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明，《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1），313頁。 傅憲豪 (清大歷史所) 本書為群學「科技與社會叢書」系列第一號，針對台灣學術界的種種弊病提出諸多建議與 批評，特別是放在政府政策與科學研究、高等教育改革、知識經濟與產業競爭力等三大主軸 ，以及三者間互動之關係與對國家及社會之影響上。 本書共4篇、14章，針對上述的三大主軸做出種種批評與建議，第一部分，作者指出當前學 術科研水準低落是因為科技主管單位（教育部與國科會）本身缺乏專業科技管理與政策素 養。教育部百億卓越計畫的「越俎代庖」， 甚至對於「真正的」學術水準指標的涵意缺乏認 識，而更進一步誤導社會大眾與媒體。（頁83、183-184）對於學術論文的評鑑是「以量取 利」（頁50），完全忽視「論文平均被引述率」 (RCI)（頁57、），使得國內生產之論文 成為低學術價值之「後續補充型研究」（頁102、122），甚至在「洗錢機構」國科會錯誤的 論文獎勵制度下，造就了「紅包文化」、自吹自擂、剽竊、一稿多投等等「亂象」。（頁17 、91、104、108、115、119-120、177）而高教科研經費的「全世界超低水準」（頁119、175 ），使得國內研究環境極為惡劣，結果就是台灣大學平均學術水準指標僅達「赤道國家水 準」。（頁59、307）而解決之道，大致是要呼籲台灣能夠師法歐洲各先進國家的各項學術機 構制度，強化主管單位管理與策略素質，並以RCI作為學術評鑑的最高判準，重新制訂各項 學術制度與科研政策等等。（頁64-65） 第二部分，作者以自己的教學經驗為例，揭示當今大學前科教改革的扁平化發展、但是題 材明顯增加的結果，造成了大學生程度大幅滑落。多元入學不但未能解決因聯考帶來的升學 問題，反而學生要應付更多的考試項目而補更多的習（從補籃球到編造社區服務記錄）（頁3 03），結果是「迫使學生在更小的游泳池競賽」和「扼殺想像力與求知慾」（頁305-306） 。而大學教育體制更是問題重重，因為沒有良好的學術教學評鑑制度，因而形成建人脈、 泛政治化的文化，學校當局也頻頻對外捏造「卓越」的「騙局」，加上虛假的「教授治校」 口號（頁125），而校園成為「無法無天」的樂園 ；而缺乏「基礎科學教育」的教育學院與 部分社會科學人士壟斷了高教發言權，更使得改革難上加難。作者的處方則是要「加強人文 學者門的科學素養」（要多看Science和Nature雜誌），以作者所構思的「教育層次流程圖」 （頁304）激發學生自我求知慾與想像力，來取代填鴨式的補習文化和扁平化發展；高教方 面，要減少過渡膨脹之大學數量，建立透明化的教學評鑑制度，強化教學品質等等，才能 擺脫所謂「孔夫子學說」的「薰陶」。（頁310） 最後，台灣科技產業只追求短視近利，缺乏創新能力與「拔尖技術」，因此長期停滯在技 術生產層次，而產業界既缺乏投資研究的主客觀條件、低水準的學術科研也無法帶動產業界 的發展，台灣產業競爭力將逐漸喪失。台灣知識經濟下的科研圖像就是「科技教父 + 科技神 棍 + 科技乞丐」。（頁153）所以作者認為未來要加強產學合作，下一波的經濟發展是由 責無旁貸的大學所帶動，追求知識經濟發展、創新能力、建立自我品牌以及發展「明日科技 」（生技、製藥…etc）將是產業維持競爭力的為一出路。 本書以非常基進的口吻批判產官學界、特別是學術界這一塊平常外人不太能瞭解的領域， 尤其是作者以局中人（前清華電機系教授）的身份揭露了一大堆所謂學術界的「亂象」，甚 至常常是指名道姓、非常具體的點名批判，相當辛辣。長期以來，不論是政府、學術機構或 是產業界都不斷地呼籲要追求「卓越」、刺激創新、推動R&D等等口號可說是耳熟能詳。但是 在國家花費無數金錢下，台灣的「科學研究」似乎與離國際水準有一大段距離，不時還會 出現如李遠哲院長所呼籲的：「再不做……我們就要變成菲傭」的急迫聲音。而教改問題更 是近來最具爭議及爆炸性的議題之一。在眾人不斷質疑、納悶以上種種奇怪現象之際，曾孝 明教授（目前任職於加州某科技公司副總）的書似乎可以提供不少線索與可能的解答，對於 我們瞭解整個（或部分？）高等教育的整體結構與運作而言，應該會有一些幫助。 雖然作者點出了種種的問題與亂象，但是筆者對於本書提供的諸多分析與「處方」有所問 題與質疑。首先，本書的論證清楚地設定了「科技∕科研」與「人文∕社會」的二元斷裂， 因此兩者需要「對話」。但是我們在書中常看到的卻是「人文學者」需要多看Science、多增 進科學知識以免「文采勝於論證」，而科研人士常以「過度專業的知識」來「庭訓」這些 人，只是「頗令人遺憾之事」。（頁306）這種二分、並以科學為尊的態度，恐怕也是「頗令 人遺憾」的，一方面作者不斷強調要激發學生的想像力與好奇心，卻沒有點出所謂人文、 社會類領域在其中可做出的貢獻，而科學家也並不需要去閱讀人文社會領域的「優良刊物」 （身為「科技與社會叢 書第一號」，唯一引用的相關文獻只有孔恩的寥寥數語）。例如作者 所引用的孔恩所言，科學社群是要在典範的指導下進行常規科學的活動，對學生來說，學 習自然科學的方式不外乎就是透過不斷練習教科書中的習題及聽從老師（權威）的教誨等等 ，而人文與社會科學所強調的常是多元價值與思考能力，這在全人教育的過程中不正是可以 成為激發學生創造力思考的基礎嗎？另一方面，如雷祥麟教授所云，在當代知識經濟的興起 下，「生產」與「應用」已被高度地整合濃縮，「當知識的「生產」過程中已明白地納入「 應用」的社會、經濟、文化脈絡時」，這種二分法已不能成立，「科技並不「中立」於應用 的社會脈絡之外」。[1] 更有甚者，像是所謂最先進的基因工程領域，不只是融合了「純科 學」與「工程技術」，更因為需要家族遺傳的歷史以建立遺傳的關連性，甚至需要歷史學家 幫忙梳理其基因取樣人的家族史，在此所謂「人文」領域是直接參與了「自然」科學的知識 生產過程之中，而產生「更好的科學」(better science)，由此觀之，這種二元對立的命題 是相當有問題的 (problematic)，而作者全書的立論卻都奠基於此。 其次，對於作者大聲疾呼我們需要有完整規劃性的科技∕科研政策與評鑑，並要以屬性與 台灣相近的歐洲諸國為鏡借鑑，而非美國，筆者也深表贊同。但是對於作者的幾個論證卻頗 有意見。作者雖然提到高等教育研發的問題不在於經費的多寡，卻又不斷呼籲用於高等教育 研發的經費少的可憐、研究設備的老舊等等，而這一切的問題都是因為國內學術界不採用RCI 作為評鑑判準所致，所以如果我們擁抱了RCI，種種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而政府也不用擔 心投資大量經費在科研上會徒勞無功云云。這種過度化約的解釋使得社會、文化脈絡都隱 而不見。就以作者所舉之台灣肝炎研究為例，就是因為它是國內嚴重的本土疾病，所以諸如 台大等一流單位會願意、也應該進行肝炎的研究，官方也支持，這正可以說明地方性∕區域 性的問題可以成為科研發展的特色，甚至是這種特色「引導」了科研該往那個方向發展，充 分顯現在地特色知識是如何與科研結合而產生良好的效果（備受國際肯定）。但是到了作者 眼中卻成為「這與問題本身是否為本土屬性沒有明顯關係」的奇怪邏輯與結論。（頁2） 再者，作者對於教改的批判許多都是切中要害，但是此時其典範又變成是美國高中與「美 式」的新竹實驗中學，雖然列出了歐洲技職教育體系，但卻看不見進一步的討論。作者在科 研或甚至產業發展要我們以歐洲為師，可是中學教育卻又變成美國路線，令人懷疑這樣子的r oad map是可以連結的上嗎？筆者相信當年推動教改的諸公，未嘗不是個個都像作者一般地 滿腔熱血、想要將學子們從聯考的重荷下解放出來，賦與並激發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呢 ？從目前看來，教改的確存在許多問題，但是我們究竟有沒有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呢？比如說 種種改革有沒有採納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許多的改革本身立意上當然沒有問題（如九 年一貫），但是忽略了一大堆實際上的問題（例如教育師資需要再訓練、整個學校與學生家 庭的配套措施…等等）。我們可能更需要去瞭解「外面世界」的實際情況（包括社會、文化 、經濟等等脈絡），而可能不是只依靠一群少數在象牙塔內的教授們、參照一堆外國文獻與 理論就能夠把教改的工作給做好的。 最後，關於科研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作者幾乎還是採用「輸入說」，也似乎仍不脫所 謂的「六階段模型」。[2]我們看到的是科研引導應用、產業的發展，而技術的應用、產業界 的實作則不太可能會引導、甚至導致科學研究。而作者對於台灣的「技術生產業」（科技 產業）可謂是酷評：他們不但本身缺乏創新、短視近利、不重視研發等等，同時因為其相關 的配套措施及優惠而成為大學研究「最無情的殺手」（頁145-146）；但是關於這些產業對於 近十幾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卻甚少著墨。當然，在作者以「科學研究」為最高價值與 判準下，連日本都是「自信中帶有陰影」，那就更遑論台灣的科技代工與製造業了。而這種 解釋更造成作者自己的疑問，也忽略了一個作者所稱的「矛盾事實」，那就是台灣在「整體 研發層次或創新水準沒有什麼看頭」的情況下，竟然是「台灣製造業表現非凡舉世驚訝」的 問題？（頁243-244）（而既然作者不斷強調這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值得研究的題材」 ，那何不也大聲疾呼一下要求國科會把龐大的科研經費撥一點給這些領域來進行研究呢？ ）而這樣的事實，是不是表示本書根本是問錯了問題？如果長久以來台灣產業從未獲得低水 準的科研支持，卻使台灣經濟得以擠身為亞洲四小龍，那為何未來一定必須要靠花費無數預 算卻成效不彰的科研？或者反過來說，更是台灣的「技術生產業」是有值得科研去師法的地 方？改善製程的know-how與big science的知識位階到底孰高孰低、還是問題根本不在於去分 這些高低？從科技史的角度，我們發現許許多多的創新都是來自於使用，而更常發生的是 發明國並不會是將產品真正發揚光大的地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從「使用中的技術 」[3]這個角度 - 而不是科研的創新決定論 - 來重新檢視科研與產業的關係，我們才能夠真 正的開始去試著解答上述問題。 註釋： [1] 雷祥麟，〈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挑戰〉《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四十五期 (2002)，頁154-155。 [2]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F. Pinch, eds., The Social Co 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 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 P. 23. [3]David Edgerton, 方俊育、李尚仁譯，〈從創新到使用〉《科技渴望性別》，（）台北 ：群學出版社，2004），頁131-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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