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丁勝 [內容摘要] 紅學在當代的發展有些偏離作為學問應有的方向。學術界出現了什麼是 紅學、紅學到底屬於什麼學問的疑問。紅學的正名成為紅學研究必須明確的問題。紅 學要有革命性的進步﹐須對紅學進行一次理論上的整合。紅學應該是所有關於《紅樓 夢》的一切學問的學問﹐學人應該以自己的興趣和學力選擇研究方向﹐而不應唯我獨 尊地認為自己所研究的那一部分才是紅學。紅學的發展要走出誤區、走出怪圈﹐不能 偏重一方﹐而要以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為基礎﹐在此基礎上用美學、文藝學 去研究文學文本﹔以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為主並結合西方文學理論和哲學思想去解讀《 紅樓夢》﹐而不是刻意地在西方理論中找論據﹐找契合點。 [關 鍵 詞] 紅學 界定 正名 整合 發展 20世紀的中國興起了三大顯學﹕甲骨學、敦煌學和紅學。其它兩門學科都是在漫長的 歷史文化中積累起來、在後來發現並研究的。而獨有“紅學”是以一本小說而形成的 一門“嚴肅的專門之學”[1]從學術史的觀點看﹐“紅學”獨樹一幟﹐無疑可以和“ 甲骨學”、“敦煌學”並駕齊驅﹐毫無愧色。紅學為什麼有如此魅力呢﹖遠在晚清﹐ 《紅樓夢》已到了一種“開口必談”的地步﹐楊懋建《京塵雜錄》卷四《夢華瑣簿》 引《京師竹枝同》曰﹕“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 。《紅樓夢》的永 恆魅力依我看來是由於《紅樓夢》集中表現了中國文學和中國藝術以及中國文化的主 要特征﹐反映了中華民族深層的心理問題和民族的靈魂積澱﹐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我們 民族的民族內涵。《紅樓夢》是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的產物。廣一點說﹐到清中葉為止 的持續四千多年的中國古老文化傳統﹐都可以看做是《紅樓夢》產生的大的文化背景 ﹐《紅樓夢》正是反映和升華了這一文化背景。長期的文化積澱為文化藝術精品的孕 育提供了適宜的土壤﹐這使紅學的學科價值有了特殊的表現﹕研究《紅樓夢》這部偉 大作品可以提高、加深、豐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她是中國文化的萬花筒。如果 對這部作品提供的藝術經驗和文化內涵進行深入理念性的檢對﹐對於了解民族文藝學 以及文化學的特征﹐從理論上構建中國文藝學這一學科大有好處。 一、 什麼是紅學 那什麼是“紅學”呢﹖對“紅學”的界定﹐有很多說法﹐各派研究者都有各自的詮釋 。既成一門顯學﹐而對該學科卻沒有統一的嚴格的理性的下定義式的解釋﹐恐怕隻有 “紅學”了。紅學一詞開始出現的時候﹐帶有半開玩笑的性質﹐據李放《八旗畫錄》 記載“光緒初﹐京師士大夫尤喜愛讀之﹐自相矜為紅學雲”。民國初年﹐有個叫朱昌 鼎的人﹐對《紅樓夢》十分入迷﹐有人問他“治何經”他對人家說﹕“我所治之經” 比起一般的經少“一橫三曲”﹐原來繁體字的“經”字去掉“一橫三曲”就是“紅” 字。可以看出﹐紅學的發展在前期就有一種與一般小說學不同的特征。 對一部作品的研究成為一門專學﹐世界上並不多見。如果一定找例証的話﹐隻有英國 的大戲劇家莎士比亞可與之相匹比。英國有莎氏學﹐有專門的研究機構﹐也有莎士比 亞研究專刊每年要開規模很大的莎學討論會。和《紅樓夢》研究一樣﹐莎士比亞研究 現在也是公案迭出﹐漫無頭緒﹐甚至著作權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至今有人懷疑世界 上是否真有莎士比亞其人﹐如同曹雪芹的著作權不斷遇到詰難一樣。而且無獨有偶﹐ 莎士比亞筆下的劇中人物也有四百多個﹐與《紅樓夢》裡的人物相仿佛﹐隻不過莎翁 筆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個劇本中﹐《紅樓夢》二部作品裡就有四百多個。莎士比亞 研究是世界性的學問﹐《紅樓夢》研究也在變成世界性的學問。 對這種狀況﹐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認為是一種不公正的發展﹐提出《紅樓夢》研究可 以成為專學﹐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為什麼就不能?比如說﹐為什麼不可以有“水滸學 ”、“三國學”、“西遊學”、“金瓶梅學”或“聊齋學”?其實﹐不是可不可以的 問題﹐是能不能名實相副的問題。“水滸學”、“三國學”人們已在叫了﹐但能否叫 得開﹐最終能不能獲得一門學科應有的內容﹔叫開了﹐在學科建沒上有無科學依據﹐ 仍是未知數。應承認﹐以一書名學﹐絕非尋常之事。中國從前有“選學”的說法﹐那 是由於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對後世影響太大了﹐唐以後經常把《文選》與儒家經 典並列﹐文士手中必備此書﹐恰同於《紅樓夢》的“家置一編”。這說明紅學之謂是 確定的了﹐至於紅學正名則是具體的紅學研究者的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紅學家許嘯天說﹕“專一討論批評考証《紅樓夢》書裡書外文學情節 的稱做‘紅學’。”[2]即關於《紅樓夢》考証、評論、藝術的所有學問稱紅學﹐用 文藝學來研究《紅樓夢》。而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則對“紅學”另有一凡獨特的看 法﹐他認為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不能算到紅學的范圍裡﹐隻有對《紅樓 夢》的作者、版本、脂評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紅學。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發表一篇文章﹐對紅學的范圍作了如下界說﹕ “紅學”顯然是關於《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 是紅學﹐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征﹐不能用一般研究小 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 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志》、《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 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 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范圍﹐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 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范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 如果我的這種提法並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於《紅樓夢 》的文章並不屬於紅學的范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范圍。 周先生乃當今紅學集大成者﹐其力作《紅樓夢新証》是當今紅學界不可企及的高峰。 但對紅學的界定﹐未免有些偏頗。在周先生看來﹐紅學主要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 學、脂學﹐但他把對《紅樓夢》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紅學之外﹐顯然有不妥之處﹐自然 遭到一些人的反對﹐紅學的獨特性眾所周知﹐但《紅樓夢》本身還是小說﹐小說就有 它的特點﹐針對這種潔難﹐周先生主張﹕“紅學”是產生於《紅樓夢》本身的特殊情 況的一種特殊的學問﹐因此主張“紅學”與“紅樓夢研究”區別開來。 《紅樓夢》這部書﹐絕非“家務事、兒女情”幾個字所能概括。曹雪芹雖然不是歷史 學家﹐但他在寫作時卻常常“用史筆”﹐使《紅樓夢》比歷史書更具歷史感﹐如《紅 樓夢說夢》一書的作者所說﹐“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隻紀一世家”﹐“然雪芹 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這大約就是《紅樓夢》不獨研究文學的人喜愛﹐治哲 學、歷史、法律、經濟的人也格外重視的原因吧。紅學的超學科的特點﹐反而証明它 具有特殊的學科價值、《紅樓夢》與民族文化傳統的特殊關系 。錢鍾書先生說﹕詞 章中一書而得為“學”﹐堪比經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字》之蔚成“ 許學”者﹐惟“選學”與“紅學”耳。寥落千載﹐儷坐儷立﹐莫許參焉。“千家注杜 ”﹐“五百家注韓、柳、蘇”﹐未聞標立“杜學”、“韓學”等名目﹐考據言“鄭學 ”、義理言“朱學”之類﹐乃謂鄭玄、朱熹輩著作學說之全﹐非謂一書也。錢鍾書先 生對一書以名學的剖解﹐完全出自嚴謹的學術立場﹐可謂不刊之論﹐啟示我們治學之 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無實之名﹐動輒以專學自詡。所以對紅學的理解和正名 就更應該有嚴謹的學術立場和學術規范了。 對於紅學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質是對紅學研究的重點﹐紅學向何處去的問題的不同 看法﹐其實不管是周先生所說的“紅學”還是許先生所說的“紅學”都是紅學的范疇 ﹐都是紅學所研究的重點。《紅樓夢》的作者、版本、評點的研究是紅學的基礎﹐而 《紅樓夢》的思想、藝術的研究則是紅學的目標。我們的紅學家應該根據自己的興趣 ﹐學力來選擇研究方向﹐而不能唯我正宗﹐別人則為“異類”。紅學各派應該互為基 礎進行理論交流和理論整合﹐紅學才有正確的發展方向。 二、 紅學的研究派別 在紅學的研究史上﹐胡適可以說是一個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1921年﹐在胡適的提 倡下﹐《紅樓夢》的考証工作已和近代中國學術的主流──從乾嘉考據學到“五四” 以後的國故整理匯合了﹐紅學確定成為一門科學性極強的專門之學了。”[3]紅學成 為文化學的重要研究對象。著在小說學上可以說是獨此一家。 二百多年來的紅學發展史上產生了許多紅學流派﹐有評點、評論、索隱、考証等派別 ﹐以胡適的《紅樓夢考証》的出現為界﹐一般劃分為舊紅學和新紅學。而紅學發展到 1954年﹐出現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至今﹐則稱為“當代紅學”時期 ﹐這次劃分則是以對俞平伯的《紅樓夢辯》的批判為標志的。 舊紅學比較重要的流派是評點派和索隱派﹐脂硯齋可謂是評點派第一人﹐舊紅學的產 生與《紅樓夢》作品的產生幾乎在同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的脂批就屬紅學評 點。此外還有程偉元、高鄂等人對《紅樓夢》幾曾評點和索隱。評點派代表人物有清 代的王雪香、張新之和姚燮等人﹐他們主要采用圈點﹐加評語等形式對經過了程偉元 、高鄂續補的120回本進行評點﹐如“王家評本”等版本的《紅樓夢》。舊紅學隻是 在小說學的范疇中對《紅樓夢》進行解讀﹐它還沒有提出獨立的文化學概念﹐對文本 的內容沒有從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在思想性方面對《紅樓夢》認識最深刻的是魯迅 ﹐在藝術性方面能得曹雪芹真諦的要數俞平伯。 蔡元培與胡適都是文學氣質比較弱 的﹐ 蔡元培關心的是反清的歷史學向度﹐胡適更注重的是“科學方法”﹐ 他們都在 不同的層面推動了《紅樓夢》研究向前發展﹐但都不是審美研究﹐其實都無緣於《紅 樓夢》的思想和藝術。 索隱派盛行於清末民初。主要根據前人對紅樓夢隱情的傳說﹐或研究者對書中隱情的 猜測進行索隱。主要是用歷史上或傳聞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紅樓夢》中的人物和故 事﹐1916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 王夢阮和沉瓶庵的《〈紅樓夢〉 索隱》﹐ 1919年出版的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是索隱派紅學研究的重要成 果。 索隱其實也是一種考証﹐隻是這種考証從方向上就有很大的偏頗。 他們把《紅 樓夢》的內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社會人物漫無邊際地加以附會﹐用明清的歷 史史料臆斷小說文本。 因而這些著作表面上看似乎很“嚴謹”﹐ 重視“証據”﹐其 實卻是“笨謎”。索隱派的出現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習慣勢力的影響﹐也有時代的誘因 。 如蔡元培是一個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他認為《紅樓夢》“持民族主義甚篤” ﹐ “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義”。 他把 對《紅樓夢》的索隱與反對清王朝的民族鬥爭聯系在一起﹐是離開了《紅樓夢》的文 本實際的﹐卻與當時推翻滿清王朝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大形勢合拍。 同時﹐由於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確實有社會政治的反思批判思想向度﹐索隱派的某些說法也可 以說是“歪打正著”﹐從學術的角度上觀照也不能完全抹殺。 此外如索隱派對漢民 族“民族性”的執著﹐ 也與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漢族文化傳統的認同有深層意 識上的重迭。 索隱派取得的結論是與清宮有聯系的貴族家事說。大約可分為三派。[4]這三派 都是對作品的原形和成書的材料進行猜測。第一派﹕“《紅樓夢》裡說的﹕全是影射 納蘭成德的事。”成德﹐是康熙年間宰相明珠的兒子﹐因家裡養著許多門客──高士 奇等一般人。卻巧《紅樓夢》裡有許多女孩子﹐終日陪老太太說說閒話﹐做“食客” 過活﹐所以說﹕“是成德的事了﹐千真萬真的了。”[5] 第二派﹕“《紅樓夢》裡說 的﹐全是影射董小婉的事。”董小婉是明末名士昌辟疆的愛妾﹐後來被順治帝用武力 奪去﹐封董鄂妃﹐不久﹐董鄂妃死了﹐順治傷心到十分﹐便跑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 正如《紅樓夢》裡林黛玉死了﹐寶玉當和尚去了﹐所以﹐說“是董小宛的事、千真萬 真的了。”[6]第三派﹕“《紅樓夢》全是鼓吹種族主義──漢滿間──的政治小說 ”﹐《紅樓夢》裡常提到“南方”﹐便說﹕“南方是代表漢政權﹐十二釵是降清名士 ﹐寶王便是順治帝了﹐這事千真萬真的了”。[7]所以﹐索隱派對紅樓夢的評價是自 然主義作品。《紅樓夢》就這樣被猜來猜去﹐但還是猜出了一定的學術味兒。近年紅 學界索隱派中﹐認為《紅樓夢》隱寫台灣、影射“延平郡王”鄭成功父子的說法﹐附 和者甚多﹐。特別是有些台灣學者﹐對此索隱甚細﹐言之鑿鑿﹐似乎亦不無道理。 考証派﹐也稱考據派﹐研究方法是自傳說通過考証進行索隱﹐注重搜集有關《紅樓夢 》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對版本的考証。作品以胡適的《紅樓夢考証》、俞平伯《 紅樓夢辯》、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胡適和俞平伯同為“新紅學”的開創人﹐ 其實胡適與俞平伯是有重要區別的。 胡適關心和致力的是“科學方法”﹐俞平伯則 更多地深入了《紅樓夢》文本的文學實際。 俞平伯自覺的文學鑒賞的眼光﹐是胡適 所不具備的。因為《紅樓夢》主要是一部文學作品﹐所以這個區別非常重要。 《〈 紅樓夢〉考証》主要是歷史學向度的﹐ 《〈紅樓夢〉辨》則突出了文學性向度。《 〈紅樓夢〉新証》特別在《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方面提供了豐富的歷史史料﹐ 並由一些不易經見的資料出發得出某些新觀點﹐ 考証派認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書﹐寶玉即曹雪芹。他們也可分為三派。第一派 ﹐不考慮《紅樓夢》文本的價值﹐而去考據曹雪芹個人的歷史﹐即後來所說的曹學﹐ 第二派﹐專門考証《紅樓夢》的版本﹐認為這一版本多一字﹐那一版本少一字﹐即所 謂的版本學。第三派﹐考証怎麼樣伏筆﹐怎麼樣襯筆﹐什麼是隱事﹐這一部分因非藝 術考慮則刪去了﹐那一部分與其它沒任何連系﹐是後來加上的﹐刪去的是什麼內容等 ﹐所謂探佚學。考証派在學術上取得了非常輝煌的成就﹐是用嚴格科學的方法解讀作 品的“典范”。但作為對文學作品的研究﹐未免有失重心。在考証派的研究下﹐作為 小說的《紅樓夢》基本被科學化了。隨著紅樓探佚的發展和研究的日益深入﹐紅學研 究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紅樓探佚﹐是考証、義理、詞章三者相結合的﹐是小說文本的 “內証”和文獻的“外証”相結合的﹐是藝術感悟和邏輯推理相結合的﹐缺少了哪一 方面都不行。這就對探佚者的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為考証學的發展提供了更為 廣闊的空間。 評論派﹕研究方法﹐經過對小說的分析研究。所得結論﹐認為《紅樓夢》全面反映了 當時社會現實﹐抨擊了封建制度﹐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堪稱 世界名著。但結論太過感性、論點流於表面。這樣不但失去了紅學所必需的科學性﹐ 而且不符合《紅樓夢》的創作意圖。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和《中國小說史的歷史 的變遷》及其他文章中﹐對《紅樓夢》提出了許多卓越的精辟見解﹐此外﹐張天翼的 《賈寶玉的出家》、王昆侖的《紅樓夢人物論》、李辰冬《紅樓夢研究》等﹐都是有 成就的著作。 解夢派﹕研究方法﹐通過鑽研正文和詩詞遵照脂批的指引、結合史料進行分析﹐綜合 取得結論﹐也可分為二派。第一派﹐曹雪芹與竺香玉的悲歡離合史及雍正之死﹐認為 寶玉即曹雪芹﹐竺香玉乃林黛玉﹐竺香玉是曹雪芹的戀人﹐竺香玉後來被雍正霸佔成 皇後﹐曹雪芹想念戀人﹐找了一個差事混入宮中﹐與竺香玉合謀﹐用丹藥將雍正毒死 。這從年代差別上看純屬編造。第二派﹐隱寫曹家的興衰﹐曹家的興衰是清朝皇族權 力鬥爭造成的﹐認為賈家就是曹家本書﹐就曹家的興衰。應該說賈家興衰一定程度上 影射了曹家﹐但小說終歸是小說﹐有它的虛構成分﹐研究者不應該以研究曹家而研究 賈家。 三、 紅學的誤區和紅學發展方向 紅學發展到了當代﹐所謂的“當代紅學”階段﹐出現了很多誤區﹐下面談一下研究的 誤區及怎樣突破誤區走向發展道路。 一、隻重視《紅樓夢》作者的歷史、版本及脂批和探佚等﹐而乎視了《紅樓夢》作為 一種文學樣式──小說的自身特性﹐“小說﹐原是遊戲文章﹐興之所至﹐涉筆成趣﹐ 並不是‘鑄經鑠史’須事事有來歷﹐字字有根據﹐便是經史了”[8]所以﹐應該以小 說的眼光來看《紅樓夢》﹐雖然《紅樓夢》不同於別的小說﹐但他必定是小說﹐必定 有小說的共性﹐那麼我們就有必要把握《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而不完全是關注其史 料價值。 二、太注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風格﹐而不去考慮作為《紅樓夢》的各種歷史背 景、文化內涵以及作者等因素﹐隻認為“現實主義”“反封建”﹐難道一部文學作品 便反映這些嗎﹖且曹雪芹不是民主人士﹐沒有生活在現代﹐他更不知何為“反封建” ﹐所以﹐紅學的研究不應該停留在階級觀念階段﹐而是作為文化學去研究。紅學研究 應以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為基礎﹐在此基礎上用美學、文藝學去研究文學文 本。 三、完全用西方文學理論和哲學思想去解讀《紅樓夢》。用西方理論研究《紅樓夢》 本來無可厚非﹐關健在於把紅學現象﹐解釋刻意的在西方理論中找論據﹐找契合點。 這就有些滑稽了。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用了西方叔本華的哲學理論對《紅樓夢 》進行了全面的評論。他是第一個成功的運用西方理論研究《紅樓夢》的中國學者。 但他又不著迷於西方理論﹐在其評論中還采取了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及哲學思想。所以 他成功的運用了中西兩種理論去解讀研究了《紅樓夢》。他曾說﹕“用叔本華去解讀 《紅樓夢》﹐不如用《紅樓夢》解讀《紅樓夢》”﹐這正是體現了一個中國學者的獨 立精神﹐所以王國維與他的《紅樓夢評論》成為“典范”。但由於時代和個人氣質的 局限﹐ 雖有引進西方哲學理論視角的歷史貢獻﹐對《紅樓夢》本身的具體思想和藝 術認知也是有較大缺陷的。 四、紅學的研究﹐不能完全以文本自身中的信息去研究它。其實有些紅學家提出的有 些理論﹐不一定是曹公的暗筆使然﹐而是後世人以自己的思想去代替、推測曹公的思 想﹐這種作法末免有失理性。《紅樓夢》研究應呈現出它本身更強的社會性、廣泛性 和多元性態勢。 今天的紅學研究,實際上是"整理國故"的繼續.紅學研究出現的混亂與誤區,影響著大 陸學術界的整體形象,也影響著文化重建的整體進程,所以我們的紅學研究應博采眾家 之長﹐集索隱、考証、評論等為一身﹐而不是互相攻擊﹐自認為“最紅”、“最專” ﹐而乎視其它有理的論點。而是應該用中國傳統美學理論和文學理論對各家理論進行 整合﹐用“文本”解讀“文本”﹐適當運用西方現論去解讀研究《紅樓夢》﹐引進西 方的各種文學、文化和哲學思潮來解讀《紅樓夢》﹐我想紅學的發展必將有一個明朗 、輝煌的明天。 [注 解] １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8頁﹔《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第24 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２許嘯天﹕《〈紅樓夢〉新序》第197頁﹐《紅樓夢》。上海﹕上海群學社﹐1923年 4月版。 ３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第28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年。 ４５６７８許嘯天﹕《〈紅樓夢〉新序》﹐第199頁。上海﹕上海群學社﹐1923年4月 版。 [參考文獻] 1、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上海﹕上海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2、許嘯天﹕《〈紅樓夢〉新序》﹐《紅樓夢》。上海﹕上海群學社﹐1923年4月版。 3、樑歸智﹕《斷臂的維納斯──紅樓探佚》、《２０世紀〈紅樓夢〉研究的回顧》 。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研究 》。長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出版。 4、周策縱編﹕《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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