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goo.gl/AHtxQ 《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摘要【參】 第十章 修正主義的基礎 面對日益興盛的資本主義，到了50年代末期，左派政黨開始提出新的一波修正主義論述。 這一次的修正主義反對將社會主義視為一個終極的目標，需要揚棄私有權制，換言之，國 有化或生產者控制不再視為必要的手段，資本主義不再被視為社會主義的死對頭。 修正主義的潮流在策略方面展現相當的彈性與務實性，它將社會主義重新定位為一種倫理 價值，主要在於反對貧窮與追求平等。修正主義不再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他們事實上 試著遺忘馬克思的存在。因此，德國社民黨1959年的Bad Godesberg黨綱宣示，“歐洲民 主社會主義是根植於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古典哲學”，同樣的，工黨的Anthony Crosland也指責馬克思是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創始者，與英國的社會主義無關。 修正主義不僅改變以往左派對於資本主義的評價，也重新評估過去對於宗教的敵視態度。 如義共與社會黨都不約而同地，展開與天主教的對話，企圖從中找到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英國的修正主義理論與路線] 英國修正主義最重要的著作就是Anthony Crosland在1956年出版的Future of Socialism 。作者的想法是與當時工黨高層接近的，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解決了成長與積累的問題， 因此，社會主義的任務並不是以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來取代另外舊的私有財產制，而是在於 促進更公平的分配結果。 Crosland挑戰了以往對於資本主義負面的看法，戰後的現實使得他將持續的成長視為資本 主義的特色。同時，他也宣稱基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國家的介入這兩項重要的改變 ，舊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早就是過去，新的資本主義是當今的現實。因此，社會主義的未 來在於透過漸進式的社會改革，逐漸地實現社會平等的價值。 在50年代，工黨多次挑戰保守黨的執政地位，但是都告失敗。在1959年的選舉中，修正主 義的路線成為競選口號，但是其結果仍是未盡理想。對此，修正主義者認為問題出於工黨 的形像問題，無法吸收新興中產階級的選票，工黨被指認為舊式的政黨，滿腦子國有化的 想法，只在乎工人階級的利益。 為了重建新的工黨形像，當時領導者Hugh Gaitskell試圖修改黨綱第四條的規定，宣示“ 生產、分配、交換工具的共同所有（common ownership）”，改採更彈性與模糊的立場。 但是Gaitskell的舉動反而使得黨綱第四條成為爭議的焦點，引發工黨是否仍堅持社會主 義的爭辯，在無法取得工會代表的同意之下，他放棄了修黨綱的意圖。後繼者也不敢試圖 變更這條規定，一直到1995年，Tony Blair領導的工黨才正式修改成功。 　　　　　　　　　　　[德國的修正主義黨綱] 1959年，德國社民黨以絕對多數通過了Bad Godesberg黨綱，這份新黨綱的直接目的是為 了取代1925年的黨綱，不過卻成為當時全歐洲最重要修正主義文件。 新黨綱有許多特色，它不提到馬克思主義、承認經濟成長與市場機制的重要性，更重要的 ，它明白宣示社會主義的短期目標就是其終極目標，也就是持續成長、國民財富的公平分 配、充份就業、穩定的貨幣、增加的生產力。 至此，社民黨終於揚棄了以往的教條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再相信資本主義會導致階級二元 化、工人日益貧窮、資本積累的危機等。新黨綱對於所有權制並沒有明白說明，不過可以 確定的，社民黨不再堅國有化是唯一的方案。對於經濟運作，社民黨強調“自由競爭”的 重要性，這等於是承認市場機制的作用，不過他們仍以自由競爭之名來批判大財團。 新黨綱的提出是社民黨長期轉型過程中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整個50年代中，社民黨也試 圖改變其工人階級的色彩，建構一個更中性的公眾形像。1952年，社民黨將自身定位於“ 工人、公務員、白領工人、智識份子、中產階級、農民等所有需要勞動的人民之政黨”。 到了1954年，社民黨宣稱自己是“人民的政黨”。 很顯然，為了因應工人階級的富裕化與擴展其他領域的選票，淡化無產階級的色彩是修正 主義一個重要的面向。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社民黨也從事了一些象徵符號上的改變，包括 黨證文件從紅色改為藍色、黨員的稱呼從同志改為朋友、黨部不只懸掛紅旗也開始掛起聯 邦國旗。 　　　　　　　　　　　　[其他國家的修正主義] 在英國與法國，修正主義的出現是反映了長久以來的選舉挫敗，左派政黨不得不改變以往 的路線與口號。對於瑞典、挪威、荷蘭、比利時的社會黨而言，他們在50年代中也常居於 執政地位，所以即使在實踐上，他們早就適應了新的資本主義現實，但是卻認為沒有必要 從事大幅度的理論修正。 至於法國社會黨，他們在50年代的表現不僅理想，但是卻一直沒有更改馬克思主義的口號 ，包括階級鬥爭等，僅管他們是相對於而言較右傾的左派政黨。 　　　　　　　　　　[赫魯雪夫與共產黨的改革] 對於歐洲共產黨而言，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路線的源頭是來自於蘇聯局勢的變化，史達林於 1953年去世，接任的赫魯雪夫在1956年發表了重要的演講，一方面指責過去史達林所犯的 個人崇拜之錯誤，另一方面提出和平共存的新原則，同意各國都有通往社會主義的不同道 路。 義共的反應較為明較，Togliatti同意蘇聯模式並非放諸四海皆準，各國的國情需要建立 社會主義的不同方式。在此之後，義共越來越少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訴求，葛蘭西也逐漸 取代了列寧的地位。不過，Togliatti仍是堅持國際共產運動的團結，他仍是支持俄國入 侵匈牙利，在這一點方面，義共仍不懂得迎 合時代潮流，也受到知識份子普遍的指責。至於法共，他們受到赫魯雪夫的影響十分有限 ，在理論上仍是堅持以往的教條。 第11章 左派重現 60年代仍是一個成長的年代，對於持續的資本主義發展，左派與右派都有相當程度的共識 ，只有少數的“極左派”認為資本主義是無藥可救。因此，左右兩派的界線不再是過去的 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左派的興趣在於如何更新、改變資本主義，而不是鼓吹另一套的經 濟生活方式。 在政治上，經過了50年代的失勢，各國的左派陸續取得執政的地位，這個時期可以稱為左 派的重現。 1963年：義大利社會黨首度入閣，與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 1964年：英國工黨在13年在野之後，首度在選戰中獲勝。 1966年：德國社民黨與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首度在戰後進入政府。三年後，社民黨與自 由黨聯盟並且取得執政，基民黨第一次淪為在野黨。 1966年：芬蘭的社會黨與共產黨合成人民陣線政府。 1970年：奧地利的社會黨首度單獨執政，中間偏右的人民黨成為野黨。 　　　　　　 　　　　[奧地利社會黨的革新] 奧地利的社會黨在戰後一直與人民黨聯合執政，兩大黨聯盟並且分享政權的模式並不同於 英、美的政黨輪流執政，僅管每次選舉都是激烈的競爭，但是選後兩個對手都願意與對方 合作。到了1966年的選舉，人民黨採取了抹黑的戰術，暗示社會黨是共產黨的同路人。結 果人民黨取得了第一高票，社會黨居其次，這一次社會黨拒絕了人民黨依往例的邀請入閣 提議，寧願作個在野黨。這是戰後以來的第一個少數執政而沒有左派的參與，不過這也意 味著，左右兩黨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社會黨可以信任人民黨。 在1966～1970年在野期間，社會黨內部產生了修正主義的爭論，有人提議修改黨名為社會 民主黨，不過受到否決。在Bruno Kreisky領導者下，社會黨成功地塑造出新的現代化形 象。在1969年提出的Human Programm，社會黨提出了關於環境、健康等新主張，並且將自 身定為促成奧地利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角色。 　　　　　　　　　　　[英國工黨的現代化之路] 60年代中期的領袖Harold Wilson也賦與工黨一個年輕的形像，尤其是因為他的對手保守 黨Alec Douglas Home是貴族地主，也因此，他大力鼓吹英國的現代化作為工黨競選的號 召。 自從修正主義者試圖修改黨綱第四條之後，他們將注意力轉向現代化的問題。1961年出版 的文件Signposts for the sixities，是當時工黨的共同認知，在其中沒有出現任何關於 社會主義的字眼。它宣稱60年代的關鍵在於科學革命、政府介入、資源分配。 文件指責保守黨執政下的英國資本主義無法達成自我更新的歷史任務，而處於不斷衰退的 狀態。解決的方式在於結合專識知識，促使科學進入產業發展的過程，其關鍵則是在於國 家計劃能力的提昇。因此，工黨鼓吹一種技術官僚的改革主義，換言之，社會主義者的任 務在於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現代化。這項訴求使得工黨在1964年成功地挑戰保守黨長久以來 的執政地位。 　　　　　　　　　[戴高樂與法國左派20年間的失勢] 戴高樂的興起促成了社會黨與法共之間的合作，兩黨都將他視最首要的敵人，是新法西斯 主義的代言人。不過，戴高樂的保守主義卻帶有一種歷史任務，重新恢復法國的世界地位 ，因此，他積極鼓吹國家當局介入經濟，並且扮演主導的角色。戴高樂並不是試圖恢復原 狀、向後看的保守主義者，這一點使得法國左派無法像英、德一樣，佔用現代化這個主題 。 法共決定與社會黨合作，在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不但在自從這一次開始，他們才是自主 決定，而不聽命於莫斯科的指示。為了因應這項改變，法共內部的言論尺度也放寬了許多 。共產黨哲學家開始討論Freud，一群經濟學家也提出所謂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簡 稱Stamocap）來指涉法國的現狀。 不過，社會黨與法共的合作卻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擾，最重要是社會黨內部以Gaston Defferre為首的“第三勢力”，他們反對於與共產黨合作。相對於此，社會黨的 Francois Mitterand則是代表左派統一的象徵。一直到1969年，Deffrre參選總統大選， 獲得慘不忍睹的低票率，兩黨的合作才成為正式的。 　　　　　　　　　　[義共的新局勢與路線之爭] 義大利社會黨與基民黨在1962年合組政府，其中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孤立共產黨。面對這 項局勢，Togliatti則是試圖突圍，一方面積極拉攏天主教內部的改革勢力（這時正好是 由改革派的教宗John當政），另一方面則是與基民黨與社會黨部分人士取得合作共識，矛 頭只對準右翼份子。 Togliatti於1964年去世，西方的共產主義運動面對了重新調整的關鍵。兩位繼承者分別 代表了兩種演變的可能性，Amendola是右翼的代表，他認為義大利也要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因此傾向於西方的社會民主模式，鼓吹社會福利、國家介入的重要性。 相對地，Ingrao則是左翼的代表人物，他支持當時新興的新社會運動，認為義共的未來在 於建立一個新的權力核心，與天主教世界從事政治鬥爭。 Amendola是鬥爭的勝利者，他成功地開除了義共內部的毛派份子，即IIManifesto派，但 是卻沒有取得完全的領導地位。1969年之後，義共的領導權落入Enrico Berlinquer，他 不屬於Amendola或Ingrao兩陣營。 [德國社民黨到執政之路] 自從Bad Godesberg黨綱之後，社民黨與基民黨的政策差異逐漸縮小，自從60年代初期以 來，兩黨就開始討論聯盟政府的可能性。社民黨的新領導人Willy Brand有類似Wilson Kendy等人的年輕吸引力，也符合這個時代的基調。 另一方面，基民黨與自由黨長久以來的聯盟關係也面臨了挑戰，因為基民黨並不是純粹的 資產階級政黨，它不相信自由主義經濟的美德，經常大手筆地提供老人年金、戰爭受害者 補助、建設補助、並且補助一些不具競爭性的國內產業。關於這一點，自由黨越來越不能 容忍基民黨的揮霍成性，兩黨的歧見也日益加深。到了1966年，社民黨與基民黨組成聯合 政府，總理由具有納粹背景的Kurt Kiesinger出任，至於Brandt則是擔任外交部長的工作 。 　　　　　　　[英國工黨與德國社民黨所面對的局勢比較] 在整個50年代，英國工黨與德國社民黨都是被拒於執政地位之外，一直到60年代中期才開 始掌握權力。兩個政黨類似的共同性，都是支持北約與西方陣營、而且沒有面對其他左派 政黨的挑戰。再且，兩政黨都獲得工會運動與智識界的支持，具有年輕而有魅力的領袖。 但是就實際面對的情形而言，兩黨的處境卻是南轅北轍。在制度層面，德國的社民黨需要 凡事取得其聯盟者自由黨的同意，並且受限於高度自主性的憲法法庭、各邦政府、聯邦銀 行的約束，難以在施政上為所卻為。英國的工黨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是他們卻需要解決 困難的經濟難題，英國的製造業一直在萎縮，而且面對嚴重的收支不平衡，整個工黨執政 期間（1964～1970），這些經濟問題幾乎耗盡了工黨領袖的精力。 　　　　　　　　　　　　[工黨的執政表現] 工黨在位期間，從事了若干的社會改革，包括建立寡婦年金、擴充高等教育、成立空中大 學、婦女共同工同酬法案等。在外交上，對於採取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實行禁運武器，這 是工黨第一次建立的英國外交政策基調，後來的保守黨政府也願意遵守。不過就整體而言 ，1964～1970年間的執政不如1945～1951年表現的耀眼，工黨政府並沒有成功地推動英國 的大規模改革，也沒有留下來太多值得紀念的政績。 工黨政府面對的經濟狀況惡化是難以解決的，基於民族自尊心的認同，工黨政府將保衛英 磅價值視為首要任務，如此一來使得收支不平衡的問題更難解決。在因此，在工黨執政期 間，各種稅捐不斷提高，公共支出卻相對地減少，卻沒有明顯地改善經濟狀況。 　　　　　　　　　　　　　[社民黨的執政] 相對於工黨不如人意的表現，社民黨參與1966～1969年聯合政府的經驗，奠定了他們一直 到1982年執政的基礎。 在1967年德國通過了穩定與成長法，變更基本法規定的聯邦政府與各邦政府的財政權限， 並且明言宣示其政策目標為“神奇的四角”，即充份就業、持續成長、價格穩定、外匯穩 定。為了達成這四個目標，勞資的協調機制需要建立，工會、資方代表、國家部門必需透 過協商方式，共同決定工資的成長幅度與其他政策目標。 社會黨的經濟部長Karl Schiller是這項制度的創始者，他宣告過去基民黨所採行的“社 會市場經濟”時期的終結，德國正式邁向其他歐陸國家的凱因斯模式。 在社民黨進入內閣的頭兩年，德國工會同意暫時抑制工資要求，以度過不景氣的難關。社 民黨證明自身有能力解決經濟問題，不過，德國的勞資協調機制並沒有長久維持。1972年 ，Schimdt接任總理，Schiller辭職。Shimdt本人對於勞資協調並不熱中，而較常以技術 官僚的方式來解決財政問題。因此，德國工會於1977年退出協調，正式宣告這項制度的瓦 解。 在1969年的選舉中，僅管基民黨仍是取得了第一大黨的地位，但是卻沒有過半，社民黨與 自由黨聯合組成政府。社民黨與自由黨政府的主要突破是在於外交與教育方面，前者打破 了Anenauer時代以來的反共政策，正式推動東進政策；後者則是適值學生運動的抗爭，政 府順勢推動教育改革。 在社會政策方面，疫病給付、家庭補助、勞資共同決定等規定都獲得了進一步的擴充或改 進。自從1969年以來，德國的社會福利預費也不斷地成長。不過嚴格來說，社民黨主導的 社會福利政策並不是劃時代的突破，而是在基民黨執政的基礎上從事進一步的擴充。 　　　　　　　　　　　[瑞典模式獲得了肯定] 自從60年初期以來，瑞典模式開始受到西方社會主義的重視，包括英國的Crosland、德國 Brandt、奧地利Kreisky都曾表明欣賞之意。瑞典當時的社會福利是歐洲最先進的與最具 有平等理念的，社民黨的地位也穩如泰山。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公然表明反對美國介入越 南戰爭、提供美國逃避兵役者政治庇護、提供第三世界大量援助、支持國際和平運動，這 些表現都體現了左派的傳統理念，並且獲得一致的好評。 第12章 外交政策共識之建立 60年代是左派政黨重新執政的時代，其外交政策的基調也獲得確立，主流的政黨紛紛放棄 國際和平主義，加入了西方陣營。在冷戰局勢中，主要的左派政黨很難不採取親西方、親 美的國際立場。他們不認同蘇聯的共產主義，但是不想採取右派的反共立場。除了少數的 小國以外，中立主義是不存在的選擇。 同時，作為先進國家，他們也不可能參加第三世界發起的不結盟運動。冷戰的局勢也深刻 地限制了左派政黨的行動可能，他們被動處理不擅長的安全議題、為了加強國防而犧牲社 會改革、社會主義的訴求常被簡化為東歐的現實。許多社民黨的領袖都認為，社會民主不 可能在冷戰對峙中實現。但是誰也沒有想到，90年代冷戰的結束反而帶社會主義新的危機 。 [德國社民黨的東進政策] 東進政策是社民黨在60年代的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也是唯一能接合國家現實利益與和平主 義理念的政策。左派政黨第一次在戰後改變了原先的外交路線，並且影響了東西陣營對峙 的局勢。當時在野的基民黨先是強力反對，而後支持，在1982年上台之後，他們更是積極 推動。 對於社民黨而言，東進政策是外交立場上的轉進。社民黨放棄了原先堅持的中立主義，支 持加入北約，但是他們卻沒有改變民族統一的主張。當時的基民黨在Adenauer的堅持之下 ，仍不承認東德的存在，他們宣稱聯邦共和國代表全德國人，要求蘇聯恢復德東地區的選 舉權。 東進政策之所以能推出，是有國內外條件的配合。在國外方面，美國JFK總統當時試圖減 少對峙緊張，同意改採更彈性的態度來處理東西陣營之問題。當JFK訪問柏林時，Brandt 正好是市長，很快地他就稱為德國的JFK。另一方面，基民黨Adenauer也因為支持Gaulle 的國際主張，引發美國當局的不快。因此，在美國的同意之下，社民黨的東進政策得以推 出。 在國內方面，自由黨由於喪失其保守的選票，逐漸修正以往的反共教條。改革者 Wolfgang Schollwer與Walter Scheel在外交方面，採取較為自由的作風。因此，東進政 策成為1969年之後自由黨與社民黨聯盟的基礎。 東進政策的具體成果展現在與東歐國家簽定了一系列的外交條約，首先是與蘇聯（1970） ，隨後有波蘭、東德、捷克等。同時，西德政府也第一次承認了德國與波蘭的新邊界，這 等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和平協約。 對於國際局勢而言，東進政策開啟了東西方對話的空間，間接促成了1975年Helsinki會議 的誕生。對於德國而言，東進政策也帶來許多實質的好處，包括西柏林市民獲得探親權、 為德國企業打開了東歐的市場、提昇德國的外交自主性。 　　　　　　　　　　[法共、義共的外交政策調整] 早在Togliatti時代，義共就開始接受國際局勢多重中心的現實。義共在60年代逐漸脫離 莫斯科的控制，形成自主的國際觀點。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中，義共對於蘇聯提出了 強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在西德社民黨與東德政府交涉的過程中，義共也扮演了中介者的 角色，因此得以說服西德政府部分解除對於共產黨的禁令。義共在60年代中也改變了以往 反對歐洲整合的態度，積極參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事務。相對於此，法共的改革則較為緩 慢，他們視歐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抵制其擴大運作或民主化。 　　　　　　　　　[北歐社民黨與歐洲經濟共同體] 丹麥、挪威兩國長久以來依賴英國的市場，因此，當英國在60年代提出加入歐體的申請之 後，也參與了歐洲整合的行列。兩國都是在1970年獲得加入許可。不過對於北歐的左派而 言，他們認為歐共體只是為了促進資本主義市場的整合，他們一直擔心原先的社會福利水 平會被犧牲。因此，他們之所以加入歐共體，只是出於不得已的選擇。 相對於此，歐體的原先六國左派卻沒有這種擔憂。他們都將視歐洲整合的目標與社會主義 理念是相容的。奧地利的Bruno Kreisky甚至認為，社會民主的第三階段（前兩階段分別 是工人階級的自覺與福利國家的建立），就是社會生活各領域的民主化與歐洲的政治統一 。 　　　　　　　　　　　[英國工黨與歐洲整合問題] 是否加入歐體的問題長久以來困擾著英國工黨。在1962年在野時期，Gaitskell領導的工 黨採取反對態度；1967年執政時，Wilson首相提出加入申請，卻被法國政府否決；等到 1974年下野後，工黨卻再度反對保守黨Heath內閣所提出的申請。 一直到90年代，工黨內部存在著一股強烈反歐洲整合的勢力，他們始終認為歐體／歐盟是 法國、資本家、天主教的陰謀，企圖使英國屈服於德國的經濟統治。在這一點而言，工黨 內部與右翼的民族主義十分類似，他們頑固地堅持大英帝國的歷史傳統。 Wilson內閣決定加入歐共體，反映了工黨政府無法延續英國過去的世界強權角色，並且改 善國內經濟狀況。歐洲市場的重要性越來越不可忽視，1966年左右的英國主流意見都對歐 體的抱以重望。在這種條件之下，Wilson決定改變態度，提出加入的申請。不過，法國 Gaulle政府始終認為英國的加入是美國的陰謀，因此投下了否決票。 　　　　　　　　　　　　　[越戰的問題] 60年代的越戰相當於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都是引發國際左派關注的重大事件。但是在北 約國家中，大多數的社會黨都是採取支持美國介入的態度（除了義大利社會黨以外），少 有政治領導者提出反對。這使得當時興盛的反戰運動與社會主義政黨產生嚴重的脫節，造 成左派內部的代際斷層。 最有能力提出質疑越戰必要性的是英國工黨與德國社民黨，他們在60年代執政而且大國的 立場也較具影響力。Wilson雖然對美軍轟炸河內、海防等大城市持保留的態度，但是不曾 當面向美國當局表達反對。工黨政府承繼英國外交一貫的立場，認為英國享有與美國的特 殊關係，不應為了亞洲問題而與盟友起爭執。同時，工黨政黨為了保衛英磅的價值，也需 要美國的支持，更不想得罪美國。至於德國，Brandt一向拒絕對於越戰發表評論，他的東 進政策也是需要美國的認可。 理所當然地，歐洲的共產黨始終宣示支持越共，但是社會黨的立場卻完全不同。就此而言 ，西方的主流社會主義者也內化了東西冷戰的邏輯，他們認同西方陣營，自然也就不同情 東方的共產游擊隊。 第13章 工人階級抗爭的復甦（1960～1973） 60年代除了左派政黨重新執政，基層工人也發動了一連串的工潮。粗略來說，工潮可以分 為兩個時期，一是1960～1964年，其次是1968～1972年。 　　　　　　　　　　　　　[其起因與解釋] 工潮的出現是全歐的現象，不能只由各國的特別原因來解釋。一個共同的現象在於，資本 主義發展到60年代已經實現了充份就業的情形，工人不再面臨失業的威脅。因此，工會的 力量獲得相對提昇，工人也期望工資能夠比生產力成長更快。 另一方面，工潮也與通貨膨脹的壓力有關。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由於各國政府採取通貨緊縮 的政策，試圖壓低工資成長所可能導致的成長減緩，由於工會採取了抗爭的策略。另一種 說法正好顛倒，由於快速的通貨膨脹使得實際工資所得縮小，工人為了保衛既有的生活水 準，於是從事抗爭活動。 　　　　　　　　　　　　[工人抗爭與左派政黨] 對於執政的左派政黨，工人抗爭帶來了很大的難題。作為執政黨，左派需要為資本主義經 濟運作情形負責，他們不可能單方面支持工會的要求，也不能坐視工潮蔓延。事實上，早 在50年代末期，主流的社會黨都採取修正主義的看法，認為工人階級運動告一段落了，資 本主義的成長來了物質生活的改善，左派政黨也不再需要堅持階級立場，而是要作所有人 民的政黨。無疑地，60年代的工潮打破了這種論調。 工潮反映了工人對於物質生活改善的期望增加，他們希望能享有更多經濟發展的果實。然 而，左派政黨擔心，一旦工資成長超過了生產力的成長，那麼整體的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影 響。一般而言，執政者通常有下列的政策選擇。一是採取通貨緊縮方案，通常是由財政當 局提議，社會黨卻反對。另一種則是建立工資協調制度，由勞資雙方協商工資成長的幅度 。或者是社會黨向工會保證採取某些社會改革，以換取工會放棄罷工的承諾。 　　　　　　　　　　　　　　[各國的工潮] 法國1968年“五月革命”、義大利1969年“秋老虎”、瑞典1969年、德國1969年“九月罷 工”…[作者對於各國的整理過於瑣碎，在此略過] 第14章 意識形態與學生抗爭的復甦 歐洲60年代的學運在西德、法國、義大利、荷蘭、瑞典興盛，但是在挪威、丹麥、英國卻 不是那麼重要。大部分的左派政黨不能理解學生造反，也沒有認真看待新左派的興起。經 過50年代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政黨認為意識形態的時代結束了，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原 先粗暴的資本主義已經被福利國家馴化，革命的可能性不再存在。因此，老左派並沒有預 期到這股新的抗爭風潮。 學生抗爭使得馬克思主義有了新的發展，各類新馬的著作紛紛出現，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 子也獲得重視。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不再是老舊的史達林主義（義共、法共），或是柏恩 斯坦的修正主義（主流的社會黨），而是強調文化批判的新馬克思主義。因此，學生抗爭 也強調其文化的面向，許多的抗議都充滿了象徵的意味。 60年代也是資本主義大眾文化盛行的時期，反抗青年聽美國的音樂、吸毒，個人主義的作 風使他們厭惡官僚、政黨等一切帶有威權色彩的“體制”。學生認為工人階級早就被資本 主義所同化，不再支持革命行動，因此，只有青年才是新的革命主體。 對於體制內的左派，學生抗爭的現象是無法理解，同時又充滿驚訝的。一方面，學生高呼 一些社會主義者早就遺忘的詞彙（如革命），並且積極挑戰他們認命接受的資本主義社會 。但是抗議青年反對一切壓迫個體性的組織，卻又是違背早期社會主義強調的集體性與紀 律。因此，當學生認為自己是在推翻資本主義，號召工人一同起義時，很少有工會領導人 為了越戰、種族歧視等問題進行罷工。 從結構上來看，學生抗爭風潮是起因於受教年限的延長、高等教育的擴展，使得越來越多 年青人免於面對工作的壓力。就這一點而言，老左派是有其貢獻。各國的社會黨很早就將 普遍的受教權視為其主張，許多60年代執政的左派政黨也積極教育改革。 　　　　　　　　　　　　[左派政黨的回應] 面對1968年五月革命，法國密特朗（Francios Mitterand）雖曾表示：“左派嚇了一跳… 五月運動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我這個世代已經麻木不仁了”。但是他仍不忘批評學生是幼 稚而混亂的組合。 左派政黨並沒有辦法了解學生們的文化政治，他們只能以具體的政治改革來加以回應。在 法國五月事件中，密特朗認為Gaulle一定辭職，因此提議成立左派領導的過渡看守政府。 但是老謀深算的Gaulle反而解散國會，召開選舉，在隨後大選中，共產黨與社會黨慘敗， 驟然興起的五月風暴就此結束。 主流左派政黨對於學生的回應較慢，但是若干左派小黨則是公然地支持學生，例如丹麥的 社會人民黨（SF）、挪威的社會人民黨（SPP）、法國的統一社會黨（PSU）、義大利的統 一社會黨（PSIUP）等。不過，他們的影響不大。 若干左派政黨曾試圖組織這些新左派，以吸收成為黨的一部分。德國社民黨是一個失敗的 例子，其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聯盟（SDS）雖曾是學生運動的領導核心，但是他們過 於激進，使得老左派吃不消，不久就被逐出黨外。義共的作法十分特別，他們承認學生運 動的進步性與自主性。他們願意支援學生，但是不佔領導權。這是共產黨第一次放棄在革 命過程中的主導權。 不過，就整體而言，新左派對於體制內的左派政黨衝擊不大。沒有任何主流政黨被新左派 份子佔領，或因此分裂。舊的組織體制對於新批判總是有相當程度的免疫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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