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http://www.cstone.idv.tw/index.php?pl=282&ct1=85 【第五場】尋找學運的文本時間：2005年12月18日（六）19:30-22:00 地點：紫藤廬 主持人：林志明 主講人：張靄珠、謝金蓉、石計生 議題： 1.學運行動劇場的崛起及其對臺灣戲劇的影響 2.批判的再現與「學運文學」的萌芽 3.是學運的詩人或是詩人的學運？ 林志明（主持人)： 今天非常高興有許多年輕的朋友在現場。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尋找學運的文本」 ，非常榮幸能邀請到三位主講人，在我右手邊的是張靄珠教授，她目前是交通大學外文研 究所教授，過去也是台大外文系畢業。在我左手邊的是謝金蓉小姐，她目前是在媒體工作 ，在《新新聞周報》當主編，看《新新聞》的朋友常看到她的文章，尤其是談文化方面的 。再來是石計生老師，目前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當副教授，他年輕時候是讀台大經濟系。 我相信今天會談一些過去年輕時候的事情，我就讓他們來多做一些敘述。 今天有三個主題：第一、學運行動劇場的崛起及其對臺灣戲劇的影響；第二、批判的再現 與「學運文學」的萌芽；第三、是學運的詩人或是詩人的學運？那我們就照這個順序來先 談「學運行動劇場的崛起及其對臺灣戲劇的影響」。 我先說一下，我覺得這些主題的設計都非常有趣，在台灣的討論比較少。我們今天主要會 針對台灣學運跟文化和藝術發展的關係來進行討論。首先請張靄珠老師發言。 張靄珠（主講人）： 大家好。我要談行動劇場跟學運的關係。其實行動劇場這個名詞，在國外也是蠻普遍的。 五四時代時，青年學生也常常在街頭演戲，宣揚愛的思想。在台灣，「行動劇場」這個名 詞開始的發端是在1988年，是小劇場人士與蘭嶼的當地居民結合。這個名詞是由王墨林提 出來的。其實在1988年以前，86年、87年的時候，小劇場的工作者也已經跟一些社運結合 了。1988年的行動劇，是小劇場人士和蘭嶼的當地居民結合，以儀式化的表演，進行「驅 逐蘭嶼惡靈」的反核廢料示威遊行。王墨林就提出來：「我們稱之為行動劇場，社會是我 們的舞台，人民就是我們的演員，政治社會議題跟政治社會事件就是我們的行動劇碼。」 同年，鍾明德也系統地把紐約的「環境劇場」的形式帶到台灣來，比如說「環境劇場」、 「麵包與傀儡劇場」，製作大傀儡，同時也用一種極簡主義的精神，用社會政治的議題， 用一種比較開放式的觀眾參與和分享的方式，嘗試跟一些政治社會的議題結合。 那一年，鍾明德就把環境劇場的精神跟批判精神的理路引入台灣的社運活動中，比如 大學生的抗議行動。1980年代時的房價很貴，很多大學生都抱怨說付不起房租，跟學校說 在外面租房子很難。他們就用這樣一種環境劇場的形式來 支持大學生抗議房租或居住環 境的運動。他們在台中美術館前面演出了大傀儡，自己製作了大傀儡來演出一個大傀儡的 行動劇。 其實以前的社會運動和反對運動，都是發傳單、喊口號。在1986年當反對運動開始崛 起的時候，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那時其實很暴力的，都是以丟雞蛋、丟石頭的方式來 結束。當行動劇帶入一種街頭示威運動或大遊行的時候，它的好處就是帶來一種比較嘉年 華式的氣氛，緩和了緊張對立與暴力的情緒。同時因為整個視覺效果也比較好，有大傀儡 、多采多姿的演戲道具等等，這樣比較能夠吸引媒體的報導。有時候一張照片放在報紙上 的頭一頁或第二頁，就比什麼宣傳都有效，因為搞社運也好，搞學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要爭取媒體的效應。所以如果你有很有效地傳達訴求的方式來吸引媒體報導的話，起碼這 第一步是做到的。所以這一種戲劇化的呈現方式在當時是蠻有創意的，而且是蠻受到矚目 的。 在討論行動劇場時，我是把行動劇場的idea擴大，把它視為界於劇場、儀式中間的一種象 徵式的互動。我是用一位表演理論學者謝喜納的概念。行動劇或是「街頭就是劇場」的這 樣一個概念放在我們現在的社運、反對運動來講，它是有觀眾、媒體還有演員的這樣一個 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產生了一種連環效應，以政經社會的議題作為劇碼。在這樣一個街 頭劇或行動劇的演出中，引起一個持續的社會效應。謝喜納也說，在這樣一個介於戲劇和 儀式之間的交換象徵式的互動，其實帶入了一種反體制的精神，所謂的反體制並不是把現 有的整個體制翻轉過來，把這個體制作一個逆轉，而是帶入一種創意的元素，同時在行動 的過程中把我們的想像力釋放出來，把我們的認知、想像力與活動在活動中釋放出來。這 倒不一定是我們要取代現有的政治權力的決鬥，而是追求一種另類的價值觀，或追求一種 另類的生活模式等等。 講到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學運，所謂學運的街頭劇場，如果我們用行動劇的觀 念來探討學運的話，學運的街頭劇場就是所謂台北市的官方門面，主要的地點是在中正紀 念堂、台北火車站這幾個地方，還有總統府前面的廣場。這幾個地方其實都是官方門面。 在官方門面舉行這樣一個社會抗議的行動示威具有怎麼樣的意義呢？我想回顧一下台灣的 社會運動和反對運動的舞台。 在1980初期時，有一些抗議環境污染的環保運動等。在1980初期有一些社運出現，不過是 比較小規模的，而且不是在都會地區，而是在都會地區的邊緣的。1986年的時候，不是在 反外/港外，反外/港外是在1986年9月28號成立的。反外/港外勢力的集結和擴大，反對運 動愈來愈走向高峰，這樣的一種社會抗議的活動就愈來愈多。也就是說反對運動的人士也 利用一些早期得到的社會文化空間，那時還沒解嚴，解嚴是1987年7月15號，所以在解嚴 以前，你要大張旗鼓地、正面地去搞反對運動，其實是蠻危險的。所以反對運動的人士就 要利用八○年代初期爭取到的社會文化空間去搞反對運動。當然他們利用這樣的空間，中 間的訴求其實更激烈化。從1986年開始，台北的街頭就成為反對運動的舞台。 像我剛才所說，很多的運動如農民運動，到後來都失控了。搞運動的人也沒有經驗， 所以常常街頭就滿街鮮血地暴力收場。到了學運的時候，為什麼學運可以在官方門面搞運 動？其實這是有幾個條件的，有它時代跟文化的背景。在官方門面做這樣的一種示威性的 抗議到底具有怎麼樣的意義呢？官方門面的建築物如總統府等等，是有一些殖民時代的特 色的，中正紀念堂是後來蓋的。在台北市城市的內圈，行政院、立法院、總統府等是原來 留下的西方式殖民地建築，然後再蓋一個中正紀念堂，等於是在這中間加上一個中國特質 、中國記憶。這樣一個官方空間的打造，其實是要把台北市的內城跟過去──殖民時代的 過去、更遙遠的中國的過去，所以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其實是在打造國家認同或是 打造國家的歷史締造，它就具有國家歷史記憶空間化的一個表徵的意義跟定位。 學運在這些地方舉行，其實等於是入侵了這些高不可破的空間，它有它的官方意義。不過 其實那時也因為國民黨的一些內部政爭，才使得從事學運的人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它很顯 然是因為李登輝畢竟是比較左派的、傾向於改革派的，李登輝那時的政治勢力還沒有很穩 固，他不能公然地對抗。那學運產生了，讓他刻意採取了，就是在鎮壓與不鎮壓之間，改 革派到底要不要鎮壓？如果用學生運動來造成一些壓力，來反這些保守勢力，這也是一個 方式。政治上的鬥爭其實也是部份的原因，即學運為什麼可以在官方空間產生。當然不光 是這個原因，主要是因為知識份子與學生本身的自覺，這才是最大的原因。但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沒有馬上被鎮壓。 第一次最大規模的學運是在1990年3月。那時的學運為什麼特別被引起來呢？那次是第八 屆的國民代表大會，他們提出了很多非常荒謬和不合理的要求，比如提出把國代的任期從 六年延長到九年、同時修改臨時條款，讓國大代表有更大的權利，同時提出每年都要集會 。為什麼喜歡每年都要集會呢？因為這樣每年開會都可以拿錢。這就引起了知識份子和學 生的反對。那時候還沒有直選總統，李登輝到底要不要答應他們的要求呢？你答應的話很 糟糕，但你不答應的話則面對會不會被選為總統的問題，因此他不能正面地說no。這一種 要求引起了知識份子、學生、社會人士的反感，所以就有了學運的產生。他們在中正紀念 堂露營了一個禮拜。這是從1949年，自從戒嚴法實施以來，這麼多年來第一次自發性的社 會運動，而且竟然佔據了官方門面這麼久，佔領了一個禮拜。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這 等於是對政治權威的一個最直接的挑戰。後來人愈來愈多，最高峰時到達一萬人。當時很 多人在廣場上唱歌，黑名單工作室也在現場唱他們自創的歌曲，「望春風」等等。另外還 有人在那邊演說，小劇場人士和學生們也有合作演出。大傀儡劇場就像是在諷刺國民大會 、諷刺李登輝。整個廣場上有人演講、有人演戲、有人唱歌等等。其實當時也是蠻緊張的 。其實有一段時間，教育部的部長跑去跟學運的領導者說：「我跟你講，你最好趕快散掉 ，因為軍人可能不久就要來鎮壓了。」所以那個氣氛其實是蠻詭異的，也是蠻緊張的。那 時就有人主張要鎮壓了。 因為這一次的運動者主要都是學生、知識份子的身分，他不是一個利益團體，所以當有這 一群人來發動對國家機器威權的挑戰運動的時候，它比較容易引得整個社會的同情。也就 是說若與一個反對力量的政治團體來發動這樣的抗爭相比的話，它比較容易取得同情跟正 當性。這就是用一個學生、知識份子的身分來發動抗爭的有力性。其實當時在學運現場的 時候，也有一些路線之爭，大家在討論要不要讓反對黨的政治勢力進來。後來大家就同意 說也可以讓反對黨在旁邊，分開學生與非學生的團體。這樣的分開也是一種策略性的運用 ，因為害怕萬一讓反對黨加進來的話，這就等於是給軍事一個更好的鎮壓的理由。在整個 行動劇碼的拿捏上，其實是蠻難的。 那時很多台北市的市民都蠻同情的，有的人去送報紙、送湯等，總之大家都很支持這樣的 學運。那時候大家也在討論學運的標誌，有人提議用自由女神的肖像。有人就說自由女神 太沒有創意了，一看就知道是模仿美國。討論之後就決定立一個野百合的雕塑，象徵台灣 的一種生命力量。另外，學生一直強調要自主。後來李登輝願意接見教授和學生代表，幾 個教授說要代表學生去跟總統談判。有的學運份子就說「怎麼教授說要代表呢？這是學生 的自由主義運動」等等。所以在整個過程引起了蠻多的討論。 同時在媒體的呈現上面，在這樣一個戶外空間的行動劇，媒體也是這個戲場的一部分。那 時已是戒嚴後了，可是媒體有的時候還是處於一種觀望的態度，就是它到底要在那一個角 度來報導學運的新聞。媒體可以用很多方式來製造接受者的感受，就是我可以用整個畫面 的取捨操縱人們對學運的感受。基本上在那個時候，他們的尺寸還是偏向官方的。照到學 運的學生的時候，他就用長鏡頭。如果他是在報導訪問反對學運的學生跟教授的時候，他 就用中的。或者有的時候，他就故意地，因為大家在那邊露營，露營的話早上睡覺起來的 時候一定都亂七八糟、橫七豎八的，然後攝影機的鏡頭就是故意讓人們看到這些畫面，誤 以為這些學生很沒有紀律。 你透過這樣的鏡頭給社會大眾怎樣的觀望，其實也是整個劇碼的一部分。這些劇碼如果是 學生知識份子和官方的拉鋸戰，而不是由誰去操控觀看的角度、觀看的鏡頭，那是更理想 的。但往往是官方控制了鏡頭、控制了媒體，這中間其實產生了很多很弔詭的狀況。比如 說當訪問學運的學生的時候，也許就是一點點，給你一兩句話，可是訪問反對學運的教授 或學生時，就讓他們的話佔的時間很長。他們就說「這些搞學運的人都是受到某些野心份 子的煽動」、「他們原本要走的，但被這些有野心的人打折了，所以走不得」等等。還訪 問了一些比較保守的，他們就說「這些搞學運的人把社會搞得這麼亂，他們要為台灣的經 濟蕭條負責」等等。這就是當時媒體怎樣呈現整個街頭劇的一部分。 後來李登輝接見了學生，學生提出了四大要求，包括解散國會、廢除臨時條款、另外召開 全國性的國策會議、制定民主改革的時間表等等。這是1990年3月的學運。學生以國民和 學生身分的雙重身分向國家機器直接抗爭，來促進政治改革。這是它的意義所在。 另外是1990年5月反軍人干政的一個行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行動呢？1990年5月，李 登輝要任命郝柏村當行政院院長。當時郝柏村是國防部長，大家就覺得這是軍人干政。郝 柏村表示他願意把軍人的身分卸除，以文人的身分當國防部長，這還是引起大家的疑慮。 大家都非常警懼這樣的一個行動，所以後來就演變成知識界的「反軍人干政行動」。這一 次的行動計畫裡有小蜜蜂游擊隊。小蜜蜂游擊劇場在做什麼呢？他們沿著國父紀念館、三 台──就是三家電視台，它們也剛好在遊行的路線上面，他們就沿路把這些建築物的外牆 塗鴉噴漆，重新粉刷官方門面。這樣的一種行動也是有其象徵意義的。如果我們說被官方 所控制的空間是一個固定的空間，像塗鴉、書寫這種流動性的線條化，重新地去寫構這樣 的一個固定空間，這樣的一種行動也是蠻有創意的。這是憤怒青年的一種自我的話。 第三波比較大規模的知識份子的反對運動，是1991年的知識界反政治迫害運動。這個是怎 麼產生的呢？很奇怪的是每一次發生事情都是在五月，很多農民運動也都發生在五月，五 月真是一個多事的月份。這個「知識界反政治迫害運動」是怎麼起來的？這是因為當時調 查局在學校裡捉到幾個學生，說他們是特務，比如說台大社會系的陳正然，還有清大的廖 偉成等等。這些學生就被莫名其妙地捉起來，然後就說他們是搞台獨的，從他們的研究室 、電腦搜出一些對政府不利的台獨宣傳，所以就被捉起來。後來這些學校的教授就去保學 生出來，說這些學生並沒有這些反政府的行動或陰謀。後來清大就有一百個教授連署，而 且都是一些國外的教授帶領等等，反對政治迫害。後來就有了520的大遊行，大遊行前頭 就有一個大傀儡，有郝柏村的肖像，帶領這樣的一個大遊行，演出這樣的一個傀儡劇或行 動劇。 在這一次的反政治迫害行動中，其實還牽扯到路線的問題。比如說在反政治迫害聯盟跟知 識份子聯盟中間，其實每一次運動都一樣，因為路線不同，就牽扯到誰有主導權的問題。 因為這一個反政治迫害運動，知識份子希望有自己的主導權，堅持知識份子──教授、學 生是主體，歡迎反政治迫害聯盟的參與，但他們只是參與者、協辦者的身分。 這樣的一個運動的行動劇碼包括，因為當時中正紀念堂已被封鎖起來，所以他們就在火車 站靜坐，但也達到了很大的效應。因為它用最少的資源，達到了最大的目的。火車站的旅 客來來去去，所以你可以藉由旅客把你運動的訴求擴張出去。他們在火車站創作一些關於 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壁畫，同時也在那邊演行動劇等等。 在這一次的行動劇中，因為也牽涉到台獨路線和統合路線，所以也引起了統獨之爭。兩派 的教授跟學生蠻長的一段時間各自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互相批判。這樣的一種社運理念， 也牽扯到統獨之爭路線的分歧，其實也是複製了從1980年以來政治抗爭運動，不管是反對 運動、社會運動、工運也好。為什麼後來都會有統獨之爭的路線出來？我覺得這一方面是 因為意識形態，大家受到意識形態的主導。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真正的civil society公 民社會還沒有崛起，所以任何的東西都發展成國家機器與社會改革人士的對抗，都在複製 之前政治抗爭運動的統獨之爭。從八○年代以來，我們所說的民間或社會，是相對於國家 機器的一個場域，我覺得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所謂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的標準是，必 須有公共意識，有一個理性辯論的空間。其實到現在我還在懷疑台灣的公民社會還沒有形 成，因為沒有一個理性辯論的空間。公民社會的第三個條件是中產階級的形成。civil society具有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我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對政治的關心應該是分開而獨 立的，公共事務包括很多東西，不祇是政治而已。可是大家在談到公共事務的時候，後來 都會變成泛政治化，也就是說政治吃掉了所有的東西。政治層面的過度擴張，對政治的過 度關心，其實已吃掉了我們對其他社會層面的關懷。所以，我覺得即使是在知識界反政治 迫害運動，也是複製了政治抗爭裡面的統獨路線之爭。 這一次，交大校園裡有一個學生被發現是調查局派來埋伏的，被人家搜出來，那個人 當然就落荒而逃了。後來交大的人都很憤怒，也參與了示威靜坐。我不知道調查局這一次 為什麼那麼地杯弓蛇影？他們究竟是因為要製造業績還是什麼原因？那位埋伏的學生應該 也是不怎麼高明所以後來被人家發現了。 這一次的運動其實是有一些立即的效應的。比如說立法院，5月9號時學生被捕，5月12號 時就召開學生靜坐，5月15號時就在台北火車站大規模地靜坐。到了5月16號的時候，因為 受到這樣一個知識份子所發起的運動所帶動的輿論壓力，所以立法院就要廢除「二條一唯 一死刑的條款」。什麼是「二條一唯一死刑的條款」？就是發現你通匪、叛國等，你不一 定要有什麼叛國的行為，也許你講了一句什麼話，有叛國思想的話，這是一個很抽象的東 西，言論和文字上有叛國行為，並不是你真的有做出什麼叛國行動。 「二條一唯一死刑 的條款」就是，如果你在文字或言論上有叛國嫌疑的話，你就要去被審，被審如果有罪的 話，就是惟一死刑，這就是「二條一唯一死刑的條款」。因為這樣的壓力，立法院在5月 16號，就要廢除「二條一唯一死刑的條款」。到了5月17號的時候，「二條一唯一死刑的 條款」就被廢除了。所以這個運動是有它的立即效應的。 另外，學運的人也提出六大訴求，除了廢除唯一死刑外，也希望廢除刑法100條跟101條、 廢除白色恐怖、要求有言論行動的自由、廢除集會遊行法、要求國大官員要退職。反對憲 法100條這一次沒有達到馬上的訴求，可是在後來同一年的10月，這個訴求就達成了。 同一年的10月，大家就選在國慶日的前夕，在總統府的前面靜坐示威，成立「反刑法一百 條行動聯盟」，企圖干擾國慶月的閱兵行動。他們的行動劇碼就是放氣球、唱和平歌等等 。後來警察就來干涉，說國慶日大家怎麼可以在這邊示威靜坐。他們在國慶日的前一天晚 上就被警察逮了。警察捉了他們後，就把車子開到郊外去，也不敢把他們捉到牢裡，因為 已有經驗，知道關到牢裡引起的後遺症更大。所以就把大家趕到大巴士上去，然後開到郊 外再放人。這樣的行動促動了以後廢除刑法100條和101條的條款，爭取到了言論的自由。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析的這幾次重要的學運跟知識界的行動劇碼，還有他們達到的一些基 本訴求和他們的精神。若有時間我們再跟大家討論，謝謝。 林志明（主持人）： 謝謝張靄珠教授，她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背景和歷史的回顧。我同時請大家看張老師有一 本專著就在談台灣政治社會的行動劇場的問題，她自己也做了文學方面的創作。她這一次 同時也把學運跟媒體的關係點到了，她也特別提出來。我想有一點可以繼續追問，就是台 灣的行動劇跟學運的發展其實是有一個共同發生的狀況，這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要請謝金蓉小姐為我們談談。剛剛張老師談的是學運中行動劇場的一些問題， 行動劇如何化為文本、戲劇的文本，文本不一定是一個文字的東西，是一個有意義的存在 體。另外，謝金蓉小姐所要談的是從文本裡其實可以看到學運的再現，或是學運留下的痕 跡。這是另外的觀點。她今天要與我們談的是「批判的再現與『學運文學』萌芽」的問題 。 謝金蓉（主講人）： 大家好。我在給大家的資料裡面有引了兩段，我想就直接先講一段。我再稍微自我介紹一 下，我1984到1988在台大就讀的時候，也算是是學運的外圍份子，是《代聯會訊》的主編 。我今天有帶了一些學運當時的文獻來，那個《自由之愛》的冊子。等一下我也會提到這 個標題、名字如何來等。我也帶了以前的刊物的一些剪輯，大家可以傳閱一下。 這兩個作家大家都應該蠻熟的。第一個是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是根據他1968、69年 在東京參與學運的時候，受了學運的刺激而寫的。裡頭有一段文字寫道： 那次的學運倒是讓我「對於文字失去信賴」。例如，有一個句子叫做「革命」，當時我們 一聽到這個字眼就心跳加速，興奮得不得了。當時，我們都覺得這個字眼非常正確、有正 義，但事情過去後才發現「革命」不過是個「語彙」罷了。 ──村上春樹 另外，法國1968之後，兩位最主要的學者就是傅柯和德希達。德希達後來也常談到1968， 他是一語帶過，他說對於那次發生的事件： 除了用它發生的那一年「一九六八」來命名，到現在大家仍不知該如何稱呼那次的事件。 ──德希達 就是沒有辦法給一個整體的敘述，只能用當時的日期──1968。 我的前言，主要的敘述是，我以三月學運作為一個分界點：三月學運之後的九○年代，本 土論述逐漸抬頭，書市紛紛出現出土的二二八、台灣鄉土文獻。在文學的閱讀市場上，我 想整個八○年代，兩個幾乎跟學運同步發展的，兩位最重要的小說家是昆德拉和卡維諾。 他們倆人的小說，在八○年代中期，由時報出版社翻譯出版。我想到了今天，談到譯介的 書籍，這兩位都是最重要的作者。 當時很有趣的事情是，一位在廣告公司從事文案的年輕上班族剛從日本千葉大學唸完文學 回來。她經常翻譯一些日本雜誌，她有一次注意到一位日本作家當時蠻紅的，她覺得這個 人蠻特別的，就開始翻譯了一些。後來她才知道時報出版社也很敏銳，找了兩三位譯者趕 快搶譯，很快就推出來，那時賣得非常好。我後來訪問賴明珠時，問她整個過程，為什麼 一本書會這麼暢銷？這個現象在台灣的原因是什麼？可能當時台灣經歷了那樣子的一個社 會氣氛，大家還蠻能夠契合接受。 　 我那時剛好在《新新聞周刊》作文化新聞的報導，覺得村上的流行只是很通俗的事 情，只在書店隨便翻了一下。當時《新新聞》比較多的篇幅報導學運、社運等另一種聲音 。當時我覺得村上是很通俗的，可以不用談。一直到了今年，我看到一本書，是哈佛大學 日文系的Jay Rubin教授寫的。他說如果他一開始看的是《挪威的森林》的話，他可能不 會想要翻譯這本書，他第一個印象可能也只是通俗愛情小說。他第一次看到村上春樹的書 是《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就非常讚賞，然後他就開始很主動地在英語出版界和英語文 壇推薦這一位作家。 我是想以村上的情形做一個比喻。坦白說到目前為止，對於1968到1969年東京的學運，我 們知道的還是很少，也不曾看過有人提東京發生過的學運和它後來的影響。可是我們卻可 以在《挪威的森林》裡面看到很多當時學生怎麼活動、宿舍的一些情形。我要特別說一下 ，在《挪威的森林》之前，村上的風格是非常抽象、超現實的。但在這本書中，他是很策 略性地說：這次我是要很寫實的寫法，把我年輕的歷史鉅細靡遺地寫下來。他認為過了這 一關，他才能繼續下一階段的創作，他將自己對學運的回顧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創作上的轉 捩點。 在《聽見100％的村上春樹》裡面，Jay Rubin做了一個蠻完整的介紹。村上當時只是同情 學運，他完全沒有參與。後來很多國外媒體訪問他，當時到底有沒有參加學運。他說沒有 ，我頂多只是同情而已。《挪威的森林》裡所有的角色都是虛構的，只有一個人的角色真 有其人。那確實是他當年在早稻田大學的宿舍生活的依據，他目睹了當時的學運，比如安 全單位如何進入學校，做了一些安全的設施、學生罷課的情形。他其實是以一個蠻嘲諷的 方式去寫當年的經歷。在那樣一個嚴肅的年代，非常理想主義的年代，現在回頭來看，記 得的都是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宿舍裡大家貼什麼海報、看什麼書、同學聊天都在聊什麼等 。很巧的是他那本小說是1987年寫的，1987年在台灣的學運史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代。 當年大新停社在台大校門口辦演講。我這一本冊子可能是當年「自由之愛」留下來的最完 整的一本文獻集。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自由之愛」，抄了一些當年的文獻、宣傳單、標 語、照片來重現當時的歷史，但是除了這些之外，能找到的東西蠻少的。何榮幸在那本《 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收了一些與個別的學運領袖做的訪談。那算是比較完整的， 除了那之外，想要再找一些什麼也蠻困難的。我大概十年左右在新聞的工作裡面，也常想 把台灣學運的過去做一些文本的紀錄和訪談。目前看到市面上的書蠻少的，沒有一個機構 會把過去學運的刊物、冊子等做一個整理。 大概在1997年左右，我有一次機會訪問了張光直院士，他已經去世蠻久了。他那時已經得 巴金森氏症，行動受限，講話也不太清楚。訪問他的時候，我提到了四六事件。我曾經在 一些文獻上看過，他那時是建中三年級的學生，因為這個事件而坐牢一年。我提到的時候 他已不太能講話，他一直看著我，彷彿有許多話要講，但已經無法講了。很巧的是，隔年 我發現，他把當時四六事件的回憶寫了下來，由聯經出版，題目是《蕃薯人的故事》。他 在書裡面說，四六事件在他心裡被封藏了五十年，他問道：「當時到底誰說的才是真理？ 真理是由誰來說？」 四六事件時，台大有「麥浪歌詠隊」合唱團，他們到台中、台南巡迴演出，在當時蠻轟動 的。在1947、48年，228事件之後，學生都有一些自發性的串聯，但都不是很成功。在 1947的時候，北京發生兩個美軍強暴了北大女學生的事情。在新公園聚集了大概一萬多台 大、師大的學生集體抗議，那在中戰後算是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的集結。麥浪歌詠隊還是 以外省籍的學生為主，他們那時不只是在校內活動而已，也包括在中山堂等地方巡迴演出 。有一次他們在台中巡迴的時候， 有人問他們說：為什麼取名叫「麥浪」？因為對他們 來說，「麥浪」蠻抽象的。「麥浪」的學生就回答說，他們是從中國大陸北方來的，如果 你有看過麥子成熟時隨風飄揚的波浪狀的話，就知道我們為什麼取名叫「麥浪」。包括張 光直也很好奇，他在建中認識了這一些學生，他也問他們為什麼叫「麥浪」？他不祇是好 奇，他還去做了小小的考據，他發現鄭板橋寫過一首詩有提到「麥浪」。 當時的學運其實很大一部分，不管是從文化等角度來看，其實是跟中國當時的學運是 有一個相當程度上的文化上的承接，他們唱的歌、標語，許多都是從那時候來的。所以跟 剛才張老師提到的「野百合」就有一個對比，當時那樣的一個意象就不是四六學生所會使 用的。1947年其實是228前後，很緊張的年代。 除了剛才提到的北大女生被強暴引起台大、師大的學生串聯之外，還有一次是三月的 時候，師大的學生因「單車雙載」被警察捉去，這成為一個引爆點。學生在街上抗議，沒 有一萬人，但至少有好幾千人。那時學生就開始有一些抗議的活動。剛剛提到那些海報、 標語如何來？當時因為很多學生是從中國北方、南方過來，就直接地把中國那時候反內戰 、反飢餓的口號標語即時引進來。藍博洲 在他的兩本口述歷史裡面做了很完整的訪問， 一本是《天未亮》，一本是《麥浪歌詠隊》。他訪問一個當時的學生叫翁慧婷。她當時唸 文化系，因為「單車雙載」事件跑去中山堂遊行。她的毛筆字寫得不錯，同學就請她寫抗 議的海報。當時中山堂對面是地政局，她就在那兒準備了紙墨筆硯，當場開始寫抗議海報 ，可是一時間不知道該寫什麼，就把大陸當時的口號寫下來。他們那時才剛來台灣一兩年 ，他們不是在台灣長大的，所以真的很不一樣。他們當時的標語都是「反內戰」、「反飢 餓」、「反美軍」，這跟當時的本土有一個蠻大的距離。他們當時唱的歌，現在想起來也 蠻好笑的。當時有一個學生叫英保中，他在上海從事過學運，後來被復旦大學退學了，到 台大來後唸政治系。有一次他看見一個合唱團在排練歌舞，他就說：「我介紹一些搞學運 的名歌和名舞，有一段我就唱給他們聽，有的我就操演給他們看。」當時他教台大學生唱 的歌就是《青春舞曲》，這些歌都是當時在大陸搞過學運的學生傳到台灣來的。後來張光 直跟那些參與四六事件的學生被捉去關的時候，他們唱的歌也大部分是從「毛澤東之歌」 改編來的。我這裡有一些歌詞，比如： 勇敢的中國學生們， 　　我們光榮的生活在你的年代， 　　朝著你的方向，跟著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在口述訪問方面，四六事件算是做得比較完整的紀錄。後來的如保釣、「自由之愛」等， 愈靠近的反而做得愈少。我剛才提到「自由之愛」四字由何而來？有一次有一位受訪者很 明白地說，「自由之愛」是受美國六○年代學運的影響。他們當時在推敲到底是「愛之自 由」好，還是「自由之愛」，因「自由之愛」唸起來比較順，所以就叫「自由之愛」好了 。海報上的標題也寫著：「祇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 在中文學習環境下成長的戰後年輕一代，到了現代主義時期累積了中文寫作的造詣。他們 那一代的作家並沒有直接探觸到二二八、白色恐怖，那對他們來說還是很靠近的歷史。但 是保釣是一個很明顯的轉折。劉大任在他最早的一篇長篇小說《浮游群落》中提到說：「 也許就因為他剛好撞在『事件』裡面，不得不興奮……」當時投身保釣運動的學生，並不 是邊從事運動邊寫，其實這是不可能的。郭松棻和李渝在七○年代是完全投身政治運動， 沒有拿起筆來，一直等到八○年代以後才重新寫作。當時郭松棻、劉大任曾到北京與周恩 來見面。當時參與保釣的情形是，你的整個範圍都是在運動的舞台上，是沒有辦法從事寫 作的，運動與創作是兩相牴觸、不可能的。 一直到了八○年代之後，郭松棻還是在黑名單內，他一直沒有辦法回來。他是本省籍的， 他的小說常描寫在台灣光復前後，知識份子家庭的一些處境。郭松棻、李渝在美國寫了許 多以白色恐怖為時代背景的小說，但很有趣的是他們完全沒有寫保釣，完全沒有寫他們參 與的那個運動，都是以光復後至五○年代的背景 為主。比如說在李渝的〈菩提樹〉裡面 ，寫一個外省教授因為要救一個自己的學生，坐很遠很遠的公車去陽明山找一些黨國大老 ，想要把他的學生救出來，但是卻沒有辦法，他的學生被判刑十五年。他的學生是南部來 的，是一個醫生世家，卻對運動很嚮往，後來因為參與一些共產黨相關的社團，就被抓去 關十五年： 　　年紀輕，想不通。父親說。要是這樣幹能成事，世界早就不一樣了。 　　你這做導師的，平日怎看不出？ 　　看出來就好了。平日多說兩句，給我聽出來，就好了，也許還拉得回來，就好了。父 親埋怨著自己似的──很優秀的學生吶。 　　好好的前途都給毀了。母親同意。 　　一代一代這樣幹，希望在哪裡？父親說。 李渝，〈菩提樹〉，一九九一 比起劉大任和張系國，郭松棻和李渝他們兩個非常內斂。他們小說中與學運有關的部分， 跟海峽兩岸的傷痕文學比起來，一點都不「傷痕文學」。提到被捕的學生，這個角色在小 說中一句話也沒有講，也沒有直接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整個小說都在呈現那個時代同 仁講的話，並不是受害者本身在講話，而是他的教授、家人，就營造出當時的時代氣氛。 而劉大任在《浮游群落》裡就說得非常直接：「那本厚厚的《西行散記》，一看到封面， 心就控制不動地跳動起來。」劉大任聽起來就是非常直接地陳述那個時代的。而郭松棻和 李渝反而就不是那個樣子。比如說郭松棻有一本短篇小說叫《月嗥》，裡面有提到一個太 醫生很同情當時對左翼思想很好奇的學生。他的小說是中和了一些人物作為樣本的，其中 有一個學運份子是醫學系教授，其實當時他們對學生的影響是很大的。他的小說就以這些 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的知識份子作為樣本。但他寫的方式是跟剛剛大家看到的一些口述歷 史很不一樣的。 王德威曾在郭松棻和李渝小說中的序提到，他們八○年代之後，自從保釣以後，他們堅壁 清野，從事以文學為救贖的行動藝術。他們完全不再碰政治，從運動舞台中完全退出，但 是他們這種抵抗的姿態其實也是非常政治的。他們唯一與社會聯繫的只有寫小說而已。他 們的小說非常非常少，大概從1997年以後就沒有寫了。郭松棻最後寫了以陳儀為主角的〈 今夜星光燦爛〉，陳儀是一個在國民黨輾轉掌握很多權力的一個人物，最後竟然到了一個 南方小島。這件事情之後，他的人生面對很大的轉折。我想郭松棻完全沒有意圖把它寫成 另外一個版本的傷痕文學，而是寫一個人內心的轉變。 最後我另外引了一部分，是以天安門事件的寫作為結語。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文獻相當多， 以小說創作的部分來說，目前我只找到一本，就是哈金原本以英文寫的《瘋狂》，時報有 出翻譯本。我在文章裡引述了他的後記中很有趣的一段。他是因六四事件受到很大的震撼 而移居美國的，然後就改用英文寫作，不敢用中文寫。他當時並沒有經歷這件事，他人不 在北京，但他肯定受到太大的震撼，他其實很想寫，也做了很多訪問、調查和研究。但他 要寫的時候，卻沒有辦法用全知全觀者的角度來寫。他不敢在屍體旁比手畫腳，責問自己 的同胞，所以他不敢寫了。他最後只好選擇用一個無知的角度來敘述，就是《瘋狂》裡面 叫萬堅的一個無知的學生，這學生在北京迷路了，不知道該怎麼走。哈金試圖用一個迷路 者、無知者的觀點來呈現那麼大的一個事件。 林志明（主持人）： 剛才謝金蓉有提到1968，我想說明一下1968為什麼沒有辦法稱作一個學生運動。因為 它不祇是一個單純的學生運動而已，而是社會運動。學生是發動者，但是它的規模比較大 ，如全國大罷工，產生了很多政治上的效應。而且對比來說，他們之後的討論非常多，每 年有出版一本書討論這個事件。1968之所以不知該如何稱呼，其實是因為它太複雜了、太 龐大了、太巨大了，它有太多影響的方向，所以只用一種方式來詮釋它是一種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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