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thenakuo (Athena)
看板NTUcontinent
標題[野莓]何東洪/我的台北野草莓雜記
時間Tue Mar 10 14:33:07 2009
原載於《思想》第11期(Mar. 2009),p.119-132
一
本來以為自己「貼近」這場「野草莓學運」,因此大膽地答應了《思想》的邀約,可
以為這場靜坐寫下具有「反思高度」的觀察紀錄。殊不知,答應後,廣場的學生雖然人數
逐漸降低,還是持續了一個多月的行動,並且到了2009年元旦,最後一批學生轉進了月租
35,000的「野苺之家」,我仍遲遲無法下筆。原因錯綜複雜,部分是因自己經歷、記憶被
喚起的糾葛,部分則因於並不十分明瞭相異的學生在這場靜坐之中的體驗,以及他們對於
「運動」的想像與欲望到底為何,深怕一個不小心,又落入「世代指導的暴力」指控。
但既然學生們自稱這場靜坐為學運/青年自我改造運動,不是學期中的「豪華假期」
,也不是救國團的團康或是飢餓三十的體驗營,而是一場朝向貼身面對國家/國家機器暴
力的集體行動;同時,不同社運、政治團體過去二十多年抵抗國家機器的獻身的積累,以
及NGO團體的相挺、民眾熱情提供物資與捐款才造就這場「運動」,那麼學生們就不能
不扛下社會責任與各界的批判。作為「野教授」的一員,我也自知必須面對相同的責任與
批判。
我不打算從理論高度以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的規範性範疇來談這場「運動」(這點,
過去一個多月裡已有不少學院教師觸及),也不打算從它的發生與進展歷程回溯(這得由
身為主體的學生們自己書寫,雖然勢必會因地域脈絡與進程的差異,產生立場與視角的爭
辯與鬥爭);我打算用自己這些日子以來,身心被台北中正廟的場景所魅惑(haunted)
,作為教師與輔大學生交往的經驗,作為「野教授」成員,以及和過去參與學生運動、現
在仍在社會運動圈裡獻身的朋友之間的交談等多重交織、反覆思索的背景,來書寫這篇心
得。
二
2008年11月 5日當天,我接到李明璁電話,他匆忙中簡明地說學生因陳雲林訪台所激
起的圍城衝突、上揚唱片事件,想要對國民黨來個抗議行動,希望晚上可以到台大大家談
一談。當天晚上,在范雲的辦公室,除了李明璁和我、還有張鐵志、Michael(林世煜)
,以及幾位台大濁水溪社學生。短暫的討論後,我因有事先行離開。當時的商策,我沒有
太多介入,只提及行動的目的與方式。倒是 Michael語重心長說道,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戰
鬥,學生必須做好心理與組織的準備,法西斯的復活顯然將鋪天蓋地而來。范雲當時忙著
在另一個辦公室開婦女新知的會議,對於大家的討論,所言不多。當晚由李明璁起草的
1106行動聲明,在台大 BBS上透過交叉傳閱、號召,讓第二、三天在行政院前靜坐的學生
高達四、五百人,也發動了幾十個大學老師。幾天後我才知道,三點訴求中的「要求立法
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是范雲最後加進去的。
一場「運動」的發起動機與它的歷經之間經常會產生意想不到、或是質上的變化。有
人說,這是一場由 BBS空間發起的「快閃」行動所轉化成的學運,參與者一開始大多是台
大老師的「迷們」,直到11月 7日轉進中正廟後(我聽到學生們稱它為「自由廣場」,中
正廟是野百合世代的稱呼!)、因網路與媒體的報導,號召了「草莓世代」的各校大學生
。
從草苺世代的去污名到「野草莓」的正名與「野給你看」行動,是否稱得上是一場運
動,或者說它開闢出青年自省運動,不能單就特定媒體的報導(尤其是自由時報持續一個
多月的關注),或是網路上來來回回的「嘴炮」,或是行動者「官方」文宣的宣稱來看。
更重要的,它必須從訴求、動員、組織三者交互關係過程中被檢驗。
三
12月14日與20日由《嗷》網路雜誌舉辦的兩場野草苺運動座談中,邱毓斌扼要地說明
上述三者對於運動的重要性:參與者首先必須在思想上有所準備;議題的設定與拓展必須
與「在地」連結;做組織的工作。若我們用大腦、肉體與骨骼經脈三者比喻來說明,野草
莓運動是由「先天不足、就地練功」造就而成的結果,它同時體現了特殊的開拓性與困境
。
「綠色魔咒」,一直困擾著這場靜坐。11月 6日,我人在嘉義,接到民進黨立委的助
理朋友來電,對於學生把綠營群眾隔離、要求他們取下各自訴求的旗幟、布條後方能加入
而大感不滿!這是學生第一次與綠營區隔。我能理解這位朋友的不滿。過去二十多年來,
台灣的學生運動不是走在社會議題的前端,而大都是被社會與政治議題的衝撞而拉出的。
這次靜坐,是因「圍陳」事件而起,當然起於綠營的發動,因此「學生、老師憑什麼可以
隔離群眾,或綠營人士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除非學生們可以拾起這個議題,比綠營走
得更前面,讓群眾、社會團體得以辨識與加入,否則一個因政黨主導的政治議題的「啦啦
隊」,何以能自稱為具有主體意識的團體呢?
11月10日由「野教授們」發起學界聲援學生連署的廣場記者會、11月11日台社發表〈
廢除集遊惡法連署聲明〉、12日由火大聯盟發起「社運要求廢除集遊惡法」抗議行動與當
日中午三鶯部落到達廣場,這三個動作,在看似「社會力」較勁中,卻也「迫使」學生必
須面對第三點訴求的具體內容與運動意義的詮釋。從之後的發展看,要求馬英九總統、劉
兆玄院長公開道歉、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下台,顯然不是屁股坐在中正廟號
召就可以達成;而一開始即被定調的「修法」訴求,勢必排除「廢法」的力量。但若說走
「修法」路線即是跟從綠營尾巴,也不公允。學生在「集盟」(集遊惡法修法聯盟)的協
助下,在廣場的論壇與修法行動中,面對了近20年來在藍綠陣營各自政治利益計算裡,對
集會遊行自由與公民權利有著相同的箝制的事實,因而有機會認識到國家機器的暴力與被
壓制的弱勢聲音之間,存在的多樣矛盾,而這不是國家認同的政治選擇可以一併解決的。
「思想上的準備」必須被武裝,但學生組織既有的分工與合作模式作得到嗎?
(圖)「野草莓」風雨無阻 (攝影/黃義書)
11月 7日,我正和一群老師在嘉義開會時,從網路傳來學生討論撤離行政院後轉進的
直播,螢幕上則正進行該轉進台大校門口還是中正廟的討論,最後決議到中正廟。接著是
,到中正廟要不要申請「集遊法」的討論,我頓時對著螢幕脫口而出:「幹!就是出來抗
議集遊法,還要討論申請,有沒有搞錯呀!」
從這一刻起,到12月底的最後一批一、二十人駐留中正廟為止,學生們所有大小決議
幾乎都採取「直接民主」(大家戲稱的「班會」)的方式,這實為創舉,但也拖垮了這場
靜坐。
如果說「討論的機制」是協商「李明璁 BBS站裡」所號召、因不滿「國家機器象徵的
警察沒收中華民國國旗」、支持台灣獨立、支持本土運動、參與社運的社團等多樣面貌的
學生的必要手段,那麼學生的異質性,無疑地,在兩次組織的替換下,不只無法在幾乎是
每天晚上九點開始的「班會」討論機制下被看見,被差異地對待,還成為人數不斷流失的
肇因。
從11月 7日分為22個小組討論,選出決策小組,歷經成員「落跑」、重組、分工,撐
起11月15日的大會師,到11月21日決定去留的投票對決(51對42票,決定留下),工作小
組再度重組,到12月 7日遊行之後留下少數堅持的學生為止,直接民主的形式終究無法處
理學生白天人數遞減(有時少到靜坐帳篷區一個人都沒有!),晚上才來開會的窘境。任
何一位學生,不管來幾天,只要出現,都算成員,都有資格投票;而不管是行動計畫,或
是訴求的擴充,小組的日常運作,都一五一十地從現場麥克風傳出去,也在網路上直播,
這大概是全世界僅有的創舉吧!
11月的期中考週,我曾試著進入靜坐帳棚裡,跟學生聊集遊法的意義,卻被一旁戴著
口罩的學生阻止,說他們現在是「默聲靜坐」,不能講話,然後我看見幾個學生非常認真
的K著書。我只好摸摸鼻子走了!
廣場並非沒有一些有運動參與經驗的學生在裡面進行小組討論,問題是,一來靜坐的
學生來來去去,二來與組織分工的各小組成員形成一種既疏離又是權力關係的距離,他們
難以發揮作用。
(圖)新世代語言orz也出現了 (攝影/黃義書)
當這樣的組織關係難以把運動的訴求作更進一步的推展,而「班會」又無法凝聚運動
方向時,學生的差異,難免被放大或是扭曲地誤解成運動立場的鬥爭。11月21日的投票,
最具代表性。不管是決定撤離或是留下的一方,投完票之後,各自走掉二十多人,趕著捷
運回家,只留下工作人員和少數睡在廣場的學生。在冗長討論、議事規則的限制下,雙方
都無法清楚說服彼此,即便都稱是為了深化運動的訴求與方向而堅持進退,但運動訴求的
深化,卻無法在廣場被討論、爭辯。而各種社會運動的面貌,僅能藉著活動的編排而被快
速「瀏覽」。但除了週末和大集結當日外,這些社運議題活動所吸引的,僅僅是白天或是
開「班會」前的少數學生,絕大多數的時段裡,小組成員不是不見了開會去(?),就是
忙他們的日常工作,無暇進入帳棚跟與會的NGO團體或是社運工作者討論。
11月12日中午,三鶯部落從立法院來到廣場。本來前一天與決策小組說好的座談,卻
被糾察學生非常「官僚式」地阻擋,說他們沒有獲得「指示」,折騰一會兒,才讓部落代
表簡單地跟學生聊他們的抗爭經過與訴求。我見當時帳棚中,除了幾個學生目光注視他們
外,其餘的還是為了期中考試,低頭K著他們的書。當晚我看他們補做活動流程表,把這
個「活動」寫成「三鶯部落到場致意」,頓時非常沮喪,不知是部分學生的無知還是自大
,讓它荒唐到如此地步!
四
每天從家裡坐公車到輔大,從輔大到廣場,我習慣會觀察學生。一日在 802公車上,
我見到兩名穿著時髦、看似研究生的男女,男生靠窗坐在我旁邊,從他的包包裡拿出一本
LV目錄,從後頁往前仔細翻了翻,然後從我面前遞給走道一旁的女生要她好好看看:「
裡面有些好東西」。接著,他從包裡拿出薩依德的《權力、政治與文化》一書,煞有其事
地閱讀著。走進學校的路上,我想著,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反思著作與奢華的品牌消費,兩
者都是時髦的消費?還是後現代個體化社會下可以並存,卻不產生矛盾的認同?
11月 9日當天廣場,麥克風傳來:「XX同學,你訂的麥當勞送來了!」靜坐第一個
星期開始,熱情民眾的物資即源源不絕的送入廣場,但總有學生還是熱中麥當勞。對他人
而言,這只是食物的選擇,但對於經歷過校園反教官、反刊物審稿制度、走入農民運動到
反WTO、並曾在晚上一群人去砸麥當勞的我輩來說,實在難以跟當下的反感景致「和解
」。聽到麥克風的呼叫時,我僅能在朦朧細雨裡,裝模作樣對著學生微笑的喊著:「民眾
送來那麼多好吃的東西,還要吃麥當勞垃圾食物!」
「裝模作樣」,是這幾年我面對學生時的必要武裝。我無法說服輔大的學生到中正廟
,尤其是參與樂生保留運動的學生。我裝模作樣地告訴他們:「去看看,裡面有一些好玩
的東西正在發生!」他們回答我:「台大學生搞的東西,不敢苟同。」他們終究沒有去,
寧可在衛生署前被警察抬上警備車,寧可在12月 3日清晨,死守樂生療養院,被霹靂小組
拖拉,載到海邊,他們當中,也不乏一些參與野草苺的台大同學。
我的「裝模作樣」,不是虛假,而是試圖貼近「草莓世代」,「跟他們搏鬥」(這是
初到輔大心理系時,夏林清送我的話!)。我在廣場的日子裡,就是試圖尋找「搏鬥」的
空間。但這企圖似乎難以有所作為,因為身為「野教授」,我們在11月15日之後,便很有
默契地退居二線;再者,「老師與學生的張力拉扯下」,學生對於特定老師在這場靜坐中
的角色的質疑或批判使然。
11月21日第一批決策小組被投票撤換後,廣場不同學生間所產生的不信任感,也讓學
生們開始對於教師作為一個整體的身分產生猜想。雖然11月15日的會師,讓教師們以為是
撤離而轉入校園的開始,但學生始終對於留或不留無法定案。11月24日晚上,部分比較積
極到廣場的老師,決議在新的決策小組接手關卡,推我跟陳昭如到廣場跟學生說明。到了
廣場,我察覺一些學生對於老師的動作有所警覺。當下一位學生問我:「老師是不是不再
支持新的幹部,對我們放棄了?」,在他們的「班會」進行中,陳昭如報告了白天老師們
以「台灣學界守護民主平台」的名義前往監察院陳情的情形後,我簡要地說明:「在同學
的三點訴求下,教師以集體名義繼續支持學生,並且對於運動至今,校園裡的教官以及校
方的打壓及秋後算帳,必定保護學生到底」。而後,司改會林峰正律師接著說明關於集遊
法的立法努力,以及表達相挺支持學生。
看在學生眼裡,這當然是針對靜坐已達一定時日之後,廣場不同學生產生的對於進退
不明、相互信任感的日漸薄弱,以及對於靜坐困境而提出的諸多議題設定的節骨眼裡,老
師們的「阻擾」動作。但事實上,老師們與學生的互動,牽涉的是對於運動的節奏、觀點
、目的與組織之間對應問題的不同看法。
五
老師之間的差異與集結的可能,如同我學生說的「台大學生搞的東西,不敢苟同」一
樣,不是貼近的說法。當然,靜坐一開始,幾個被媒體點名,或是被學生「察覺」到的老
師,都出於台大。但如同廣場的學生一樣,台大的學生,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和其他學
校學生一樣,有著對於社會運動與政黨政治的關係的多樣立場。「台大學生」的標誌,指
向著「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而與「非台大學生」的左翼社會運動立場有所矛盾,並在「
圍陳」事件尾巴導引出的靜坐訴求裡,被彰顯出來。這種看法,被視為一些有運動經驗的
學生一開始不願意投入廣場的理由。
掌握政治情勢與開拓運動的契機,不能以意識型態的區隔為前導,而成為介入與否的
唯一考量;接手政黨的政治議題,也不必然會朝向被政黨收編的命運。事實上,關於集遊
法的廢除與修改的差異與迫切,歷經民進黨執政八年與國民黨重掌政權所反映出的兩黨政
治之下,促使了自由主義與左翼在「基本公民人權」的社會基底裡,產生對話的可能。我
認為這可能是這場靜坐引發的重要意義之一。
有不少老師表達「真希望樂青來主導這次野草莓運動!」,言下之意,當然是野草莓
在廣場的作為令很多人難以理解,包括論述的薄弱、動員的弱化、運動節奏的失序、組織
的僵化等等。而投入樂生運動、九五聯盟的青年,這幾年在社運領域裡的堅持,讓資產階
級政黨的本質在兩黨輪替中顯露無遺。他們運動的活力與創意、思維與行動的積累,才是
野草莓們必須參照的,而不是上上世代的野百合!
不管是以個人、或是集體的面貌出現,老師們自我看待以及被看待,都難以與「野百
合世代」的幽靈切割。或許廣場學生心目中的學生運動只有「野百合」才可以比擬;或許
是老師們的貼近方式,讓學生覺得是以學運經驗在「下指導棋」。若是前者,學生或許想
像到的僅僅是1990年 3月學運的「規模」,而不是1980年代中期以來,投入校園議題、社
會議題,日常性組織工作,校際串連,、思想的不斷撞擊與改造社會的理想圖像而產生的
不同的學運團體。正是這些學運團體的投入,三月學運才可能被撐起,雖然它也是在政治
情勢開拓出的空間裡出現的,雖然它的結果叫人失望。而老師們「下指導棋」的說法,牽
涉幾個交織的因素。「當需要的時候,叫我們來,不需要的時候說我們介入過深」,幾位
老師這麼抱怨。正因為這是一場集體面目不清的靜坐,使得學生們的個別差異無法被看到
、討論、爭辯而形成一體的外貌,使得個別老師的意見諮詢成為個別學生的意見,一旦被
納入集體的討論中,在這般「直接民主」的「班會」形式中,無法形成討論。再者,校園
裡師生權力/知識關係被帶到廣場之中,一旦遇見關卡,無法前進時,這些權力/知識關
係便複製成對於運動的壓迫關係。「教授們在結構上,相對是保守的」──范雲在一場座
談會中表示。國內外的歷史上都顯示,的確,運動的拓展,經常是帶領著知識的,而學院
的教師,是遠遠落後於社會運動以及學生運動視野的。但這不必然對應在每一場發生在街
頭或是靜坐裡。其中既有關係的超越,是必須在鬥爭中完成的。學生們選擇持續性的靜坐
,選擇在12月 7日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僅只一次地走出廣場,是要展現什麼?
之中的論述令人摸不透。
這種關係超越的鬥爭,不必然非得「弒父」才得以完成,而先前的人在運動歷程中累
積的局限與意識型態的保守性,也不必然會再度降臨在現在人的肩膀上。歷史的帳,不是
這樣算的。要算,得要先共同承認,不同世代的經驗是不斷地立體般的呈現在當下的;自
詡為批判的、激進的,可能是當下兩岸、藍綠政治局勢裡最為保守的;過去被批判為親綠
陣營的,在現下也不必然就是綠色陣營的維護者。
「唯有靠把過去的幽靈鬼怪重塑肉身,才能牽引出未來的亡靈」──湯姆‧奈仁曾這
樣說。不要只看過去「野百合世代」的幽靈,睜大眼睛看看「野百合」世代的人們,這20
年來,他們還在和社會底層的人們共同打拼。參照他們的實踐,來看清藍綠政治,由此,
我們才能找到超越藍綠的路徑。
知識分子看待學生運動的歷史定位,不必老是用一些因運動經驗而得以在政治場域裡
逼近既得利益分子的例子,而全稱式地貶抑它。那些脫離學生身分之後依舊在社會運動、
NGO場域裡奮鬥、堅持的人,也應該被誠懇地看見。不然當人們說,1980年代的社會運
動造就了台灣現今學院裡/國家機器中心的社會科學的掌權學術官僚時,我們何以區分依
舊繼續就地戰鬥、貼近葛蘭西意義裡的「有機知識分子」,與批判犀利、實際卻受益於學
術保護傘而無後顧之憂的「蛋頭」以及「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差別呢?
六
以我的觀察,廣場上從第一任領導班底被取代後,11月下旬到12月底,才開始有運動
的活力展開。活動、空間的設計,各校學生自行在各組裡工作,試圖從「最大公約數走入
最小公倍數」──從圍陳事件的公憤轉到靜坐的多元面貌嘗試。雖然11月中,大多數的學
生已經知道,從訴求看,這將是一場失敗的運動,但重要的是,繼續留下參與的人在其中
認識、相互見到彼此。
12月中下旬,在1207遊行後,廣場還持續著每天晚上的討論。一些從第一天就來的學
生,依舊認為持續靜坐才是達成這場學運目的的唯一手段;而一些學生進行著與廣場公民
們的貼近生命故事的交談。2009年元旦,支持公視的遊行裡,野草莓學生充當糾察,我看
見他們臉上的神情,已大不相同,多了自信。
但我還是不能認同,學生們把募來的款項,用在一場「大遊行」幾乎所有的必要開支
上,除了幾個大布條、行動小屋、雙塔等的製作,DIY幾乎從這場運動中消失。幾百萬
的結餘,成為他們之中「不同掛」的共同負擔,或是資源。我寧可看到他們把錢全捐給社
運或是弱勢團體,重新在校園裡紮根,樸實地把廣場經驗帶回校園去反思、檢討與拓展組
織,而不是把月租35,000元的「野苺之家」當作一個集體取暖的高檔地方。「一種不肯認
清失敗現實,而僅停留在道德層次上的拒斥,或許對大眾有些許用處,但是因為它把知識
分子引到一種低能的自滿,所以對知識分子而言是有毒的」,葛蘭西提醒著我們。
「人家搞了好多年的運動,踏踏實實的做,沒有什麼金錢的資源,依然可以做出成果
,而憑什麼你們可以坐在廣場,身體動也不動,就募來了幾百萬!」我在一場座談會裡這
樣說,現在我依然要重申一遍。
我以為把運動界定為因世代的差異而特殊化,或是同世代間議題的差異而忽略了自身
的反思與局限,將是「野草莓學運」的悲哀。如果學生們自稱這是一場運動的話,我要說
,沒有「野草莓世代」的獨特社會運動,運動就是運動,是一步一腳印的經歷積累與對社
會結構、歷史的認識、是日常的溝通與組織拓展工作,而不是登高一呼,或是網路文宣式
的自我標榜可以成就的。運動,是要正面衝突的,不是快閃,或個人主義的堅持,或是期
待英雄的帶領。後現代主義是無法上街的,即便它上得了街,也在11月 7日大家決定要轉
進中正廟的當下陣亡了。
(何東洪,輔大心理系助理教授,從事的研究包括國族主義與流行音樂聲響的關係,
並介入社會運動與音樂的實踐,規劃獨立文化/運動刊物,著有"Taike and its Dis-
content"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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