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反核四运动与反美浓水库运动中的政治交换模式 1、反核四运动：政治人物作为起初动员者 在1988年3月，贡寮渔民组织盐寮反核自救会，誓言反对台电公司在当地兴建核四厂。在 成立大会中，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官员、国大代表、县议员都应邀参与，并且上台演讲表达 民进党反对核能的立场 。从反核草根力量的集结开始，反对党的力量就进入了反核四运 动的队伍之中。事实上，追溯整体八○年代的台湾反核运动历史，专家学者最早提出了质 疑核能的意见，但是透过反对党人士的经营，核能才成为一个政治的、公共的议题。 台湾最早的核能政策辩论是出现於1979年7月的《中华杂志》，当时东海大学生物系教授 林俊义着文批判台电的核能政策。不久，台电的工程师也刊登了一篇回应文章，反驳新兴 反核的论点。从这时开始，许多学者开始撰文批判政府的核能政策，一连串的国内外核灾 也强化了他们的论证理由。在1985年，这一群知识精英组成了新环境杂志社，成为台湾第 一个专业的反核团体。一直到解严 之前，反核知识份子主要是以辩论与撰文等方式来推 动他们的理念。在这个时期，反核运动仍未正式起步，而是处於公共启蒙的阶段(胡湘玲 1995: 51-69；林碧尧 1994: 187-90；何明修 2001b：120-3)。凭着这些知识份子的努力 ，核能成为一个争论议题，而不再是政府片面宣传的政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文字反 核转变到行动反核的契机是由於政治势力的介入，党外人士的参与使得这些反核言论开始 具有现实的性格。 发行於1979年8月的《美丽岛》杂志是台湾反对运动的重要事件，在其创刊号中有一篇质 疑台湾核能政策的文章，这个事实显示这一群反对派精英很早就意识到核能是一个潜在的 政治议题，可以用来批判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最晚到了八○年代初期，若干的党外人士， 如黄顺兴、邱连辉、苏贞昌、尤清等已经公然抱持着反对核能的态度 。事实上，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政治反对运动与反核运动的亲近性。首先，反对势力在这个 时期仍未制度化成为体制内的反对党，仍是以动员各种社会议题的方式来挑战国民党。在 这个脉络下，核能议题提供了党外扩张其社会支持的机会。其次，在个体层次上，党外精 英与反核学者有相当的人脉关系，能够沟通反核的理念。根据张国龙的说法，早在八○年 代初期，当时党外政治明星尤清担任监察委员，其中关於台电核能事故的调查案就是有请 教张国龙的专业意见 。同样地，黄提源曾多次在解严前的报刊中撰写反核文章，也是早 期的反核积极份子之一。黄提源在访谈过程中，也不讳言自己与党外人士的过从甚密，并 且也曾应邀参加1986年底的民进党创党大会 。可以想见的，这些学者必然或多或少地影 响了党外运动对於核能议题的看法。 党外对於核能议题的高度重视，至少反映在下列三点。首先，在1986年的党纲中，民进党 明白宣示反对兴建新的核电厂，并且要对於既有的核电厂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同样地，在 创党後第一次参加的1986年立委选举中，民进党所提出的共同政见也有这样一条，「反对 任何新设核电厂、环境与消费者权利保卫应优於经济发展」(引自李筱峰 1987: 247)。根 据笔者访谈的了解，党外人士内部对於社会改革的议题争议颇多，尤其是涉及劳资关系与 社会福利的部分，然而，在制订反核党网的态度上，却出现了一致的看法 。很显然，早 在1987年解严以及後续的群众运动出现之前，反核已经成为政治反对派领袖的共识。 其次，在解严之前的党外政论杂志中，政治反对党扮演了「议题企业家」的角色，试图宣 传与深化核能议题的社会分歧，并且寻求其社会支持。党外人士认为，台湾核能的疑云与 不安全性正好反映了国民党戒严统治的无能。笔者分析1981-1986年间的10种主要党外杂 志，一共收集了72篇反核文章，其数量高过所有其他的环境议题文章(何明修 2000: 262) 。这个事实显示党外精英意识到核能问题的高度敏感性，能够用来挑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 。 最後，正是由於反对党的介入，使得街头活动成为了可能的反核选项。在1986年10月10日 ，党外编联会动员群众到台电大楼进行示威，反对核四厂的兴建，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的 公开反核抗议活动 。在解严前夕，反核学者开始走出狭义的启蒙者角色，进入核电厂周 遭地区，直接向乡民传播理念。新环境杂志社在恒春(1987 年3月26日)、盐寮(1987年4月 26日)分别举行了说明会与游行的活动，这是反核意见首次走入草根社会。在这些场合中 ，民进党公职人员除了上台致词以外，并实际负责了动员联系、对外交涉的工作 。因此 ，当地方民众首度直接接触到反核的声音，他们不只是听到了学者的专业意见，同时也看 到了民进党的政治明星。 简而言之，早在地方草根集结成为一股反核势力之前，民进党势力透过党纲宣示、舆论动 员、抗议参与等管道，已经实际地进入了反核的议题领域。相对於八○年代中期其他的环 境抗争，例如鹿港反杜邦、新竹水源里反李长荣、大里反三晃等案件，盐寮的群众显然扮 演了较为被动的角色：他们是被外来政治精英与知识份子所动员，而不是地方自发性所产 生的社会运动(郑淑丽 1995： 94；何明修 2001b：146)。事实上，在贡寮居民开始反对 核四之前，他们对於台电公司徵收土地价格过低十分不满，但是民怨并没有产生组织抗争 。另一方面，贡寮沿海一带在八○年代初期也曾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当地九孔养殖业者 反对政府拆除违建的政策，导致不少人被判刑入狱(郑淑丽 1995：44-5)。因此，一直到 反核团体由外而内介入之前，地方居民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主动采取自我动员 。 自从盐寮反核自救会成立之後，一连串的抗议动员都是在民进党配合的条件下进行的。无 论是在年度反核游行、反核公投、立法院陈情等，地方反对者都是依赖於外部的政治资源 。民进党的进一步介入是与反核运动的激进化有密切关系，因此，反核议题很快地被吸纳 成为反对运动与威权体制抗争的政治分歧之中，形成了民进党反核，国民党拥核的对抗格 局。新兴的社会运动需要知名度、领导人材、资金，民进党的资源适时地解决了这项的要 求。一位参与反核人士就向笔者表示，要动员群众去台北游行，「不可能每个人出钱吧。 通常是[民进党]市党部出钱租一台车，或是政治人物捐一点钱。我们也曾想过自己出钱， 不过这不太可行」 。借用外来资源的结果自然是使得依赖关系更形恶化与不对称，处於 无法摆脱政治力支持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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