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历史与许诺：访问Alex Callinicos 译者：万毓泽 译者说明：本文译自Imprints，第6卷，第2期（2002年）。 生涯与关怀 问：您在左翼社会理论家之中，或许以两项特色着称：首先，您明确地致力於马克思主义 ；第二，您的关怀范围极为广泛，从趋势性的历史分析，一直到高密度的理论。当初是什 麽引领您至这些方向？现在又是什麽让您继续停留在这些方向之中？ 答：或许谈谈我的个人历史会有所帮助。我生於辛巴威（1950年），并在那里成长，而当 时辛巴威是南罗德西亚殖民地。我的家庭背景相对来说是颇为世界性的。我的父亲是希腊 人，出生於穆泽里斯（Nicos Mouzelis）所谓「离散布尔乔亚」（diaspora bourgeoisie ）的家庭[1]，这种家庭因十九世纪的国际贸易而有所发展。我的母亲则是天主教自由派 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的孙女。我父亲年轻时虽然活跃於希腊民族解放阵线 （EAM），也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德国占领运动，但是我的父母在政治上并不激进。 可是他们都强烈反对史密斯（Ian Smith）及其政权。我青少年时期的罗德西亚经验，尤 其是1965年十一月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後的时期，无疑让我开始思考正义与压迫的问题，因 为当时那里或许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接近奴隶社会的所在。 1969年时我负笈牛津。我在那里汲取了令人心醉的养分，混合了革命政治、马克思主 义理论、欧陆哲学与前卫文化。当时我为之倾心，且至今不变。用稍微严肃一点的话来说 ，让我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我先前所述，是世界上随处可见的不义与压迫。有些 人感到很奇怪，我到现在竟然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则总是要问这些人几个问题：这个 世界，与1970年时相比，在根本上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所在吗？挨饿的儿童减少了吗？社会 与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改善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没有。 忠於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 问：接下来是个大问题，您会如何描述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色：在受到日积月累的批 评之後，其仍然屹立不摇的中心命题与重点为何？ 答：马克思主义当然包含了众多不同的传统，以殊异且有时相悖的方式来开展由马克思所 启始的方案。我从众多敌对的流派当中学到了很多。我的第一本着作谈的是阿图塞[2]， 一位我至今仍然相当同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也因阅读卢卡奇、阿多诺与班雅明而获 益良多。然而，我在理论上的主要效忠对象，是多伊彻（Issac Deutscher）所谓的古典 马克思主义传统——从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脉相传到列宁、托洛斯基、卢森堡，以及其他20 世纪初期的伟大革命人物。如果这看起来颇为兼容并蓄（而且我最近开始与平等自由主义 交手，看起来就更是如此了），那麽它所反映的是我的看法：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学派成功解决了承继马克思而来的理论问题。 在我的同辈当中，我感到与本萨依（Daniel Bensaid）特别相近，他恰恰是因为与革 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有深刻的根源，才能够毫无疑虑地援引各种哲学源流，从犹太弥赛亚 传统内的班雅明与德希达，到佩吉（Peguy）、梅斯特（Maistre）与其他法国反启蒙的斗 士[3]。和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一样，我也极为仰慕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我後 来认为，他之所以不太在意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哲学歧异，是可以理解的，更明确地说， 他试图整合卢卡奇与阿图塞对意识型态的研究取径，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处理方式。 [4] 我的立场之所以不仅仅是简单的折衷主义，是因为我相信，古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 科学研究纲领，在三个主要层次上是前後一贯的：（1）历史的一般理论；（2）政治经济 学批判；（3）政治–历史分析。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层次上似乎都极为强韧 （robust）。我举个（2）的例子。我们看到的是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往前可追溯到《 资本论》，但也包括各种相互竞争的尝试，来处理全球资本主义於1970年代早期所进入的 长期危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analytical Marxist）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受到对马 克思价值理论的新李嘉图式批判的恶质影响，而轻易地将这整套分析给抛开。但是，举例 来说，如果我们检视由布兰纳（Robert Brenner）对战後资本主义的着名诠释所引起的争 论，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生气盎然。[5] 这个传统的长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去几年来，针对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 ，出现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一方面我想到的是经济学体制中的异议份子，如史迪 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另一方面则想到反全球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贝娄（ Walden Bello）、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克莱恩 （Naomi Klein）等人。这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因为历史终结论——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的 凯旋胜利——自1989年被宣告以来，至今历时尚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了巨大的 考验：过去二十年来，它多半在研讨会的房间里避难，现在它能否重新浮现，进而交战、 丰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 让我说得清楚一点。宣称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科学上强韧，并不代表它的内部是同 质的，也不代表它没有异例（anomalies）或严重的局限。从另一场布兰纳争论的发展（ 这次争论的是1970年代以来的获利危机）来看，便可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意见严重 分歧。此外，如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所强调，所有的科学研究纲领终究都要被否证 ，意思就是说会出现异例。一个纲领若与敌手相比，能够成功预测事件的发展，而展现其 解释力，那麽这个纲领在科学上便是进步的。当拉卡托斯的导师波普（Karl Popper）（ 拉卡托斯相当全面地反叛了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无法符合这个标准时，他也不确定波普是 否正确。[6]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美国1990年代繁荣期的发展与瓦解，就可以知道，批 判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比那些「新经济」的赞颂者还要前进得多，包括那些曾经激进过的 社会学家，如纪登斯（Anthony Giddens）与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问：您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多元性，及其延续不断的生命力，但是我想接着您 的话，谈谈您提到的布兰纳的作品与分析马克思主义。首先，布兰纳对世界经济的动力所 做的敏锐分析，的确以市场数据为基础，而鲜少求助於古典的价值范畴。比如说，他明白 地拒斥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说它「违背常识」（《新左评论》，229期，页11，注1）。因 此他也似乎受到了新李嘉图主义的影响。第二，我很怀疑能否将分析马克思主义描述为「 抛开」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整套分析」。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进行较为同情的阅读，就 会发现罗默（John Roemer）的作品是在现代一般均衡理论所提供的脉络之内，去重新阐 述古典的洞见，包括如剥削问题，因此也包括阶级。这种成果重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洞 见，因此也将之保存了下来。您认为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第三，您提到，历史的一般理 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成分之一。您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该领域的贡献——当然是以 柯恩（G. A. Cohen）的作品为中心——有何看法？ 答：首先请注意，我用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是布兰纳的文章所引起 的争论。我非常清楚布兰纳与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之间的距离。这些都代表 了他的分析的重大局限性，也就是我试图——唉，但并不成功——起初在私下通讯（後来 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所试图提醒他的。[7]在我看来，布兰纳的危机理论，是古典马克思 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之间的一种不稳定的妥协。因此，他论及战後资本主义的文章中，其 中一个主题便是要批判他所谓的供给面（supply-side）的理论，这种理论试图将1970年 代中期所进入的经济衰退，解释为工会强大所造成的结果，因为这使得工资上升，从而挤 压（squeeze）了利润。[8]这种利润挤压的分析，没有能力引导我们去认识当前正在发展 的世界经济衰退，毕竟当前的衰退，是在长达二十年的工人阶级挫败之後出现的，且如布 兰纳所示，剥削率已经大幅增加了，尤其是在美国。但是，布兰纳接受了新李嘉图主义对 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批判——如着名的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因此，他对资本主 义经济的认识是追随在李嘉图之後的，也就是把工资与利润视为反比关系，所以只能把危 机解释成工资上升的结果。[9]对於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有许多极具创造性的运用， 都处理了新李嘉图主义的批评，并探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动力——如哈曼（Chris Harman ）、谢克（Anwar Shaikh）、杜梅尼（Gerard Dumenil）等人的作品。[10]不幸的是，受 新李嘉图主义影响的人，包括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囿於智识上的偏见，而不愿承认这个 事实。 其次，我很佩服罗默近来对平等主义的规范性哲学所做的贡献。[11]但是，我觉得他 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执着是很非常怪异的。所有创意十足的资本主义思想家——不只是马克 思，还有凯因斯、熊彼得与海耶克——都极度怀疑均衡理论，且理由充分。我不认为罗默 成功地重新阐述了剥削与阶级的观念。[12]但就算他成功了，这也只会影响「马克思与恩 格斯的洞见」当中的一项而已。马克思不只是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作为 一个经济体系，更是内在不稳定的。除了布兰纳（如我所言，他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中最 接近古典传统的一位）以外，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曾针对资本主义的动 态不稳定性写过有趣的只字片语。 第三，柯恩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无疑是至 今为止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即使不同意这本书，也必须严肃看待， 将之视为参照点。我曾在别处讨论过柯恩对历史唯物论的重新诠释，但让我谈谈其中一个 在我看来产生了负面影响的层面。[13]柯恩的一般方法——与他在牛津所受的哲学训练相 当一致——是原子论的（atomistic）。也就是说，他把历史唯物论拆解为一组互不相关 的概念与命题，然後再批判地检视其内在的一致性。这无庸置疑能带来启发，但它却倾向 忽略了马克思理论中不同层面之间的内在连结。我这里不是要诉诸某种模糊的「辩证」整 体论，而是思及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法（heuristic）。这样的纲领是一 系列处於发展状态的假说，由一套问题与程序统一起来，而这些问题与程序（或许只是隐 而不显地）界定了纲领所试图处理的疑难，以及处理疑难时所采用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 思考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将之视为一个随历史不断发展的传统（或者一组传统）。 由於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缺乏启发法的概念（或任何类似的概念），这或许有助於解释为何 他们整体而言倾向将马克思主义分解为许多互不相关的问题，然後竭尽己力地去讨论这些 问题，但是却不太了解这些议题与研究纲领其余部分的联系。他们无法延伸古典马克思主 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便是这种方法深具局限性的例证之一。 评价後现代主义 问：您一直不断对理论趋势进行评论，而其中一部份，就是您写的言词锋利的着作《反对 後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而当时後现代主义似乎正横扫一切、莫之能御。您如何看待後现代主义的遗产与前景？ 答：我想，後现代主义的泡沫已几乎破灭了。如果我们看看法国的情况，便不只是会发现 ，德希达已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更为可喜的看法，还有近来的批判社会学所投注 的智识能量——布赫迪厄、博东斯基（Luc Boltanski）及他们的合作者。[14]不论我们 如何看待巴迪乌（Alain Badiou）那风格独具、影响日增的事件（event）的形上学，那 都与後现代主义扯不上关系。[15]後现代主义不会就这样消失——已有太多人倾其毕生之 力来终结後现代主义，但是後现代主义将会存活下来，成为某种规范科学，也就是创造力 阙如地去应用既定的学说。在英语世界中，那些为後现代主义博得名望的有趣人物也正在 前进。比如说，罗蒂（Richard Rorty）最近便批评「文化左派」，说他们无法处理全球 化的经济与社会後果。[16]同时，萨依德（Edward Said）已以普遍主义为基础，对帝国 主义进行强而有力的批评。 後现代主义虽然日趋萧条，但不表示它一无可取。有些人物的作品虽然被当成後现代 主义来包装与行销，但是我们应该认真看待这些人。尤其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 对我来说毋宁是重要的哲学家。除了他对个别哲学家与作家的杰出研究之外，我一向对他 的「混乱宇宙」的存在论（chaosmic ontology）颇有好感，即使其中参杂了过多的尼采 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我觉得，可以用某种方法把它与伊比鸠鲁的唯物论结合在 一起，且阿图塞等人便认为伊比鸠鲁的唯物论是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之一（虽然德勒兹本人 比较热中於斯多葛派）。[17]此外，哈柏马斯正确地主张，关於现代性的论争——其中一 方是现代性的自由派扞卫者，另一方是现代性的革命与反∕後现代批评者——自从黑格尔 的体系於1840年代崩解以来便不断进行着：这场论争正是现代社会理论的特色与动力。 [18]後现代主义所犯的错误便是宣称，对现代性的批判乃为二十世纪晚期智识文化所独有 ，且这场论争已由现代性的尼采式敌手胜出。 与政治哲学交锋 问：您最近的着作反映了您正持续与自由左派的政治哲学交手，并毅然介入政策的辩论， 尤其与布莱尔、柯林顿及其他领导人所主张的「第三条路」有关。是否能请您先解释一下 ，您为什麽认为值得与政治哲学交手？ 答：或许我该先说明，虽然我起初在牛津攻读哲学时深受各种欧陆传统吸引——德国观念 论、结构主义、後来人们惯称的後结构主义——但我相当清楚分析哲学传统的重要性。我 很明白弗雷格（Gottlob Frege）、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与蒯因（Willard V. Quine）是重要的人物。我在伦敦政经学院（LSE）读了一年的科学哲学，就在波普原 来的系上，身旁是（可能可以这样说）分析哲学的远亲。我从来就无暇像《激进哲学》（ Radical Philosophy）一样，把主流英美哲学斥为废话。语言哲学中针对实在论而展开的 争论——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依凡斯（Gareth Evans）、麦道尔（John McDowell）——进一步证明了分析哲学传统的生命力。我1983年 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的其中一项尝试就是要提出这 个事实。 但我却很晚才意识到平等自由主义的重要，包括罗尔斯（John Rawls）、德沃金（ Ronald Dworkin）、森（Amartya Sen）、巴瑞（Brian Barry）等人。一部分是因为我以 前接受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伦理言说的相对主义诠释，也就是将伦理言说视为阶级利益的 表现。当时我受到阿图塞的影响，对他来说，道德只不过是律法言说的其中一个例子，而 他认为律法言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型态的典范，此外我也受到尼采的影响。但这是错的。我 犯了常见的错误，把道德主义——我仍然认为，反对道德主义，在政治上是重要的（至於 道德主义出了什麽问题，布莱尔就是绝佳例证）——与道德判断混为一谈，而後者是不可 能避免的。杰拉斯（Norman Geras）曾论证，马克思虽然斥责「资产阶级法权」，但当他 批判剥削问题时，却隐然仰赖於正义原则。我认为，杰拉斯已经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言说的争论。[19] 现在，平等自由主义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它包含了第一流的哲学着作，而社会主 义者应该重视这个领域，原因有二。首先，由「什麽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的争 论——福利的平等、资源的平等、能力（capability）的平等、取得优势的机会（ access to advantage）的平等——对平等正义所提出的一切具体说明，都必然要求财富 与收入的彻底重分配。[20]在《平等》（Equality，2000）一书中，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试 图阐明，这样的重分配必然会削弱市场资本主义的运作，但平等主义的自由派却相信自己 建议的正义原则能够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现，因此他们都犯了错误。 其次，与平等自由主义交手，有助於我们去质疑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赤字」（ ethical deficit）。这不表示我们可以简单地把（比如说）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当成 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其他姑且不论，德沃金在对资源平等进行基本的描述时 ，倚赖的是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然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所需要 的是平等正义的原则。我们可以把〈哥达纲领批判〉中关於需要（needs）的原则当成这 样的原则。马克思的提议（当然他不可能直接用这种话来说）——天赋优异的人若获取额 外的报偿，是不正义的事情——绝对与罗尔斯的说法相符，亦即，天赋的分配在道德上是 武断的（arbitrary）。但是一旦我们开始认真考虑这些议题，我们不论如何都会进入「 什麽的平等？」的争论领域。 再附带说明一点。我不同意柯恩的说法，他认为，只要我们进入这个领域，就必须放 弃古典马克思主义。[21]我非常佩服柯恩对关於平等的哲学讨论做出的贡献，但是我认为 ，他倾向於提出一个两难的局面，而诡异的是，这恰恰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点所呈 现的两难局面相同：若不是从事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就是进行马克思所启始的那种唯物论 分析，两者只能择其一。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个假的两难局面。当然，每个人都应该专精 於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但是如果要求我们在这两种传统当中选择一个，则绝非有效的论证 。我个人打算鱼与熊掌两者得兼。 问：您竟然认为柯恩提出了一个两难局面，这让我很惊讶。就我对他立场的认识，他认为 历史唯物论的问题是独立於规范性政治哲学的问题之外的（《自我所有权、自由与平等》 ，页1-5）。对於那些代表历史唯物论所做的经验宣称，他的确可能质疑其有效性，但是 我不认为他曾说过，只要相信这些宣称，就必须排除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平等的议程。我 可能是错的，但或许我可以另外举个例子，柯恩似乎的确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方面 挑战了我们的看法。这从他最近一本着作的书名《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什麽还这麽有 钱？》就可大概看出。他认为，正义，就部分而言，是个人选择和社会风气（social ethos）的问题，因此会对那些阔绰的平等主义者的生活风格提出可能使他们尴尬的质疑 。您会怎麽回应这种看法？ 答：我不认为柯恩是在宣称历史唯物论（作为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与平等主义（作为规范 性的政治哲学）在逻辑上是相悖的。但是他在最近两本着作中，的确把自己的转变（由从 事前者转变为专注於後者）当成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此不只是个人历程而已，而是一种 智识上的进展，超越了他眼中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如我先前已表明的，我不否认确 实有某些局限存在，但是我不相信我们因此必须用一个问题意识来替换另一个，如柯恩实 际上所做的那样。[22]当柯恩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身为你所谓的「阔绰的平等主 义者」，会造成伦理上的问题，他当然是正确的：这还会造成政治上的困难。这些问题与 困难必须被处理，但是我不觉得柯恩关於可能答案的现象学会特别有帮助。他论证，若要 企及一个平等的社会，不仅必须公正地分配罗尔斯所谓的基本社会资源，还必须拥有平等 主义的社会风气，这种说法是非常重要的。[23]但是真正的问题在於，我们是否能够在变 革不正义的社会结构时，一并培养这样的风气。柯恩不问这个问题，而是把焦点摆在个人 行为之上——在不正义的社会中，富裕的平等主义者该怎麽做？——我怀疑这意味着他对 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观看法，恕我难以同意。 当前的政治局势 问：我能否把话题转到当前的政治上？左翼内部似乎有两种分析第三条路的方式。就其中 一方看来，他们会姑且相信第三条路所宣称的目标，也就是在全球化、苏联集团瓦解等等 所创造的新历史脉络中，去追求传统的平等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对另一方来说，第三 条路则是「当今新自由主义最佳的意识型态外壳」，是表面上中间偏左的政权在延续柴契 尔–雷根主义时最站不住脚的道德伪装。[24]我有个印象，您在写作最近两本书时（《平 等》〔Equality〕、《反对第三条路》〔Against the Third Way〕），您的立场似乎与 第一种渐行渐远，而更趋近於第二种。这种看法公允吗？如果是的话，是什麽让您的立场 日趋强硬？ 答：你如果在这两本书之间发现任何实质上的转变，那我想你是弄错了。布莱尔成为工党 领导人之後不久，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他们把旧党纲第四条删掉这件事（译按： 1995年时，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把党纲第四条「生产工具为人民所共有」拿掉）。 [25]的确，新工党的少数功劳之一，就是让关於平等的讨论再次在政治上受到尊重：比如 说，如果是保守党执政，我们根本无法想像能够在2001年大选时出现针对功绩主义（ meritocracy）的这种辩论。[26]就《平等》一书的目标而言，姑且接受布朗（Gordon Brown）（译按：英国财政大臣）对平等主义的许诺，并深究其政策意涵，这在策略上是 合理的。先不论其他的，与思考平等主义自由派所提出的哲学概念相比，这样做可以让我 们用更为具体的方式，来使平等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显得戏剧化。《反对第三条路》的性质 则更想要挑起辩论，因此笔调更为雄健——虽然前一本书处理新工党的方式，已经尖锐得 激怒了至少一位政府的学界同路人。[27]如果我在《反对第三条路》中看来更感到不耐， 很可能是因长期接触一个实在糟糕的政府所使然。 理论与政治实践 问：您的马克思主义许诺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同时也让您与其他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截然不同——是您在一个重要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当中所扮演的突出政治角色。能否请您 谈谈这个角色，此外，这个角色与您更为具体的学术与智识工作之间有何关联？ 答：我竟然是少数的例外，这才是真正奇怪的地方。我一直很喜欢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设法激怒维根斯坦，结果做到了，因为他表 示，暗杀希特勒，是与英国的「民族特色」相悖的。维根斯坦後来写信给马尔科姆： 我当时在想：读哲学到底有什麽用，如果哲学只能让你貌似有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 题，如果研读哲学无法让你改善对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不能让你比任何一个记者 更为谨慎恳切——这些人都是出於自己的目的才危言耸听的。[28] 不论这是否适用於一般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维根斯坦所言倒真的精准 无比。如果——比如说——当统治者宣称，使用军事力量纯粹是为了保卫民主与人权，而 我们却天真的接受，那麽就算我们精通阿图塞以降的意识型态理论，或是熟稔平等主义的 正义观，如此等等，又有什麽用呢？就许多层面来说，境遇主义者（Situationist）所深 深惧怕的「景观社会」，已经成真了。正因为如此，对批判的知识份子来说，由於他们可 利用其分析工具去贯穿一切表象与陈腔滥调，让人不再为之所蔽，进而认识权力的真实运 作机制，故他们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 就我自己而言，自1971年以来，我便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的成员。在SWP的领导层中，我有个特别的责任，就是发展我们的国际工作。我最 近所关心的，是激励革命左翼，让他们注意自西雅图抗争以来所发展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 运动。[29]我参加了布拉格与热那亚的抗议行动，也希望参加下一届於巴西榆港举办的世 界社会论坛。我身为SWP的成员，可谓获益良多，因我所参与的知识社群虽然严肃看待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但总是试图将之与政治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SWP每年七 月在伦敦举办的讨论周——已成为英国左派的一件大事，而且影响力也逐渐扩散至国际。 就我在过去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关系中所学到的东西来说，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克里夫 （Tony Cliff）。他沈浸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也对其做出了具原创性的贡献， 尤其是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认识。[30]但他也能够极其精准地嗅出智识上的夸大不实与胡 说八道。他所教导我的其中一项事情，就是要尽可能地明确与具体。我很确定，克里夫— —以及SWP整体——对我造成的影响，让我能够免於1970年代晚期以来许多学院左派那可 悲不已的转向。 我还愿意另外提一点。在贵刊第一期中，柯恩（G. A. Cohen）说他已不再因不去罢 工现场而感到罪恶了，因为他了解到，透过那个他曾经主持的电视节目，他便能够触及更 多的群众。[31]但是，这没有考虑到我们在参与社会主义实践时所获得的道德与政治教训 。1984年三月矿工开始罢工时，我适逢休假。於是我便参与了头六个月的罢工行动，并为 《社会主义工人》（译按：SWP发行的周报）进行报导（约克大学不必过於感到被欺骗， 因为我和另一位《社会主义工人》的记者赛门斯〔Mike Simons〕合写了一本关於这场罢 工的着作[32]）。由於我目睹工人社群受到庞大的压力，有时甚至毫不夸张地被警方围攻 ，而他们皆以勇气与尊严与之对抗，这都让我学到很多。所以，我愿意误引甘乃迪的话， 对社会主义知识份子说：不要问你能为政治实践做些什麽，而是要问政治实践能为你做些 什麽。 问：关於社会主义知识份子为何应该确立实践方向、进行政治参与，您的答覆确实令人信 服。但是您没有回答的是，您为何要选择采取这种特定形式的参与方式。为何要投身特定 类型的革命组织——从而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以及良机——而不是投身於，比如说，单一 议题的运动、工会工作、新闻工作的介入（如果不是在电视上露面的话）等等？ 答：我想，简单的答案是：我是个列宁主义者。意思是说，我相信，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 革命的条件之一便是有一个党，而它可以在不同的群众斗争之间进行普遍化的工作（ generalize），并激励群众去理解自身的特定关怀与政治权力问题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党 是否必然是「替代主义」的（substitutionist），已有无数的争论：换言之，这样的党 是否不可避免地变成自我膨胀的机器，从而企图为自己夺得并掌握权力？我所奉献的政治 生命，就是坚信这种结果并非事先注定的，而且，只要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以正确的方式操 作，便有助於壮大个别的运动与斗争，并使其前後一贯与集中。[33]这似乎有点迂腐，但 是，关於列宁主义的古典争论所接櫫的议题，仍持续产生共鸣——举例来说，当前许多人 便争论着，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之网」，也就是 克莱恩所谓的人群（swarm）。[34]由於哥腾堡、热那亚、以及後来911事件当中的暴力冲 突越演越烈，运动中的某些团体已发现自己陷入混乱的状态，而在我看来，这已凸显了这 种运动模式的局限性。诀窍在於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而能将个别的斗争与运动的分散能 量，与纲领清楚的、策略性的普遍化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後者对於找寻通往新社会之路来 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某种党的组织，我们很难看出要怎麽做到这一点，因为党能做 的其中一项事情，恰恰就是将不同的议题进行普遍化。 如何看待市场 问：您相当清楚地认知到，当前进步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除了资本主义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令人信服的选择，因此社会运动也无法集结起来。但是您也拒绝接受许多作 家所探讨过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版本。您为什麽这麽反对市场呢？ 答：基於三个主要的原因，社会主义者应该拒绝市场。首先，如柯亨所清楚说明的，是道 德上的反对。即使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无法消除「由个人能力的禀赋差异所造成的收入不 正义」，而且会靠「某种贪婪与恐惧的混合」来推动经济行动者。[35]我们很难了解，一 个包含了马克思所谓普遍化的商品生产（generalized commodity production）——为市 场而生产大部分的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经济，要如何才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那 种对团结（solidarity）的认同稳定共存。 其次，不论是哪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都暗示了普遍的商品生产能透过某种方式与 资本主义的剥削脱钩。但是，我们能够将大部分的使用价值给商品化，同时却不让劳动力 本身也变成商品吗？市场社会主义的扞卫者给了肯定的答案。如比戴（Jacques Bidet） 便主张，市场是他所谓的现代性的「後设结构」（metastructure）的一部份，能够与资 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存。[36]马克思对普鲁东的批判，恰恰就是要挑战这种说 法，即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根本无法在资本主义中出现。而且我觉得他说出了重点：工人合 作社之间的市场竞争，会产生削减成本的压力，这又会造成生产单位内部的冲突，并易於 使经济权力集中到经理阶层的手里。若试图透过某套制度的约束来避免这样的过程（该过 程相当於劳动力的再商品化），如限制竞争，则必然严重危及一个自主运作的市场的存在 。 此外还有第三个反对市场的理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仅仅是针对资本主 义下的剥削问题。而且，他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涉及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让自己神秘 化的方式。它也涉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带来的自主性的丧失。经济生活分裂为彼此竞 争的生产者，使得生产者陷入竞争的逻辑，从而大幅限制了其他的选择。重要的是要能了 解，此处的问题不只是人们所遭受的异化而已。竞争性积累（competitive accumulation ）的过程造成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稳定，让资本主义倾向发生经济危机。市场社会主义 者尤其无法处理这第三点。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与海耶克 对计画的批评。他们没有注意到，海耶克（无疑是资本主义扞卫者中思虑最缜密的一位） 一方面令人费解地认为市场是一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而他因为拒绝 接受完全竞争的一般假设，因此不保证这样的秩序能够稳定运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可 以在他的宣传性着作中看到另一种更为通俗的观点，而在这样的观点中，他仰赖着那些被 凯因斯推翻的庸俗自由派主张，即市场会趋於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海耶克便在这两种说 法间模糊其词。[37] 问：您在《平等》一书的结论之处剀切陈词，号召「乌托邦想像的复兴——也就是说，要 有能力去预先思考一种有效率的、民主的、非市场的经济协作模式，至少是个轮廓。」 [38]针对这种非市场的另类出路，您能否多谈谈其制度基础与指导原则？ 答：那是要呼吁其他人——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来支援像我这样不懂数学的哲学 家！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至少必须满足下列的要求——民主、社会正义、经济效率与环境永 续性。这可不容易做到。我很怀疑市场社会主义能否满足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项。究竟有 没有一个非市场的另类出路，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自1989年以来，中间偏左论述的令人沮 丧的特色，就是独断地拒斥这种可能性，而我就是在攻击这点。我认为，整体的智识环境 正在变化，已比较能够对资本主义以外的出路进行开放的讨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 发展，绝对已将新自由主义（可能包括资本主义本身）以外的出路问题重新排上了议事日 程。旧日的辩论又鲜活了起来：比如说，有种想法是要发展南北之间的「公平交易」关系 ，并将「在地化」视为全球化的出路，这听起来就非常像普鲁东式的论调。[39] 至於制度的基础，戴文（Pat Devine）所提出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商式协作 」（negotiated co-ordination）模型颇具启发性。[40]在最近的一场论战中，哈吉森（ Geoff Hodgson）指责戴文的模型是「开不完的会」。不过我想回应的是，开不完的会总 比温室效应要好。这是可以争议的（严格来说是事後诸葛的），但是我实在不了解，如果 不以整个世界为标准来诉诸於计画——意思是透过政治方式来决定资源的优先顺序与配置 ——我们要如何才能开始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至於哪些制度形式最能满足上述标准，则 有待未来的研究、辩论与实验。 问：近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给我们的一项启发是，任何平等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都必 须比得上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生产力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在一个仍被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 中存活下来。您认为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加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束缚呢？如果是 的话，就资本主义以外的可行出路而言，您认为这种束缚的程度有多严重？ 答：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并不是新问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 界中，任何社会主义的社会都会面临庞大的压力，必须维持可以与资本主义敌手比拟的产 出成长率。诀窍在於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而不致在内部复制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当然 ，这是我们熟知的老问题了，也就是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问题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试图透过强迫工业化来赶上西方，结果造成非常野蛮的原始积累过程 ，但其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自由市场。托洛斯基在这样的结果发生之前便认为，跳 脱这个陷阱的唯一方法，就是将革命扩散出去，尤其是扩散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想 不出任何理由认为他是错的。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较为深厚，就不会经历布尔什 维克在1920年代面临的那样严重的两难局面，但是仍然必须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 环境，而这样的环境是由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所组织起来的。 法西斯与纳粹大屠杀：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问：您近来在约克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探讨了新的课题：欧洲法西斯主义与纳粹大屠杀。 这个主题与您先前的兴趣有何关联？ 答：这个主题看起来可能很新，但实则不然。部分是我的背景使然，我一直对种族主义特 别感兴趣，而且也曾在南非以及更普遍的脉络下撰写过这个主题。[41]近来的历史研究倾 向强调生物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在纳粹内的中心地位。我从1990年代早期开 始认真阅读纳粹大屠杀。其中一个动力相对来说是较为哲学性的。班雅明在其〈历史哲学 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将中断了布尔乔亚时间性的弥赛 亚式事件给主题化（thematize），并要求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而非将 其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後果。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魔鬼般的事件爆发，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纳粹大屠杀。911事件提醒了我们，即使在貌似平静安稳、心满意足的晚期资本主 义社会当中，也必须正视极端与例外之事的重要性。 我先前提过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有效性， 总是取决於其是否能够在特殊的事例上展现解释力。很多人说，纳粹大屠杀这个插曲，至 为清楚地揭露了现代性的毁灭性潜力，但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对某些非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感到印象深刻——包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功能论的历史学者如布洛札特（Martin Broszat）、 蒙森（Hans Mommsen）等人的作品——但我觉得重要的是去探问，马克思主义能够如何探 讨这些最为极端的经验。 问：那麽针对纳粹大屠杀，有没有一个明确的马克思式观点呢？ 答：我认为是有的。如我先前所述，除非我们理解生物种族主义在纳粹内的中心地位，否 则就无法了解纳粹大屠杀。就算会耗损战事所需的不足劳动力与其他资源（如运输工具这 类东西），纳粹党卫队（SS）依然屠杀犹太人。屠杀犹太人这件事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 因此，如果从粗俗的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进行直接的物质解释，那绝对是荒谬的。但是，如 阿图塞所强调，马克思着手进行分析时，不是去否认非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角色，而是要 说明，非经济因素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必须追溯回生产的矛盾之上。 就纳粹大屠杀这件事而言，许多最杰出的当代史家都强调种族主义意识型态的角色， 彷佛他们已提供了必要的解释——也许就是必须探究德国与整体欧洲社会中种族主义的历 史根源。这令我很不满意：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生物种族主义绝对不是德国的专利——这些 意识型态因素为何仅在德国导致纳粹大屠杀呢？答案在於纳粹的独特性：纳粹是一场群众 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做出重要贡献的地方。托洛斯基对法西斯主义所做的开疆辟 土的分析，特别强调了纳粹主义的动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伪革命式的人民共同体（ Volksgemeinschaft）的愿景——在这种全种族一体的国族共同体中，劳动与资本可以重 修旧好，外来的犹太人也会被驱逐出去——而动员了城镇与乡村的中间阶级，这些人都因 为战败、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而生活困顿、流离失所。 1933年一月後，纳粹与资本达成了协议：唯有以此为基础，他们才掌握并维持了权力 。到了1930年代晚期，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原有的相对平衡，已偏向国家资本那边，但德 国仍然是个中央集权、官僚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共同体则仍是幻想。这不表示巩 固了纳粹运动的那些极为关键的伪革命动力就这样消失了。党卫队——诡怪的、受意识型 态驱动的保安机关——视自己为种族纯化德国的乌托邦的扞卫者。在战争情势下，纳粹手 上有越来越多犹太人，但由於战事失利，纳粹无法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或北极圈（ 这本身即是慢速的扑杀形式），於是纳粹的领导人便逐渐偏向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因此，对犹太人的扑杀，取代了赋予纳粹可怕的活力、但纳粹无法实现的社 会革命动力——一方面因为希特勒政权与资本取得了合作关系，也因为人民共同体是一种 糟糕的乌托邦，一种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矛盾的尝试，但严格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42] 911事件与帝国主义 问：您刚刚提到了911。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族群分裂、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等等的 脉络之下，你如何看待国际间对911事件的反应？ 答：在我关於纳粹大屠杀的讲座结束前，我讨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现代大屠杀，以凸显有 时我们所谓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重要性。换言之，社会所可以避免的 大量死亡，不必然是纳粹所采取的那种组织化的谋杀，也有可能肇因於客观经济机制的运 作。戴维斯（Mike Davis）写了一本杰出的着作，讨论印度、中国、巴西於十九世纪末期 发生的可怕饥荒，而这些饥荒便是下列两者之间的互动所使然，一方面是极端的恶劣天候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第三世界被吸纳进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 。[43] 这点与911是相关的。惨剧发生後不久，希成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与乔姆斯 基（Noam Chomsky）便在自由左翼的美国周刊《国家》（The Nation）进行了一场广为人 知的辩论，一方支持美国的军事报复，另一方反对。希成斯攻击乔姆斯基的其中一点，就 是乔姆斯基所指出的，当1998年八月柯林顿政府以巡弋飞弹攻击苏丹的化学工厂，摧毁了 该国所急需的药物的主要制造地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比纽约和华盛顿攻击事件中 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希成斯认为，这两件行为（借用美国开战的支持者最喜欢的说法）在 道德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柯林顿及其顾问并不是故意要让数以千计的苏丹人民因无 法获得药物而死於疾病。[44]换句话说，蓄意杀人比过失致死更糟。但是我很怀疑事情是 否如此简单。 二十世纪有许多大量死亡都是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些国家政策并不直接以这样的结果 为目的，但是却是在其可预期的後果之内的——想想如斯大林的俄国与毛泽东的中国所发 生的饥荒。就个人的案例而言，我们可以正确地区分谋杀（murder）与过失杀人（ manslaughter），但是事情若涉及庞大经济与政治力量的行使者，我们就应该采取更为严 格的道德标准，因为他们拥有较大的能力去为恶。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现代的政治方 略（statecraft）中，对於在其权威之下所犯下的罪行，主要执行者所能获得的资讯是被 极力限制的——想想人们所争论的，希特勒到底对纳粹大屠杀所知多少，或者更近的例子 ，当犯罪的决策被采取时，美国领导人究竟是否身涉其中。或许政治与经济领袖比一般个 人肩负了更大的责任，去确定自己的政策是否对他人有害。 做这些考量，绝非意谓911事件不是个可怕罪行。除了它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这个显 而易见的罪恶以外，古典马克思主义也对作为政治策略的恐怖主义发展了强力的批判。 [45]然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左翼知识份子应该抵抗外界的压力——攻击事件发生後 ，这种压力立即排山倒海而来，尤其是在美国——不要只是简单地去谴责。进行解释，将 事件摆置在脉络之下，这并不是一种相对主义的道德逃避；恰恰相反，如果要做出适切的 回应，以根除造成这种恐怖的矛盾，这便是不可或缺的面向。911事件背後的脉络，是美 国帝国主义的结构与运作。强森（Chalmers Johnson），美国首屈一指的东亚研究专家， 在911事件前一段时间，便写了一本卓越的着作，而且实际上预测了911事件的发生。他认 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军事与文化权力的强势作为，为大规模的「回击 」创造了条件——使美国的政策造成意料之外的後果，并可能回过头来伤害美国自己。其 中一项便是恐怖主义，如强森在以下这有如预言般的段落所言： 恐怖主义，就其定义而言，就是要攻击无辜者，以让人注意那立於不败者（the invulnerable）所犯的罪恶。二十一世纪的无辜者，将因帝国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的任意妄 为，而面临出乎意料的反扑浩劫。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不必为那些以美国人之名所做且正在 做的事情负责，但他们全都可能付出沈重的代价——个人与集体地——因为他们的国家不 断地努力要宰制全球。[46]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如杭亭顿那对历史无知的论文所示。1990年代， 美国曾三度动用军事力量支持穆斯林——1991年的沙乌地阿拉伯与科威特，1995年的波士 尼亚人，1999年时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只要这麽做能符合美国利益。穆斯林在西方 无疑遭到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歧视，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背後动力是反伊斯兰的 偏见。泰勒（Charles Taylor）、金利卡（Will Kymlicka）等人所履行的後现代主义与 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两方所共有的负面效应之一，便是去夸大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在这个 程度上，巴瑞的反驳是值得欢迎的。[47]过去这个世代，左翼与世俗民族主义已然失败， 这表示，对现状的反抗，现在通常透过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教来表达，尤其是（虽然不只是 ）在中东，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当今的冲突根本上是宗教的冲突。我们所面临的，是全球 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比如说，这种分配，如何能让以美国为首的列强 去建立、废除一个个国家，将伊拉克轰炸与封锁至一贫如洗，并让以色列与其邻国不断保 持战争状态。只有道德上的傻子才会以为这种状况可以无尽延续下去，而不产生任何反扑 。 若要了解这种局面，最重要的概念不是全球化，而是帝国主义。某些左翼知识份子一 直很流行说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华伦（Bill Warren）在《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先驱》（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1980）一书中即大力表达 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正确之处多半在於对依赖理论的批判——也就是说，批判这种现 在看来明显错误的观念，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妨碍边缘地区的一切经济发展。然而，古 典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不只是和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有关而已。 它毋宁是要追溯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所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大型而紧密连结、竞逐主宰全球 的经济与军事集团的出现。[48]当我们看到後冷战世界中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对抗之间错综 纠结的关系，就可知道这种分析似乎并未失去其关联性。当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这样的美国重要战略家，将欧亚大陆描述为「大棋盘」（grand chessboard ），而美国必须在21世纪竭力加以主宰；当聪明的右翼知识份子如佛格森（Niall Ferguson）与沃夫（Martin Wolf）呼吁回到19世纪的殖民主义，我们便可知道，唉，帝 国主义仍然生龙活虎呢。[49] 虽然这是黑暗的时代，但还是让我用比较正面的语调来做结。1999年十一月，反对企 业全球化的运动已在西雅图浮出地表，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个以世界为尺度的新左翼的 出现。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开始以一种令人满意的辩证方式制造出自己的对立面。这场反 资本主义运动正受到911事件及其余波的考验。这场运动正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只是 一个经济体系，它更会全副武装地来扞卫自己、对抗内外的敌人。从英国的反战运动出发 ，我希望新左翼更加壮大、更为了解自己所面对的任务。马克思笔下的老鼹鼠还在那儿掘 着呢（译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台 词改写为：「掘得好，老鼹鼠！」）。 注释 [1] N. Mouzelis, Modern Greece (London: Macmillan, 1980). [2] A.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1976). [3] See, for example, D. Bensaid, Resistances (Paris: Fayard, 2001). [4] F.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London: Methuen, 1981). [5] R.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New Left Review, (I) 229 (1998),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and 5 (1999). [6] I. Lakato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I, and I. Lakatos and P. Feyerabend, For and Against Method (ed. M. Motterlin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2-3, 109. [7] A. Callinicos,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Profits: A Critique of Robert Brenner’s Theory of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1999). [8] See, for example, P. Armstrong et al.,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London: Fontana, 1984). [9] See A. Shaikh, ‘Explain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 (1999). [10] For example, C. Harman, Explaining the Crisis (London: Bookmarks, 1984), A. Shaikh and E.A. Tonak,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G. Dumenil and D. Levy, La Dynamique du capit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96). [11] J. Roemer,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A. Callinicos, ‘History,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Imprints, 2 (1997). [13] A. Callinicos, Making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1987). [14] For example, P.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00), and L. Boltanski and E. Chapi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 1999). [15] A. Badiou, L’Etre et l’evenement (Paris: Seuil, 1988). [16] For example, R.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3-107. [17] L. Althus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expanded edn., Paris: Stock/IMEC, 1994), and ‘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erialisme de la recontre ’, in E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2 vols, Paris, Stock/IMEC, 1994-5), I, pp.539-78, and J.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18]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87) and A. Callinicos, 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9). [19] 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New Left Review, 150 (1985). [20] See, for example, A. Sen, ‘Equality of What?’, in id.,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Oxford: Blackwell, 1982), G.A. Cohe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Ethics, 99 (1989), and R.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 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 A. Callinicos, ‘Having Your Cake and Eating It’, forthcom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3] G.A. Cohen, ‘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 in G.B. Peterso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13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2). [24] Perry Anderson, cited in A. 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 Polity, 2001), p.109. [25] A. Callinicos, New Labour or Socialism? (Londo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96). [26] A. Callinicos, ‘Unequal Opportunities’, Socialist Review, June 2001. [27] J. Gray, ‘There’s No Justic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0 April 2001. [28] Quoted in 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9. Ellipsis in original. [29] A. Callinicos,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ft (Londo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2001). [30] T.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rev. edn., London: Bookmarks, 1988). [31] G.A. Cohen, ‘Self-Ownership, History and Socialism’, Imprints, 1 (1996), p. 24. [32] A. Callinicos and M. Simons, The Great Strike (London: Bookmarks, 1985). [33] T. Cliff et al., Party and Class (London: Bookmarks, 1997). [34] N. Klein, ‘The Vision Thing’, The Nation, 10 July 2000. [35]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pp.259, 262. [36] See J. Bidet, Theorie gener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9). [37] C. Harman, ‘The Crisis in Bourgeois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71 (1996), pp. 42-5. [38] A. Callinicos, 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p.133. [39] See, for example, C. Hines, Localization: A Global Manifesto (London: Earthscan, 2000). [40] P.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Cambridge: Polity, 1988). [41] See A. Callinicos and J. Rogers, Southern Africa after Soweto (London: Pluto, 1977), A. Callinicos, South Afric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London: Bookmarks, 1988), and id., Race and Class (London: Bookmarks, 1993). [42] This interpretation is developed at much greater length in A. Callinicos, ‘Plumbing the Depths: Marxism and the Holocaust’,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14 (2001). [43] M.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London: Verso, 2001). [44] C. Hitchens, ‘A Rejoinder to Noam Chomsky’, 4 October 2001, www.thenation.com. [45] L.D. Trotsky, Against Individual Terrorism (New York: Pathfinder, 1974). [46] C.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p. 33. [47] B. Barry, Cultur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2001). [48] A.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Bookmarks, 1994), and A. Callinicos, ‘Periodizing Capitalism and Analysing Imperialism’, in R. Albritton et al.,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49] Z.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M. Wolf, ‘The Need for a New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9 October 2001, and N. Ferguson, ‘Welcome to the New Imperialism’, Guardian, 31 October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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