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oxide (Liquid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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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貼]科學戰爭的熱鬧與門道(一)
時間Wed Oct 20 21:55:21 2004
本文作者為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Ph. 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1999
「科學戰爭」的熱鬧與門道
傅大為教授於「在科學戰爭中一次成功的顛覆?」(中時3/24,
18版),略為介紹了從95年「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一
書的出版,到去年夏天「索可事件」(Sokal Affair)的爆發的一系列
熱鬧非凡的名為「科學戰爭」的論戰。可惜的是,也許是限於篇幅或
資訊來源,傅教授並沒有交代這場論戰的中心議題,反而輕鬆地以美
、英主流報紙隔岸觀火的態度為論戰定下的基調──經費刪減之下自
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兩幫蛋頭爭主導權──來詮釋事件,而把索可
等人的批評簡單地歸類為保守派「反挫」。事實上,這場論戰關係著
當今西方與其邊陲國家思想和運動界裡極為重大的課題,而且至今越
演越烈,早已從科技研究(STS)的領域擴展到知識界的各角落。筆者
就讀於論戰中心之一──蘭賽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科技研究所──有幸目睹並參與了一部份戰事,在此略
為介紹梗概,也算是戰地通訊。
這場震撼的真實之處,在於它挑起了埋在每門批判性的人文與社
會科學裡的一個基礎的認識論的抉擇:相對主義、還是某種批判性的
實在主義(Realism),而且擺明了這個抉擇背後的政治立場:多元主
義零散的認同政治,還是有團結可能的社會規模的反對運動。換句話
說,後現代主義是進步還是反動?直到最近,歐美進步運動界一直把
這個問題壓在心裡,或是在專業哲學等角落以晦澀的語言辯論著。是
近年來一連串的社會變遷,把這個看來學究味十足的問題,變成知識
份子激情交戰的戰場。在課堂上、走廊裡、讀書會、學術大會、理論
期刊和政論雜誌等等各管道都可以看到或引經據典、或激昂叫罵的辯
論。在激烈處,甚至放話恐嚇、列黑名單之類的惡劣手段都出現了,
索可的「木馬屠城」不過是一個開端。從社會面看,這些當然還是茶
杯裡的風暴,可是在參與這個論戰最積極的非西方國家──印度──
國內,這個課題卻牽涉了事關千萬人生命安全的政治危機。
本文首先略述「高級迷信」一書出現的背景,再從科技研究的歷
史發展與論戰來介紹索可事件的脈絡,與近幾個月來的發展,最後再
談到科技研究及相關理論對印度政局的影響。和論戰的其他參與者一
樣,我不願意裝出中立的姿態,所以讀者在我的行文筆調之中應該可
以清楚辨識我的理論立場。
*科學貴族的焦慮和反挫*
首先必須澄清的是,以「高級迷信」的作者Gross & Levitt和紐
約科學會(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為首的對科技研究和整個
西方現代左翼思想的攻擊,和以索可為首的挑戰是兩回事,兩個陣線
的立場重疊之處僅在於科學方法逼近現實的可能性上。在其他理論與
政治立場上,兩方完全相反。「高級迷信」派是以科學正宗的權威來
批判科技研究的異端,索可的支持者則是以當代科技研究及其他思想
領域裡的異端的身份,來挑戰以成權威的社會建構論。而在索可事件
至今的發展中,索可陣營日益壯大,並在科技研究、文化研究等被他
所嘲弄的領域裡出現越來越多的同盟軍;「高級迷信」陣營則逐漸淡
出畫面,雖然繼續出版一些「科學──人類的明燈」(Paul Sagen)之
類的高調,卻引不起論敵的回應了。
「高級迷信」派科學家所持的政治態度,基本上符合傅教授所提
的「反挫」,可是傅教授以「本世紀初期的『科技進步』立場」來為
批評他們卻顯得含糊了,而且,在未加說明之下這麼說暗示著他們的
落伍、趕不上「本世紀末」的新思潮,隱含了「新就是好」的假設,
而這種假設正是科技研究的各個流派始終拒絕的。大部份的科技研究
工作者也相信他們的確是「落伍」,但是這個結論必須在細讀他們的
文本與政治位置後得到。
具體地說,「高級迷信」派的理論立場是而素樸的實證主義的,
即相信科學方法可以毫無問題地從實驗和觀察所得的經驗材料得到確
定的真理,只要科學工作者辛勤努力並誠實地工作。對這種這素樸種
觀點的挑戰早在科技研究出現以前就由本世紀中各派科學哲學家們做
出──包括實證主義者卡那普(R. Carnap)本身和政治上右傾的卡爾
巴伯(Karl Popper)──並不是科技研究或左派的專利,相反地,是
科學哲學家們的成就指出了對科學活動的社會分析是可能的。而「高
級迷信」派完全沒有回應這些挑戰,顯示了他們散漫的治學態度。這
種散漫的態度還表現在他們對科技研究及相映的各種社會實踐──如
反核運動──的批評,繞過認真嚴肅的論題,而專挑小毛病,用情緒
性的謾罵來攻擊。因而,對科技研究學者而言,「高級迷信」並不是
什麼有趣的論敵。相反地,索可的挑戰,雖然以極煽情的手段展現出
來,其實質要比「高級迷信」派嚴肅得多。
「高級迷信」派對科技研究最為不滿的,倒不是那些他們其實無
力處裡的理論問題,而是科技研究者數十年來所呼籲的,科學與技術
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而也需要社會的民主監督。對他們來
說,科學自主的神聖性是不容侵犯的。就如同古代貴族堅持「刑不上
大夫,禮不下庶人」,平民百姓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的實踐和
辯論絕不能逾越科學界的圍牆,而科學界的一切問題──從個別理論
的價值、研究課題的優先性到經費配置、人員任用等等──只能由內
行人以「同儕評論」(peer review)來決定。「外行領導內行」是大
忌。但是,事實上,這種「自主性」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愛迪生、貝
爾等企業家開始公開把科學家當成雇傭勞動者使用,以及MIT等學校
致力爭取壟斷企業的研發計畫以來,一直處於衰退的趨勢。而冷戰時
代更不是「科學自主性」蓬勃的年代,以歐本海默為首的反戰物理學
家被迫害的歷史就是一個例子。「外行」的權勢人物以經費等種種手
段領導「內行」的科學研究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是原則而不是例外。但
是在冷戰時代美蘇競爭的情境下,國家不惜血本放手讓科學家搞各種
不保證效益回收的計畫,的確使得科技專業看來似乎一時有內行菁英
自主的現象。
八十年代末以來美國科學家們在下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危機。雖然
全國總研發經費大致持平,但是比例上卻從慷慨大方的政府大量轉移
到錙銖必較的企業界。「超導超撞機」計畫的取消一下就把兩千餘名
物理學家丟到就業市場上。而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上的美國企業,
一反過去絕對壟斷時代求穩定的經營方式,AT&T、奇異電器、摩特羅
拉、麥道航空等科技人員的大雇主幾年來成千上萬地裁減白領和研究
人員,把研發企畫等工程外包到(也許正是被裁員工開設的)工資待
遇低的小公司。連各大學裡也紛紛實施各種「減員生效」的計畫,這
使得科學家、工程師等腦力工作者愈來愈發現自己也和體力工人差不
了多少,「科學事業」也得服從買主、雇主的需求。
筆者就讀的藍賽勒理工從五十年代起隨著潮流接了大量國防研究
的案子,在收入無虞的情況下器材、設施、人員不斷擴張。九十年代
以來做了重大轉變,校董會聘任了一個又一個企管顧問公司,實施了
各種擴大以金錢成本收益而非教學研究品質衡量的「效益」的名為「
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的計畫,與各私營企業一樣大幅裁員、
刪減福利、加重教職員工的工作負擔。科技人類學家愛莫莉馬丁
(Emily Martin)也注意到,就在她出外研究最近以「總體品質管理」
(TQM)等為名的企管訓練時,她先後執教的約翰霍普金斯和普林斯頓
大學都迅速實施了類似的「減員生效」計畫。這些「學院企業化」的
現象儼然已經成為美國各種學術會議裡的與會者閒話家常時最受關心
的話題。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理事長倪爾雷恩(Neal Lane)近年來在他的
演講中不斷強調科學界要放下身段,從過去的眼高於頂變成虛心與社
會溝通,放棄好高騖遠的幻想,服從社會的需要──雖然他所謂的社
會需要大致僅限於美國企業的競爭力。雷恩等科學界代言人向政商領
袖遊說也從過去標高科學事業是「探索人類無盡的疆界」(國科會創
始人Vanevar Bush語),改口為「美國企業必勝的保障」。
在這樣的歷史性變化裡,「高級迷信」派的焦慮其實是西方貴族
傳統的最後堡壘──象牙塔──對資本主義節節進逼的反挫。科技史
家Pyenson指出,在上世紀末類似的情境下,這種焦慮部份地為帝國
主義的擴張消解,殖民地軍隊、政府、及企業提供了從醫學、天文學
到人類學等各學科研究者大量地位崇高、入息豐厚的就業機會,使他
們得免於市場的壓力。可是今天這種機會不再,科學家只能面對其他
各行各業早已歷經的命運。「高級迷信」派把這個發展歸咎於學院左
派不但是認錯了對象,也抬舉了對手,科技研究或「左派」並沒有那
麼大的神力。
同樣面對世俗化的挑戰,面對回復普通雇傭勞動者的身份的命運
,美國知識階層下層卻有與「高級迷信」派截然不同的反應。一些知
識工作者開始以雇傭勞動者──而不是關懷人士──的身份加入逐漸
復興的工人運動。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耶魯大學工會的建立:從前年底
破天荒的助教罷工被鎮壓下來之後,耶魯大學的研究生雇員就持續地
努力與餐廳員工和清潔工等同事低薪低福利的工人聯合起來,在大學
部學生、全國總工會、和民權運動界的支持下,陸續發動一系列罷工
怠工和示威遊行,終於在今年一月成功逼使校方承認研究生、清潔工
與餐廳員工聯合工會,開始展開團體協約的談判。類似的研究生和低
級教員的工會運動也正在加州大學、紐約大學(NYU)等名校展開來。
這些未來的知識菁英對自己的階級位置可沒有什麼幻想。
但是,反過來說,以批判分析二次大戰後西方「科技官僚」政治
開始的科技研究,也隨著科技貴族的徹底世俗化,而面臨到我們的研
究課題和理論基礎的一個巨大挑戰。這個挑戰並不完全來自索可等「
行外人」,而是一直存在科技研究領域的尖銳論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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