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明，《台湾的知识经济：困境与迷思》（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1），313页。 傅宪豪 (清大历史所) 本书为群学「科技与社会丛书」系列第一号，针对台湾学术界的种种弊病提出诸多建议与 批评，特别是放在政府政策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改革、知识经济与产业竞争力等三大主轴 ，以及三者间互动之关系与对国家及社会之影响上。 本书共4篇、14章，针对上述的三大主轴做出种种批评与建议，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当前学 术科研水准低落是因为科技主管单位（教育部与国科会）本身缺乏专业科技管理与政策素 养。教育部百亿卓越计画的「越俎代庖」， 甚至对於「真正的」学术水准指标的涵意缺乏认 识，而更进一步误导社会大众与媒体。（页83、183-184）对於学术论文的评监是「以量取 利」（页50），完全忽视「论文平均被引述率」 (RCI)（页57、），使得国内生产之论文 成为低学术价值之「後续补充型研究」（页102、122），甚至在「洗钱机构」国科会错误的 论文奖励制度下，造就了「红包文化」、自吹自擂、剽窃、一稿多投等等「乱象」。（页17 、91、104、108、115、119-120、177）而高教科研经费的「全世界超低水准」（页119、175 ），使得国内研究环境极为恶劣，结果就是台湾大学平均学术水准指标仅达「赤道国家水 准」。（页59、307）而解决之道，大致是要呼吁台湾能够师法欧洲各先进国家的各项学术机 构制度，强化主管单位管理与策略素质，并以RCI作为学术评监的最高判准，重新制订各项 学术制度与科研政策等等。（页64-65） 第二部分，作者以自己的教学经验为例，揭示当今大学前科教改革的扁平化发展、但是题 材明显增加的结果，造成了大学生程度大幅滑落。多元入学不但未能解决因联考带来的升学 问题，反而学生要应付更多的考试项目而补更多的习（从补篮球到编造社区服务记录）（页3 03），结果是「迫使学生在更小的游泳池竞赛」和「扼杀想像力与求知慾」（页305-306） 。而大学教育体制更是问题重重，因为没有良好的学术教学评监制度，因而形成建人脉、 泛政治化的文化，学校当局也频频对外捏造「卓越」的「骗局」，加上虚假的「教授治校」 口号（页125），而校园成为「无法无天」的乐园 ；而缺乏「基础科学教育」的教育学院与 部分社会科学人士垄断了高教发言权，更使得改革难上加难。作者的处方则是要「加强人文 学者门的科学素养」（要多看Science和Nature杂志），以作者所构思的「教育层次流程图」 （页304）激发学生自我求知慾与想像力，来取代填鸭式的补习文化和扁平化发展；高教方 面，要减少过渡膨胀之大学数量，建立透明化的教学评监制度，强化教学品质等等，才能 摆脱所谓「孔夫子学说」的「薰陶」。（页310） 最後，台湾科技产业只追求短视近利，缺乏创新能力与「拔尖技术」，因此长期停滞在技 术生产层次，而产业界既缺乏投资研究的主客观条件、低水准的学术科研也无法带动产业界 的发展，台湾产业竞争力将逐渐丧失。台湾知识经济下的科研图像就是「科技教父 + 科技神 棍 + 科技乞丐」。（页153）所以作者认为未来要加强产学合作，下一波的经济发展是由 责无旁贷的大学所带动，追求知识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建立自我品牌以及发展「明日科技 」（生技、制药…etc）将是产业维持竞争力的为一出路。 本书以非常基进的口吻批判产官学界、特别是学术界这一块平常外人不太能了解的领域， 尤其是作者以局中人（前清华电机系教授）的身份揭露了一大堆所谓学术界的「乱象」，甚 至常常是指名道姓、非常具体的点名批判，相当辛辣。长期以来，不论是政府、学术机构或 是产业界都不断地呼吁要追求「卓越」、刺激创新、推动R&D等等口号可说是耳熟能详。但是 在国家花费无数金钱下，台湾的「科学研究」似乎与离国际水准有一大段距离，不时还会 出现如李远哲院长所呼吁的：「再不做……我们就要变成菲佣」的急迫声音。而教改问题更 是近来最具争议及爆炸性的议题之一。在众人不断质疑、纳闷以上种种奇怪现象之际，曾孝 明教授（目前任职於加州某科技公司副总）的书似乎可以提供不少线索与可能的解答，对於 我们了解整个（或部分？）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与运作而言，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虽然作者点出了种种的问题与乱象，但是笔者对於本书提供的诸多分析与「处方」有所问 题与质疑。首先，本书的论证清楚地设定了「科技∕科研」与「人文∕社会」的二元断裂， 因此两者需要「对话」。但是我们在书中常看到的却是「人文学者」需要多看Science、多增 进科学知识以免「文采胜於论证」，而科研人士常以「过度专业的知识」来「庭训」这些 人，只是「颇令人遗憾之事」。（页306）这种二分、并以科学为尊的态度，恐怕也是「颇令 人遗憾」的，一方面作者不断强调要激发学生的想像力与好奇心，却没有点出所谓人文、 社会类领域在其中可做出的贡献，而科学家也并不需要去阅读人文社会领域的「优良刊物」 （身为「科技与社会丛 书第一号」，唯一引用的相关文献只有孔恩的寥寥数语）。例如作者 所引用的孔恩所言，科学社群是要在典范的指导下进行常规科学的活动，对学生来说，学 习自然科学的方式不外乎就是透过不断练习教科书中的习题及听从老师（权威）的教诲等等 ，而人文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常是多元价值与思考能力，这在全人教育的过程中不正是可以 成为激发学生创造力思考的基础吗？另一方面，如雷祥麟教授所云，在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 下，「生产」与「应用」已被高度地整合浓缩，「当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已明白地纳入「 应用」的社会、经济、文化脉络时」，这种二分法已不能成立，「科技并不「中立」於应用 的社会脉络之外」。[1] 更有甚者，像是所谓最先进的基因工程领域，不只是融合了「纯科 学」与「工程技术」，更因为需要家族遗传的历史以建立遗传的关连性，甚至需要历史学家 帮忙梳理其基因取样人的家族史，在此所谓「人文」领域是直接参与了「自然」科学的知识 生产过程之中，而产生「更好的科学」(better science)，由此观之，这种二元对立的命题 是相当有问题的 (problematic)，而作者全书的立论却都奠基於此。 其次，对於作者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有完整规划性的科技∕科研政策与评监，并要以属性与 台湾相近的欧洲诸国为镜借监，而非美国，笔者也深表赞同。但是对於作者的几个论证却颇 有意见。作者虽然提到高等教育研发的问题不在於经费的多寡，却又不断呼吁用於高等教育 研发的经费少的可怜、研究设备的老旧等等，而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国内学术界不采用RCI 作为评监判准所致，所以如果我们拥抱了RCI，种种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而政府也不用担 心投资大量经费在科研上会徒劳无功云云。这种过度化约的解释使得社会、文化脉络都隐 而不见。就以作者所举之台湾肝炎研究为例，就是因为它是国内严重的本土疾病，所以诸如 台大等一流单位会愿意、也应该进行肝炎的研究，官方也支持，这正可以说明地方性∕区域 性的问题可以成为科研发展的特色，甚至是这种特色「引导」了科研该往那个方向发展，充 分显现在地特色知识是如何与科研结合而产生良好的效果（备受国际肯定）。但是到了作者 眼中却成为「这与问题本身是否为本土属性没有明显关系」的奇怪逻辑与结论。（页2） 再者，作者对於教改的批判许多都是切中要害，但是此时其典范又变成是美国高中与「美 式」的新竹实验中学，虽然列出了欧洲技职教育体系，但却看不见进一步的讨论。作者在科 研或甚至产业发展要我们以欧洲为师，可是中学教育却又变成美国路线，令人怀疑这样子的r oad map是可以连结的上吗？笔者相信当年推动教改的诸公，未尝不是个个都像作者一般地 满腔热血、想要将学子们从联考的重荷下解放出来，赋与并激发他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呢 ？从目前看来，教改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呢？比如说 种种改革有没有采纳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许多的改革本身立意上当然没有问题（如九 年一贯），但是忽略了一大堆实际上的问题（例如教育师资需要再训练、整个学校与学生家 庭的配套措施…等等）。我们可能更需要去了解「外面世界」的实际情况（包括社会、文化 、经济等等脉络），而可能不是只依靠一群少数在象牙塔内的教授们、参照一堆外国文献与 理论就能够把教改的工作给做好的。 最後，关於科研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者几乎还是采用「输入说」，也似乎仍不脱所 谓的「六阶段模型」。[2]我们看到的是科研引导应用、产业的发展，而技术的应用、产业界 的实作则不太可能会引导、甚至导致科学研究。而作者对於台湾的「技术生产业」（科技 产业）可谓是酷评：他们不但本身缺乏创新、短视近利、不重视研发等等，同时因为其相关 的配套措施及优惠而成为大学研究「最无情的杀手」（页145-146）；但是关於这些产业对於 近十几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却甚少着墨。当然，在作者以「科学研究」为最高价值与 判准下，连日本都是「自信中带有阴影」，那就更遑论台湾的科技代工与制造业了。而这种 解释更造成作者自己的疑问，也忽略了一个作者所称的「矛盾事实」，那就是台湾在「整体 研发层次或创新水准没有什麽看头」的情况下，竟然是「台湾制造业表现非凡举世惊讶」的 问题？（页243-244）（而既然作者不断强调这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值得研究的题材」 ，那何不也大声疾呼一下要求国科会把庞大的科研经费拨一点给这些领域来进行研究呢？ ）而这样的事实，是不是表示本书根本是问错了问题？如果长久以来台湾产业从未获得低水 准的科研支持，却使台湾经济得以挤身为亚洲四小龙，那为何未来一定必须要靠花费无数预 算却成效不彰的科研？或者反过来说，更是台湾的「技术生产业」是有值得科研去师法的地 方？改善制程的know-how与big science的知识位阶到底孰高孰低、还是问题根本不在於去分 这些高低？从科技史的角度，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的创新都是来自於使用，而更常发生的是 发明国并不会是将产品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从「使用中的技术 」[3]这个角度 - 而不是科研的创新决定论 - 来重新检视科研与产业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 正的开始去试着解答上述问题。 注释： [1] 雷祥麟，〈剧变中的科技、民主与社会：STS（科技与社会研究）的挑战〉《台湾社会 研究季刊》，第四十五期 (2002)，页154-155。 [2]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F. Pinch, eds., The Social Co 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 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 P. 23. [3]David Edgerton, 方俊育、李尚仁译，〈从创新到使用〉《科技渴望性别》，（）台北 ：群学出版社，2004），页131-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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