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goo.gl/AHtxQ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摘要【参】 第十章 修正主义的基础 面对日益兴盛的资本主义，到了50年代末期，左派政党开始提出新的一波修正主义论述。 这一次的修正主义反对将社会主义视为一个终极的目标，需要扬弃私有权制，换言之，国 有化或生产者控制不再视为必要的手段，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死对头。 修正主义的潮流在策略方面展现相当的弹性与务实性，它将社会主义重新定位为一种伦理 价值，主要在於反对贫穷与追求平等。修正主义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他们事实上 试着遗忘马克思的存在。因此，德国社民党1959年的Bad Godesberg党纲宣示，“欧洲民 主社会主义是根植於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古典哲学”，同样的，工党的Anthony Crosland也指责马克思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创始者，与英国的社会主义无关。 修正主义不仅改变以往左派对於资本主义的评价，也重新评估过去对於宗教的敌视态度。 如义共与社会党都不约而同地，展开与天主教的对话，企图从中找到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英国的修正主义理论与路线] 英国修正主义最重要的着作就是Anthony Crosland在1956年出版的Future of Socialism 。作者的想法是与当时工党高层接近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成长与积累的问题， 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取代另外旧的私有财产制，而是在於 促进更公平的分配结果。 Crosland挑战了以往对於资本主义负面的看法，战後的现实使得他将持续的成长视为资本 主义的特色。同时，他也宣称基於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的介入这两项重要的改变 ，旧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早就是过去，新的资本主义是当今的现实。因此，社会主义的未 来在於透过渐进式的社会改革，逐渐地实现社会平等的价值。 在50年代，工党多次挑战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但是都告失败。在1959年的选举中，修正主 义的路线成为竞选口号，但是其结果仍是未尽理想。对此，修正主义者认为问题出於工党 的形像问题，无法吸收新兴中产阶级的选票，工党被指认为旧式的政党，满脑子国有化的 想法，只在乎工人阶级的利益。 为了重建新的工党形像，当时领导者Hugh Gaitskell试图修改党纲第四条的规定，宣示“ 生产、分配、交换工具的共同所有（common ownership）”，改采更弹性与模糊的立场。 但是Gaitskell的举动反而使得党纲第四条成为争议的焦点，引发工党是否仍坚持社会主 义的争辩，在无法取得工会代表的同意之下，他放弃了修党纲的意图。後继者也不敢试图 变更这条规定，一直到1995年，Tony Blair领导的工党才正式修改成功。 　　　　　　　　　　　[德国的修正主义党纲] 1959年，德国社民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Bad Godesberg党纲，这份新党纲的直接目的是为 了取代1925年的党纲，不过却成为当时全欧洲最重要修正主义文件。 新党纲有许多特色，它不提到马克思主义、承认经济成长与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更重要的 ，它明白宣示社会主义的短期目标就是其终极目标，也就是持续成长、国民财富的公平分 配、充份就业、稳定的货币、增加的生产力。 至此，社民党终於扬弃了以往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会导致阶级二元 化、工人日益贫穷、资本积累的危机等。新党纲对於所有权制并没有明白说明，不过可以 确定的，社民党不再坚国有化是唯一的方案。对於经济运作，社民党强调“自由竞争”的 重要性，这等於是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过他们仍以自由竞争之名来批判大财团。 新党纲的提出是社民党长期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整个50年代中，社民党也试 图改变其工人阶级的色彩，建构一个更中性的公众形像。1952年，社民党将自身定位於“ 工人、公务员、白领工人、智识份子、中产阶级、农民等所有需要劳动的人民之政党”。 到了1954年，社民党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政党”。 很显然，为了因应工人阶级的富裕化与扩展其他领域的选票，淡化无产阶级的色彩是修正 主义一个重要的面向。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社民党也从事了一些象徵符号上的改变，包括 党证文件从红色改为蓝色、党员的称呼从同志改为朋友、党部不只悬挂红旗也开始挂起联 邦国旗。 　　　　　　　　　　　　[其他国家的修正主义] 在英国与法国，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反映了长久以来的选举挫败，左派政党不得不改变以往 的路线与口号。对於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的社会党而言，他们在50年代中也常居於 执政地位，所以即使在实践上，他们早就适应了新的资本主义现实，但是却认为没有必要 从事大幅度的理论修正。 至於法国社会党，他们在50年代的表现不仅理想，但是却一直没有更改马克思主义的口号 ，包括阶级斗争等，仅管他们是相对於而言较右倾的左派政党。 　　　　　　　　　　[赫鲁雪夫与共产党的改革] 对於欧洲共产党而言，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路线的源头是来自於苏联局势的变化，史达林於 1953年去世，接任的赫鲁雪夫在1956年发表了重要的演讲，一方面指责过去史达林所犯的 个人崇拜之错误，另一方面提出和平共存的新原则，同意各国都有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 路。 义共的反应较为明较，Togliatti同意苏联模式并非放诸四海皆准，各国的国情需要建立 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在此之後，义共越来越少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诉求，葛兰西也逐渐 取代了列宁的地位。不过，Togliatti仍是坚持国际共产运动的团结，他仍是支持俄国入 侵匈牙利，在这一点方面，义共仍不懂得迎 合时代潮流，也受到知识份子普遍的指责。至於法共，他们受到赫鲁雪夫的影响十分有限 ，在理论上仍是坚持以往的教条。 第11章 左派重现 60年代仍是一个成长的年代，对於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左派与右派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只有少数的“极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无药可救。因此，左右两派的界线不再是过去的 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左派的兴趣在於如何更新、改变资本主义，而不是鼓吹另一套的经 济生活方式。 在政治上，经过了50年代的失势，各国的左派陆续取得执政的地位，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左 派的重现。 1963年：义大利社会党首度入阁，与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1964年：英国工党在13年在野之後，首度在选战中获胜。 1966年：德国社民党与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首度在战後进入政府。三年後，社民党与自 由党联盟并且取得执政，基民党第一次沦为在野党。 1966年：芬兰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合成人民阵线政府。 1970年：奥地利的社会党首度单独执政，中间偏右的人民党成为野党。 　　　　　　 　　　　[奥地利社会党的革新] 奥地利的社会党在战後一直与人民党联合执政，两大党联盟并且分享政权的模式并不同於 英、美的政党轮流执政，仅管每次选举都是激烈的竞争，但是选後两个对手都愿意与对方 合作。到了1966年的选举，人民党采取了抹黑的战术，暗示社会党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结 果人民党取得了第一高票，社会党居其次，这一次社会党拒绝了人民党依往例的邀请入阁 提议，宁愿作个在野党。这是战後以来的第一个少数执政而没有左派的参与，不过这也意 味着，左右两党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社会党可以信任人民党。 在1966～1970年在野期间，社会党内部产生了修正主义的争论，有人提议修改党名为社会 民主党，不过受到否决。在Bruno Kreisky领导者下，社会党成功地塑造出新的现代化形 象。在1969年提出的Human Programm，社会党提出了关於环境、健康等新主张，并且将自 身定为促成奥地利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角色。 　　　　　　　　　　　[英国工党的现代化之路] 60年代中期的领袖Harold Wilson也赋与工党一个年轻的形像，尤其是因为他的对手保守 党Alec Douglas Home是贵族地主，也因此，他大力鼓吹英国的现代化作为工党竞选的号 召。 自从修正主义者试图修改党纲第四条之後，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现代化的问题。1961年出版 的文件Signposts for the sixities，是当时工党的共同认知，在其中没有出现任何关於 社会主义的字眼。它宣称60年代的关键在於科学革命、政府介入、资源分配。 文件指责保守党执政下的英国资本主义无法达成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而处於不断衰退的 状态。解决的方式在於结合专识知识，促使科学进入产业发展的过程，其关键则是在於国 家计划能力的提昇。因此，工党鼓吹一种技术官僚的改革主义，换言之，社会主义者的任 务在於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现代化。这项诉求使得工党在1964年成功地挑战保守党长久以来 的执政地位。 　　　　　　　　　[戴高乐与法国左派20年间的失势] 戴高乐的兴起促成了社会党与法共之间的合作，两党都将他视最首要的敌人，是新法西斯 主义的代言人。不过，戴高乐的保守主义却带有一种历史任务，重新恢复法国的世界地位 ，因此，他积极鼓吹国家当局介入经济，并且扮演主导的角色。戴高乐并不是试图恢复原 状、向後看的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使得法国左派无法像英、德一样，占用现代化这个主题 。 法共决定与社会党合作，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不但在自从这一次开始，他们才是自主 决定，而不听命於莫斯科的指示。为了因应这项改变，法共内部的言论尺度也放宽了许多 。共产党哲学家开始讨论Freud，一群经济学家也提出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简 称Stamocap）来指涉法国的现状。 不过，社会党与法共的合作却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最重要是社会党内部以Gaston Defferre为首的“第三势力”，他们反对於与共产党合作。相对於此，社会党的 Francois Mitterand则是代表左派统一的象徵。一直到1969年，Deffrre参选总统大选， 获得惨不忍睹的低票率，两党的合作才成为正式的。 　　　　　　　　　　[义共的新局势与路线之争] 义大利社会党与基民党在1962年合组政府，其中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孤立共产党。面对这 项局势，Togliatti则是试图突围，一方面积极拉拢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势力（这时正好是 由改革派的教宗John当政），另一方面则是与基民党与社会党部分人士取得合作共识，矛 头只对准右翼份子。 Togliatti於1964年去世，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对了重新调整的关键。两位继承者分别 代表了两种演变的可能性，Amendola是右翼的代表，他认为义大利也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倾向於西方的社会民主模式，鼓吹社会福利、国家介入的重要性。 相对地，Ingrao则是左翼的代表人物，他支持当时新兴的新社会运动，认为义共的未来在 於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核心，与天主教世界从事政治斗争。 Amendola是斗争的胜利者，他成功地开除了义共内部的毛派份子，即IIManifesto派，但 是却没有取得完全的领导地位。1969年之後，义共的领导权落入Enrico Berlinquer，他 不属於Amendola或Ingrao两阵营。 [德国社民党到执政之路] 自从Bad Godesberg党纲之後，社民党与基民党的政策差异逐渐缩小，自从60年代初期以 来，两党就开始讨论联盟政府的可能性。社民党的新领导人Willy Brand有类似Wilson Kendy等人的年轻吸引力，也符合这个时代的基调。 另一方面，基民党与自由党长久以来的联盟关系也面临了挑战，因为基民党并不是纯粹的 资产阶级政党，它不相信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德，经常大手笔地提供老人年金、战争受害者 补助、建设补助、并且补助一些不具竞争性的国内产业。关於这一点，自由党越来越不能 容忍基民党的挥霍成性，两党的歧见也日益加深。到了1966年，社民党与基民党组成联合 政府，总理由具有纳粹背景的Kurt Kiesinger出任，至於Brandt则是担任外交部长的工作 。 　　　　　　　[英国工党与德国社民党所面对的局势比较] 在整个50年代，英国工党与德国社民党都是被拒於执政地位之外，一直到60年代中期才开 始掌握权力。两个政党类似的共同性，都是支持北约与西方阵营、而且没有面对其他左派 政党的挑战。再且，两政党都获得工会运动与智识界的支持，具有年轻而有魅力的领袖。 但是就实际面对的情形而言，两党的处境却是南辕北辙。在制度层面，德国的社民党需要 凡事取得其联盟者自由党的同意，并且受限於高度自主性的宪法法庭、各邦政府、联邦银 行的约束，难以在施政上为所却为。英国的工党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却需要解决 困难的经济难题，英国的制造业一直在萎缩，而且面对严重的收支不平衡，整个工党执政 期间（1964～1970），这些经济问题几乎耗尽了工党领袖的精力。 　　　　　　　　　　　　[工党的执政表现] 工党在位期间，从事了若干的社会改革，包括建立寡妇年金、扩充高等教育、成立空中大 学、妇女共同工同酬法案等。在外交上，对於采取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实行禁运武器，这 是工党第一次建立的英国外交政策基调，後来的保守党政府也愿意遵守。不过就整体而言 ，1964～1970年间的执政不如1945～1951年表现的耀眼，工党政府并没有成功地推动英国 的大规模改革，也没有留下来太多值得纪念的政绩。 工党政府面对的经济状况恶化是难以解决的，基於民族自尊心的认同，工党政府将保卫英 磅价值视为首要任务，如此一来使得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更难解决。在因此，在工党执政期 间，各种税捐不断提高，公共支出却相对地减少，却没有明显地改善经济状况。 　　　　　　　　　　　　　[社民党的执政] 相对於工党不如人意的表现，社民党参与1966～1969年联合政府的经验，奠定了他们一直 到1982年执政的基础。 在1967年德国通过了稳定与成长法，变更基本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的财政权限， 并且明言宣示其政策目标为“神奇的四角”，即充份就业、持续成长、价格稳定、外汇稳 定。为了达成这四个目标，劳资的协调机制需要建立，工会、资方代表、国家部门必需透 过协商方式，共同决定工资的成长幅度与其他政策目标。 社会党的经济部长Karl Schiller是这项制度的创始者，他宣告过去基民党所采行的“社 会市场经济”时期的终结，德国正式迈向其他欧陆国家的凯因斯模式。 在社民党进入内阁的头两年，德国工会同意暂时抑制工资要求，以度过不景气的难关。社 民党证明自身有能力解决经济问题，不过，德国的劳资协调机制并没有长久维持。1972年 ，Schimdt接任总理，Schiller辞职。Shimdt本人对於劳资协调并不热中，而较常以技术 官僚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因此，德国工会於1977年退出协调，正式宣告这项制度的瓦 解。 在1969年的选举中，仅管基民党仍是取得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却没有过半，社民党与 自由党联合组成政府。社民党与自由党政府的主要突破是在於外交与教育方面，前者打破 了Anenauer时代以来的反共政策，正式推动东进政策；後者则是适值学生运动的抗争，政 府顺势推动教育改革。 在社会政策方面，疫病给付、家庭补助、劳资共同决定等规定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充或改 进。自从1969年以来，德国的社会福利预费也不断地成长。不过严格来说，社民党主导的 社会福利政策并不是划时代的突破，而是在基民党执政的基础上从事进一步的扩充。 　　　　　　　　　　　[瑞典模式获得了肯定] 自从60年初期以来，瑞典模式开始受到西方社会主义的重视，包括英国的Crosland、德国 Brandt、奥地利Kreisky都曾表明欣赏之意。瑞典当时的社会福利是欧洲最先进的与最具 有平等理念的，社民党的地位也稳如泰山。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公然表明反对美国介入越 南战争、提供美国逃避兵役者政治庇护、提供第三世界大量援助、支持国际和平运动，这 些表现都体现了左派的传统理念，并且获得一致的好评。 第12章 外交政策共识之建立 60年代是左派政党重新执政的时代，其外交政策的基调也获得确立，主流的政党纷纷放弃 国际和平主义，加入了西方阵营。在冷战局势中，主要的左派政党很难不采取亲西方、亲 美的国际立场。他们不认同苏联的共产主义，但是不想采取右派的反共立场。除了少数的 小国以外，中立主义是不存在的选择。 同时，作为先进国家，他们也不可能参加第三世界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冷战的局势也深刻 地限制了左派政党的行动可能，他们被动处理不擅长的安全议题、为了加强国防而牺牲社 会改革、社会主义的诉求常被简化为东欧的现实。许多社民党的领袖都认为，社会民主不 可能在冷战对峙中实现。但是谁也没有想到，90年代冷战的结束反而带社会主义新的危机 。 [德国社民党的东进政策] 东进政策是社民党在60年代的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也是唯一能接合国家现实利益与和平主 义理念的政策。左派政党第一次在战後改变了原先的外交路线，并且影响了东西阵营对峙 的局势。当时在野的基民党先是强力反对，而後支持，在1982年上台之後，他们更是积极 推动。 对於社民党而言，东进政策是外交立场上的转进。社民党放弃了原先坚持的中立主义，支 持加入北约，但是他们却没有改变民族统一的主张。当时的基民党在Adenauer的坚持之下 ，仍不承认东德的存在，他们宣称联邦共和国代表全德国人，要求苏联恢复德东地区的选 举权。 东进政策之所以能推出，是有国内外条件的配合。在国外方面，美国JFK总统当时试图减 少对峙紧张，同意改采更弹性的态度来处理东西阵营之问题。当JFK访问柏林时，Brandt 正好是市长，很快地他就称为德国的JFK。另一方面，基民党Adenauer也因为支持Gaulle 的国际主张，引发美国当局的不快。因此，在美国的同意之下，社民党的东进政策得以推 出。 在国内方面，自由党由於丧失其保守的选票，逐渐修正以往的反共教条。改革者 Wolfgang Schollwer与Walter Scheel在外交方面，采取较为自由的作风。因此，东进政 策成为1969年之後自由党与社民党联盟的基础。 东进政策的具体成果展现在与东欧国家签定了一系列的外交条约，首先是与苏联（1970） ，随後有波兰、东德、捷克等。同时，西德政府也第一次承认了德国与波兰的新边界，这 等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的和平协约。 对於国际局势而言，东进政策开启了东西方对话的空间，间接促成了1975年Helsinki会议 的诞生。对於德国而言，东进政策也带来许多实质的好处，包括西柏林市民获得探亲权、 为德国企业打开了东欧的市场、提昇德国的外交自主性。 　　　　　　　　　　[法共、义共的外交政策调整] 早在Togliatti时代，义共就开始接受国际局势多重中心的现实。义共在60年代逐渐脱离 莫斯科的控制，形成自主的国际观点。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义共对於苏联提出了 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在西德社民党与东德政府交涉的过程中，义共也扮演了中介者的 角色，因此得以说服西德政府部分解除对於共产党的禁令。义共在60年代中也改变了以往 反对欧洲整合的态度，积极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务。相对於此，法共的改革则较为缓 慢，他们视欧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抵制其扩大运作或民主化。 　　　　　　　　　[北欧社民党与欧洲经济共同体] 丹麦、挪威两国长久以来依赖英国的市场，因此，当英国在60年代提出加入欧体的申请之 後，也参与了欧洲整合的行列。两国都是在1970年获得加入许可。不过对於北欧的左派而 言，他们认为欧共体只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的整合，他们一直担心原先的社会福利水 平会被牺牲。因此，他们之所以加入欧共体，只是出於不得已的选择。 相对於此，欧体的原先六国左派却没有这种担忧。他们都将视欧洲整合的目标与社会主义 理念是相容的。奥地利的Bruno Kreisky甚至认为，社会民主的第三阶段（前两阶段分别 是工人阶级的自觉与福利国家的建立），就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民主化与欧洲的政治统一 。 　　　　　　　　　　　[英国工党与欧洲整合问题] 是否加入欧体的问题长久以来困扰着英国工党。在1962年在野时期，Gaitskell领导的工 党采取反对态度；1967年执政时，Wilson首相提出加入申请，却被法国政府否决；等到 1974年下野後，工党却再度反对保守党Heath内阁所提出的申请。 一直到90年代，工党内部存在着一股强烈反欧洲整合的势力，他们始终认为欧体／欧盟是 法国、资本家、天主教的阴谋，企图使英国屈服於德国的经济统治。在这一点而言，工党 内部与右翼的民族主义十分类似，他们顽固地坚持大英帝国的历史传统。 Wilson内阁决定加入欧共体，反映了工党政府无法延续英国过去的世界强权角色，并且改 善国内经济状况。欧洲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可忽视，1966年左右的英国主流意见都对欧 体的抱以重望。在这种条件之下，Wilson决定改变态度，提出加入的申请。不过，法国 Gaulle政府始终认为英国的加入是美国的阴谋，因此投下了否决票。 　　　　　　　　　　　　　[越战的问题] 60年代的越战相当於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都是引发国际左派关注的重大事件。但是在北 约国家中，大多数的社会党都是采取支持美国介入的态度（除了义大利社会党以外），少 有政治领导者提出反对。这使得当时兴盛的反战运动与社会主义政党产生严重的脱节，造 成左派内部的代际断层。 最有能力提出质疑越战必要性的是英国工党与德国社民党，他们在60年代执政而且大国的 立场也较具影响力。Wilson虽然对美军轰炸河内、海防等大城市持保留的态度，但是不曾 当面向美国当局表达反对。工党政府承继英国外交一贯的立场，认为英国享有与美国的特 殊关系，不应为了亚洲问题而与盟友起争执。同时，工党政党为了保卫英磅的价值，也需 要美国的支持，更不想得罪美国。至於德国，Brandt一向拒绝对於越战发表评论，他的东 进政策也是需要美国的认可。 理所当然地，欧洲的共产党始终宣示支持越共，但是社会党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就此而言 ，西方的主流社会主义者也内化了东西冷战的逻辑，他们认同西方阵营，自然也就不同情 东方的共产游击队。 第13章 工人阶级抗争的复苏（1960～1973） 60年代除了左派政党重新执政，基层工人也发动了一连串的工潮。粗略来说，工潮可以分 为两个时期，一是1960～1964年，其次是1968～1972年。 　　　　　　　　　　　　　[其起因与解释] 工潮的出现是全欧的现象，不能只由各国的特别原因来解释。一个共同的现象在於，资本 主义发展到60年代已经实现了充份就业的情形，工人不再面临失业的威胁。因此，工会的 力量获得相对提昇，工人也期望工资能够比生产力成长更快。 另一方面，工潮也与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於各国政府采取通货紧缩 的政策，试图压低工资成长所可能导致的成长减缓，由於工会采取了抗争的策略。另一种 说法正好颠倒，由於快速的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工资所得缩小，工人为了保卫既有的生活水 准，於是从事抗争活动。 　　　　　　　　　　　　[工人抗争与左派政党] 对於执政的左派政党，工人抗争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作为执政党，左派需要为资本主义经 济运作情形负责，他们不可能单方面支持工会的要求，也不能坐视工潮蔓延。事实上，早 在50年代末期，主流的社会党都采取修正主义的看法，认为工人阶级运动告一段落了，资 本主义的成长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左派政党也不再需要坚持阶级立场，而是要作所有人 民的政党。无疑地，60年代的工潮打破了这种论调。 工潮反映了工人对於物质生活改善的期望增加，他们希望能享有更多经济发展的果实。然 而，左派政党担心，一旦工资成长超过了生产力的成长，那麽整体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 响。一般而言，执政者通常有下列的政策选择。一是采取通货紧缩方案，通常是由财政当 局提议，社会党却反对。另一种则是建立工资协调制度，由劳资双方协商工资成长的幅度 。或者是社会党向工会保证采取某些社会改革，以换取工会放弃罢工的承诺。 　　　　　　　　　　　　　　[各国的工潮] 法国1968年“五月革命”、义大利1969年“秋老虎”、瑞典1969年、德国1969年“九月罢 工”…[作者对於各国的整理过於琐碎，在此略过] 第14章 意识形态与学生抗争的复苏 欧洲60年代的学运在西德、法国、义大利、荷兰、瑞典兴盛，但是在挪威、丹麦、英国却 不是那麽重要。大部分的左派政党不能理解学生造反，也没有认真看待新左派的兴起。经 过50年代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结束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原 先粗暴的资本主义已经被福利国家驯化，革命的可能性不再存在。因此，老左派并没有预 期到这股新的抗争风潮。 学生抗争使得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各类新马的着作纷纷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份 子也获得重视。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老旧的史达林主义（义共、法共），或是柏恩 斯坦的修正主义（主流的社会党），而是强调文化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因此，学生抗争 也强调其文化的面向，许多的抗议都充满了象徵的意味。 60年代也是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盛行的时期，反抗青年听美国的音乐、吸毒，个人主义的作 风使他们厌恶官僚、政党等一切带有威权色彩的“体制”。学生认为工人阶级早就被资本 主义所同化，不再支持革命行动，因此，只有青年才是新的革命主体。 对於体制内的左派，学生抗争的现象是无法理解，同时又充满惊讶的。一方面，学生高呼 一些社会主义者早就遗忘的词汇（如革命），并且积极挑战他们认命接受的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抗议青年反对一切压迫个体性的组织，却又是违背早期社会主义强调的集体性与纪 律。因此，当学生认为自己是在推翻资本主义，号召工人一同起义时，很少有工会领导人 为了越战、种族歧视等问题进行罢工。 从结构上来看，学生抗争风潮是起因於受教年限的延长、高等教育的扩展，使得越来越多 年青人免於面对工作的压力。就这一点而言，老左派是有其贡献。各国的社会党很早就将 普遍的受教权视为其主张，许多60年代执政的左派政党也积极教育改革。 　　　　　　　　　　　　[左派政党的回应] 面对1968年五月革命，法国密特朗（Francios Mitterand）虽曾表示：“左派吓了一跳… 五月运动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我这个世代已经麻木不仁了”。但是他仍不忘批评学生是幼 稚而混乱的组合。 左派政党并没有办法了解学生们的文化政治，他们只能以具体的政治改革来加以回应。在 法国五月事件中，密特朗认为Gaulle一定辞职，因此提议成立左派领导的过渡看守政府。 但是老谋深算的Gaulle反而解散国会，召开选举，在随後大选中，共产党与社会党惨败， 骤然兴起的五月风暴就此结束。 主流左派政党对於学生的回应较慢，但是若干左派小党则是公然地支持学生，例如丹麦的 社会人民党（SF）、挪威的社会人民党（SPP）、法国的统一社会党（PSU）、义大利的统 一社会党（PSIUP）等。不过，他们的影响不大。 若干左派政党曾试图组织这些新左派，以吸收成为党的一部分。德国社民党是一个失败的 例子，其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SDS）虽曾是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但是他们过 於激进，使得老左派吃不消，不久就被逐出党外。义共的作法十分特别，他们承认学生运 动的进步性与自主性。他们愿意支援学生，但是不占领导权。这是共产党第一次放弃在革 命过程中的主导权。 不过，就整体而言，新左派对於体制内的左派政党冲击不大。没有任何主流政党被新左派 份子占领，或因此分裂。旧的组织体制对於新批判总是有相当程度的免疫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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