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http://www.cstone.idv.tw/index.php?pl=284&ct1=85 【第五場】尋找學運的文本 時間：12月18日（六）19:30-22:00 地點：紫藤廬 主持人：林志明 主講人：張靄珠、謝金蓉、石計生 林志明（主持人）： 接下來我們要請石計生老師為我們談第三個主題，這個題目頗有趣──「是學運的詩 人或是詩人的學運？」到底誰是主，誰是輔？到底主體是如何經歷這個事件？ 石計生（主講人）： 紫藤廬是一個偉大的空間，它是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聚集的地方，所以這個地方應該非常 具有批判性。我是完全不同意前面三位講者包括主持人對學運的詮釋的，原因是如果學運 本身只剩下一個記憶，只是一個傳閱的方法的話，學運本身就是一個死亡的文本。所以學 運本身應該要在一個記憶當中被掙脫出來，然後要變成一個向前實踐的力量。它目前面對 一個非常危險的沉寂，大家都知道。為什麼？同樣有學生出來，但毫無實踐力，沒有行動 能力。這應該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要去想的事情。這些演講也不應該只是消耗經費的 ，而應該是讓我們從這樣的記憶裡面去找到一個新的力量。 我會分成三個部分來談：第一個是關於過去的學運的部分，第二個部分是藝術的社會性的 形成，如何能夠發展出一種藝術本身不祇是個人的情緒出發，而是它能夠帶有某種的社會 性，第三個是如何用實體來抵抗。大概是這三個部分。 關於學運的記憶本身，它可以是一個集體的記憶，前面已經提過。雖然我不同意但是勉強 可以接受，它確實是一個集體的記憶。這是一個無限複雜的時期，是被人用主觀來詮釋的 。基本上這種主觀詮釋的無限的時期，它對學運作為一種抵抗的力量，不管是誰當政，是 無濟於事的。因為你去主觀詮釋它，就落入一種記憶的範疇、形式的範疇，它缺乏一種行 動的能量在裡面。學運的記憶有沒有可能有第三種的詮釋？我的想法是學運應該是一種熱 情，是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無法磨滅、無法去除的部分，它可能在我們的成長過程 中被隱藏起來，但是它永遠存在。所以我想學運作為一種熱情來講，它所相伴的是學運的 異化。如果我們把今天的演講當作是一個記憶的方式，它就是一個異化。這個異化是對整 個學運記憶的一種可悲。所以當學運是一個熱情的時候，其實剛才張教授提到的所有的學 運我都參加過，最早的反杜邦、李文忠事件、自由之愛、中正廟抗議、火車站前面反政治 迫害，我全部都有參與。這裡其實蘊含了一個東西，就是所謂的學運本身，從當年到現在 ，320的大遊行，這中間的差別到底在哪裡？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在我們那個時代，83 年到86年，學運本身其實蘊含了一種非常強大的反抗力量。 這裡有一首詩是我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裡面寫的，當時我們在編《自由時代》。所以 學運的記憶，就我來講，它並不是一個主觀去詮釋的東西。因為它現實地發生在我的生命 裡面，它即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對我來講，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過去的年輕的歲月 裡面，從1983年到1989年那段時間，或許對其他幾位教授或朋友們是一種詮釋、一種學術 研究的對象，對我來講它是一個生命真實的恐懼，那種生命真實的恐懼，包括發生在自己 身上，更重要是發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我們在搞學運的時候，有一位最偉大的人物，他 是台大醫學院的，是我們真正的學生領袖，我們叫他阿草，living Max，是活生生的馬克 思，他是真正領導1983到1987戒嚴時期的學運領袖。但是在1985年李文忠事件之後，他全 家被殺掉。全家殺光了，爸爸媽媽、他懷孕的姊姊、他的妹妹，全部被暗殺。隔天當我回 去看李文忠的絕食抗議，進台大校門的時候，就看到阿草他抱頭坐在花園裡。自從那件事 情之後，他再也沒有出現過。所以對我來講，學運本身並不是一個抽象的集體意識，或是 一個事後被主觀詮釋的文本，學運本身蘊含了極大的，在創作、政治上抵抗的能量。 我們在陽明山、七星山當兵的時候，被我們的隊長詢問的第一句話是：「你是不是學運份 子？」「是！」當年學運份子就等於台獨份子，等於共產黨。我到現在還一直在想，為什 麼這三個人是三位一體的？如果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的話，應該是這三種人都非常有理想。 學運份子在戒嚴時期所追求的是校園民主，我們做到了。台獨份子做什麼？是獨立憲法。 泛綠過半的人也做到，歷史是弔詭的。共產黨的理想更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最 後一句是「全世界的人類解放，是每一個人的自由獲得解放。」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每一個 人的全面解放，是需要每一個人獲得自由的條件。這三種人各自有各自的理想，一個是校 園民主，一個是建立台灣國，一個是全人類的解放。 但是學運異化了。張教授也提到，在學運的統獨論戰的時候，那時學運已開始要異化了。 所謂的異化，本來學運、台獨、共產份子是同一種人。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要對付的學運、 台獨、共產份子是類似的。台獨份子不滿當時的政治勢力，他想要有獨立見解。共產主義 只萎縮到只有少數左翼的學者和理想主義的年輕人身上。學運份子分裂成兩批，一群就是 現在在朝的朋友，這些人就是當年被我們詩社的人認定為毫無美學素養的人，他們是搞政 治的。這一種人就去進行，就是我們在學運論壇的引言中看到的──政治吸納了純潔的人 道力量。這些人根本不管做什麼，潛意識裡就有政治上的考量。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另外 一批人則進入學界，或是進入文化界，這是另外一群人。這兩群人基本上可以這樣看：校 園民主的理想基本上已經完成，至於台獨還在未定之數。但是人類的解放這件事情，如果 你是傾向學界、文化界、運動界的人，如果我們還是左翼的人的話，我們的理想當然還是 人類的解放。但是進入政界的人，他的理想不一樣，會跟隨政治領導人而變，目前為止當 然是建立台灣共和國，一種現在被認為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危險幻想。 這就是學運的異化，這個異化產生了路線的鬥爭。但這並不表示如果學運不是一個傷痕、 不是一個記憶的話，它是一種能量、熱情，並不表示沒有顛撲不破的本性。我們今天坐在 這邊的原因，是因為你要去感受學運的熱情力量，變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去行動。其實學 運的異化，代表的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這個理性化的過程，你可以看到，像剛剛張教授 所講，我很不同意的，就是在我看來，九○年代的根本不是學運，它早就理性化了。而且 中正廟是絕對不可能被鎮壓的，因為八五年李文忠的時候就沒有被鎮壓了，為什麼到了九 ○年還會有可能被鎮壓呢？戒嚴的時候沒有被鎮壓，難道解嚴的時候還會被鎮壓嗎？所以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所謂學運的理性化，你可以發現野百合學運、佔領火車站，它本 身的組織動員能力、目標已經非常地清楚，所以他進行所謂的藝術表演等等，其實基本上 是產生了某種集團的意識在裡面。第一部分就簡單講到這邊。台灣學運怎麼異化？如果我 們看先前進入政界的這些人，以及現在在學界，文化界的這些人，我可以提提這些人的名 字：陳昭瑛、吳介民、吳叡人、廖乃賢、高榮禧、郭宏治等，這些我的好朋友們。你可以 看到台灣的學運，為什麼今天困坐在這裡？因為它建立了台灣的主體性，但是喪失了世界 觀。我們的世界觀喪失掉了。我們被媒體，被陳水扁這樣搞，我們竟然根據他的喜怒哀樂 去掌握我們所有的政治、社會方面，甚至藝術的議題。一個曾經背負整個台灣人民期望的 集體，現在其短視盡利黨同伐異且毫無藝術涵養的總統及其政府團隊，有什麼資格來主導 我國的政治走向和文化政策？我們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在學運裡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情 形。第一段就是這樣。 第二段，藝術的社會性的形成。我在大學修課的時候，台大哲學系郭文夫教授開的「柏拉 圖哲學」這門課對我有決定性的啟發。讓我產生了非常寬闊的生命想像與存在困境的突破 ，特別是他結合柏拉圖與易經的天馬行空比較教學，徹底讓一個潛藏好智的靈魂羽翼灌滿 詩的靈光而進行宇宙的飛翔；再經由對於楊牧詩學十幾年證悟，其相乘效果連鎖反應讓我 找到了「詩的內面空間」(poetic inner space)。我當年寫了一組〈雪菲爾悲歌〉詩作完 全表達了我這個詩的內面空間的創作理論與證悟過程，雖然表面上那是一組輾轉反側追求 美的對象而不可得的情詩。其詩學原理基本上是三個部分，很簡單，我面對複雜的社會現 象的意象(image)，你如何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的意象轉化為象徵(symbol)，再把象徵轉化 為作品(work)。有兩個轉化的部分。在里爾克(R. M. Rilke)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從意 象變成意象，再變成作品的過程，他主要依賴的是一個內面空間的轉換，就是一個人他必 須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都丟掉，甚至他內心的慾望、意識或想法，然後把外在的一些東西 轉化為作品。這個證悟是有一天我在台大經濟系修體育課時在法學院，因為時常遲到而被 罰站，每次都面對一株台灣朴樹的觀察其季節變化而得。 當「詩的內面空間」秘密被找到，我從此變成一個很會隱藏感情的人，不是羞於啟齒，而 是等待那些感性的力量轉化為詩篇回家。 但是這條創作的路在我83年到86年參與學運的過程中發生了絕對性的轉變。 昭瑛在email問我一個問題：「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這個學運，你還會寫詩嗎？你的詩會不 會像現在一樣呢？」我現在回答你：可能已經不寫了。因為光憑剛才講的路線，不可能有 繼續寫的動力。因為內面空間作為個人主觀意識惟美式的轉化，它本身如果不透過一個社 會性的發生和衝撞的話，他永遠是流於資產階級的東西，它本身並不具有學運的熱情和動 力。我們看到社會性在學運過程中被吸納進來。 我後來了解到一件事情。我們在學運時代請了一些重要人物來學校演講：陳映真、楊逵、 南方朔等等。這些人對我們來講，重點是讓我們看到了社會性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我們 發覺看到他們時是非常痛苦的，就像我看到自己的痛苦一樣。因為當你佔有某個社會地位 的時候，作家也好、教授也好、國家文學獎得主也好，最後理想化為愈小，你基本上完全 沒有辦法把內心的熱情表現出來，這樣的人是墮落的，是缺乏作為人的意義的。那是根本 的人的特質。「根本」是什麼？「根本」非常簡單，就是一個大愛，就是對弱者的一個不 需要思考的同情和付出。這在現在基本上已變成一種笑話。所謂的後現代都會變成這個樣 子。 所以，從教條到意識的相對性是非常地重要的。在陳映真的時代，在楊逵的時代，是非常 教條的學運時代，但是後來我發現，所謂的寫實主義跟現代主義並非完全對立的，它本身 有一種的內在的相互吸納的可能性，一種與敵人共枕之後去毀滅敵人的可能性。這樣的可 能性可以吸納對面的力量進來，然後從裡面感受到一種以詩抵抗的可能。但是吸納所謂的 社會性是一個非常慘痛的事實。剛才提到阿草他家裡的事情，你可以了解到，目睹、親身 經歷學運發生的那些事情，那個代價是多大。這就產生了我接下來要講的──街頭是不可 放棄的。當我們愈來愈看到議會民主是一個笑話的時候，你就了解到街頭是不可放棄的。 街頭為什麼是不可放棄的呢？因為它是一個機會，讓你從內在喚醒你心中沉埋已久的熱情 的機會。 那些機會是什麼呢？那些機會就是，在我的文本裡面，第一段是86年寫給台大的一些人的 部分。其實裡面最重要的是，我談的大愛是要談普羅階級之愛。〈國父思想五十九分〉， 這是取校園民主階段的一個歷史。這首詩原本是要登在台大大學新聞社發行的校園報紙〈 大學新聞〉的副刊上，但是有人說這是反國民黨文章，思想有問題，不要刊，所以那一次 就開了天窗。但人的思想是不會有問題的，只有不認真思想的人才有問題。那首詩最後是 刊登在鄭南榕這個瘋狂的天才的自由時代雜誌上。〈公館‧木棉花〉講的是一個回憶，第 二段的「活動中心238」是學運的大本營，活動中心238裡面有大學新聞社、大學論壇和現 代詩社，我們最大敵人就是國民黨的學生學會。這一段「善行不能達到救贖」，我想這是 一個現實，因為當它變成典範的時候，基本上它是欠缺抵抗能量的。講到抵抗能量，我必 須講最後一首詩〈致盧卡契黨人〉。這首詩當初寫給陳昭瑛，當年他的碩士論文是《論黑 格爾與盧卡契的美學》。這裡面談到實踐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走入身體，身體是一個自然 的本體。在今天這個場合，我最想講的話是：我們應該去抵抗、叛逆、不滿，我們應該如 此、應該奮發。我們應該有一種霸氣，現在的運動缺乏一種霸氣。現在的運動本身在異化 和理性化之後，一開始就是一種目的理性的計畫，一開始就想我的錢夠不夠或是便當夠不 夠，基本上非常可笑。但是學運既然已經理性化，它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最後的一首詩〈三月二十七日在街頭〉，這首詩最重要的是中間這邊：「不是藍與綠 ，而是/左與右的/旋轉問題」。這個「左與右」是我最想講的事情。現在的問題不是藍色 或綠色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仍然是老的問題，是「左與右」，是階級的問題。台灣還有多 少無產階級、受苦的人、失業的同胞，為什麼它不會變成選舉的主軸或是我們關注的主要 對象？ 昭瑛請我來的時候，我就想，她要我提供的東西我不想提供。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學 運不能只是過去，它是不該被理解的。不該被理解的原因，因為它裡面有我太多的熱情、 太多的夢魘，對我來講是太過激動的。這是重要的一個理由。當你年紀輕輕就成為歷史的 一部分，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因為你已經變成一個死的文本了。你被寫入歷史，這很好 笑。最後我想講的一句話是，沒有理想，什麼都是多餘的。欠缺叛逆與熱情，我們最後會 變成虛無的前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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