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iangxw (Goo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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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討論] 現代漢語寫作的謎化現象──讀李敖《快意恩仇錄》有感
時間Mon Aug 1 12:36:41 2005
發信人: mizukiteddy (但愿夢來不必醒), 信區: Riddle
標 題: 現代漢語寫作的謎化現象──讀李敖《快意恩仇錄》有感(1)
發信站: 多派 BBS (Sun Jul 31 12:58:39 2005), 本站(dopai.com)
現代漢語寫作的謎化現象──讀李敖《快意恩仇錄》有感
絲竹先生
讀李敖的《快意恩仇錄》一書,還是在2000年的事。記得那一年我讀到的感受最深的有三本書:北大青年余杰的《冰与火》,《鐵屋中的吶喊》和台灣作家李敖的《快意恩仇錄》。如果說余杰那些拷問心靈和批判歷史的思辯性隨筆給了我思想上的強烈震撼的話,那么李敖所向披靡的犀利文筆中我所讀出的則是一個東方人的睿智,幽默与“敢違世俗表天真”的激情。從閱讀的時間順序來看,我是先讀余杰,后讀李敖,實際上還可以說是通過余杰的“介紹”,我才去找來李敖的書讀。因為我在余杰的《冰与火》中看到他竟然稱贊李敖為“穩坐白話文頭一把交椅”的現代作家。而
据我所知,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漢語寫作進入了一 個嶄新的白話文時代,但從未有人為白話文寫作者排過座次;即便是對陳獨秀,胡适,魯迅等等白話文寫作的先驅,后人也未曾給予過如此高的評价。余杰的依据在哪里呢?可是當我在《李敖回憶錄》中讀到他為出版自作《獨白下的傳統》一書的題辭后,不禁更為吃惊。李敖這樣寫道: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里都為我供了牌位。
──李敖”
顯然,余杰是讀過李敖的書后,才對李敖的“自我肯定”作出了由衷的認同。他之所以贊賞李敖,除了自由知識分子間在思想上引發的共鳴之外,很大程度上還來源于他被李敖寫作風格的獨特性所折服。反觀,余杰的文章不也有人稱之為“鐵屋困黑馬,一嘶天下惊”嗎?而我之所以被李敖“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孤傲傾倒,則是從一個謎人的角度來欣賞他的寫作風格。當時讀完這本書,我曾做了近万字的筆記和摘錄。書中這些摘錄,几乎都充滿了謎的气息。近來整理文稿,我突然萌生了將這些材料寫成文章的念頭。這念頭促使我打開電腦,敲打起還不怎么听使喚的鍵盤,
眼前一個充滿東方式睿智的獨特作家的形象又漸漸清晰起來。從李敖的《快意恩仇錄》一書來看,雖僅區區三十余万字,卻几乎從每篇文章的題目到紀事寫實,都充分發揮了別出心裁的創意和想象。完全可以肯定,李敖的“創意”,即以別解為主旨的“謎意”和“謎味”;李敖的“想象”,正是极具謎學意義抽象建构的巧思。籍锛隱之思,行白話之文,述生平之快意恩仇,獨行笑傲于當今文壇,這就是李敖──自稱獨占“中國人寫白話文前三名”的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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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發信人: mizukiteddy (但愿夢來不必醒), 信區: Riddle
標 題: 現代漢語寫作的謎化現象──讀李敖《快意恩仇錄》有感(2)
發信站: 多派 BBS (Sun Jul 31 13:00:44 2005), 本站(dopai.com)
“破題”之謎
從古至今,謎人的創作始終沒有放棄過“題目”這一領域。從舊時的《古文》篇目,《聊齋》篇目,唐詩篇目,到現今的魯迅篇目等等作為底材的佳作層出不窮,因為這類素材在別解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然而,作為現代文人在文學作品中大規模地將題目進行別解,利用其中所產生的歧意綰領文章要旨的著作,恐怕只能首推李敖的〈〈快意恩仇錄〉〉。全書目錄共十八紀:“陸根紀 小寒紀 大寒紀 投筆紀 委蛻紀 星火紀 白露紀 根株紀 殷鑒紀 東郭紀 彭尸紀 寒武紀 三疊紀 夢遺紀 豬玀紀 鬧衙紀 宣淫紀 志留紀
李敖這本書,比較象是紀事体,所謂“紀”,義同“記”。當然應理解為“紀傳”的意思。但稍作辨認,便可發現有地質年表,公司名,時令節气雜列其間。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的目錄表后附有一段短注,足可以見其良苦有心。短注云:以上破題,用了四個“地質年表”(geological time
scale)中“紀”(period)的名稱,即“寒武紀”,“三疊紀”,“侏羅紀”(改為同音的“豬玀紀”),“志留紀”;用了三個“二十四節气”的名稱,既“小寒紀”,“大寒紀”,“白露紀”;用了一個老字號的營造厂的名稱──“陸根‘記’”;用了一個明雜劇的劇目名稱──“投筆‘記’”。
讀過這段短注,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些命題可能就是公開了的謎底,而所有的扣合過程,肯定隱藏在敘事的正文中。單從直觀上看,能一目了然產生別義的,當屬這四個地質年表,即本屬地質年代分期的“紀”字,已被李敖巧妙化解為“傳記”來用了。至于這四“紀”題目与李敖文章之旨的別解關聯,我們不妨來看看李敖的生花妙筆是如何在謎化寫作中進行“創意”和發揮“想象”的。
稍有地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寒武紀”是地質年代古生代的第一紀。“寒武”原是英國威而士一個古代地名,因該地的寒武紀地層被最早研究,故冠此名。但李敖以“寒武紀”為題,喻指他因与台灣台獨份子彭明敏有過交往而被台灣前國民党當局跟蹤監視這一段時間。文中寫道:“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時‘跟監’后,則是公然以武噓寒了,一寒至此,我戲呼‘寒武紀’,不亦宜乎?”謎人制謎,貴于曲折,不尚直陳,而李敖作文顯然也是如此,其戲說之“創意”不亦謎味盎然?
從李敖《三疊紀》題后“牢門一入,只見三疊,情人再見,生死永訣”這四句話中,便可知此“三疊紀”已非地質年代中生代的第一個紀,而是与他的鐵窗生涯有關。從1971年到1976年,李敖被台灣當局以“台獨份子”的罪名投入監獄;入獄期間先后三度轉移監禁:1971年3月19日至1972年2月28日關在台北市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1972年2月28日至1975年12月22日關在景美秀朗橋下軍法看守所,1975年12月22日至1976年11月19日關在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由此可見,李敖稱這三次轉移為“三疊”,實際上已經將“疊”字別解為“輪流,更替”之義,暗喻三度更換拘所댊o段經歷。
与以上三紀的別解有所不同的是,李敖將“侏羅紀”改為同音的“豬玀紀”,按謎界理論已屬“諧音”一類法門。但李敖這一謔而又虐的改寫融入了他獨特而又深刻的思想見解。李敖這樣釋道:“我在上海。因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為‘豬玀’,我在台灣,因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為‘豬’;~~~~這种以豬視人的人,其實自己正是中國古典說法的‘豕視’,自己如豬者也,并不是說這种人長得象豬,而是頭腦中是豬腦,是‘侏羅紀’時代的頭腦。”短短數語,已將中國人民族劣根性中的排他意識批駁得体無完膚。
李敖自1949年登上台灣島后,50年來一天也沒离開過。在全書的末篇《志留紀》中,李敖表明了自己“胸怀大陸,志留台灣”的決心。顯而易見,這個所謂的“志留紀”已全然不是以英國威而士一古代民族命名的地質年代古生代第三紀了。李敖的“志留”目的很明顯,他將与台灣當局一直斗下去。從此意義上講,如果依照謎學的欣賞習慣,李敖這個“志留紀”命題的謎化創意堪可稱极具南派大攏意之韻味。
完全可以認為,李敖書中的“破題”所用這三個“二十四節气”的名稱“小寒紀”,“大寒紀”,“白露紀”,其丰富的想象力与我們謎人的所謂“謎思”同樣保持一致。他在《寒武紀》中寫道:“我十四歲來台灣,台灣雖是亞熱帶,但對我來說,卻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長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國民党偽政府統治下,寒气襲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學的我,被寒尚輕,是‘小寒紀’,大學以后,是‘大寒紀’~~~~”。一個“寒”字,無疑已棄“寒冷”之義而別解為在國民党偽政府高壓統治下李敖的感覺;而“寒气”的從“小”到“大”同時也伴隨著他從少年到青年這一成長
過程。這种以原指事物或程度“大小”之義到別解為年齡“長幼”的轉換不也是謎界的慣常手法?而李敖選用“白露”作為題記則是較為复雜隱晦的一個創意。通觀此文,給我的感覺是李敖在性觀念,性生活及對人体美學藝術欣賞方面完全傾向于“全盤西化”的“開明進步”,正如李敖所說:“我在性觀念和性關系上的開明進步,不但幻覺于殉情上,還幻覺于其他方面。”如果這也是李敖對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一种挑戰的話,那么就其以“白露”為題,倒也應了魯迅先生的一段雜感式的名言:“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唯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而已集。小雜感〉〉)确切地說,李敖對“白露”這個節气的謎化,實則蘊意應為“露白”,至于“露”的什么“白”,想來毋庸贅言。
也許有人會說,李敖用明代雜劇劇目〈〈投筆記〉〉作題來寫他台大畢業后服兵役時期之事,無非是利用了一种巧合,“投筆”而“從戎”,僅是“棄文就武”的直解。在這里我不想立即用謎界尚有爭議的“以乙事譬指甲事”即為別解的說法來妄加評論。但就李敖在短注中特意提及此為明代劇目來看,李敖的謎思确實是在“借題發揮”。有必要指出的是,短注中實際上漏注了一個同樣是明代雜劇劇目的“破題”──〈〈東郭記〉〉。〈〈東郭記〉〉為明代末期傳奇作家孫仲齡的作品。此劇是根据《孟子。离婁》篇“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加于擴充演化而成的著名諷刺喜劇
。劇中寫齊人与王 ,淳于髡三人通過行賄,詐騙,吹牛等手段,從一貧如洗的乞儿爬到齊國將相高位的故事。然而,翻開李敖〈〈東郭記〉〉,題后赫然十六大字:“狼是東郭,東郭是狼,如此丑陋,誰敢幫忙。”我們姑且不論此段文字中李敖与被他稱作是“狼”的台灣作家柏楊之間的個人恩怨,單就李敖的借喻取材于〈〈中山狼傳〉〉,其題名又与明代雜劇〈〈東郭記〉〉相合這一事實而言,恐怕非用“別解“二字來解釋不可了。
“飄洋過海,乃怀陸根,我雖不往,一往情深。”這是李敖在〈〈陸根記〉〉中抒發的怀鄉情結,也是對這個用台灣一家公司名稱命名的題目最好的注釋。“陸根”者,“大陸是根”也。李敖曾根据家藏的〈〈李氏宗譜〉〉,考証自己是苗族后裔。他說道:“我這個苗蚩之后,遠祖由云南遷山東,祖父由山東遷東北,爸爸又由東北遷北京,最后遷到台灣。”与每一個移居台灣的大陸人一樣,李敖也有一顆赤子之心。正如〈〈陸根記〉〉中許多記述其童年時代的往事在憶舊意義上的“一往情深”,處處体現著他對“根”的思念。而李敖的“尋根”意念在文學寫作上的主題构思
与我們燈謎創作中的“覓底”意識是何其相仿。我不知道李敖是通過媒体廣告還是使用了該公司產品而記住了“陸根記”,但不管怎樣,促使李敖在頭腦中“把根留住”的肯定是謎化的別解理念所起的作用。在了解了李敖的怀鄉情結后,我們甚至可以摘錄其“我雖不往,一往情深”充作謎面,謎底就是“陸根記”;不知用李敖的构思所作的這則几近無可挑剔的“燈謎”是否能在當今鋪天蓋地的創作賽中得上個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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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發信人: mizukiteddy (但愿夢來不必醒), 信區: Riddle
標 題: 現代漢語寫作的謎化現象──讀李敖《快意恩仇錄》有感(3)
發信站: 多派 BBS (Sun Jul 31 13:05:24 2005), 本站(dopai.com)
人名之謎
李敖這本書,從書名看,其所謂“快意”當指實施對恩者報恩,仇者報仇后痛快淋漓的感覺。在李敖筆下,對恩師,情人及獄中牢友的關愛之情溢于言表;對政客,財閥,偽君子及幫閑文人則無情鞭韃而言之鑿鑿。所有的“恩仇”均在一种獨特的寫作風格中得于完成,詼諧幽默的筆調中處處鋒芒畢露,個人“快意”的体驗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他在寫作技巧中對許多“恩家”“仇家”的尊姓大名所進行的謎化和曲解。但這种曲解已不同于謎史中唐代文人間的相互嘲諷;与狄仁杰戲同官盧獻“足下配馬乃作驢”式的“君子嘲隱”相比,李敖利用人名進行謎化,其意義不在于搞笑調
侃,而是為他的整個寫作服務,從中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同時也是他在開發“深度語言”中個人寫作人格的凸現。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李敖對自己名字由來是怎樣曲解的。《陸根記》中有一段李敖二姊的回憶:“李敖有個正式小名叫安辰。~~~~~(儿時)大人用‘噢,噢’的聲音逗他,被四妹誤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變成了李敖大名的來源典故。”而李敖卻說“只是在發音上,我倒由第四聲的‘傲’音,慢慢傾向喜歡第二聲的‘熬’音,一來憂患使然,二來第二聲听來響亮一點。”在這里我們不必深究李敖從‘噢’到‘敖’讀音轉換上的差別,李敖甚至將“噢”字讀作第四聲的“傲”音。但須注意的是,李敖對‘敖’字的解釋并不傾向于《詩經。邶風》“以敖以游”中“舒适游밊^”之義,而是取“敖”通“熬”的通解義“煎熬,憂慮”,這就致使“噢”─“傲”─“敖”的讀音變化過程實際已轉換成從無文意的嘆詞到“自傲”,進而演化為“憂患使然”的“煎熬”狀態,這种看似無端生出的別義,其實正是李敖人生經歷的深刻感受。
李敖對人名的“謎化”,用燈謎的理論去作剖析,既有諧音,又有雙關,甚至還用典故。無論技巧還是立意,書中許多例子可以說都具有較高水准。李敖有個台大同學,名施啟揚,按李敖的話說是個十足的官僚。李敖在《大寒紀》中總結其人“是他深知為官之道,為人全無鋒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灣人,青年人)的條件~~~~~”熟悉港台演藝界的人都知道,“崔苔菁”本是一位藝員,而李敖諷刺施啟揚也具有她的條件,顯然不是指演唱技藝,而是利用此三字的諧音“吹,台,青”,十分精确到位地將施的真面目揭露無遺。如果說“崔苔菁”的諧音基本体現ꨊ漪O民間謎語色彩的話,那么另一些對姓氏的謎化則完全是出于修辭需要的傳統燈謎式的文義別解。譬如李敖在《委蛻紀》中對某些所謂的胡适研究者進行的猛烈抨擊;“我的确是最清楚他(指胡适)的一個人,每當看到別人的‘胡說’,我就啞然失笑。”《白露紀》中李敖有感于陸小芬主演的電影《看海的日子》因有替身演員哺儿鏡頭遭國民党新聞局查禁而大打抱不平:“新聞局卻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陸’,他們是不認錯的,還是直扑此奶,徑行登‘陸’,予以查禁。”以及《殷鑒紀》中對“哲學學到徘徊于電玩之中,嘆息于馬路之上”的學者勞思光与他的朋友뀊物H疆所作的善意諷刺:“~~~~~后來東丰街電玩店關門了,久矣不見‘勞’苦功‘高’了。”這些看似信手漫筆的幽默文字,其實支撐著一個謎的骨架。“胡”,“陸”,“勞”,“高”這四個姓氏的別解,如同燈謎中的所謂“謎眼”,在文章中起到一“姓”雙關的作用。我們可以從“胡說”的本義“胡言亂語”中品出(別人的)“胡适學說”的歧義;也可以從“有奶就是‘陸’”,“徑行登‘陸’”的俏皮語气中絲毫不費力气地區別出“陸小芬”与“陸地”兩者風馬牛不相及的關系;而“勞”苦功“高”這個成語既一箭雙雕地融入了勞思光和高信疆二人的姓,又十分傳神
地形容了“勞”“高”熱衷于電玩游戲的沉淪,充分展示了李敖在謎化寫作上非凡的功力。
李敖是一個幽默的人,尤其喜歡用別人的名字開玩笑,即使蒙冤入獄,也仍然保持著這份天性。在獄中,他認識了一位名叫黃中國的獄友,李敖戲稱他叫china huang
,并開玩笑說:“‘黃’在中文里動詞用法是把事情搞砸了,憑你這名字,你就該坐牢。”但玩笑歸玩笑,李敖對黃中國被誣“漢奸”“匪諜”定為死罪還是十分同情,他曾為黃中國寫過要求复判的狀子,可惜最終未能改變黃被槍決的命運。當時獄中還有一位名叫高時運的高山族縣議員,李敖便開玩笑說他的名字讀起來像“狗屎運”,堂堂縣議員下大獄,其命運确實也夠“狗屎”的了。最精彩的是,李敖因存放在他母親家藏書被國民党偽政府查扣一事打贏官司后,与參与查扣作業的派出所主管警員“楊三共”說:“一個‘共’(共產党)就把國民党給整垮了,你三個‘共’
怎么得了?警備總部不該先抄我媽的書,應該先抓你打屁股才對啊!”事后李敖得意地說:“這一打趣,可算是‘刁民’李敖最幽默的收尾了。”
可以肯定,上述這些李敖在人名上的別解人人皆懂,其通俗性也毋庸置疑。但李敖的謎化寫作一旦用起典故來,同樣得心應手,而且謎味十足。從《彭尸紀》《殷鑒紀》二章的得名中,便可見其運典手段之高明。
按照李敖的寓意,“彭尸”者,即指早期的台獨份子首領彭明敏,李敖雖然与他有過一段交往,但他并不贊同彭的政治主張,而且對彭的為人十分卑視。李敖稱彭明敏為“彭尸”,乃用了一個道家的典故。文章的末尾說;“道家說人有‘三尸虫’,上尸叫彭倨,喜歡財寶,中尸叫彭質,喜歡美食;下尸叫彭矯,喜歡色欲,道家認為這三种尸都有害于人体,故合稱‘彭尸’。我認為‘彭尸’具有‘彭師’之韻,因寫‘彭尸’一章重述平生。”而《殷鑒紀》這一題名也不是指“以殷滅夏作為鑒戒”的原意,實際上已被李敖別解為与他有“師友”之情的台灣大學者殷海光先生之姓
。据李敖稱,殷海光雖在迫害頻仍,衰病侵奪之中,卻得以在出書上,生活上,醫療上和精神上,獲得(李敖)不少支援和安慰。”殷死后,李敖為他操辦喪事,但在訃告措辭与葬禮形式上与信基督教的殷太太夏君璐發生矛盾,對于這位自稱“事實上我對我丈夫的思想一點也不懂”的殷太太,李敖感慨万分:“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璐’化,這顯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詩經》有一句是:‘殷鑒不遠,在夏世之后。’用來作有趣的曲解,正好對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預言。”
時至今日,人們的閱讀在習慣上已基本依賴于白話文寫作的傳播,對傳統經典文化的逐漸疏离很大程度上緣由于文言文与大眾認知上存在的阻隔。就如現代普通讀者群中很少能知道出自唐代文人張讀筆記小說《宣室志》中的“彭姓三虫”,也不大會有人對出自〈〈詩經。大雅。蕩〉〉中的“殷鑒不遠,在夏之后”感興趣。但李敖選擇典故的用意并不出于對傳統學說的宣教,反過來他的別解可以說是精神上的离經叛道,大有戲謔的成分在。這些白話文謎化寫作中的引經据典,實際上是從經典中拈取了表象的軀殼,舍棄了內涵的靈魂。無論是將“彭尸”別解為“彭明敏”還是將
“殷夏”別解作“殷海光夫婦”之姓,都可以看作是利用了傳統的經典從寫作形式到內涵精神對傳統言說的徹底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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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之謎
在敘事的文學作品中,敘述人語言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僅顯示出作家鮮明的語言個性特點,而且体現作家自身的藝術修養和寫作風格。無疑,李敖的敘事風格与其他作家不同之處,就在于他的書寫語言植入了謎的建构,以致許多對具体事物的描述完全處于一种別解的狀態。
李敖台大畢業后,服兵役一年半,在鳳山陸軍步兵軍校受訓。緊張的軍營生活使他疲憊不堪。在〈〈投筆記〉〉的日記中記有“一個難忘 的 午后”,他終于得到一次极為難得的偷閑机會:“現在我准備來一次水清而濯足了。上面太陽晒著,水不算涼,可是腳放下去卻有一番‘不如足下’的感覺~~~~”記得屈原〈〈楚辭。漁父〉〉有“水清濯纓,水濁濯足”之說,而李敖在反其意而用之后竟將“水下的腳”別解為古代的尊稱“足下”不失幽默地描述了這短暫享受的愉悅感覺。
〈〈投筆記〉〉中錄有一些有關鳳山軍中情況的雜詩,其中有一首如果標上謎目“軍事用品”,甚至可以張燈挂猜:
個個擠眉又弄眼,丑態百出莫問誰。
任你心腸堅如鐵,也要忻然把淚垂。(謎底:催淚彈)
這是李敖親身体驗后所描述的感受,同時我們還可以把它當作一則較為典型的以事物特性,功用為寓意的民間俗謎詩。在總体构思上,此詩 已符合早期民間詩謎的樣式,盡管詩中的“淚”字与謎底相犯而有露春之嫌,但就形式而論,李敖畢竟不是在制謎,他僅是用謎的創意來道出自己的身心感受,反觀如今的文人有几個能這樣做!單憑這一點,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再作苛求?
當李敖在敘事中發揮想象時,所敘述的事件,人物便成了謎化語言的素材,正如清代謎圣張起南所言:“使木屑,竹頭皆得其用,乃能見景生情,俯拾即是。”在李敖眼里,小至學生時代同學的瑣事,大至險些喪命的車禍,莫不充滿謎意。
在〈〈大寒紀〉〉中,李敖有一段關于他台大同學施啟揚如何應付考試的逸事:“事實上,他是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有他清楚端秀的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占了大便宜。”眾所周知,〈〈考工記〉〉是先秦古籍中重要技術著作,主要記載有關古代百工之事。而李敖卻將“考工記”三字別解為“考試時工整地答題記錄”,為施啟揚以期獲得批卷老師好感這种行為作了一個妙趣橫生的注解。從這段文字的敘述過程作分析,前面的敘事相當于燈謎中用于提示的題面文字,末了又和盤托出〈〈考工記〉〉的別義作簡洁的
概括,從而為“占了大便宜”這個頗具諷味的議論打下基礎。
這种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根株紀〉〉中同樣可以看到。1967年3月,李敖開車發生車禍,車撞坏,左肘和頭部受輕傷。可是李敖對當時情形的敘述卻有點出人意外:“車禍原因是我開快車,正好碰上另一個開快車的計程車司机,所以就順理成章的來了一場‘相見歡’。”如果按照李敖的思路作一則正統的燈謎,我們則可以將謎面擬成“快車碰快車”來對“相見歡”這個詞牌進行別解。而李敖就是抓住了“十次肇事九次快”中“快”字的別義“快活,歡喜”來制造一种幽默的氛圍,只不過在形式上用敘事性行文來作表達罷了。在李敖筆下,從這場恐怖的車禍到詞牌“相見歡ꄊ赤犒齔氐鉥姘L程中,体現著一种文學意義上“別趣別材”的妙悟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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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淫”之謎
“性”題材在謎界歷來是一個較為敏感的“雷區”,至少目前燈謎理論界還無人愿意從文化角度和存在意義上去進行探討。在有關性題材謎作的研究方面,現代謎人似乎總在极力回避,這与現代文學界在大量小說,詩歌,影視劇本中通過對性的主題挖掘人性的現狀大相徑庭。這些性主題文藝作品當然不是指以傳播色情為目的的黃色宣傳。而是指嚴肅文學為代表的對存在于人性中的美与丑所進行的客觀描述与批判。而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帶有性色彩的謎語創作從古至今一直沒有停止過,早在宋代,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佳人佯醉索人扶 賈島(假倒),露出胸前白玉膚
李白(里白)。走入帳中尋不見 羅隱,任他風水滿江湖
潘閬(拼浪)。”這類謎發展到清代已基本定位于“艷体謎”,直至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例如“中國妓院禁止洋人入內”扣“不教胡馬渡陰山”之類完全用文義謎形式創作的作品。而流傳在民間以性行為,性器官特征去隱喻農具,農活甚至日常生活用品的“葷謎子”更是層出不窮。所以,我們不應該以簡單的回避來對待這一謎文化中的特殊現象。在這里,讓我們先來看看李敖書中對這一問題的見地。我在文章前面曾提到過李敖的〈〈白露紀〉〉這一題目就帶有“性”的色彩,但這种构思并不同于純粹的色情描寫。正象李敖對〈〈宣淫紀〉〉這個題目的解釋,而是有著“正面
的意義”。李敖這樣寫道:“‘宣淫’兩字出自〈〈左傳〉〉中@“M的話,照中文的古典解釋,是公然做淫猥行為。我這里解釋,卻是正面的意義,是公然宣傳‘性’的功能。比照‘性教育’的說法,我做的是一种‘性宣傳’。”其實在李敖看來,所謂的“性宣傳”,有時也能當作一种文化批判的武器,對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和迫害過他的國民党偽政府,有著很強的殺傷力。而這种殺傷力的形成就來源于他在敘事中采用的謎化寫作手法。
在《彭尸紀》中,李敖在引証了有蔣介石批示“可照辦”的一份關于處理彭明敏私生活“穢行惡跡”及追查彭明敏潛逃經過的秘密文件之后,有一段精彩的論述;“由此可見,彭明敏不但‘大頭不軌’,為蔣介石深知,連‘小頭’不軌,也為蔣介石所密察──領袖日理万机,猶不忘百姓一雞(大雞雞),真可謂察察為暗了。”文中所謂“小頭”的隱意不言自喻,而“机”与“雞”的同音也無多大新意,但這貌似簡單的謎化中卻隱藏著一箭雙雕的殺机,完全不同于一般的諷刺寫作。
由于長年坐牢与長年樹敵的關系,有人對李敖竟進行生理方面的誹謗,對此,李敖在《宣淫紀》中作了一個令人噴飯的回答:“只有入這种人的屁股,他們才知道我雞巴多硬,多趙元任太太──楊步偉(陽不萎)!這些無聊份子,他們造謠造得可真兩頭(‘大頭’,‘小頭’)忙呢!”這里的別解對象一個是人名,一個是三字俗語,李敖竟脫口成謎,可見他的謎思是何等敏捷,而這种近似于民間“葷謎”的手法在這個特定的條件下不正是“以毒攻毒”的有力武器!
李敖不僅著文猛烈抨擊當時的國民党政府,而且對中國的文化傳統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態度,台灣當局對李敖的著作定了几條查禁標准:“除了政治上的禁忌,‘不要提生殖器,也不要罵孔子’。”但李敖不理不睬,仍然我行我素,甚至有意在他的言論里加強“性”的比例,在出版學術著作《中國性研究》之后,又寫下了《且且且且且》《他他他他他》《台灣人与雞巴》等許多籍談性而行批判傳統道德觀念之實的怪文。在《宣淫紀》中,李敖這樣寫道;“我用雞巴勉勵台灣人,貌似不敬,其實‘出恭’,看了我重視雞巴,生殖器崇拜的全部高論,就知道我多愛台灣人了。”
這個為諷刺台灣人“官迷”現象的怪文《台灣人与雞巴》而作的解釋同樣“怪誕不經”,怪就怪在李敖對台灣人的愛所表達的用辭竟是“出恭”二字。此出自《南雍志。謨訓考上》的詞匯本是明代國子監學規:每班給予“出恭入敬牌”一面,以防生員擅离本班,考試時上廁所時必須領此牌子。后人因此稱大便為“出恭”。但李敖卻把這個今人看來并不“恭敬”的詞匯別解成“出于恭敬”意思的縮寫,這兩者之間在詞義上的反差恐怕足使李敖的諷刺對象“台灣人”瞠目結舌,而這個奇巧的別解与他的怪文風格又是何等地相得益彰!
由于源自精神本身的獨立性和對傳統性觀念性道德的推拒,李敖在性題材上的寫作始終以“以身作則”的姿態展現在讀者面前,獨特的靈感使他在遣詞造句上具有几近“太虛幻境”式的蘊意。譬如他把《夢遺紀》原意從“睡夢中遺精”脫胎而來的這個命題化解為“与胡茵夢(李敖前妻)扯在一起的后遺症”,又如他重讀自己給情人“H”的情書不禁“大惊失色”后對該成語的注釋:“此‘色’字該一語雙關:一為臉色,二為女色”,以及將“肉麻”一詞別解成“又有肉又有麻將”等等,莫不“性”趣盎然,“謎”机四伏。
寫到這里,我不僅又想:現代文學界在性題材寫作的開放与謎界几近談性色變的封閉狀態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就文化意義而言,任何一种文藝表現形式都不可能無視“性”的存在,就如同人類的生活离不開“性愛”這一原始的浪漫一樣,缺乏人文關怀的文藝載体其表現力必定是蒼白而沒有激情的。回觀現代謎界,對“性”主題的回避至少意味著在創作素材的選擇上失去了一道极具社會意義的風景線。面對文學界的挑戰,我們是否能象李敖對“宣淫”的釋意和美術攝影界的人体藝術一樣,進行只能有益于對人類天性的認知和陶冶美的情操的創作嘗試呢?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精
神文明建設,更為了不再听憑民間低級黃色謎語的泛濫,隨著高科技的發展,那些低級黃色的謎語甚至已經通過短信這一平台廣泛流傳。因此,現代謎人有責任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進行“性”題材領域的開發,只要把握好一個度,說得通俗點,只要本著“有情色而不色情”“有雅趣而不粗俗”的原則,一定能創作出既高雅又不失情趣的好作品。事實上,“性”題材并不可怕,而高格調的作品不僅無害于精神文明,從某种意義上看,只能使那些不健康的民間色情“葷謎”失去其占領已久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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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多派 BBS http://dopai.com [FROM: 202.175.186.*]
※ 修改:.mizukiteddy 于 Jul 31 13:44:15 修改本文.[FROM: 202.17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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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 mizukiteddy (但愿夢來不必醒), 信區: Riddle
標 題: 現代漢語寫作的謎化現象──讀李敖《快意恩仇錄》有感(6)
發信站: 多派 BBS (Sun Jul 31 13:08:38 2005), 本站(dopai.com)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漢語寫作作為表達思想的一种基本載体一直是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大哉問”,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寫什么是一個問題,怎么寫又是一個問題。”“怎么寫”固然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每一位寫作者的操作方法都不盡相同,因此其中便自然也包含了一個“風格”問題。從李敖的《快意恩仇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怎么寫”上的前衛性至少在當前還無人可及。籍锛詞之思,行白話之文,笑談生平之快意恩仇,特立獨行于當今文壇──這就是自稱“獨占”中國人寫白話文前三名的李敖難能可貴之處。
其實,“怎么寫”不單單是文學界的問題,對于現代謎界同樣面臨著不同的選擇。許多年來,謎界為吸引大眾的注意,推出了相當數量的燈謎鑒賞文字,也曾取得了一些具有“普及”意義的效果。但從根本上看,這些燈謎鑒賞的形式已漸趨于刻板化,而鑒賞的概念則偏向于漢語“詩化”,“美文”的古典意象階段,這与燈謎的民俗性,大眾性身份顯然格格不入。追本溯源,燈謎的鑒賞雛形始于民國謝會心的《評注燈虎辯類》,書中將各种燈謎分門別類逐一評析,目的是“務使簡明透辟,俾閱者若鑒澄淵”。而現代謎界的鑒賞形式,則基本以吳仁泰先生《佳謎賞析》為范本,
逐漸定型于“析面解底加贊語”的三步曲形式,其中絕大部分文章的贊賞句式几乎千篇一律是“詩品”“詞話”中的套話,雖然這种類型的賞析在初始時具有一定的積极意義,但由于后學者大量的模仿致使其陷入泛濫成災的地步,而因缺少通過感性認識來表達真實思想和個人情感的實話,越來越顯得空洞乏味。可以說,這樣的鑒賞文字不但与寫作的“說与思”過程相違背,而且也是缺乏人文精神的。每當我在書店見到這些賞析“巨著”擺在書店的角落里無人問津,便會不由想到這一問題。而一個不爭的事實又擺在我們面前,与遭人冷落的“燈謎賞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
敖這本用謎化語言构筑而成的《快意恩仇錄》卻成了躋身于當年排行榜的暢銷書。這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挑剔的讀者們在了解了李敖坎坷而又奇特的人生經歷的同時,也接受和領略了謎文化庄諧雅謔的獨特風格,但這全得歸功于李敖在現代漢語寫作中以簡馭繁,以能動,發散的基本單位為主体進行的創造性發揮。
記得那年,我在書店中看到一位“蹭讀者”青年正手捧著《快意恩仇錄》看得津津有味,時不時地還發出吃吃的笑聲。一位女營業員見狀,便跟他攀談起來,從李敖的身世到寫作風格,談得很投机,看來都是“李敖迷”。我忍不住走過去打扮又不好意思打扰,便偷偷看那青年手里的書,正翻到《鬧衙紀》的篇尾,只見他指著書大笑:“‘楊三共’就成了三個‘共產党’,真幸虧他沒起個俄國名字叫‘楊万薩’,否則不就成了一万個‘薩達姆’了!誰栽在李敖手里真活該倒霉!”我笑著心想:莫非李敖這本書也有啟蒙之功效?這青年儼然有點入門了!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在考慮燈謎賞析究竟應該“怎么寫”,或許從李敖的《快意恩仇錄》中我們可以悟出些道理來。如果說李敖的謎化寫作是在現代漢語的運用中借鑒了謎的手法,使語言的表達趨于丰富而吸引了眾多讀者的話,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借鑒現代文學中散文,雜文的形式進行燈謎賞析的寫作呢?如果說李敖對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批判的獨特性給予人們一個全新的思考空間又是吸引讀者的另一個原因的話,那么我們是否也應該從人文精神出發,對那些帶有明顯“复古”情緒的所謂“賞析”作一番反思呢?謎文化說到底就是一种平民文化。所以我想,在白話文時代,
“燈謎賞析”如果運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現代文學手段進行寫作,既能“取悅”普通讀者,又是真正向文學之門靠攏,而“新八股”式的賞析形式最終無人喝采和沒有出路的。
合上李敖的《快意恩仇錄》,心中又冒出一個突發奇想的念頭。近年來,台灣謎界与大陸謎界的交往日益頻繁,想來台灣謎界乃是一片繁榮昌盛。我想,不知台灣謎人是否可以向這位就在他們身邊的李敖發出盛邀,邀請這位“穩坐漢語寫作頭把交椅”且善用白話文營造“謎語世界”的作家從百忙中抽出點時間來光顧台灣的謎事活動,甚至參加到台灣謎人的隊伍里來。如果真有這么一天,將不僅是台灣謎界的榮幸,更是中華謎壇的幸事!但愿此想成真。
定稿于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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