哲學 家！一個社會主義經濟至少必須滿足下列的要求——民主、社會正義、經濟效率與環境永 續性。這可不容易做到。我很懷疑市場社會主義能否滿足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項。究竟有 沒有一個非市場的另類出路，是一個開放的問題。自1989年以來，中間偏左論述的令人沮 喪的特色，就是獨斷地拒斥這種可能性，而我就是在攻擊這點。我認為，整體的智識環境 正在變化，已比較能夠對資本主義以外的出路進行開放的討論。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 發展，絕對已將新自由主義（可能包括資本主義本身）以外的出路問題重新排上了議事日 程。舊日的辯論又鮮活了起來：比如說，有種想法是要發展南北之間的「公平交易」關係 ，並將「在地化」視為全球化的出路，這聽起來就非常像普魯東式的論調。[39] 至於制度的基礎，戴文（Pat Devine）所提出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協商式協作 」（negotiated co-ordination）模型頗具啟發性。[40]在最近的一場論戰中，哈吉森（ Geoff Hodgson）指責戴文的模型是「開不完的會」。不過我想回應的是，開不完的會總 比溫室效應要好。這是可以爭議的（嚴格來說是事後諸葛的），但是我實在不瞭解，如果 不以整個世界為標準來訴諸於計畫——意思是透過政治方式來決定資源的優先順序與配置 ——我們要如何才能開始處理氣候變遷的問題。至於哪些制度形式最能滿足上述標準，則 有待未來的研究、辯論與實驗。 問：近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給我們的一項啟發是，任何平等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都必 須比得上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生產力的能力，這樣才有可能在一個仍被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 中存活下來。您認為這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加諸在馬克思主義政治上的束縛呢？如果是 的話，就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行出路而言，您認為這種束縛的程度有多嚴重？ 答：這個問題很重要，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並不是新問題。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 界中，任何社會主義的社會都會面臨龐大的壓力，必須維持可以與資本主義敵手比擬的產 出成長率。訣竅在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而不致在內部複製出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當然 ，這是我們熟知的老問題了，也就是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問題 。斯大林時期的蘇聯試圖透過強迫工業化來趕上西方，結果造成非常野蠻的原始積累過程 ，但其形式是國家資本主義，而非自由市場。托洛斯基在這樣的結果發生之前便認為，跳 脫這個陷阱的唯一方法，就是將革命擴散出去，尤其是擴散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我想 不出任何理由認為他是錯的。如果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較為深厚，就不會經歷布爾什 維克在1920年代面臨的那樣嚴重的兩難局面，但是仍然必須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資本主義 環境，而這樣的環境是由經濟與地緣政治的激烈競爭所組織起來的。 法西斯與納粹大屠殺：馬克思主義的視角 問：您近來在約克大學的就職演講中，探討了新的課題：歐洲法西斯主義與納粹大屠殺。 這個主題與您先前的興趣有何關聯？ 答：這個主題看起來可能很新，但實則不然。部分是我的背景使然，我一直對種族主義特 別感興趣，而且也曾在南非以及更普遍的脈絡下撰寫過這個主題。[41]近來的歷史研究傾 向強調生物種族主義（biological racism）在納粹內的中心地位。我從1990年代早期開 始認真閱讀納粹大屠殺。其中一個動力相對來說是較為哲學性的。班雅明在其〈歷史哲學 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將中斷了布爾喬亞時間性的彌賽 亞式事件給主題化（thematize），並要求我們從這種角度來看待社會主義革命，而非將 其視為生產力發展的必然後果。但是日常生活當中也會有魔鬼般的事件爆發，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納粹大屠殺。911事件提醒了我們，即使在貌似平靜安穩、心滿意足的晚期資本主 義社會當中，也必須正視極端與例外之事的重要性。 我先前提過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對我來說，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有效性， 總是取決於其是否能夠在特殊的事例上展現解釋力。很多人說，納粹大屠殺這個插曲，至 為清楚地揭露了現代性的毀滅性潛力，但這種說法已經是老生常談了。我對某些非馬克思 主義的研究感到印象深刻——包曼（Zygmunt Bauman）的《現代性與大屠殺》（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功能論的歷史學者如布洛札特（Martin Broszat）、 蒙森（Hans Mommsen）等人的作品——但我覺得重要的是去探問，馬克思主義能夠如何探 討這些最為極端的經驗。 問：那麼針對納粹大屠殺，有沒有一個明確的馬克思式觀點呢？ 答：我認為是有的。如我先前所述，除非我們理解生物種族主義在納粹內的中心地位，否 則就無法瞭解納粹大屠殺。就算會耗損戰事所需的不足勞動力與其他資源（如運輸工具這 類東西），納粹黨衛隊（SS）依然屠殺猶太人。屠殺猶太人這件事在經濟上是非理性的， 因此，如果從粗俗的馬克思主義角度來進行直接的物質解釋，那絕對是荒謬的。但是，如 阿圖塞所強調，馬克思著手進行分析時，不是去否認非經濟因素在歷史上的角色，而是要 說明，非經濟因素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必須追溯回生產的矛盾之上。 就納粹大屠殺這件事而言，許多最傑出的當代史家都強調種族主義意識型態的角色， 彷彿他們已提供了必要的解釋——也許就是必須探究德國與整體歐洲社會中種族主義的歷 史根源。這令我很不滿意：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生物種族主義絕對不是德國的專利——這些 意識型態因素為何僅在德國導致納粹大屠殺呢？答案在於納粹的獨特性：納粹是一場群眾 運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可以做出重要貢獻的地方。托洛斯基對法西斯主義所做的開疆闢 土的分析，特別強調了納粹主義的動力，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偽革命式的人民共同體（ Volksgemeinschaft）的願景——在這種全種族一體的國族共同體中，勞動與資本可以重 修舊好，外來的猶太人也會被驅逐出去——而動員了城鎮與鄉村的中間階級，這些人都因 為戰敗、通貨膨脹、經濟蕭條而生活困頓、流離失所。 1933年一月後，納粹與資本達成了協議：唯有以此為基礎，他們才掌握並維持了權力 。到了1930年代晚期，國家與私人資本之間原有的相對平衡，已偏向國家資本那邊，但德 國仍然是個中央集權、官僚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共同體則仍是幻想。這不表示鞏 固了納粹運動的那些極為關鍵的偽革命動力就這樣消失了。黨衛隊——詭怪的、受意識型 態驅動的保安機關——視自己為種族純化德國的烏托邦的捍衛者。在戰爭情勢下，納粹手 上有越來越多猶太人，但由於戰事失利，納粹無法將猶太人驅逐到馬達加斯加或北極圈（ 這本身即是慢速的撲殺形式），於是納粹的領導人便逐漸偏向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因此，對猶太人的撲殺，取代了賦予納粹可怕的活力、但納粹無法實現的社 會革命動力——一方面因為希特勒政權與資本取得了合作關係，也因為人民共同體是一種 糟糕的烏托邦，一種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矛盾的嘗試，但嚴格來講這是不可能實現的。[42] 911事件與帝國主義 問：您剛剛提到了911。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族群分裂、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衝突等等的 脈絡之下，你如何看待國際間對911事件的反應？ 答：在我關於納粹大屠殺的講座結束前，我討論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現代大屠殺，以凸顯有 時我們所謂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重要性。換言之，社會所可以避免的 大量死亡，不必然是納粹所採取的那種組織化的謀殺，也有可能肇因於客觀經濟機制的運 作。戴維斯（Mike Davis）寫了一本傑出的著作，討論印度、中國、巴西於十九世紀末期 發生的可怕飢荒，而這些飢荒便是下列兩者之間的互動所使然，一方面是極端的惡劣天候 ，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第三世界被吸納進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中 。[43] 這點與911是相關的。慘劇發生後不久，希成斯（Christopher Hitchens）與喬姆斯 基（Noam Chomsky）便在自由左翼的美國週刊《國家》（The Nation）進行了一場廣為人 知的辯論，一方支持美國的軍事報復，另一方反對。希成斯攻擊喬姆斯基的其中一點，就 是喬姆斯基所指出的，當1998年八月柯林頓政府以巡弋飛彈攻擊蘇丹的化學工廠，摧毀了 該國所急需的藥物的主要製造地時，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很可能比紐約和華盛頓攻擊事件中 的死亡人數還要多。希成斯認為，這兩件行為（借用美國開戰的支持者最喜歡的說法）在 道德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柯林頓及其顧問並不是故意要讓數以千計的蘇丹人民因無 法獲得藥物而死於疾病。[44]換句話說，蓄意殺人比過失致死更糟。但是我很懷疑事情是 否如此簡單。 二十世紀有許多大量死亡都是國家政策的結果，這些國家政策並不直接以這樣的結果 為目的，但是卻是在其可預期的後果之內的——想想如斯大林的俄國與毛澤東的中國所發 生的飢荒。就個人的案例而言，我們可以正確地區分謀殺（murder）與過失殺人（ manslaughter），但是事情若涉及龐大經濟與政治力量的行使者，我們就應該採取更為嚴 格的道德標準，因為他們擁有較大的能力去為惡。這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在現代的政治方 略（statecraft）中，對於在其權威之下所犯下的罪行，主要執行者所能獲得的資訊是被 極力限制的——想想人們所爭論的，希特勒到底對納粹大屠殺所知多少，或者更近的例子 ，當犯罪的決策被採取時，美國領導人究竟是否身涉其中。或許政治與經濟領袖比一般個 人肩負了更大的責任，去確定自己的政策是否對他人有害。 做這些考量，絕非意謂911事件不是個可怕罪行。除了它殺了數以千計的無辜平民這個顯 而易見的罪惡以外，古典馬克思主義也對作為政治策略的恐怖主義發展了強力的批判。 [45]然而，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左翼知識份子應該抵抗外界的壓力——攻擊事件發生後 ，這種壓力立即排山倒海而來，尤其是在美國——不要只是簡單地去譴責。進行解釋，將 事件擺置在脈絡之下，這並不是一種相對主義的道德逃避；恰恰相反，如果要做出適切的 回應，以根除造成這種恐怖的矛盾，這便是不可或缺的面向。911事件背後的脈絡，是美 國帝國主義的結構與運作。強森（Chalmers Johnson），美國首屈一指的東亞研究專家， 在911事件前一段時間，便寫了一本卓越的著作，而且實際上預測了911事件的發生。他認 為，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經濟、軍事與文化權力的強勢作為，為大規模的「回擊 」創造了條件——使美國的政策造成意料之外的後果，並可能回過頭來傷害美國自己。其 中一項便是恐怖主義，如強森在以下這有如預言般的段落所言： 恐怖主義，就其定義而言，就是要攻擊無辜者，以讓人注意那立於不敗者（the invulnerable）所犯的罪惡。二十一世紀的無辜者，將因帝國主義過去幾十年來的任意妄 為，而面臨出乎意料的反撲浩劫。雖然大多數美國人不必為那些以美國人之名所做且正在 做的事情負責，但他們全都可能付出沈重的代價——個人與集體地——因為他們的國家不 斷地努力要宰制全球。[46] 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文明的衝突」，如杭亭頓那對歷史無知的論文所示。1990年代， 美國曾三度動用軍事力量支持穆斯林——1991年的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1995年的波士 尼亞人，1999年時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只要這麼做能符合美國利益。穆斯林在西方 無疑遭到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歧視，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動力是反伊斯蘭的 偏見。泰勒（Charles Taylor）、金利卡（Will Kymlicka）等人所履行的後現代主義與 多元文化自由主義，兩方所共有的負面效應之一，便是去誇大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在這個 程度上，巴瑞的反駁是值得歡迎的。[47]過去這個世代，左翼與世俗民族主義已然失敗， 這表示，對現狀的反抗，現在通常透過某種形式的伊斯蘭教來表達，尤其是（雖然不只是 ）在中東，但我們不能由此推斷當今的衝突根本上是宗教的衝突。我們所面臨的，是全球 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不平等分配的結果——比如說，這種分配，如何能讓以美國為首的列強 去建立、廢除一個個國家，將伊拉克轟炸與封鎖至一貧如洗，並讓以色列與其鄰國不斷保 持戰爭狀態。只有道德上的傻子才會以為這種狀況可以無盡延續下去，而不產生任何反撲 。 若要了解這種局面，最重要的概念不是全球化，而是帝國主義。某些左翼知識份子一 直很流行說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已經過時了。華倫（Bill Warren）在《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先驅》（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1980）一書中即大力表達 了這種觀點。這種觀點的正確之處多半在於對依賴理論的批判——也就是說，批判這種現 在看來明顯錯誤的觀念，即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會妨礙邊緣地區的一切經濟發展。然而，古 典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不只是和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有關而已。 它毋寧是要追溯資本的積聚與集中所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大型而緊密連結、競逐主宰全球 的經濟與軍事集團的出現。[48]當我們看到後冷戰世界中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對抗之間錯綜 糾結的關係，就可知道這種分析似乎並未失去其關聯性。當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這樣的美國重要戰略家，將歐亞大陸描述為「大棋盤」（grand chessboard ），而美國必須在21世紀竭力加以主宰；當聰明的右翼知識份子如佛格森（Niall Ferguson）與沃夫（Martin Wolf）呼籲回到19世紀的殖民主義，我們便可知道，唉，帝 國主義仍然生龍活虎呢。[49] 雖然這是黑暗的時代，但還是讓我用比較正面的語調來做結。1999年十一月，反對企 業全球化的運動已在西雅圖浮出地表，在我看來，這代表了一個以世界為尺度的新左翼的 出現。資本的全球化，已經開始以一種令人滿意的辯證方式製造出自己的對立面。這場反 資本主義運動正受到911事件及其餘波的考驗。這場運動正逐漸認識到，資本主義不只是 一個經濟體系，它更會全副武裝地來捍衛自己、對抗內外的敵人。從英國的反戰運動出發 ，我希望新左翼更加壯大、更為了解自己所面對的任務。馬克思筆下的老鼴鼠還在那兒掘 著呢（譯按：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將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台 詞改寫為：「掘得好，老鼴鼠！」）。 註釋 [1] N. Mouzelis, Modern Greece (London: Macmillan, 1980). [2] A.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1976). [3] See, for example, D. Bensaid, Resistances (Paris: Fayard, 2001). [4] F.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London: Methuen, 1981). [5] R.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New Left Review, (I) 229 (1998),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and 5 (1999). [6] I. Lakato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I, and I. Lakatos and P. Feyerabend, For and Against Method (ed. M. Motterlin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2-3, 109. [7] A. Callinicos,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Profits: A Critique of Robert Brenner’s Theory of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1999). [8] See, for example, P. Armstrong et al.,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London: Fontana, 1984). [9] See A. Shaikh, ‘Explain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 (1999). [10] For example, C. Harman, Explaining the Crisis (London: Bookmarks, 1984), A. Shaikh and E.A. Tonak,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G. Dumenil and D. Levy, La Dynamique du capit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96). [11] J. Roemer,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A. Callinicos, ‘History,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Imprints, 2 (1997). [13] A. Callinicos, Making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1987). [14] For example, P.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00), and L. Boltanski and E. Chapi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 1999). [15] A. Badiou, L’Etre et l’evenement (Paris: Seuil, 1988). [16] For example, R.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3-107. [17] L. Althus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expanded edn., Paris: Stock/IMEC, 1994), and ‘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erialisme de la recontre ’, in E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2 vols, Paris, Stock/IMEC, 1994-5), I, pp.539-78, and J.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18]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87) and A. Callinicos, 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9). [19] 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New Left Review, 150 (1985). [20] See, for example, A. Sen, ‘Equality of What?’, in id.,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Oxford: Blackwell, 1982), G.A. Cohe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Ethics, 99 (1989), and R.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 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 A. Callinicos, ‘Having Your Cake and Eating It’, forthcom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3] G.A. Cohen, ‘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 in G.B. Peterso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13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2). [24] Perry Anderson, cited in A. 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 Polity, 2001), p.109. [25] A. Callinicos, New Labour or Socialism? (Londo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96). [26] A. Callinicos, ‘Unequal Opportunities’, Socialist Review, June 2001. [27] J. Gray, ‘There’s No Justic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0 April 2001. [28] Quoted in 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9. Ellipsis in original. [29] A. Callinicos,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ft (Londo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2001). [30] T.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rev. edn., London: Bookmarks, 1988). [31] G.A. Cohen, ‘Self-Ownership, History and Socialism’, Imprints, 1 (1996), p. 24. [32] A. Callinicos and M. Simons, The Great Strike (London: Bookmarks, 1985). [33] T. Cliff et al., Party and Class (London: Bookmarks, 1997). [34] N. Klein, ‘The Vision Thing’, The Nation, 10 July 2000. [35]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pp.259, 262. [36] See J. Bidet, Theorie gener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9). [37] C. Harman, ‘The Crisis in Bourgeois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71 (1996), pp. 42-5. [38] A. Callinicos, 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p.133. [39] See, for example, C. Hines, Localization: A Global Manifesto (London: Earthscan, 2000). [40] P.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Cambridge: Polity, 1988). [41] See A. Callinicos and J. Rogers, Southern Africa after Soweto (London: Pluto, 1977), A. Callinicos, South Afric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London: Bookmarks, 1988), and id., Race and Class (London: Bookmarks, 1993). [42] This interpretation is developed at much greater length in A. Callinicos, ‘Plumbing the Depths: Marxism and the Holocaust’,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14 (2001). [43] M.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London: Verso, 2001). [44] C. Hitchens, ‘A Rejoinder to Noam Chomsky’, 4 October 2001, www.thenation.com. [45] L.D. Trotsky, Against Individual Terrorism (New York: Pathfinder, 1974). [46] C.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p. 33. [47] B. Barry, Cultur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2001). [48] A.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Bookmarks, 1994), and A. Callinicos, ‘Periodizing Capitalism and Analysing Imperialism’, in R. Albritton et al.,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49] Z.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M. Wolf, ‘The Need for a New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9 October 2001, and N. Ferguson, ‘Welcome to the New Imperialism’, Guardian, 31 October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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