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明，《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1），313頁。 傅憲豪 (清大歷史所) 本書為群學「科技與社會叢書」系列第一號，針對台灣學術界的種種弊病提出諸多建 議與批評，特別是放在政府政策與科學研究、高等教育改革、知識經濟與產業競爭力等三 大主軸，以及三者間互動之關係與對國家及社會之影響上。 本書共 4篇、14章，針對上述的三大主軸做出種種批評與建議，第一部分，作者指出 當前學術科研水準低落是因為科技主管單位（教育部與國科會）本身缺乏專業科技管理與 政策素養。教育部百億卓越計畫的「越俎代庖」，甚至對於「真正的」學術水準指標的涵 意缺乏認識，而更進一步誤導社會大眾與媒體。（頁 83、183-184）對於學術論文的評鑑 是「以量取利」（頁50），完全忽視「論文平均被引述率」 (RCI)（頁57、），使得國內 生產之論文成為低學術價值之「後續補充型研究」（頁102、122），甚至在「洗錢機構」 國科會錯誤的論文獎勵制度下，造就了「紅包文化」、自吹自擂、剽竊、一稿多投等等「 亂象」。（頁17、91、104、108、115、119-120、177） 而高教科研經費的「全世界超低 水準」（頁119、175），使得國內研究環境極為惡劣，結果就是台灣大學平均學術水準指 標僅達「赤道國家水準」。（頁 59、307）而解決之道，大致是要呼籲台灣能夠師法歐洲 各先進國家的各項學術機構制度，強化主管單位管理與策略素質，並以 RCI作為學術評鑑 的最高判準，重新制訂各項學術制度與科研政策等等。（頁64-65） 第二部分，作者以自己的教學經驗為例，揭示當今大學前科教改革的扁平化發展、但 是題材明顯增加的結果，造成了大學生程度大幅滑落。多元入學不但未能解決因聯考帶來 的升學問題，反而學生要應付更多的考試項目而補更多的習（從補籃球到編造社區服務記 錄）（頁 303），結果是「迫使學生在更小的游泳池競賽」和「扼殺想像力與求知慾」（ 頁 305-306）。而大學教育體制更是問題重重，因為沒有良好的學術教學評鑑制度，因而 形成建人脈、泛政治化的文化，學校當局也頻頻對外捏造「卓越」的「騙局」，加上虛假 的「教授治校」口號（頁125），而校園成為「無法無天」的樂園 ；而缺乏「基礎科學教 育」的教育學院與部分社會科學人士壟斷了高教發言權，更使得改革難上加難。作者的處 方則是要「加強人文學者門的科學素養」（要多看Science和Nature雜誌）， 以作者所構 思的「教育層次流程圖」 （頁304）激發學生自我求知慾與想像力，來取代填鴨式的補習 文化和扁平化發展；高教方面，要減少過渡膨脹之大學數量，建立透明化的教學評鑑制度 ，強化教學品質等等，才能擺脫所謂「孔夫子學說」的「薰陶」。（頁310） 最後，台灣科技產業只追求短視近利，缺乏創新能力與「拔尖技術」，因此長期停滯 在技術生產層次，而產業界既缺乏投資研究的主客觀條件、低水準的學術科研也無法帶動 產業界的發展，台灣產業競爭力將逐漸喪失。台灣知識經濟下的科研圖像就是「科技教父 + 科技神棍 + 科技乞丐」。 （頁153）所以作者認為未來要加強產學合作，下一波的經 濟發展是由責無旁貸的大學所帶動，追求知識經濟發展、創新能力、建立自我品牌以及發 展「明日科技」（生技、製藥…etc）將是產業維持競爭力的為一出路。 本書以非常基進的口吻批判產官學界、特別是學術界這一塊平常外人不太能瞭解的領 域，尤其是作者以局中人（前清華電機系教授）的身份揭露了一大堆所謂學術界的「亂象 」，甚至常常是指名道姓、非常具體的點名批判，相當辛辣。長期以來，不論是政府、學 術機構或是產業界都不斷地呼籲要追求「卓越」、刺激創新、推動 R&D等等口號可說是耳 熟能詳。但是在國家花費無數金錢下，台灣的「科學研究」似乎與離國際水準有一大段距 離，不時還會出現如李遠哲院長所呼籲的：「再不做……我們就要變成菲傭」的急迫聲音 。而教改問題更是近來最具爭議及爆炸性的議題之一。在眾人不斷質疑、納悶以上種種奇 怪現象之際，曾孝明教授（目前任職於加州某科技公司副總）的書似乎可以提供不少線索 與可能的解答，對於我們瞭解整個（或部分？）高等教育的整體結構與運作而言，應該會 有一些幫助。 雖然作者點出了種種的問題與亂象，但是筆者對於本書提供的諸多分析與「處方」有 所問題與質疑。首先，本書的論證清楚地設定了「科技∕科研」與「人文∕社會」的二元 斷裂，因此兩者需要「對話」。但是我們在書中常看到的卻是「人文學者」需要多看 Science、多增進科學知識以免「文采勝於論證」，而科研人士常以「過度專業的知識」 來「庭訓」這些人，只是「頗令人遺憾之事」。 （頁306）這種二分、並以科學為尊的態 度，恐怕也是「頗令人遺憾」的，一方面作者不斷強調要激發學生的想像力與好奇心，卻 沒有點出所謂人文、社會類領域在其中可做出的貢獻，而科學家也並不需要去閱讀人文社 會領域的「優良刊物」（身為「科技與社會叢書第一號」，唯一引用的相關文獻只有孔恩 的寥寥數語）。例如作者所引用的孔恩所言，科學社群是要在典範的指導下進行常規科學 的活動，對學生來說，學習自然科學的方式不外乎就是透過不斷練習教科書中的習題及聽 從老師（權威）的教誨等等，而人文與社會科學所強調的常是多元價值與思考能力，這在 全人教育的過程中不正是可以成為激發學生創造力思考的基礎嗎？另一方面，如雷祥麟教 授所云，在當代知識經濟的興起下，「生產」與「應用」已被高度地整合濃縮，「當知識 的「生產」過程中已明白地納入「應用」的社會、經濟、文化脈絡時」，這種二分法已不 能成立，「科技並不「中立」於應用的社會脈絡之外」。[1] 更有甚者，像是所謂最先進 的基因工程領域，不只是融合了「純科學」與「工程技術」，更因為需要家族遺傳的歷史 以建立遺傳的關連性，甚至需要歷史學家幫忙梳理其基因取樣人的家族史，在此所謂「人 文」領域是直接參與了「自然」科學的知識生產過程之中，而產生「更好的科學」 (better science)，由此觀之，這種二元對立的命題是相當有問題的 (problematic)，而 作者全書的立論卻都奠基於此。 其次，對於作者大聲疾呼我們需要有完整規劃性的科技∕科研政策與評鑑，並要以屬 性與台灣相近的歐洲諸國為鏡借鑑，而非美國，筆者也深表贊同。但是對於作者的幾個論 證卻頗有意見。作者雖然提到高等教育研發的問題不在於經費的多寡，卻又不斷呼籲用於 高等教育研發的經費少的可憐、研究設備的老舊等等，而這一切的問題都是因為國內學術 界不採用RCI作為評鑑判準所致，所以如果我們擁抱了RCI，種種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而 政府也不用擔心投資大量經費在科研上會徒勞無功云云。這種過度化約的解釋使得社會、 文化脈絡都隱而不見。就以作者所舉之台灣肝炎研究為例，就是因為它是國內嚴重的本土 疾病，所以諸如台大等一流單位會願意、也應該進行肝炎的研究，官方也支持，這正可以 說明地方性∕區域性的問題可以成為科研發展的特色，甚至是這種特色「引導」了科研該 往那個方向發展，充分顯現在地特色知識是如何與科研結合而產生良好的效果（備受國際 肯定）。但是到了作者眼中卻成為「這與問題本身是否為本土屬性沒有明顯關係」的奇怪 邏輯與結論。（頁2） 再者，作者對於教改的批判許多都是切中要害，但是此時其典範又變成是美國高中與 「美式」的新竹實驗中學，雖然列出了歐洲技職教育體系，但卻看不見進一步的討論。作 者在科研或甚至產業發展要我們以歐洲為師，可是中學教育卻又變成美國路線，令人懷疑 這樣子的road map是可以連結的上嗎？筆者相信當年推動教改的諸公，未嘗不是個個都像 作者一般地滿腔熱血、想要將學子們從聯考的重荷下解放出來，賦與並激發他們的想像力 與創造力呢？從目前看來，教改的確存在許多問題，但是我們究竟有沒有從歷史中學到教 訓呢？比如說種種改革有沒有採納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許多的改革本身立意上當然 沒有問題（如九年一貫），但是忽略了一大堆實際上的問題（例如教育師資需要再訓練、 整個學校與學生家庭的配套措施…等等）。我們可能更需要去瞭解「外面世界」的實際情 況（包括社會、文化、經濟等等脈絡），而可能不是只依靠一群少數在象牙塔內的教授們 、參照一堆外國文獻與理論就能夠把教改的工作給做好的。 最後，關於科研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作者幾乎還是採用「輸入說」，也似乎仍不 脫所謂的「六階段模型」。[2] 我們看到的是科研引導應用、產業的發展，而技術的應用 、產業界的實作則不太可能會引導、甚至導致科學研究。而作者對於台灣的「技術生產業 」（科技產業）可謂是酷評：他們不但本身缺乏創新、短視近利、不重視研發等等，同時 因為其相關的配套措施及優惠而成為大學研究「最無情的殺手」（頁145-146）； 但是關 於這些產業對於近十幾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卻甚少著墨。當然，在作者以「科學研究 」為最高價值與判準下，連日本都是「自信中帶有陰影」，那就更遑論台灣的科技代工與 製造業了。而這種解釋更造成作者自己的疑問，也忽略了一個作者所稱的「矛盾事實」， 那就是台灣在「整體研發層次或創新水準沒有什麼看頭」的情況下，竟然是「台灣製造業 表現非凡舉世驚訝」的問題？（頁243-244） （而既然作者不斷強調這是「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學者值得研究的題材」，那何不也大聲疾呼一下要求國科會把龐大的科研經費撥一點 給這些領域來進行研究呢？）而這樣的事實，是不是表示本書根本是問錯了問題？如果長 久以來台灣產業從未獲得低水準的科研支持，卻使台灣經濟得以擠身為亞洲四小龍，那為 何未來一定必須要靠花費無數預算卻成效不彰的科研？或者反過來說，更是台灣的「技術 生產業」是有值得科研去師法的地方？改善製程的know-how與 big science的知識位階到 底孰高孰低、還是問題根本不在於去分這些高低？從科技史的角度，我們發現許許多多的 創新都是來自於使用，而更常發生的是發明國並不會是將產品真正發揚光大的地方，日本 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從「使用中的技術」[3]這個角度 - 而不是科研的創新決定論 - 來重新檢視科研與產業的關係，我們才能夠真正的開始去試著解答上述問題。 註釋： [1] 雷祥麟，〈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挑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五期 (2002)，頁154-155。 [2]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F. Pin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 P. 23. [3] David Edgerton, 方俊育、李尚仁譯，〈從創新到使用〉《科技渴望性別》，（台北 ：群學出版社，2004），頁131-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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