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看到覺得這文章寫得非常有趣就轉了。 ------------------------------------------------------------------------------ 　顯然，中國人缺乏人格發展的觀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式設計如何對一個人施暴，他 在生理上總是要成長的。因此，每一個人自然都成長成人，不過卻保留許多在孩提階段未 能解決的問題。 　　例如，一些在大陸普遍性存在，在香港與臺灣也仍然可以見到的現象——隨地吐痰、 土口水、擤鼻涕、當眾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上（ 在公眾食堂則吐在地上）、將公眾場所當作隨便可以丟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時間 、不守規則、沒有排隊的習慣、對身體的動作失去控制（隨便撞人、抖腳）等等——一都 是在孩提階段沒有訓練好的結果。 　　在人格成長階段中，口腔期以後，就是肛門期，也就是將嬰兒的注意力轉向對排泄的 訓練之上。與西方人比較起來，中國父母對孩童的排泄訓練很隨便。在傳統時代（今日的 農村中可能仍然如此），一般讓孩子常穿“開襠褲”，可以隨時隨地大小便，根本不是像 西方人那般，訓練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時按地大小便，養成有規律性的排泄習慣。 　　然而，在排泄訓練方面，中國人除了造成孩兒“一人”缺乏自製自律習慣之外，還往 往加多了一個由“二人”去從事他制他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噓聲催促孩童 大小便——這顯然是不按個人內在的需要，不由個人決定的排泄。這種措施，除了養成“ 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還在成長之後造成公私小分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須 由別人去管，同時個人分內應做的事也靠別人，靠集體、群眾或組織。 　　一般來說，當一個人養成自製自律的肌肉動作之時，就是他的“自我”疆界開始浮現 之時。然而，中國人在肛門期養成的那種可以將排泄物隨意地放人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讓 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習慣，則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線不明朗 ”。 因此，當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開始浮現的階段，也正是中國人訓練孩童不要有“個性 ”的時刻。換而言之，從“人之初”，中國人就設計了由“二人”定義 “一人”的局面 。 　　的確，中國人對在這個階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並非是自治、自製和自律，而是如何 與人保持“和合”。因此，中國小孩雖然不被嚴格要求守規律、排隊、控制身體排泄物等 習慣，卻被訓練如何與他人保持適當之關係，那就是按照長幼之序、親疏之別去“做人” 。總之，中國人也很講究規則與秩序，只是不在“一人” 守時、守則、維持潔淨方面， 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間的秩序與關係方面。既然後者是將人的情感管道化之措施，因 此，在這個 階段上，孩童被訓練的顯然是另外一種控制，那就是要求他不要大聲喊叫、 發笑，養成不隨便表露情感的習慣，特別是禁止公開 表示愛憎之情。 　　這種訓練，一方面使中國人養成抹掉“自我”的傾向，於是，在自己必須“做人”的 場合中，遂出現處處以對方為重，由“鑒貌辨色”監察到對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難諸般 “美德”；在另一方面，則造成沒有棱角的個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時表現的“好” 也是沒有七情六欲的、無知無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木口木面。於是，對喜歡 的異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達爽朗的熱情。自然，在應該是很興奮的時刻也不會歡呼、狂叫 、起舞。此外，就是對人與事物的愛憎不分明，亦即是說：對自己喜愛的人物缺乏強烈的 衝動去表達，對自己不喜愛的人與事則傾向於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訴自 己與別人：有些條件是自己能夠接受的，有些條件則是自己不能夠接受的。因此，就很容 易出現讓人隨意輕視的傾向。既然對自己的權利也感到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現不注 重別人權利的傾向。 　　此外，中國人的父母雖然不注重孩童的排泄訓練，也不嚴格要求孩童自己控制身體的 動作，卻很注重用外力來約束孩童的動作，那就是不許他們“亂動”，以防止他們長大後 太頑皮。在過去，有些父母甚至還有用帶子將孩童的四肢束縛的習慣。這種做法，自然養 成了中國人好靜的性格，並且認為“動”是不好的——例如，中國人恒常地把“動”與“ 亂”連在一起，形成“動亂”的觀念。 　　因此，中國人對待年輕人的態度也是：認為他們整天固守在書桌旁就是“乖”或“聽 話”的，過分擺動身體則是“ 惡形惡狀”的。國民黨用來束縛青少年心身的“讀書救國 論”，實淵源於此。這股傾向在大陸“文革”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更為顯著，年輕人顯得死 氣沉沉，與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體上幾近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 也是垮垮的。 　　然而，中國人雖然整個人被弄得一潭死水一般，在身體動作方面卻很少顧及不相識的 人，除了將身體排泄物與拋棄物亂放人身外的環境中之外，還隨便撞人、推人，排隊時搶 在別人前頭，與別人並坐時亂抖動腳，等等。此外，將“糞便”任意地倒入客觀世界的傾 向還包括：在公眾場所中（排隊時、在馬路上、公共汽車上），動輒就毫無制約地將火氣 、怒氣、怨氣、敵意發洩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種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別人的衝動。 　　這類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大量存在。即使在今日，走路時撞到了陌生人很少 道歉、撞跌了對方手中的東西很少幫其撿起來，在人多的地方要通過，多半也不會開聲請 求讓路，而是將整個身體撞過去。而且，似乎很矛盾地，中國人在平時雖然沒有隨便表露 情感的習慣，但是，有些香港的店員、公共機關服務員在面對顧客時，總是一副“面臭臭 ”的表情，而且動輒怒氣上升，面色鐵青。這種反應，可以說是既沒有強烈個性表現也沒 有自製的人的嘴臉（這裏已經牽涉到中國人“治”與“亂”的兩極化——詳後）。此外， 到這類機關中去購物（例如郵票）或繳費時，服務員往往有將找換或收據大力地拍擊在你 面前的傾向。 　　以上種種現象，都是中國人肛門化傾向的表現。對西方人來說，如果一個人在人格組 成中有著過多的肛門期的遺留，就往往表現為對潔淨過分執著的病好。然而，中國人在肛 門期的訓練既然不同於西方人，因此肛門期遺留的形態自然也不同於後者。而且，中國人 的人格發展是受阻滯的，亦即是從不承認一個“人”可以發展至以“性”為注意物件的成 人階段，因此，對中國人來說，肛門期的遺留與口腔期的遺留一般，都不是個例的情形， 而是泛民族性的傾向。 　　中國人的“個人”既然從未全面盛開，清晰的“自我”疆界從未浮現，因此才會出現 “人我界線不明朗 ”的傾向，而這股傾向卻也具有“口腔化”與“肛門化”的內容。其 口腔化的內容即表現為：個人的單薄感，並且常常需要“吸食”別人的照顧，因此，對中 國人來說，“人情”才會表現為一種“味”。至於肛門化的內容，則一方面表現為“他制 他律的人格”。亦即是在能制約自己的人面前十分禮讓，十分會“做人”，並且往往會逆 來順受，以至沒有“個性”；在另一方面則出現如兒童一般渾然不顧及陌生人的身體動作 與情緒反應——如果一個人在走路時，在搬運東西時，不是自覺地控制肌肉的動作去避免 碰到別人，反而要整個外在世界負責去避開自己，或者，可以隨意將身體的排泄物從自己 身上轉移到外在世界身上，由別人去負責清理；或者，可以隨意將火氣發洩在別人身上， 那麼，這不是“人我界線不明朗”，又是什麼？ 　　口腔化與肛門化傾向在中國人身上交疊出現的狀態，使中國人一方面很有彼此照顧的 “集體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卻存在一個不受控制的“私心”；一方面也很有“聽話”或 受制於人的傾向，在另一方面卻又有不守規則的表現。然而，無論是哪一方面，都與一個 發展了的“人”無關。 　　事實上，中國人的“無私”精神，往往只限於一個家那麼大小的群體，或者是“自己 人”這個圈內，超出這個範圍的話，就無法維持秩序。因此，中國人的口腔化傾向也往往 表現為將公家的東西“獨食”，至於這種行為對自身以外的世界會產生什麼效果，則是一 副渾然不覺的態度，因此這同時也是一種“拆爛汙”的態度，亦即是不能自製地放出“糞 便”，由別人去承擔清理。 　　這類不良傾向是潛伏在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中的．它們時大時小，卻總不會消失。 在國難當頭時．在建國初期．中國人有將“自己人”這個圈子擴大到全民的傾向。因此， 曾在廣大的十部與群眾範圍內發動了“良知系統”中的“無私”部分，但是卻不能根除上 述的不良傾向，而只是將之掩蓋起來——因為，這類傾向與“無私”一般，都是同一個“ 深層結構”的組成部分。因此，在“文革”以後的今日，這類傾向又再次地全面浮現。 　　一段時期，執政當局有不斷提倡學習各類英雄之舉。這些要求全國學習英雄的運動， 只是把中國人整個不發展的人格中“ 無私”的一面孤立出來，希望能將之化為現實。這 種說教，就如同中國人父母教導子女處處以他人為重，卻同時使子女的“自我”意識難以 形成一般，不會真正地奏效，最終是使一個人在聽話狀態下保持“無私”，但同時卻保持 自我組織的付之闊如。於是，終歸又要發動“文明禮貌活動”，去針對隨地吐痰、丟垃圾 、對人粗暴等問題。 　　口水、鼻涕之事。在孩提階段就應該訓練好，而不應在成年以後由政府去代替父母的 功能——這種越俎代庖，仍然是不可能解決父母未能完成的任務．它只有加深了成人的“ 兒童化”，因此是一個徹底的惡性循環。 　　今日中國的局向，則是一方面由政府主張搞“無私”，使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基 本權利在哪甲，對別人的輕視和侮辱遂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甚至渾然不覺；在另一方面 卻又對自己以外的世界採取以鄰為壑、竭澤而漁的態度。既然除了自己及“自己人”小圈 以外的世界就是可丟垃圾的地方，整個社會自然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狀態。於是，又必 須由國家去組織社會，在一片汪洋大海的“私”的頭上強罩上一層“大下為公”——於是 ，中國人的“公”與“私”，就不是一個自我組織的人格中由本人決定的兩個截然分判的 領域，而是“他制他律的人格”與集權主義體制之間一場兩敗俱傷的拉鋸戰。 　　中國人一直都有自己“無私”而西方人“自私”的神話。這個神話實根植於由對“人 ”的不同定義而引起的語義學混淆。中國人必須由“二人”去定義“一人”，因此任何自 我定義的“個體 ”都是“自私”的。中國人的“個人”比較單薄，常需受到社群的溫暖 照顧，西方人對別人既然擺出一副“貴客自理”的態度，自然就是“自私”。中國人的“ 心”比較發達，常需要與人“感通”，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似乎是一種絕緣體，自 然也是“自私”。此外，中國人必須“做人”，而西方人則“是”（to be）人，一個隻 “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別人面前去“做”的人，當然更是“自私”。此外，雙方對“團體 精神”（communal spirit）的理解也不相同。對新教文化的西方人來說，“團體精神” 的意思是指彼此尊重對方的權利以及遵守公共秩序。對中國人來說卻是在“自己人”之間 不要斤斤計較，不應分你的與我的，在“自己人”圈外就毋須這樣“有心”地去“做人” ，因此也是同樣地不講權利，不過內容卻變成了搶在對方之先。因此，中國人只有在必須 “做人”的場合中才是“無私”的。然而，西方人卻在中國人認為應該“做人”的場合中 也與對方算得清清楚楚——這種“難看”的動作自然也顯得很 “自私”。凡此種種，中 國人恒常以含貶抑性的“個人主義”稱之。 　　然而，令人混淆的是：在中國大陸，隨地吐痰，丟垃圾，對陌生人野蠻粗暴，一度也 被冠以“個人主義”一詞，並且還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相反面。因此，“文明禮貌活動” 的理論根據就是：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奠下基礎，言下之意等於是說：中國人的劣根 性是“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的殘存表現。然而，在五十年前，蔣介石的“新生活運 動”也針對過同樣的問題，而其理論根據則為：現代中國人已丟掉了古代的“禮義廉恥” ，因此必須恢復之。一個說是為未來奠基，另一個則雲要恢復古代，但是兩者所回避的都 是眼前的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之不發展。的確，在“個體”發達的西方，反而 是沒有這些問題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人那種開襠褲式的“無私”人格。 　　在比較“現代化”的國外華人社會中，情形自然沒有像“文革”以後的中國大陸那般 糟糕，然而，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仍然相當完整地在發揮作用。例如，只要“有一口 飯吃 ”，即使沒有基本的民主權利，甚至受外國人統治，都無所謂——這是“口腔化” 的人格之表現。至於“肛門化”的傾向，則表現為只搞“自己人”這個圈子的各“ 圈” 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對待自己“圈”外的世界，與對待壓在頂上的政府一般，都是一副不 理會的態度。因此，就導致了對政治的冷感，以及社會行動的相對不發達。的確，中國式 的社會只可能是“一盤散沙”的狀態，很少能夠組織起來採取共同行動，為自己爭取民主 權利，或者為自己的民族爭取“人格平等”。事實上，像香港這樣的社會，基本上仍然如 是。雖然，在60年代以後，不排隊以及對陌生人粗暴的習慣已經少見，但是，隨地丟垃圾 ，晾衣服將水滴在路人頭上，將汽水瓶從樓上丟在別人頭上，仍時有所見——像這樣的社 會，內在凝聚性自然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至於東南亞的中國人，也是只要“有一口飯吃 ”，就從不過問當地的政治，自己人內部也仍然要照籍貫搞更小的“自己人”圈子，因此 仍然是一盤散沙的狀態，結果待排華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就被逐個地收拾。然而，在搞“ 個人主義” 的美國，在越戰期間，卻出現一百萬人在首都遊行反對本國政府侵略越南的 情形——這個現象是認為西方人“自私”的中國人永遠也無法理解的。 　　的確，中國式的“社會”是一個無力作自我組織而必須由國家去組織之物。對“身體 化”存在的中國人來說，哀確實莫大於“心”死。的確，中國人的團結振作．似乎總少不 了“心”的因素。因此，在國難時期，在國勢上升時期，中國人似乎又總會暫時地超越“ 身體化”的存在，而出現“萬眾一心”的局面。然而，中國人的這種“人心”表現，頂多 導致“愛國主義”與“統一運動”，而不能導致“個人”權利的確立。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孫隆基 http://www.xinism.com/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549&forum=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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