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纲领」与空无一物的宝盒＊ 科技研究是一个庞大、松散、有机联系的学门，课题从「免疫学 的女性主义批判」(Emily Martin)、「纯数学的社会基础」(Sal Restivo)、「数控机床与劳工政治」(David Noble)到实用的「人性 化工业设计」与环境影响评估，在个别材料上研究者常与其他专业交 锋多於行内的辩论。但是在其学科史上，一个重大的理论辩论是所有 STS工作者都必须摆立场的，那就是围绕着STS中最理论化的部门「科 学理论的社会学」(SSK)里「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的问题──科学知识（和工程设计）是不是在社会实践里建构出来的 ？有多少成分是社会建构的？是哪些社会因素、透过什麽过程建构的 ？怎样的研究方法能逼近这个过程？ 被索可及其盟友攻击得最厉害的，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典范，这 个观点以英国爱丁堡及巴斯学派的麦肯其(Donald McKanzie)、布路 尔(David Bloor)、科林斯(Harry Collins)、伍尔加(Steve Woolgar)等，和法国桥矿学院的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为代表，他 们主张：科学知识「由始至终」是社会建构，是知识生产的「相关角 色」的各种「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透过复杂的「协商」和 修辞建构达到一个「稳定的中途点」(stabilized resting point)， 因而，最能洞澈这个过程的研究方法是在实验室的民族志研究 (ethnographic studies)，及包含其他生产场所、其他非人角色 (actant)的复杂的「角色网路」(actor network)研究。这个观点通 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读者如果觉得我这样的描述难以理解，您并不孤单，很不幸地 ，STS的当红理论家在学科建立後没多久，又染上了他们所研究的对 象的习惯──发明各种术语、缩写来神秘化自己的知识，并区隔行内 、行外──连我的老师们都常常抱怨他们的同侪的英文文章写得像法 文，这与台湾的一些翻译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内熟悉的孔恩(Thomas Kuhn)於1962年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 」之後就在它的论述所隐含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立场上打了退堂鼓， 社会建构论学者们则援引杜罕(Duhem)、奎因(Quine)等相对主义哲学 家「经验材料不足决定知识」(underdetermination)的的论题，继续 孔恩未竟之业。布路尔於76年发表了着名的科学社会学的「强纲领」 ，主张科学知识的内容──而不仅其产生背景、社会环境和应用── 也能当作社会分析的材料。他提出了四点方法题纲：一、因果 (causality)：SSK要解释科学信念与知识状态的因果；二、中立 (impartiality)：SSK对成败真伪的知识不做先验判断；三、平衡 (symmetry)：SSK对真伪的知识平衡处理；四、反思(reflexivity)： 对课题知识的解释同样应用於SSK本身。以方法而言，这个纲领有其 长处，它打破了以往社会研究只能赞颂科学成就，无法深入剖析的困 局（进化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报告完毕！），但是，在 实践上，这个纲领，尤其是中立与平衡的原则，很快就从一个方便法 门（先不管进化论正确与否，看它如何与其他理论竞争）逾越到认识 论的相对主义（从达尔文看物种是进化的，从教廷看是神创造的，立 场决定认识）到存有论的相对主义（达尔文的世界里物种是进化的， 教廷的世界里他们却是神创造的，立场决定现实）。 「强纲领」发表之初的实作主要以科学家的「利益」（尤其是阶 级利益）当做解释的操作元件，一时出现不少佳作，例如傅教授提到 的Shapin and Schaffer以保守派王党与激进派清教徒的立场解释波 义耳与霍布斯对自然哲学的论争，和麦肯其提出的：十九世纪末统计 学里尤尔(Yule)的Q和皮尔森的r两种系数分别代表没落贵族对公共卫 生、和勃昇的资产阶级对优生学两种兴趣。但是，这种把理论与阶级 利益直接挂勾的作法很快就受到各方批评为机械、僵硬、逻辑跳跃， 巴斯学派的伍尔加更批评「利益学说」是「新万灵丹」。但是八十年 代STS主流对批评的反应不是发展出更细致的综观社会脉络的理论， 而是走向经验主义，以STS研究者直接观察的科学家的行为与论域 (discourse)作为分析知识的社会建构的唯一可靠材料，而发展出一 连串所谓的「实验室研究」和「角色网路研究」，专注於事实与器物 (facts and artifacts)如何为社会建构。例如，麦肯其在他近年来 陆续发表的对洲际飞弹ICBM)导向系统的研究里，展现了五角大厦和 国家实验室里各个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官员、军官等如何合纵连横 ，协调他们多元的动机、利益、主张，而得到一个稳定的结果──最 终出现的导向系统。「利益学说」在性别、种族等面向上有持续的着 作出现，可是阶级分析大致在八十年代初以来，随着後现代主义的大 气候的兴起而消失了。 发展到麦肯其的ICBM研究这个地步，社会建构论已经离开STS当 年的批判传统很远了。前科技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会长蓝登温那(Langdon Winner)在4S会议上愤怒地指出 ，「角色网路研究」只注意所谓的「相关角色」，而被排除在外的「 非相关角色」根本没被放在眼里。麦肯其在五角大厦做田野调查的时 候，正是反ICBM运动的高潮，门外不时有人抗议，为什麽抗议者不在 故事里？更重要的是，ICBM是大屠杀的灭绝武器啊，有可能遭受屠杀 的亿万普通人民在「角色网路」里的位置又在哪里？他们要怎麽参与 这个器物的社会建构？说穿了，社会建构论的科际研究只不过是移植 到科际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多元民主政治的理论──专注在国会、政府 里各党各派的政治菁英如何倾压折冲，而完全掩盖了千万人民被排除 在这个假民主的政治过程外的真相。多元竞争的表象吸引了目光，而 掩饰了压迫、剥削等矛盾的实质。 当年「强纲领」学者们意气风发地要打开科技知识的生产这个黑 盒子，好像这是个潘朵拉的宝盒，结果，令人失望地，宝盒打开後并 没有什麽精灵跑出来，而只是一个无聊的黑窟窿，装着一些陈腔滥调 。 社会建构论最终走向这种没有批判力的菁英主义，并不是意外， 在他发展过程里一天天学院化、专业化、晦涩化里早有迹象，而它引 为理论基石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看似民主开放，却完全没有能力防止这 种反民主的理论发展。澳洲学者布莱恩疾呼STS应该重寻我们基进的 社运根源，社会建构论之外的，以女性主义者、反种族歧视者、和以 马克思主义与工团主义的劳工学者为主的批判性STS也一直在各自的 战场上努力着，连部份当红社会建构论学者也亟思建立自己与社运的 联系。可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欧美社运界及基进思想界，让社会建 构论失足的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与多元主义的政治观正是当权的统治 思想，光是「联系」并不保证克服菁英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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