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李錫錕教授新書寫序 ◎摘自李敖論人物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李錫錕的新著『首都症候群』前來，囑我寫序。錫錕與我素昧平生， 但他有眼光和勇氣去「找李敖」，足證其格局不凡。 　　 　　錫錕書裏說： 　　 　　記得民國八十年五月有許多台大學生到中正紀念堂的廣場靜坐示威，號稱「野百合事 件」，某些學生甚至絕食抗議，引起社會各界相當關注。有一天我在台大下課後搭計程車 回家，司機對我抱怨：「為何台大學生最喜歡鬧事？是你們教的嗎？」我委婉的解釋說： 「如困台灣社會是『天氣』，台大學生就像敏感的『溫度計』；天氣熱了，溫度的水銀上 升，你去責備溫度計，好像不公平呀！」司機先生了解我的解釋，但不同意我的解釋，對 台大似乎誤解很深。 錫錕的書整體上觀察深入，論證淺出，但偶有失誤的解釋，對台大的解釋，就是其中之一 。台大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實應上繼五四以後北大的傳統，一校繫「百世師」與「天下 法」的。它的地位不該是「溫度計」，而該是呼風喚的「雷神」、「閃電神」。不幸的是 ，幾十年來，由於校長與師生的不爭氣，台大顯然有失呼風喚雨的職守。錫錕說「你去責 備溫度計，好像不公平」，其實人們不以「溫度計」的尺度衡量台大，正表示了對台大的 期許與器重，只是校長與師生不知自愛，所以淪落至今，屢生笑柄不止。 　　 　　台大校長除傅斯年稍具風骨外，從他死後到今天，四十多年，沒有一個像樣的；師生 之中，像殷海光那種老師、像李敖那種學生，在當時固為谷音，在其後亦為絕響。雖然如 此，在殷海光帶頭下的「自由中國」雜誌，和李敖掛帥下的「文星」雜誌，畢竟給台大埋 伏下「作亂」的基礎，這由「彭案」（彭明敏等判亂案）隨之發生可以概見。彭明敏是台 大政治系主任，他以現職的教授，揭竿而起，對台大的啟迪，自可想見。錫錕書裏說： 　　 　　一股求新求變的大眾情緒（public mood）在急速擴散，一個反對現狀的政治勢力逐 漸成形。這個反對勢力不再是由脫離群眾的地主階級主控，而是由結合群眾的知識分子領 導，不但有效地累積了國內民眾的同情與支持，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重視。例如當時「自 由中國」雜誌的雷震、「文星」雜誌的李敖、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台大政治系教授彭 明敏等人，均屬帶動「求新求變」的理念與風氣的先鋒人物。 事實正是如此。錫錕書裏進一步寫到他自己： 　　 　　民國五十四年（1965），我很幸運以高分考取台大政治系，躋身「大學生」之列。在 東方社會，大學生不但是一種身分，更是一個文化上的觀念，代表知識、責任與權力。其 次，大學生一詞更充滿著某種浪漫的氣氛，是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角。記得日本文豪 夏目漱石的小說中曾提到，一位明治維新後的大學畢業生「失業」回鄉，不知情的鄉人聞 訊後列隊歡迎，很恭敬的詢問：「何時置產？」令大學生無地自容。 　　 　　因為傳統社會對大學生有過度的期許，這代表著正負兩面的意義是，大學生容易塑造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節操，使他對國家社會關心，並養成「見義勇為」的責任感。負面 的影響是，可能因為過度熱情而欠缺冷靜，更可能因過度關懷國家社會而不克鑽研專業知 識，成為「不務正業」的學生，並且間接傷害了理性的判斷能力。 　　 　　比起一九八０年代的大學生的務實取向（例如對輔系、雙學位、通識教育等安排）， 我們六０年代的大學生顯然較為「騰雲駕霧」，多數對於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不十分關心， 反而對於文星書店出版的「思想論戰」書籍具有高度興趣。 錫錕是李敖影響下對思想產生「高度興趣」的新一代大學生。三十年下來,他能由台大學 生變成台大教授,但李敖的陰魂不散，顯然籠罩了他，這由他至今不肯渾渾噩噩的做台大 教授可以得知。台大教授可分兩類，一類是渾渾噩噩的；一類是兢兢業業的，錫錕顯然不 屬於前者。僅以四千票的小小差距，敗給民進黨光說不練的滑頭政客尤清，使國民黨自執 政以來首度輸掉「主席的家鄉－台北縣」，氣得貪污分子李登輝破口大罵周圍黨工幹部： 「到底是誰主張提名李錫錕？」罵後摔掉手上資料，悻悻而去。 　　我想，像錫錕這樣優秀的好人，如果根本脫離國民黨，自己「千山我獨行」，豈不更 值得？如果他加入民進黨，變成了台北縣長，至少比尤清要稱職得多，豈不更值得？我又 進一步想，如果錫錕不加入任何政黨，以他淵博的學問和用世的熱情，從事思想啟迪，豈 不更值得？看了錫錕這本「首都症候群」，除了感於錫錕兢兢業業好學深思外，深感這種 思想上的啟迪之作，才是「台大人」的應有風範。「我思，故我在。」相對的，我搞政治 ，我垮了我就不存在，特將西哲真理加以轉詮，以報錫錕老弟。 -- 上台要有過人的架勢，下台要有從容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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