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明，《台湾的知识经济：困境与迷思》（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1），313页。 傅宪豪 (清大历史所) 本书为群学「科技与社会丛书」系列第一号，针对台湾学术界的种种弊病提出诸多建 议与批评，特别是放在政府政策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改革、知识经济与产业竞争力等三 大主轴，以及三者间互动之关系与对国家及社会之影响上。 本书共 4篇、14章，针对上述的三大主轴做出种种批评与建议，第一部分，作者指出 当前学术科研水准低落是因为科技主管单位（教育部与国科会）本身缺乏专业科技管理与 政策素养。教育部百亿卓越计画的「越俎代庖」，甚至对於「真正的」学术水准指标的涵 意缺乏认识，而更进一步误导社会大众与媒体。（页 83、183-184）对於学术论文的评监 是「以量取利」（页50），完全忽视「论文平均被引述率」 (RCI)（页57、），使得国内 生产之论文成为低学术价值之「後续补充型研究」（页102、122），甚至在「洗钱机构」 国科会错误的论文奖励制度下，造就了「红包文化」、自吹自擂、剽窃、一稿多投等等「 乱象」。（页17、91、104、108、115、119-120、177） 而高教科研经费的「全世界超低 水准」（页119、175），使得国内研究环境极为恶劣，结果就是台湾大学平均学术水准指 标仅达「赤道国家水准」。（页 59、307）而解决之道，大致是要呼吁台湾能够师法欧洲 各先进国家的各项学术机构制度，强化主管单位管理与策略素质，并以 RCI作为学术评监 的最高判准，重新制订各项学术制度与科研政策等等。（页64-65） 第二部分，作者以自己的教学经验为例，揭示当今大学前科教改革的扁平化发展、但 是题材明显增加的结果，造成了大学生程度大幅滑落。多元入学不但未能解决因联考带来 的升学问题，反而学生要应付更多的考试项目而补更多的习（从补篮球到编造社区服务记 录）（页 303），结果是「迫使学生在更小的游泳池竞赛」和「扼杀想像力与求知慾」（ 页 305-306）。而大学教育体制更是问题重重，因为没有良好的学术教学评监制度，因而 形成建人脉、泛政治化的文化，学校当局也频频对外捏造「卓越」的「骗局」，加上虚假 的「教授治校」口号（页125），而校园成为「无法无天」的乐园 ；而缺乏「基础科学教 育」的教育学院与部分社会科学人士垄断了高教发言权，更使得改革难上加难。作者的处 方则是要「加强人文学者门的科学素养」（要多看Science和Nature杂志）， 以作者所构 思的「教育层次流程图」 （页304）激发学生自我求知慾与想像力，来取代填鸭式的补习 文化和扁平化发展；高教方面，要减少过渡膨胀之大学数量，建立透明化的教学评监制度 ，强化教学品质等等，才能摆脱所谓「孔夫子学说」的「薰陶」。（页310） 最後，台湾科技产业只追求短视近利，缺乏创新能力与「拔尖技术」，因此长期停滞 在技术生产层次，而产业界既缺乏投资研究的主客观条件、低水准的学术科研也无法带动 产业界的发展，台湾产业竞争力将逐渐丧失。台湾知识经济下的科研图像就是「科技教父 + 科技神棍 + 科技乞丐」。 （页153）所以作者认为未来要加强产学合作，下一波的经 济发展是由责无旁贷的大学所带动，追求知识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建立自我品牌以及发 展「明日科技」（生技、制药…etc）将是产业维持竞争力的为一出路。 本书以非常基进的口吻批判产官学界、特别是学术界这一块平常外人不太能了解的领 域，尤其是作者以局中人（前清华电机系教授）的身份揭露了一大堆所谓学术界的「乱象 」，甚至常常是指名道姓、非常具体的点名批判，相当辛辣。长期以来，不论是政府、学 术机构或是产业界都不断地呼吁要追求「卓越」、刺激创新、推动 R&D等等口号可说是耳 熟能详。但是在国家花费无数金钱下，台湾的「科学研究」似乎与离国际水准有一大段距 离，不时还会出现如李远哲院长所呼吁的：「再不做……我们就要变成菲佣」的急迫声音 。而教改问题更是近来最具争议及爆炸性的议题之一。在众人不断质疑、纳闷以上种种奇 怪现象之际，曾孝明教授（目前任职於加州某科技公司副总）的书似乎可以提供不少线索 与可能的解答，对於我们了解整个（或部分？）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与运作而言，应该会 有一些帮助。 虽然作者点出了种种的问题与乱象，但是笔者对於本书提供的诸多分析与「处方」有 所问题与质疑。首先，本书的论证清楚地设定了「科技∕科研」与「人文∕社会」的二元 断裂，因此两者需要「对话」。但是我们在书中常看到的却是「人文学者」需要多看 Science、多增进科学知识以免「文采胜於论证」，而科研人士常以「过度专业的知识」 来「庭训」这些人，只是「颇令人遗憾之事」。 （页306）这种二分、并以科学为尊的态 度，恐怕也是「颇令人遗憾」的，一方面作者不断强调要激发学生的想像力与好奇心，却 没有点出所谓人文、社会类领域在其中可做出的贡献，而科学家也并不需要去阅读人文社 会领域的「优良刊物」（身为「科技与社会丛书第一号」，唯一引用的相关文献只有孔恩 的寥寥数语）。例如作者所引用的孔恩所言，科学社群是要在典范的指导下进行常规科学 的活动，对学生来说，学习自然科学的方式不外乎就是透过不断练习教科书中的习题及听 从老师（权威）的教诲等等，而人文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常是多元价值与思考能力，这在 全人教育的过程中不正是可以成为激发学生创造力思考的基础吗？另一方面，如雷祥麟教 授所云，在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下，「生产」与「应用」已被高度地整合浓缩，「当知识 的「生产」过程中已明白地纳入「应用」的社会、经济、文化脉络时」，这种二分法已不 能成立，「科技并不「中立」於应用的社会脉络之外」。[1] 更有甚者，像是所谓最先进 的基因工程领域，不只是融合了「纯科学」与「工程技术」，更因为需要家族遗传的历史 以建立遗传的关连性，甚至需要历史学家帮忙梳理其基因取样人的家族史，在此所谓「人 文」领域是直接参与了「自然」科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之中，而产生「更好的科学」 (better science)，由此观之，这种二元对立的命题是相当有问题的 (problematic)，而 作者全书的立论却都奠基於此。 其次，对於作者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有完整规划性的科技∕科研政策与评监，并要以属 性与台湾相近的欧洲诸国为镜借监，而非美国，笔者也深表赞同。但是对於作者的几个论 证却颇有意见。作者虽然提到高等教育研发的问题不在於经费的多寡，却又不断呼吁用於 高等教育研发的经费少的可怜、研究设备的老旧等等，而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国内学术 界不采用RCI作为评监判准所致，所以如果我们拥抱了RCI，种种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而 政府也不用担心投资大量经费在科研上会徒劳无功云云。这种过度化约的解释使得社会、 文化脉络都隐而不见。就以作者所举之台湾肝炎研究为例，就是因为它是国内严重的本土 疾病，所以诸如台大等一流单位会愿意、也应该进行肝炎的研究，官方也支持，这正可以 说明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可以成为科研发展的特色，甚至是这种特色「引导」了科研该 往那个方向发展，充分显现在地特色知识是如何与科研结合而产生良好的效果（备受国际 肯定）。但是到了作者眼中却成为「这与问题本身是否为本土属性没有明显关系」的奇怪 逻辑与结论。（页2） 再者，作者对於教改的批判许多都是切中要害，但是此时其典范又变成是美国高中与 「美式」的新竹实验中学，虽然列出了欧洲技职教育体系，但却看不见进一步的讨论。作 者在科研或甚至产业发展要我们以欧洲为师，可是中学教育却又变成美国路线，令人怀疑 这样子的road map是可以连结的上吗？笔者相信当年推动教改的诸公，未尝不是个个都像 作者一般地满腔热血、想要将学子们从联考的重荷下解放出来，赋与并激发他们的想像力 与创造力呢？从目前看来，教改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 训呢？比如说种种改革有没有采纳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许多的改革本身立意上当然 没有问题（如九年一贯），但是忽略了一大堆实际上的问题（例如教育师资需要再训练、 整个学校与学生家庭的配套措施…等等）。我们可能更需要去了解「外面世界」的实际情 况（包括社会、文化、经济等等脉络），而可能不是只依靠一群少数在象牙塔内的教授们 、参照一堆外国文献与理论就能够把教改的工作给做好的。 最後，关於科研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者几乎还是采用「输入说」，也似乎仍不 脱所谓的「六阶段模型」。[2] 我们看到的是科研引导应用、产业的发展，而技术的应用 、产业界的实作则不太可能会引导、甚至导致科学研究。而作者对於台湾的「技术生产业 」（科技产业）可谓是酷评：他们不但本身缺乏创新、短视近利、不重视研发等等，同时 因为其相关的配套措施及优惠而成为大学研究「最无情的杀手」（页145-146）； 但是关 於这些产业对於近十几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却甚少着墨。当然，在作者以「科学研究 」为最高价值与判准下，连日本都是「自信中带有阴影」，那就更遑论台湾的科技代工与 制造业了。而这种解释更造成作者自己的疑问，也忽略了一个作者所称的「矛盾事实」， 那就是台湾在「整体研发层次或创新水准没有什麽看头」的情况下，竟然是「台湾制造业 表现非凡举世惊讶」的问题？（页243-244） （而既然作者不断强调这是「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学者值得研究的题材」，那何不也大声疾呼一下要求国科会把庞大的科研经费拨一点 给这些领域来进行研究呢？）而这样的事实，是不是表示本书根本是问错了问题？如果长 久以来台湾产业从未获得低水准的科研支持，却使台湾经济得以挤身为亚洲四小龙，那为 何未来一定必须要靠花费无数预算却成效不彰的科研？或者反过来说，更是台湾的「技术 生产业」是有值得科研去师法的地方？改善制程的know-how与 big science的知识位阶到 底孰高孰低、还是问题根本不在於去分这些高低？从科技史的角度，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的 创新都是来自於使用，而更常发生的是发明国并不会是将产品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日本 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从「使用中的技术」[3]这个角度 - 而不是科研的创新决定论 - 来重新检视科研与产业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去试着解答上述问题。 注释： [1] 雷祥麟，〈剧变中的科技、民主与社会：STS（科技与社会研究）的挑战〉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五期 (2002)，页154-155。 [2]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F. Pin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 P. 23. [3] David Edgerton, 方俊育、李尚仁译，〈从创新到使用〉《科技渴望性别》，（台北 ：群学出版社，2004），页131-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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