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13　 中國時報 歧視有理，患病有罪？ 廖元豪（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台北地方法院在前天判決社區有權依據規約，驅逐收容愛滋患者的「關愛之家」。 這個事件，讓人不禁聯想起美國早期普遍存在的「禁止有色人種進住」社區規約。 當年，保守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基於對黑人與黃種人的厭惡、疑懼與鄙夷，以社區 規約的方式禁止住戶將房舍出租或出售給有色人種。一旦有人膽敢違背規約讓有色人種 遷入，他們就會以契約自由、財產權，或居住自由為名，要求住戶遷離。而同樣帶有種 族歧視的州法院，也幾乎都無條件地為這些歧視規約背書，而命令黑人遷離。直到 一九四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才為這種惡行踩下煞車。 美國最高法院判定：這種自願簽訂之規約固然符合契約成立要件，但是法官作為政 府成員，必須受憲法平等權的拘束。法院如果給予這種規約效力並且執行，那就等於法 院自己參與侵犯少數族群的平等權。因此，法院拒絕執行這類規約。質言之，法院作為 憲法與正義的維護者，不能同流合汙助紂為虐，盲目地承認私人歧視性契約的效力！ 相較之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都是主流族群運用契約自由排擠弱勢，主流族群的 歧視與恐懼也都沒有任何理性依據。但美國最高法院在近六十年前，援引憲法而拒絕執 行社會的歧視偏見；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法院，居然有法官說「不要拿憲法壓我」而甘為 歧視背書。 這個判決其實反映了一種「歧視有理」的落伍思維。依法官的看法，社區住民以規 約排斥愛滋患者，只不過是契約自由與財產權的體現。至於這個規約中涵蓋了多少的不 理性（愛滋其實不會輕易傳染）與偏見（排斥同性戀），完全視而不見。在權衡雙方利 益時，法官完全站在強勢群體的一邊，無條件捍衛社區「正常人」的偏好，而不顧愛滋 患者的尊嚴與基本生存權。 在法院的邏輯下，人權似乎不是弱勢群體維繫基本尊嚴的希望，而是強者頤指氣使 的武器！要知道，許多「關愛之家」的患者，已經是被家庭與社會的偏見排擠的天涯淪 落人。如今只是謙卑地想找一個足堪生存的棲息住居，還要面臨被驅逐的命運。如果換 成妳我，面對這種無處可容身的命運，要怎麼辦？ 肯定歧視行為，就等於承認「強可凌弱」的霸凌邏輯。弱勢族群遭受社會排拒與貶 抑之際，本就易有身心創傷。而若這種歧視是由國家正式予以背書執行，則會造成更嚴 重的傷害！正因如此，在世界趨勢上，「禁止歧視」早已超越「契約自由」，而成為多 數先進法治國家的法律原則。「歧視弱者的契約」不但國家不承認其法律效力，尚應受 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方面的制裁！ 依此，法律與法院應把歧視本身當作「權利之侵害」，並致力制裁與矯正社會偏見 。然而，我們的法官卻漠視憲法平等權、「後天免疫症候群防治條例」之反歧視條款， 以及民法第七十一條與第七十二條「法律行為無效」的規定，判定規約有效。莫非，契 約高於法律，歧視偏好大於平等權、生存權與人性尊嚴？ 從這個案子，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對於愛滋病的誤解有多深！而即便是法界，對「反 歧視」這個概念是多麼地陌生！因此，除了法界應強化對「反歧視法」的認識外，衛生 署以及自詡保障人權不遺餘力的台北市政府，也應該積極介入協助本案患者融入社會， 並致力於社會教育，以破除偏見所造成的疾病歧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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