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http://www.cstone.idv.tw/index.php?pl=284&ct1=85 【第五场】寻找学运的文本 时间：12月18日（六）19:30-22:00 地点：紫藤庐 主持人：林志明 主讲人：张霭珠、谢金蓉、石计生 林志明（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要请石计生老师为我们谈第三个主题，这个题目颇有趣──「是学运的诗 人或是诗人的学运？」到底谁是主，谁是辅？到底主体是如何经历这个事件？ 石计生（主讲人）： 紫藤庐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它是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非常 具有批判性。我是完全不同意前面三位讲者包括主持人对学运的诠释的，原因是如果学运 本身只剩下一个记忆，只是一个传阅的方法的话，学运本身就是一个死亡的文本。所以学 运本身应该要在一个记忆当中被挣脱出来，然後要变成一个向前实践的力量。它目前面对 一个非常危险的沉寂，大家都知道。为什麽？同样有学生出来，但毫无实践力，没有行动 能力。这应该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去想的事情。这些演讲也不应该只是消耗经费的 ，而应该是让我们从这样的记忆里面去找到一个新的力量。 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谈：第一个是关於过去的学运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艺术的社会性的 形成，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艺术本身不只是个人的情绪出发，而是它能够带有某种的社会 性，第三个是如何用实体来抵抗。大概是这三个部分。 关於学运的记忆本身，它可以是一个集体的记忆，前面已经提过。虽然我不同意但是勉强 可以接受，它确实是一个集体的记忆。这是一个无限复杂的时期，是被人用主观来诠释的 。基本上这种主观诠释的无限的时期，它对学运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不管是谁当政，是 无济於事的。因为你去主观诠释它，就落入一种记忆的范畴、形式的范畴，它缺乏一种行 动的能量在里面。学运的记忆有没有可能有第三种的诠释？我的想法是学运应该是一种热 情，是存在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无法磨灭、无法去除的部分，它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 中被隐藏起来，但是它永远存在。所以我想学运作为一种热情来讲，它所相伴的是学运的 异化。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演讲当作是一个记忆的方式，它就是一个异化。这个异化是对整 个学运记忆的一种可悲。所以当学运是一个热情的时候，其实刚才张教授提到的所有的学 运我都参加过，最早的反杜邦、李文忠事件、自由之爱、中正庙抗议、火车站前面反政治 迫害，我全部都有参与。这里其实蕴含了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学运本身，从当年到现在 ，320的大游行，这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83 年到86年，学运本身其实蕴含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反抗力量。 这里有一首诗是我在郑南榕的《自由时代》里面写的，当时我们在编《自由时代》。所以 学运的记忆，就我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主观去诠释的东西。因为它现实地发生在我的生命 里面，它即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对我来讲，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过去的年轻的岁月 里面，从1983年到1989年那段时间，或许对其他几位教授或朋友们是一种诠释、一种学术 研究的对象，对我来讲它是一个生命真实的恐惧，那种生命真实的恐惧，包括发生在自己 身上，更重要是发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我们在搞学运的时候，有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他 是台大医学院的，是我们真正的学生领袖，我们叫他阿草，living Max，是活生生的马克 思，他是真正领导1983到1987戒严时期的学运领袖。但是在1985年李文忠事件之後，他全 家被杀掉。全家杀光了，爸爸妈妈、他怀孕的姊姊、他的妹妹，全部被暗杀。隔天当我回 去看李文忠的绝食抗议，进台大校门的时候，就看到阿草他抱头坐在花园里。自从那件事 情之後，他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对我来讲，学运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意识，或是 一个事後被主观诠释的文本，学运本身蕴含了极大的，在创作、政治上抵抗的能量。 我们在阳明山、七星山当兵的时候，被我们的队长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学运份 子？」「是！」当年学运份子就等於台独份子，等於共产党。我到现在还一直在想，为什 麽这三个人是三位一体的？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三种人都非常有理想。 学运份子在戒严时期所追求的是校园民主，我们做到了。台独份子做什麽？是独立宪法。 泛绿过半的人也做到，历史是吊诡的。共产党的理想更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最 後一句是「全世界的人类解放，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获得解放。」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每一个 人的全面解放，是需要每一个人获得自由的条件。这三种人各自有各自的理想，一个是校 园民主，一个是建立台湾国，一个是全人类的解放。 但是学运异化了。张教授也提到，在学运的统独论战的时候，那时学运已开始要异化了。 所谓的异化，本来学运、台独、共产份子是同一种人。戒严时期的国民党要对付的学运、 台独、共产份子是类似的。台独份子不满当时的政治势力，他想要有独立见解。共产主义 只萎缩到只有少数左翼的学者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身上。学运份子分裂成两批，一群就是 现在在朝的朋友，这些人就是当年被我们诗社的人认定为毫无美学素养的人，他们是搞政 治的。这一种人就去进行，就是我们在学运论坛的引言中看到的──政治吸纳了纯洁的人 道力量。这些人根本不管做什麽，潜意识里就有政治上的考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 一批人则进入学界，或是进入文化界，这是另外一群人。这两群人基本上可以这样看：校 园民主的理想基本上已经完成，至於台独还在未定之数。但是人类的解放这件事情，如果 你是倾向学界、文化界、运动界的人，如果我们还是左翼的人的话，我们的理想当然还是 人类的解放。但是进入政界的人，他的理想不一样，会跟随政治领导人而变，目前为止当 然是建立台湾共和国，一种现在被认为是与民意背道而驰的危险幻想。 这就是学运的异化，这个异化产生了路线的斗争。但这并不表示如果学运不是一个伤痕、 不是一个记忆的话，它是一种能量、热情，并不表示没有颠扑不破的本性。我们今天坐在 这边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感受学运的热情力量，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去行动。其实学 运的异化，代表的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个理性化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像刚刚张教授 所讲，我很不同意的，就是在我看来，九○年代的根本不是学运，它早就理性化了。而且 中正庙是绝对不可能被镇压的，因为八五年李文忠的时候就没有被镇压了，为什麽到了九 ○年还会有可能被镇压呢？戒严的时候没有被镇压，难道解严的时候还会被镇压吗？所以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谓学运的理性化，你可以发现野百合学运、占领火车站，它本 身的组织动员能力、目标已经非常地清楚，所以他进行所谓的艺术表演等等，其实基本上 是产生了某种集团的意识在里面。第一部分就简单讲到这边。台湾学运怎麽异化？如果我 们看先前进入政界的这些人，以及现在在学界，文化界的这些人，我可以提提这些人的名 字：陈昭瑛、吴介民、吴叡人、廖乃贤、高荣禧、郭宏治等，这些我的好朋友们。你可以 看到台湾的学运，为什麽今天困坐在这里？因为它建立了台湾的主体性，但是丧失了世界 观。我们的世界观丧失掉了。我们被媒体，被陈水扁这样搞，我们竟然根据他的喜怒哀乐 去掌握我们所有的政治、社会方面，甚至艺术的议题。一个曾经背负整个台湾人民期望的 集体，现在其短视尽利党同伐异且毫无艺术涵养的总统及其政府团队，有什麽资格来主导 我国的政治走向和文化政策？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在学运里头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情 形。第一段就是这样。 第二段，艺术的社会性的形成。我在大学修课的时候，台大哲学系郭文夫教授开的「柏拉 图哲学」这门课对我有决定性的启发。让我产生了非常宽阔的生命想像与存在困境的突破 ，特别是他结合柏拉图与易经的天马行空比较教学，彻底让一个潜藏好智的灵魂羽翼灌满 诗的灵光而进行宇宙的飞翔；再经由对於杨牧诗学十几年证悟，其相乘效果连锁反应让我 找到了「诗的内面空间」(poetic inner space)。我当年写了一组〈雪菲尔悲歌〉诗作完 全表达了我这个诗的内面空间的创作理论与证悟过程，虽然表面上那是一组辗转反侧追求 美的对象而不可得的情诗。其诗学原理基本上是三个部分，很简单，我面对复杂的社会现 象的意象(image)，你如何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意象转化为象徵(symbol)，再把象徵转化 为作品(work)。有两个转化的部分。在里尔克(R. M. Rilke)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意 象变成意象，再变成作品的过程，他主要依赖的是一个内面空间的转换，就是一个人他必 须把不属於自己的东西都丢掉，甚至他内心的慾望、意识或想法，然後把外在的一些东西 转化为作品。这个证悟是有一天我在台大经济系修体育课时在法学院，因为时常迟到而被 罚站，每次都面对一株台湾朴树的观察其季节变化而得。 当「诗的内面空间」秘密被找到，我从此变成一个很会隐藏感情的人，不是羞於启齿，而 是等待那些感性的力量转化为诗篇回家。 但是这条创作的路在我83年到86年参与学运的过程中发生了绝对性的转变。 昭瑛在email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学运，你还会写诗吗？你的诗会不 会像现在一样呢？」我现在回答你：可能已经不写了。因为光凭刚才讲的路线，不可能有 继续写的动力。因为内面空间作为个人主观意识惟美式的转化，它本身如果不透过一个社 会性的发生和冲撞的话，他永远是流於资产阶级的东西，它本身并不具有学运的热情和动 力。我们看到社会性在学运过程中被吸纳进来。 我後来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在学运时代请了一些重要人物来学校演讲：陈映真、杨逵、 南方朔等等。这些人对我们来讲，重点是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性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我们 发觉看到他们时是非常痛苦的，就像我看到自己的痛苦一样。因为当你占有某个社会地位 的时候，作家也好、教授也好、国家文学奖得主也好，最後理想化为愈小，你基本上完全 没有办法把内心的热情表现出来，这样的人是堕落的，是缺乏作为人的意义的。那是根本 的人的特质。「根本」是什麽？「根本」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大爱，就是对弱者的一个不 需要思考的同情和付出。这在现在基本上已变成一种笑话。所谓的後现代都会变成这个样 子。 所以，从教条到意识的相对性是非常地重要的。在陈映真的时代，在杨逵的时代，是非常 教条的学运时代，但是後来我发现，所谓的写实主义跟现代主义并非完全对立的，它本身 有一种的内在的相互吸纳的可能性，一种与敌人共枕之後去毁灭敌人的可能性。这样的可 能性可以吸纳对面的力量进来，然後从里面感受到一种以诗抵抗的可能。但是吸纳所谓的 社会性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实。刚才提到阿草他家里的事情，你可以了解到，目睹、亲身 经历学运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个代价是多大。这就产生了我接下来要讲的──街头是不可 放弃的。当我们愈来愈看到议会民主是一个笑话的时候，你就了解到街头是不可放弃的。 街头为什麽是不可放弃的呢？因为它是一个机会，让你从内在唤醒你心中沉埋已久的热情 的机会。 那些机会是什麽呢？那些机会就是，在我的文本里面，第一段是86年写给台大的一些人的 部分。其实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谈的大爱是要谈普罗阶级之爱。〈国父思想五十九分〉， 这是取校园民主阶段的一个历史。这首诗原本是要登在台大大学新闻社发行的校园报纸〈 大学新闻〉的副刊上，但是有人说这是反国民党文章，思想有问题，不要刊，所以那一次 就开了天窗。但人的思想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有不认真思想的人才有问题。那首诗最後是 刊登在郑南榕这个疯狂的天才的自由时代杂志上。〈公馆‧木棉花〉讲的是一个回忆，第 二段的「活动中心238」是学运的大本营，活动中心238里面有大学新闻社、大学论坛和现 代诗社，我们最大敌人就是国民党的学生学会。这一段「善行不能达到救赎」，我想这是 一个现实，因为当它变成典范的时候，基本上它是欠缺抵抗能量的。讲到抵抗能量，我必 须讲最後一首诗〈致卢卡契党人〉。这首诗当初写给陈昭瑛，当年他的硕士论文是《论黑 格尔与卢卡契的美学》。这里面谈到实践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走入身体，身体是一个自然 的本体。在今天这个场合，我最想讲的话是：我们应该去抵抗、叛逆、不满，我们应该如 此、应该奋发。我们应该有一种霸气，现在的运动缺乏一种霸气。现在的运动本身在异化 和理性化之後，一开始就是一种目的理性的计画，一开始就想我的钱够不够或是便当够不 够，基本上非常可笑。但是学运既然已经理性化，它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最後的一首诗〈三月二十七日在街头〉，这首诗最重要的是中间这边：「不是蓝与绿 ，而是/左与右的/旋转问题」。这个「左与右」是我最想讲的事情。现在的问题不是蓝色 或绿色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老的问题，是「左与右」，是阶级的问题。台湾还有多 少无产阶级、受苦的人、失业的同胞，为什麽它不会变成选举的主轴或是我们关注的主要 对象？ 昭瑛请我来的时候，我就想，她要我提供的东西我不想提供。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学 运不能只是过去，它是不该被理解的。不该被理解的原因，因为它里面有我太多的热情、 太多的梦魇，对我来讲是太过激动的。这是重要的一个理由。当你年纪轻轻就成为历史的 一部分，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死的文本了。你被写入历史，这很好 笑。最後我想讲的一句话是，没有理想，什麽都是多余的。欠缺叛逆与热情，我们最後会 变成虚无的前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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