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一篇在別處與別人討論的回應，也許和原po的疑問有些脫勾，但基 本上邏輯是相同的。我們必須更徹底的問，在討論反WTO運動被逮捕的 人有什麼罪之前，也許該先思考，為什麼這些人有罪，以及法律在這 裡它是否依舊具有功能。 反全球化運動，本身就不該被放在「犯罪」的邏輯下思考，換句話說， 這是該除罪化的。其原因在於，以往當民族國家的主權還明顯存在時，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決策的對象在哪，因此，我們很清楚的知道，當決 策迫害到人民權益的時候，我們的對象是誰，因此這裡面人民和國家的 關係，至少還維持著權力、責任與義務的關係。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 中，決策跨越了主權國家的層次，而直接影響到人民，換句話說，這場 會議上，美英法等國與第三世界或台灣不相干的政府官員，他們的決策 很可能直接影響了其他國家人民的權益，然而他們卻不需要為這些國家 的人民負擔任何政治上決策的責任。換句話說，當整個決策的過程超-國 家化的同時，我們對於以往在民族國家框架內所形成的法律、制度，都 必須重新的加以檢視，而無法一概適用。因為很清楚的，在傳統民族國 家的框架下，法律是公意，法律是承諾，法律更是道德，是主權者與人 民間的肯認，法律甚至是種公共人格(personne publique)，在這種條件下 ，法律才有它的正當性。因此，當決策者有權，卻不用負任何責任，而 人民卻沒有任何的公民權或人權作為相對的武器時，這時候就是整個結 構性的問題，而不單單是「法律」問題。又或者，當決策者超-國家化的 同時，傳統民族國家中的主權者，便不再享有絕對的法律權威，也因此 這些審判必須被放入超-國家的機制中，因為在超-國家的狀況下，必須有 一個新的政治架構，保障原本民族國家內人民的權利。顯然地，這樣超- 國家的政治架構尚未出現之前，這樣的法律也尚未出現，那麼當新的世 界秩序，即新政治共同體和新公民都未出現時，又怎麼論定罪行呢？即 便能，顯然它是威權下的產物，而非公意，那麼，這樣的法律，從最根 本的本質上就失去了意義。 這就是反全球化運動要問的，當民族國家不再適用於這年代，新的政治 共同體，它的內涵和形式該是什麼？它的民主形式如何形成？人民的公 民權等權利該如何被界定和保障等等。反經濟全球化論者也許還沒有答 案，但很顯然的，肯定不是現在以經濟作為主軸的共同體形式，這一點 ，相信在法國人反歐洲憲法條約中，也看得很清楚。 因此，關於反全球化運動，本身就應該將其除罪化，重新思考，當民族 國家或主權國家不再足以保障公民權或人權時，那麼，誰該繼續接著以 往民族國家的架構，保障這些基本權利，而不是一方面經濟上面要求市 場自由化，打破國家疆界，取消國家主權；另一方面面對人民要爭取權 利時，又重新抬出主權國家的牌位，要執行法律的權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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