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綱領」與空無一物的寶盒＊ 科技研究是一個龐大、鬆散、有機聯繫的學門，課題從「免疫學 的女性主義批判」(Emily Martin)、「純數學的社會基礎」(Sal Restivo)、「數控機床與勞工政治」(David Noble)到實用的「人性 化工業設計」與環境影響評估，在個別材料上研究者常與其他專業交 鋒多於行內的辯論。但是在其學科史上，一個重大的理論辯論是所有 STS工作者都必須擺立場的，那就是圍繞著STS中最理論化的部門「科 學理論的社會學」(SSK)裡「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的問題──科學知識（和工程設計）是不是在社會實踐裡建構出來的 ？有多少成分是社會建構的？是哪些社會因素、透過什麼過程建構的 ？怎樣的研究方法能逼近這個過程？ 被索可及其盟友攻擊得最厲害的，是目前佔主導地位的典範，這 個觀點以英國愛丁堡及巴斯學派的麥肯其(Donald McKanzie)、布路 爾(David Bloor)、科林斯(Harry Collins)、伍爾加(Steve Woolgar)等，和法國橋礦學院的拉圖爾(Bruno Latour)等為代表，他 們主張：科學知識「由始至終」是社會建構，是知識生產的「相關角 色」的各種「知識主張」(knowledge claim)透過複雜的「協商」和 修辭建構達到一個「穩定的中途點」(stabilized resting point)， 因而，最能洞澈這個過程的研究方法是在實驗室的民族志研究 (ethnographic studies)，及包含其他生產場所、其他非人角色 (actant)的複雜的「角色網路」(actor network)研究。這個觀點通 稱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讀者如果覺得我這樣的描述難以理解，您並不孤單，很不幸地 ，STS的當紅理論家在學科建立後沒多久，又染上了他們所研究的對 象的習慣──發明各種術語、縮寫來神秘化自己的知識，並區隔行內 、行外──連我的老師們都常常抱怨他們的同儕的英文文章寫得像法 文，這與台灣的一些翻譯著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國內熟悉的孔恩(Thomas Kuhn)於1962年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 」之後就在它的論述所隱含的科學的社會建構論立場上打了退堂鼓， 社會建構論學者們則援引杜罕(Duhem)、奎因(Quine)等相對主義哲學 家「經驗材料不足決定知識」(underdetermination)的的論題，繼續 孔恩未竟之業。布路爾於76年發表了著名的科學社會學的「強綱領」 ，主張科學知識的內容──而不僅其產生背景、社會環境和應用── 也能當作社會分析的材料。他提出了四點方法題綱：一、因果 (causality)：SSK要解釋科學信念與知識狀態的因果；二、中立 (impartiality)：SSK對成敗真偽的知識不做先驗判斷；三、平衡 (symmetry)：SSK對真偽的知識平衡處理；四、反思(reflexivity)： 對課題知識的解釋同樣應用於SSK本身。以方法而言，這個綱領有其 長處，它打破了以往社會研究只能讚頌科學成就，無法深入剖析的困 局（進化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是正確的，報告完畢！），但是，在 實踐上，這個綱領，尤其是中立與平衡的原則，很快就從一個方便法 門（先不管進化論正確與否，看它如何與其他理論競爭）逾越到認識 論的相對主義（從達爾文看物種是進化的，從教廷看是神創造的，立 場決定認識）到存有論的相對主義（達爾文的世界裡物種是進化的， 教廷的世界裡他們卻是神創造的，立場決定現實）。 「強綱領」發表之初的實作主要以科學家的「利益」（尤其是階 級利益）當做解釋的操作元件，一時出現不少佳作，例如傅教授提到 的Shapin and Schaffer以保守派王黨與激進派清教徒的立場解釋波 義耳與霍布斯對自然哲學的論爭，和麥肯其提出的：十九世紀末統計 學裡尤爾(Yule)的Q和皮爾森的r兩種係數分別代表沒落貴族對公共衛 生、和勃昇的資產階級對優生學兩種興趣。但是，這種把理論與階級 利益直接掛勾的作法很快就受到各方批評為機械、僵硬、邏輯跳躍， 巴斯學派的伍爾加更批評「利益學說」是「新萬靈丹」。但是八十年 代STS主流對批評的反應不是發展出更細緻的綜觀社會脈絡的理論， 而是走向經驗主義，以STS研究者直接觀察的科學家的行為與論域 (discourse)作為分析知識的社會建構的唯一可靠材料，而發展出一 連串所謂的「實驗室研究」和「角色網路研究」，專注於事實與器物 (facts and artifacts)如何為社會建構。例如，麥肯其在他近年來 陸續發表的對洲際飛彈ICBM)導向系統的研究裡，展現了五角大廈和 國家實驗室裡各個科學家、工程師、政府官員、軍官等如何合縱連橫 ，協調他們多元的動機、利益、主張，而得到一個穩定的結果──最 終出現的導向系統。「利益學說」在性別、種族等面向上有持續的著 作出現，可是階級分析大致在八十年代初以來，隨著後現代主義的大 氣候的興起而消失了。 發展到麥肯其的ICBM研究這個地步，社會建構論已經離開STS當 年的批判傳統很遠了。前科技哲學學會(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會長藍登溫那(Langdon Winner)在4S會議上憤怒地指出 ，「角色網路研究」只注意所謂的「相關角色」，而被排除在外的「 非相關角色」根本沒被放在眼裡。麥肯其在五角大廈做田野調查的時 候，正是反ICBM運動的高潮，門外不時有人抗議，為什麼抗議者不在 故事裡？更重要的是，ICBM是大屠殺的滅絕武器啊，有可能遭受屠殺 的億萬普通人民在「角色網路」裡的位置又在哪裡？他們要怎麼參與 這個器物的社會建構？說穿了，社會建構論的科際研究只不過是移植 到科際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多元民主政治的理論──專注在國會、政府 裡各黨各派的政治菁英如何傾壓折衝，而完全掩蓋了千萬人民被排除 在這個假民主的政治過程外的真相。多元競爭的表象吸引了目光，而 掩飾了壓迫、剝削等矛盾的實質。 當年「強綱領」學者們意氣風發地要打開科技知識的生產這個黑 盒子，好像這是個潘朵拉的寶盒，結果，令人失望地，寶盒打開後並 沒有什麼精靈跑出來，而只是一個無聊的黑窟窿，裝著一些陳腔濫調 。 社會建構論最終走向這種沒有批判力的菁英主義，並不是意外， 在他發展過程裡一天天學院化、專業化、晦澀化裡早有跡象，而它引 為理論基石的相對主義認識論看似民主開放，卻完全沒有能力防止這 種反民主的理論發展。澳洲學者布萊恩疾呼STS應該重尋我們基進的 社運根源，社會建構論之外的，以女性主義者、反種族歧視者、和以 馬克思主義與工團主義的勞工學者為主的批判性STS也一直在各自的 戰場上努力著，連部份當紅社會建構論學者也亟思建立自己與社運的 聯繫。可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歐美社運界及基進思想界，讓社會建 構論失足的這種相對主義認識論與多元主義的政治觀正是當權的統治 思想，光是「聯繫」並不保證克服菁英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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