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丁胜 [内容摘要] 红学在当代的发展有些偏离作为学问应有的方向。学术界出现了什麽是 红学、红学到底属於什麽学问的疑问。红学的正名成为红学研究必须明确的问题。红 学要有革命性的进步﹐须对红学进行一次理论上的整合。红学应该是所有关於《红楼 梦》的一切学问的学问﹐学人应该以自己的兴趣和学力选择研究方向﹐而不应唯我独 尊地认为自己所研究的那一部分才是红学。红学的发展要走出误区、走出怪圈﹐不能 偏重一方﹐而要以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用美学、文艺学 去研究文学文本﹔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为主并结合西方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去解读《 红楼梦》﹐而不是刻意地在西方理论中找论据﹐找契合点。 [关 键 词] 红学 界定 正名 整合 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兴起了三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其它两门学科都是在漫长的 历史文化中积累起来、在後来发现并研究的。而独有“红学”是以一本小说而形成的 一门“严肃的专门之学”[1]从学术史的观点看﹐“红学”独树一帜﹐无疑可以和“ 甲骨学”、“敦煌学”并驾齐驱﹐毫无愧色。红学为什麽有如此魅力呢﹖远在晚清﹐ 《红楼梦》已到了一种“开口必谈”的地步﹐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 引《京师竹枝同》曰﹕“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红楼梦》的永 恒魅力依我看来是由於《红楼梦》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的主 要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心理问题和民族的灵魂积淀﹐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我们 民族的民族内涵。《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 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 ﹐《红楼梦》正是反映和升华了这一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 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使红学的学科价值有了特殊的表现﹕研究《红楼梦》这部伟 大作品可以提高、加深、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她是中国文化的万花筒。如果 对这部作品提供的艺术经验和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理念性的检对﹐对於了解民族文艺学 以及文化学的特征﹐从理论上构建中国文艺学这一学科大有好处。 一、 什麽是红学 那什麽是“红学”呢﹖对“红学”的界定﹐有很多说法﹐各派研究者都有各自的诠释 。既成一门显学﹐而对该学科却没有统一的严格的理性的下定义式的解释﹐恐怕只有 “红学”了。红学一词开始出现的时候﹐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据李放《八旗画录》 记载“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爱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民国初年﹐有个叫朱昌 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有人问他“治何经”他对人家说﹕“我所治之经” 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原来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红” 字。可以看出﹐红学的发展在前期就有一种与一般小说学不同的特征。 对一部作品的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世界上并不多见。如果一定找例证的话﹐只有英国 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可与之相匹比。英国有莎氏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有莎士比 亚研究专刊每年要开规模很大的莎学讨论会。和《红楼梦》研究一样﹐莎士比亚研究 现在也是公案迭出﹐漫无头绪﹐甚至着作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至今有人怀疑世界 上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如同曹雪芹的着作权不断遇到诘难一样。而且无独有偶﹐ 莎士比亚笔下的剧中人物也有四百多个﹐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仿佛﹐只不过莎翁 笔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个剧本中﹐《红楼梦》二部作品里就有四百多个。莎士比亚 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学问。 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 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麽就不能?比如说﹐为什麽不可以有“水浒学 ”、“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 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副的问题。“水浒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 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没上有无科学依据﹐ 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 是由於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後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後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 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於《红楼梦》的“家置一编”。这说明红学之谓是 确定的了﹐至於红学正名则是具体的红学研究者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红学家许啸天说﹕“专一讨论批评考证《红楼梦》书里书外文学情节 的称做‘红学’。”[2]即关於《红楼梦》考证、评论、艺术的所有学问称红学﹐用 文艺学来研究《红楼梦》。而着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则对“红学”另有一凡独特的看 法﹐他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 梦》的作者、版本、脂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一篇文章﹐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於《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 是红学﹐为什麽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征﹐不能用一般研究小 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 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 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 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 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麽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於《红楼梦 》的文章并不属於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周先生乃当今红学集大成者﹐其力作《红楼梦新证》是当今红学界不可企及的高峰。 但对红学的界定﹐未免有些偏颇。在周先生看来﹐红学主要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 学、脂学﹐但他把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显然有不妥之处﹐自然 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红学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但《红楼梦》本身还是小说﹐小说就有 它的特点﹐针对这种洁难﹐周先生主张﹕“红学”是产生於《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 况的一种特殊的学问﹐因此主张“红学”与“红楼梦研究”区别开来。 《红楼梦》这部书﹐绝非“家务事、儿女情”几个字所能概括。曹雪芹虽然不是历史 学家﹐但他在写作时却常常“用史笔”﹐使《红楼梦》比历史书更具历史感﹐如《红 楼梦说梦》一书的作者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 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这大约就是《红楼梦》不独研究文学的人喜爱﹐治哲 学、历史、法律、经济的人也格外重视的原因吧。红学的超学科的特点﹐反而证明它 具有特殊的学科价值、《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关系 。钱锺书先生说﹕词 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 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 ”﹐“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 ”、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着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锺书先 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场﹐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 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所以对红学的理解和正名 就更应该有严谨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规范了。 对於红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质是对红学研究的重点﹐红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的不同 看法﹐其实不管是周先生所说的“红学”还是许先生所说的“红学”都是红学的范畴 ﹐都是红学所研究的重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评点的研究是红学的基础﹐而 《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则是红学的目标。我们的红学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 ﹐学力来选择研究方向﹐而不能唯我正宗﹐别人则为“异类”。红学各派应该互为基 础进行理论交流和理论整合﹐红学才有正确的发展方向。 二、 红学的研究派别 在红学的研究史上﹐胡适可以说是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1921年﹐在胡适的提 倡下﹐《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从乾嘉考据学到“五四” 以後的国故整理汇合了﹐红学确定成为一门科学性极强的专门之学了。”[3]红学成 为文化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着在小说学上可以说是独此一家。 二百多年来的红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许多红学流派﹐有评点、评论、索隐、考证等派别 ﹐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而红学发展到 1954年﹐出现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则称为“当代红学”时期 ﹐这次划分则是以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辩》的批判为标志的。 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脂砚斋可谓是评点派第一人﹐旧红学的产 生与《红楼梦》作品的产生几乎在同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批就属红学评 点。此外还有程伟元、高鄂等人对《红楼梦》几曾评点和索隐。评点派代表人物有清 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 、高鄂续补的120回本进行评点﹐如“王家评本”等版本的《红楼梦》。旧红学只是 在小说学的范畴中对《红楼梦》进行解读﹐它还没有提出独立的文化学概念﹐对文本 的内容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在思想性方面对《红楼梦》认识最深刻的是鲁迅 ﹐在艺术性方面能得曹雪芹真谛的要数俞平伯。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文学气质比较弱 的﹐ 蔡元培关心的是反清的历史学向度﹐胡适更注重的是“科学方法”﹐ 他们都在 不同的层面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向前发展﹐但都不是审美研究﹐其实都无缘於《红 楼梦》的思想和艺术。 索隐派盛行於清末民初。主要根据前人对红楼梦隐情的传说﹐或研究者对书中隐情的 猜测进行索隐。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 事﹐1916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王梦阮和沉瓶庵的《〈红楼梦〉 索隐》﹐ 1919年出版的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索隐派红学研究的重要成 果。 索隐其实也是一种考证﹐只是这种考证从方向上就有很大的偏颇。 他们把《红 楼梦》的内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社会人物漫无边际地加以附会﹐用明清的历 史史料臆断小说文本。 因而这些着作表面上看似乎很“严谨”﹐ 重视“证据”﹐其 实却是“笨谜”。索隐派的出现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时代的诱因 。 如蔡元培是一个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他认为《红楼梦》“持民族主义甚笃” ﹐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 他把 对《红楼梦》的索隐与反对清王朝的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是离开了《红楼梦》的文 本实际的﹐却与当时推翻满清王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形势合拍。 同时﹐由於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确实有社会政治的反思批判思想向度﹐索隐派的某些说法也可 以说是“歪打正着”﹐从学术的角度上观照也不能完全抹杀。 此外如索隐派对汉民 族“民族性”的执着﹐ 也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汉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有深层意 识上的重迭。 索隐派取得的结论是与清宫有联系的贵族家事说。大约可分为三派。[4]这三派 都是对作品的原形和成书的材料进行猜测。第一派﹕“《红楼梦》里说的﹕全是影射 纳兰成德的事。”成德﹐是康熙年间宰相明珠的儿子﹐因家里养着许多门客──高士 奇等一般人。却巧《红楼梦》里有许多女孩子﹐终日陪老太太说说闲话﹐做“食客” 过活﹐所以说﹕“是成德的事了﹐千真万真的了。”[5] 第二派﹕“《红楼梦》里说 的﹐全是影射董小婉的事。”董小婉是明末名士昌辟疆的爱妾﹐後来被顺治帝用武力 夺去﹐封董鄂妃﹐不久﹐董鄂妃死了﹐顺治伤心到十分﹐便跑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 正如《红楼梦》里林黛玉死了﹐宝玉当和尚去了﹐所以﹐说“是董小宛的事、千真万 真的了。”[6]第三派﹕“《红楼梦》全是鼓吹种族主义──汉满间──的政治小说 ”﹐《红楼梦》里常提到“南方”﹐便说﹕“南方是代表汉政权﹐十二钗是降清名士 ﹐宝王便是顺治帝了﹐这事千真万真的了”。[7]所以﹐索隐派对红楼梦的评价是自 然主义作品。《红楼梦》就这样被猜来猜去﹐但还是猜出了一定的学术味儿。近年红 学界索隐派中﹐认为《红楼梦》隐写台湾、影射“延平郡王”郑成功父子的说法﹐附 和者甚多﹐。特别是有些台湾学者﹐对此索隐甚细﹐言之凿凿﹐似乎亦不无道理。 考证派﹐也称考据派﹐研究方法是自传说通过考证进行索隐﹐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 》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证。作品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 红楼梦辩》、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胡适和俞平伯同为“新红学”的开创人﹐ 其实胡适与俞平伯是有重要区别的。 胡适关心和致力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则 更多地深入了《红楼梦》文本的文学实际。 俞平伯自觉的文学鉴赏的眼光﹐是胡适 所不具备的。因为《红楼梦》主要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 红楼梦〉考证》主要是历史学向度的﹐ 《〈红楼梦〉辨》则突出了文学性向度。《 〈红楼梦〉新证》特别在《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料﹐ 并由一些不易经见的资料出发得出某些新观点﹐ 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书﹐宝玉即曹雪芹。他们也可分为三派。第一派 ﹐不考虑《红楼梦》文本的价值﹐而去考据曹雪芹个人的历史﹐即後来所说的曹学﹐ 第二派﹐专门考证《红楼梦》的版本﹐认为这一版本多一字﹐那一版本少一字﹐即所 谓的版本学。第三派﹐考证怎麽样伏笔﹐怎麽样衬笔﹐什麽是隐事﹐这一部分因非艺 术考虑则删去了﹐那一部分与其它没任何连系﹐是後来加上的﹐删去的是什麽内容等 ﹐所谓探佚学。考证派在学术上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是用严格科学的方法解读作 品的“典范”。但作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未免有失重心。在考证派的研究下﹐作为 小说的《红楼梦》基本被科学化了。随着红楼探佚的发展和研究的日益深入﹐红学研 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红楼探佚﹐是考证、义理、词章三者相结合的﹐是小说文本的 “内证”和文献的“外证”相结合的﹐是艺术感悟和逻辑推理相结合的﹐缺少了哪一 方面都不行。这就对探佚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为考证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空间。 评论派﹕研究方法﹐经过对小说的分析研究。所得结论﹐认为《红楼梦》全面反映了 当时社会现实﹐抨击了封建制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堪称 世界名着。但结论太过感性、论点流於表面。这样不但失去了红学所必需的科学性﹐ 而且不符合《红楼梦》的创作意图。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 的变迁》及其他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 《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 成就的着作。 解梦派﹕研究方法﹐通过钻研正文和诗词遵照脂批的指引、结合史料进行分析﹐综合 取得结论﹐也可分为二派。第一派﹐曹雪芹与竺香玉的悲欢离合史及雍正之死﹐认为 宝玉即曹雪芹﹐竺香玉乃林黛玉﹐竺香玉是曹雪芹的恋人﹐竺香玉後来被雍正霸占成 皇後﹐曹雪芹想念恋人﹐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 。这从年代差别上看纯属编造。第二派﹐隐写曹家的兴衰﹐曹家的兴衰是清朝皇族权 力斗争造成的﹐认为贾家就是曹家本书﹐就曹家的兴衰。应该说贾家兴衰一定程度上 影射了曹家﹐但小说终归是小说﹐有它的虚构成分﹐研究者不应该以研究曹家而研究 贾家。 三、 红学的误区和红学发展方向 红学发展到了当代﹐所谓的“当代红学”阶段﹐出现了很多误区﹐下面谈一下研究的 误区及怎样突破误区走向发展道路。 一、只重视《红楼梦》作者的历史、版本及脂批和探佚等﹐而乎视了《红楼梦》作为 一种文学样式──小说的自身特性﹐“小说﹐原是游戏文章﹐兴之所至﹐涉笔成趣﹐ 并不是‘铸经铄史’须事事有来历﹐字字有根据﹐便是经史了”[8]所以﹐应该以小 说的眼光来看《红楼梦》﹐虽然《红楼梦》不同於别的小说﹐但他必定是小说﹐必定 有小说的共性﹐那麽我们就有必要把握《红楼梦》的艺术价值﹐而不完全是关注其史 料价值。 二、太注重《红楼梦》的思想﹐艺术风格﹐而不去考虑作为《红楼梦》的各种历史背 景、文化内涵以及作者等因素﹐只认为“现实主义”“反封建”﹐难道一部文学作品 便反映这些吗﹖且曹雪芹不是民主人士﹐没有生活在现代﹐他更不知何为“反封建” ﹐所以﹐红学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阶级观念阶段﹐而是作为文化学去研究。红学研究 应以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用美学、文艺学去研究文学文 本。 三、完全用西方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去解读《红楼梦》。用西方理论研究《红楼梦》 本来无可厚非﹐关健在於把红学现象﹐解释刻意的在西方理论中找论据﹐找契合点。 这就有些滑稽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用了西方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对《红楼梦 》进行了全面的评论。他是第一个成功的运用西方理论研究《红楼梦》的中国学者。 但他又不着迷於西方理论﹐在其评论中还采取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及哲学思想。所以 他成功的运用了中西两种理论去解读研究了《红楼梦》。他曾说﹕“用叔本华去解读 《红楼梦》﹐不如用《红楼梦》解读《红楼梦》”﹐这正是体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独 立精神﹐所以王国维与他的《红楼梦评论》成为“典范”。但由於时代和个人气质的 局限﹐ 虽有引进西方哲学理论视角的历史贡献﹐对《红楼梦》本身的具体思想和艺 术认知也是有较大缺陷的。 四、红学的研究﹐不能完全以文本自身中的信息去研究它。其实有些红学家提出的有 些理论﹐不一定是曹公的暗笔使然﹐而是後世人以自己的思想去代替、推测曹公的思 想﹐这种作法末免有失理性。《红楼梦》研究应呈现出它本身更强的社会性、广泛性 和多元性态势。 今天的红学研究,实际上是"整理国故"的继续.红学研究出现的混乱与误区,影响着大 陆学术界的整体形象,也影响着文化重建的整体进程,所以我们的红学研究应博采众家 之长﹐集索隐、考证、评论等为一身﹐而不是互相攻击﹐自认为“最红”、“最专” ﹐而乎视其它有理的论点。而是应该用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对各家理论进行 整合﹐用“文本”解读“文本”﹐适当运用西方现论去解读研究《红楼梦》﹐引进西 方的各种文学、文化和哲学思潮来解读《红楼梦》﹐我想红学的发展必将有一个明朗 、辉煌的明天。 [注 解] １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8页﹔《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第24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２许啸天﹕《〈红楼梦〉新序》第197页﹐《红楼梦》。上海﹕上海群学社﹐1923年 4月版。 ３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第2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４５６７８许啸天﹕《〈红楼梦〉新序》﹐第199页。上海﹕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 版。 [参考文献] 1、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许啸天﹕《〈红楼梦〉新序》﹐《红楼梦》。上海﹕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版。 3、梁归智﹕《断臂的维纳斯──红楼探佚》、《２０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回顾》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长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出版。 4、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版。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221.218.16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