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模式 1、反核四運動：政治人物作為起初動員者 在1988年3月，貢寮漁民組織鹽寮反核自救會，誓言反對台電公司在當地興建核四廠。在 成立大會中，民進黨的中央黨部官員、國大代表、縣議員都應邀參與，並且上台演講表達 民進黨反對核能的立場 。從反核草根力量的集結開始，反對黨的力量就進入了反核四運 動的隊伍之中。事實上，追溯整體八○年代的台灣反核運動歷史，專家學者最早提出了質 疑核能的意見，但是透過反對黨人士的經營，核能才成為一個政治的、公共的議題。 台灣最早的核能政策辯論是出現於1979年7月的《中華雜誌》，當時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 林俊義著文批判台電的核能政策。不久，台電的工程師也刊登了一篇回應文章，反駁新興 反核的論點。從這時開始，許多學者開始撰文批判政府的核能政策，一連串的國內外核災 也強化了他們的論證理由。在1985年，這一群知識精英組成了新環境雜誌社，成為台灣第 一個專業的反核團體。一直到解嚴 之前，反核知識份子主要是以辯論與撰文等方式來推 動他們的理念。在這個時期，反核運動仍未正式起步，而是處於公共啟蒙的階段(胡湘玲 1995: 51-69；林碧堯 1994: 187-90；何明修 2001b：120-3)。憑著這些知識份子的努力 ，核能成為一個爭論議題，而不再是政府片面宣傳的政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從文字反 核轉變到行動反核的契機是由於政治勢力的介入，黨外人士的參與使得這些反核言論開始 具有現實的性格。 發行於1979年8月的《美麗島》雜誌是台灣反對運動的重要事件，在其創刊號中有一篇質 疑台灣核能政策的文章，這個事實顯示這一群反對派精英很早就意識到核能是一個潛在的 政治議題，可以用來批判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最晚到了八○年代初期，若干的黨外人士， 如黃順興、邱連輝、蘇貞昌、尤清等已經公然抱持著反對核能的態度 。事實上，有兩個原因造成了政治反對運動與反核運動的親近性。首先，反對勢力在這個 時期仍未制度化成為體制內的反對黨，仍是以動員各種社會議題的方式來挑戰國民黨。在 這個脈絡下，核能議題提供了黨外擴張其社會支持的機會。其次，在個體層次上，黨外精 英與反核學者有相當的人脈關係，能夠溝通反核的理念。根據張國龍的說法，早在八○年 代初期，當時黨外政治明星尤清擔任監察委員，其中關於台電核能事故的調查案就是有請 教張國龍的專業意見 。同樣地，黃提源曾多次在解嚴前的報刊中撰寫反核文章，也是早 期的反核積極份子之一。黃提源在訪談過程中，也不諱言自己與黨外人士的過從甚密，並 且也曾應邀參加1986年底的民進黨創黨大會 。可以想見的，這些學者必然或多或少地影 響了黨外運動對於核能議題的看法。 黨外對於核能議題的高度重視，至少反映在下列三點。首先，在1986年的黨綱中，民進黨 明白宣示反對興建新的核電廠，並且要對於既有的核電廠實施更嚴格的管制。同樣地，在 創黨後第一次參加的1986年立委選舉中，民進黨所提出的共同政見也有這樣一條，「反對 任何新設核電廠、環境與消費者權利保衛應優於經濟發展」(引自李筱峰 1987: 247)。根 據筆者訪談的了解，黨外人士內部對於社會改革的議題爭議頗多，尤其是涉及勞資關係與 社會福利的部分，然而，在制訂反核黨網的態度上，卻出現了一致的看法 。很顯然，早 在1987年解嚴以及後續的群眾運動出現之前，反核已經成為政治反對派領袖的共識。 其次，在解嚴之前的黨外政論雜誌中，政治反對黨扮演了「議題企業家」的角色，試圖宣 傳與深化核能議題的社會分歧，並且尋求其社會支持。黨外人士認為，台灣核能的疑雲與 不安全性正好反映了國民黨戒嚴統治的無能。筆者分析1981-1986年間的10種主要黨外雜 誌，一共收集了72篇反核文章，其數量高過所有其他的環境議題文章(何明修 2000: 262) 。這個事實顯示黨外精英意識到核能問題的高度敏感性，能夠用來挑戰國民黨政府的威信 。 最後，正是由於反對黨的介入，使得街頭活動成為了可能的反核選項。在1986年10月10日 ，黨外編聯會動員群眾到台電大樓進行示威，反對核四廠的興建，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 公開反核抗議活動 。在解嚴前夕，反核學者開始走出狹義的啟蒙者角色，進入核電廠週 遭地區，直接向鄉民傳播理念。新環境雜誌社在恒春(1987 年3月26日)、鹽寮(1987年4月 26日)分別舉行了說明會與遊行的活動，這是反核意見首次走入草根社會。在這些場合中 ，民進黨公職人員除了上台致詞以外，並實際負責了動員聯繫、對外交涉的工作 。因此 ，當地方民眾首度直接接觸到反核的聲音，他們不只是聽到了學者的專業意見，同時也看 到了民進黨的政治明星。 簡而言之，早在地方草根集結成為一股反核勢力之前，民進黨勢力透過黨綱宣示、輿論動 員、抗議參與等管道，已經實際地進入了反核的議題領域。相對於八○年代中期其他的環 境抗爭，例如鹿港反杜邦、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大里反三晃等案件，鹽寮的群眾顯然扮 演了較為被動的角色：他們是被外來政治精英與知識份子所動員，而不是地方自發性所產 生的社會運動(鄭淑麗 1995： 94；何明修 2001b：146)。事實上，在貢寮居民開始反對 核四之前，他們對於台電公司徵收土地價格過低十分不滿，但是民怨並沒有產生組織抗爭 。另一方面，貢寮沿海一帶在八○年代初期也曾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當地九孔養殖業者 反對政府拆除違建的政策，導致不少人被判刑入獄(鄭淑麗 1995：44-5)。因此，一直到 反核團體由外而內介入之前，地方居民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主動採取自我動員 。 自從鹽寮反核自救會成立之後，一連串的抗議動員都是在民進黨配合的條件下進行的。無 論是在年度反核遊行、反核公投、立法院陳情等，地方反對者都是依賴於外部的政治資源 。民進黨的進一步介入是與反核運動的激進化有密切關係，因此，反核議題很快地被吸納 成為反對運動與威權體制抗爭的政治分歧之中，形成了民進黨反核，國民黨擁核的對抗格 局。新興的社會運動需要知名度、領導人材、資金，民進黨的資源適時地解決了這項的要 求。一位參與反核人士就向筆者表示，要動員群眾去台北遊行，「不可能每個人出錢吧。 通常是[民進黨]市黨部出錢租一台車，或是政治人物捐一點錢。我們也曾想過自己出錢， 不過這不太可行」 。借用外來資源的結果自然是使得依賴關係更形惡化與不對稱，處於 無法擺脫政治力支持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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