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http://www.cstone.idv.tw/index.php?pl=282&ct1=85 【第五场】寻找学运的文本时间：2005年12月18日（六）19:30-22:00 地点：紫藤庐 主持人：林志明 主讲人：张霭珠、谢金蓉、石计生 议题： 1.学运行动剧场的崛起及其对台湾戏剧的影响 2.批判的再现与「学运文学」的萌芽 3.是学运的诗人或是诗人的学运？ 林志明（主持人)： 今天非常高兴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寻找学运的文本」 ，非常荣幸能邀请到三位主讲人，在我右手边的是张霭珠教授，她目前是交通大学外文研 究所教授，过去也是台大外文系毕业。在我左手边的是谢金蓉小姐，她目前是在媒体工作 ，在《新新闻周报》当主编，看《新新闻》的朋友常看到她的文章，尤其是谈文化方面的 。再来是石计生老师，目前在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当副教授，他年轻时候是读台大经济系。 我相信今天会谈一些过去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就让他们来多做一些叙述。 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学运行动剧场的崛起及其对台湾戏剧的影响；第二、批判的再现 与「学运文学」的萌芽；第三、是学运的诗人或是诗人的学运？那我们就照这个顺序来先 谈「学运行动剧场的崛起及其对台湾戏剧的影响」。 我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些主题的设计都非常有趣，在台湾的讨论比较少。我们今天主要会 针对台湾学运跟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关系来进行讨论。首先请张霭珠老师发言。 张霭珠（主讲人）： 大家好。我要谈行动剧场跟学运的关系。其实行动剧场这个名词，在国外也是蛮普遍的。 五四时代时，青年学生也常常在街头演戏，宣扬爱的思想。在台湾，「行动剧场」这个名 词开始的发端是在1988年，是小剧场人士与兰屿的当地居民结合。这个名词是由王墨林提 出来的。其实在1988年以前，86年、87年的时候，小剧场的工作者也已经跟一些社运结合 了。1988年的行动剧，是小剧场人士和兰屿的当地居民结合，以仪式化的表演，进行「驱 逐兰屿恶灵」的反核废料示威游行。王墨林就提出来：「我们称之为行动剧场，社会是我 们的舞台，人民就是我们的演员，政治社会议题跟政治社会事件就是我们的行动剧码。」 同年，锺明德也系统地把纽约的「环境剧场」的形式带到台湾来，比如说「环境剧场」、 「面包与傀儡剧场」，制作大傀儡，同时也用一种极简主义的精神，用社会政治的议题， 用一种比较开放式的观众参与和分享的方式，尝试跟一些政治社会的议题结合。 那一年，锺明德就把环境剧场的精神跟批判精神的理路引入台湾的社运活动中，比如 大学生的抗议行动。1980年代时的房价很贵，很多大学生都抱怨说付不起房租，跟学校说 在外面租房子很难。他们就用这样一种环境剧场的形式来 支持大学生抗议房租或居住环 境的运动。他们在台中美术馆前面演出了大傀儡，自己制作了大傀儡来演出一个大傀儡的 行动剧。 其实以前的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都是发传单、喊口号。在1986年当反对运动开始崛 起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那时其实很暴力的，都是以丢鸡蛋、丢石头的方式来 结束。当行动剧带入一种街头示威运动或大游行的时候，它的好处就是带来一种比较嘉年 华式的气氛，缓和了紧张对立与暴力的情绪。同时因为整个视觉效果也比较好，有大傀儡 、多采多姿的演戏道具等等，这样比较能够吸引媒体的报导。有时候一张照片放在报纸上 的头一页或第二页，就比什麽宣传都有效，因为搞社运也好，搞学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争取媒体的效应。所以如果你有很有效地传达诉求的方式来吸引媒体报导的话，起码这 第一步是做到的。所以这一种戏剧化的呈现方式在当时是蛮有创意的，而且是蛮受到瞩目 的。 在讨论行动剧场时，我是把行动剧场的idea扩大，把它视为界於剧场、仪式中间的一种象 徵式的互动。我是用一位表演理论学者谢喜纳的概念。行动剧或是「街头就是剧场」的这 样一个概念放在我们现在的社运、反对运动来讲，它是有观众、媒体还有演员的这样一个 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连环效应，以政经社会的议题作为剧码。在这样一个街 头剧或行动剧的演出中，引起一个持续的社会效应。谢喜纳也说，在这样一个介於戏剧和 仪式之间的交换象徵式的互动，其实带入了一种反体制的精神，所谓的反体制并不是把现 有的整个体制翻转过来，把这个体制作一个逆转，而是带入一种创意的元素，同时在行动 的过程中把我们的想像力释放出来，把我们的认知、想像力与活动在活动中释放出来。这 倒不一定是我们要取代现有的政治权力的决斗，而是追求一种另类的价值观，或追求一种 另类的生活模式等等。 讲到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学运，所谓学运的街头剧场，如果我们用行动剧的观 念来探讨学运的话，学运的街头剧场就是所谓台北市的官方门面，主要的地点是在中正纪 念堂、台北火车站这几个地方，还有总统府前面的广场。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官方门面。 在官方门面举行这样一个社会抗议的行动示威具有怎麽样的意义呢？我想回顾一下台湾的 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的舞台。 在1980初期时，有一些抗议环境污染的环保运动等。在1980初期有一些社运出现，不过是 比较小规模的，而且不是在都会地区，而是在都会地区的边缘的。1986年的时候，不是在 反外/港外，反外/港外是在1986年9月28号成立的。反外/港外势力的集结和扩大，反对运 动愈来愈走向高峰，这样的一种社会抗议的活动就愈来愈多。也就是说反对运动的人士也 利用一些早期得到的社会文化空间，那时还没解严，解严是1987年7月15号，所以在解严 以前，你要大张旗鼓地、正面地去搞反对运动，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反对运动的人士就 要利用八○年代初期争取到的社会文化空间去搞反对运动。当然他们利用这样的空间，中 间的诉求其实更激烈化。从1986年开始，台北的街头就成为反对运动的舞台。 像我刚才所说，很多的运动如农民运动，到後来都失控了。搞运动的人也没有经验， 所以常常街头就满街鲜血地暴力收场。到了学运的时候，为什麽学运可以在官方门面搞运 动？其实这是有几个条件的，有它时代跟文化的背景。在官方门面做这样的一种示威性的 抗议到底具有怎麽样的意义呢？官方门面的建筑物如总统府等等，是有一些殖民时代的特 色的，中正纪念堂是後来盖的。在台北市城市的内圈，行政院、立法院、总统府等是原来 留下的西方式殖民地建筑，然後再盖一个中正纪念堂，等於是在这中间加上一个中国特质 、中国记忆。这样一个官方空间的打造，其实是要把台北市的内城跟过去──殖民时代的 过去、更遥远的中国的过去，所以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其实是在打造国家认同或是 打造国家的历史缔造，它就具有国家历史记忆空间化的一个表徵的意义跟定位。 学运在这些地方举行，其实等於是入侵了这些高不可破的空间，它有它的官方意义。不过 其实那时也因为国民党的一些内部政争，才使得从事学运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很显 然是因为李登辉毕竟是比较左派的、倾向於改革派的，李登辉那时的政治势力还没有很稳 固，他不能公然地对抗。那学运产生了，让他刻意采取了，就是在镇压与不镇压之间，改 革派到底要不要镇压？如果用学生运动来造成一些压力，来反这些保守势力，这也是一个 方式。政治上的斗争其实也是部份的原因，即学运为什麽可以在官方空间产生。当然不光 是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知识份子与学生本身的自觉，这才是最大的原因。但我要讲的是 为什麽没有马上被镇压。 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学运是在1990年3月。那时的学运为什麽特别被引起来呢？那次是第八 届的国民代表大会，他们提出了很多非常荒谬和不合理的要求，比如提出把国代的任期从 六年延长到九年、同时修改临时条款，让国大代表有更大的权利，同时提出每年都要集会 。为什麽喜欢每年都要集会呢？因为这样每年开会都可以拿钱。这就引起了知识份子和学 生的反对。那时候还没有直选总统，李登辉到底要不要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你答应的话很 糟糕，但你不答应的话则面对会不会被选为总统的问题，因此他不能正面地说no。这一种 要求引起了知识份子、学生、社会人士的反感，所以就有了学运的产生。他们在中正纪念 堂露营了一个礼拜。这是从1949年，自从戒严法实施以来，这麽多年来第一次自发性的社 会运动，而且竟然占据了官方门面这麽久，占领了一个礼拜。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 等於是对政治权威的一个最直接的挑战。後来人愈来愈多，最高峰时到达一万人。当时很 多人在广场上唱歌，黑名单工作室也在现场唱他们自创的歌曲，「望春风」等等。另外还 有人在那边演说，小剧场人士和学生们也有合作演出。大傀儡剧场就像是在讽刺国民大会 、讽刺李登辉。整个广场上有人演讲、有人演戏、有人唱歌等等。其实当时也是蛮紧张的 。其实有一段时间，教育部的部长跑去跟学运的领导者说：「我跟你讲，你最好赶快散掉 ，因为军人可能不久就要来镇压了。」所以那个气氛其实是蛮诡异的，也是蛮紧张的。那 时就有人主张要镇压了。 因为这一次的运动者主要都是学生、知识份子的身分，他不是一个利益团体，所以当有这 一群人来发动对国家机器威权的挑战运动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引得整个社会的同情。也就 是说若与一个反对力量的政治团体来发动这样的抗争相比的话，它比较容易取得同情跟正 当性。这就是用一个学生、知识份子的身分来发动抗争的有力性。其实当时在学运现场的 时候，也有一些路线之争，大家在讨论要不要让反对党的政治势力进来。後来大家就同意 说也可以让反对党在旁边，分开学生与非学生的团体。这样的分开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运用 ，因为害怕万一让反对党加进来的话，这就等於是给军事一个更好的镇压的理由。在整个 行动剧码的拿捏上，其实是蛮难的。 那时很多台北市的市民都蛮同情的，有的人去送报纸、送汤等，总之大家都很支持这样的 学运。那时候大家也在讨论学运的标志，有人提议用自由女神的肖像。有人就说自由女神 太没有创意了，一看就知道是模仿美国。讨论之後就决定立一个野百合的雕塑，象徵台湾 的一种生命力量。另外，学生一直强调要自主。後来李登辉愿意接见教授和学生代表，几 个教授说要代表学生去跟总统谈判。有的学运份子就说「怎麽教授说要代表呢？这是学生 的自由主义运动」等等。所以在整个过程引起了蛮多的讨论。 同时在媒体的呈现上面，在这样一个户外空间的行动剧，媒体也是这个戏场的一部分。那 时已是戒严後了，可是媒体有的时候还是处於一种观望的态度，就是它到底要在那一个角 度来报导学运的新闻。媒体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制造接受者的感受，就是我可以用整个画面 的取舍操纵人们对学运的感受。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尺寸还是偏向官方的。照到学 运的学生的时候，他就用长镜头。如果他是在报导访问反对学运的学生跟教授的时候，他 就用中的。或者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地，因为大家在那边露营，露营的话早上睡觉起来的 时候一定都乱七八糟、横七竖八的，然後摄影机的镜头就是故意让人们看到这些画面，误 以为这些学生很没有纪律。 你透过这样的镜头给社会大众怎样的观望，其实也是整个剧码的一部分。这些剧码如果是 学生知识份子和官方的拉锯战，而不是由谁去操控观看的角度、观看的镜头，那是更理想 的。但往往是官方控制了镜头、控制了媒体，这中间其实产生了很多很吊诡的状况。比如 说当访问学运的学生的时候，也许就是一点点，给你一两句话，可是访问反对学运的教授 或学生时，就让他们的话占的时间很长。他们就说「这些搞学运的人都是受到某些野心份 子的煽动」、「他们原本要走的，但被这些有野心的人打折了，所以走不得」等等。还访 问了一些比较保守的，他们就说「这些搞学运的人把社会搞得这麽乱，他们要为台湾的经 济萧条负责」等等。这就是当时媒体怎样呈现整个街头剧的一部分。 後来李登辉接见了学生，学生提出了四大要求，包括解散国会、废除临时条款、另外召开 全国性的国策会议、制定民主改革的时间表等等。这是1990年3月的学运。学生以国民和 学生身分的双重身分向国家机器直接抗争，来促进政治改革。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另外是1990年5月反军人干政的一个行动。为什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呢？1990年5月，李 登辉要任命郝柏村当行政院院长。当时郝柏村是国防部长，大家就觉得这是军人干政。郝 柏村表示他愿意把军人的身分卸除，以文人的身分当国防部长，这还是引起大家的疑虑。 大家都非常警惧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後来就演变成知识界的「反军人干政行动」。这一 次的行动计画里有小蜜蜂游击队。小蜜蜂游击剧场在做什麽呢？他们沿着国父纪念馆、三 台──就是三家电视台，它们也刚好在游行的路线上面，他们就沿路把这些建筑物的外墙 涂鸦喷漆，重新粉刷官方门面。这样的一种行动也是有其象徵意义的。如果我们说被官方 所控制的空间是一个固定的空间，像涂鸦、书写这种流动性的线条化，重新地去写构这样 的一个固定空间，这样的一种行动也是蛮有创意的。这是愤怒青年的一种自我的话。 第三波比较大规模的知识份子的反对运动，是1991年的知识界反政治迫害运动。这个是怎 麽产生的呢？很奇怪的是每一次发生事情都是在五月，很多农民运动也都发生在五月，五 月真是一个多事的月份。这个「知识界反政治迫害运动」是怎麽起来的？这是因为当时调 查局在学校里捉到几个学生，说他们是特务，比如说台大社会系的陈正然，还有清大的廖 伟成等等。这些学生就被莫名其妙地捉起来，然後就说他们是搞台独的，从他们的研究室 、电脑搜出一些对政府不利的台独宣传，所以就被捉起来。後来这些学校的教授就去保学 生出来，说这些学生并没有这些反政府的行动或阴谋。後来清大就有一百个教授连署，而 且都是一些国外的教授带领等等，反对政治迫害。後来就有了520的大游行，大游行前头 就有一个大傀儡，有郝柏村的肖像，带领这样的一个大游行，演出这样的一个傀儡剧或行 动剧。 在这一次的反政治迫害行动中，其实还牵扯到路线的问题。比如说在反政治迫害联盟跟知 识份子联盟中间，其实每一次运动都一样，因为路线不同，就牵扯到谁有主导权的问题。 因为这一个反政治迫害运动，知识份子希望有自己的主导权，坚持知识份子──教授、学 生是主体，欢迎反政治迫害联盟的参与，但他们只是参与者、协办者的身分。 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行动剧码包括，因为当时中正纪念堂已被封锁起来，所以他们就在火车 站静坐，但也达到了很大的效应。因为它用最少的资源，达到了最大的目的。火车站的旅 客来来去去，所以你可以藉由旅客把你运动的诉求扩张出去。他们在火车站创作一些关於 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壁画，同时也在那边演行动剧等等。 在这一次的行动剧中，因为也牵涉到台独路线和统合路线，所以也引起了统独之争。两派 的教授跟学生蛮长的一段时间各自在报章上发表文章，互相批判。这样的一种社运理念， 也牵扯到统独之争路线的分歧，其实也是复制了从1980年以来政治抗争运动，不管是反对 运动、社会运动、工运也好。为什麽後来都会有统独之争的路线出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 因为意识形态，大家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真正的civil society公 民社会还没有崛起，所以任何的东西都发展成国家机器与社会改革人士的对抗，都在复制 之前政治抗争运动的统独之争。从八○年代以来，我们所说的民间或社会，是相对於国家 机器的一个场域，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的标准是，必 须有公共意识，有一个理性辩论的空间。其实到现在我还在怀疑台湾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 成，因为没有一个理性辩论的空间。公民社会的第三个条件是中产阶级的形成。civil society具有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对政治的关心应该是分开而独 立的，公共事务包括很多东西，不只是政治而已。可是大家在谈到公共事务的时候，後来 都会变成泛政治化，也就是说政治吃掉了所有的东西。政治层面的过度扩张，对政治的过 度关心，其实已吃掉了我们对其他社会层面的关怀。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在知识界反政治 迫害运动，也是复制了政治抗争里面的统独路线之争。 这一次，交大校园里有一个学生被发现是调查局派来埋伏的，被人家搜出来，那个人 当然就落荒而逃了。後来交大的人都很愤怒，也参与了示威静坐。我不知道调查局这一次 为什麽那麽地杯弓蛇影？他们究竟是因为要制造业绩还是什麽原因？那位埋伏的学生应该 也是不怎麽高明所以後来被人家发现了。 这一次的运动其实是有一些立即的效应的。比如说立法院，5月9号时学生被捕，5月12号 时就召开学生静坐，5月15号时就在台北火车站大规模地静坐。到了5月16号的时候，因为 受到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所发起的运动所带动的舆论压力，所以立法院就要废除「二条一唯 一死刑的条款」。什麽是「二条一唯一死刑的条款」？就是发现你通匪、叛国等，你不一 定要有什麽叛国的行为，也许你讲了一句什麽话，有叛国思想的话，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 西，言论和文字上有叛国行为，并不是你真的有做出什麽叛国行动。 「二条一唯一死刑 的条款」就是，如果你在文字或言论上有叛国嫌疑的话，你就要去被审，被审如果有罪的 话，就是惟一死刑，这就是「二条一唯一死刑的条款」。因为这样的压力，立法院在5月 16号，就要废除「二条一唯一死刑的条款」。到了5月17号的时候，「二条一唯一死刑的 条款」就被废除了。所以这个运动是有它的立即效应的。 另外，学运的人也提出六大诉求，除了废除唯一死刑外，也希望废除刑法100条跟101条、 废除白色恐怖、要求有言论行动的自由、废除集会游行法、要求国大官员要退职。反对宪 法100条这一次没有达到马上的诉求，可是在後来同一年的10月，这个诉求就达成了。 同一年的10月，大家就选在国庆日的前夕，在总统府的前面静坐示威，成立「反刑法一百 条行动联盟」，企图干扰国庆月的阅兵行动。他们的行动剧码就是放气球、唱和平歌等等 。後来警察就来干涉，说国庆日大家怎麽可以在这边示威静坐。他们在国庆日的前一天晚 上就被警察逮了。警察捉了他们後，就把车子开到郊外去，也不敢把他们捉到牢里，因为 已有经验，知道关到牢里引起的後遗症更大。所以就把大家赶到大巴士上去，然後开到郊 外再放人。这样的行动促动了以後废除刑法100条和101条的条款，争取到了言论的自由。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析的这几次重要的学运跟知识界的行动剧码，还有他们达到的一些基 本诉求和他们的精神。若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讨论，谢谢。 林志明（主持人）： 谢谢张霭珠教授，她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背景和历史的回顾。我同时请大家看张老师有一 本专着就在谈台湾政治社会的行动剧场的问题，她自己也做了文学方面的创作。她这一次 同时也把学运跟媒体的关系点到了，她也特别提出来。我想有一点可以继续追问，就是台 湾的行动剧跟学运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个共同发生的状况，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要请谢金蓉小姐为我们谈谈。刚刚张老师谈的是学运中行动剧场的一些问题， 行动剧如何化为文本、戏剧的文本，文本不一定是一个文字的东西，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 体。另外，谢金蓉小姐所要谈的是从文本里其实可以看到学运的再现，或是学运留下的痕 迹。这是另外的观点。她今天要与我们谈的是「批判的再现与『学运文学』萌芽」的问题 。 谢金蓉（主讲人）： 大家好。我在给大家的资料里面有引了两段，我想就直接先讲一段。我再稍微自我介绍一 下，我1984到1988在台大就读的时候，也算是是学运的外围份子，是《代联会讯》的主编 。我今天有带了一些学运当时的文献来，那个《自由之爱》的册子。等一下我也会提到这 个标题、名字如何来等。我也带了以前的刊物的一些剪辑，大家可以传阅一下。 这两个作家大家都应该蛮熟的。第一个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是根据他1968、69年 在东京参与学运的时候，受了学运的刺激而写的。里头有一段文字写道： 那次的学运倒是让我「对於文字失去信赖」。例如，有一个句子叫做「革命」，当时我们 一听到这个字眼就心跳加速，兴奋得不得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字眼非常正确、有正 义，但事情过去後才发现「革命」不过是个「语汇」罢了。 ──村上春树 另外，法国1968之後，两位最主要的学者就是傅柯和德希达。德希达後来也常谈到1968， 他是一语带过，他说对於那次发生的事件： 除了用它发生的那一年「一九六八」来命名，到现在大家仍不知该如何称呼那次的事件。 ──德希达 就是没有办法给一个整体的叙述，只能用当时的日期──1968。 我的前言，主要的叙述是，我以三月学运作为一个分界点：三月学运之後的九○年代，本 土论述逐渐抬头，书市纷纷出现出土的二二八、台湾乡土文献。在文学的阅读市场上，我 想整个八○年代，两个几乎跟学运同步发展的，两位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昆德拉和卡维诺。 他们俩人的小说，在八○年代中期，由时报出版社翻译出版。我想到了今天，谈到译介的 书籍，这两位都是最重要的作者。 当时很有趣的事情是，一位在广告公司从事文案的年轻上班族刚从日本千叶大学念完文学 回来。她经常翻译一些日本杂志，她有一次注意到一位日本作家当时蛮红的，她觉得这个 人蛮特别的，就开始翻译了一些。後来她才知道时报出版社也很敏锐，找了两三位译者赶 快抢译，很快就推出来，那时卖得非常好。我後来访问赖明珠时，问她整个过程，为什麽 一本书会这麽畅销？这个现象在台湾的原因是什麽？可能当时台湾经历了那样子的一个社 会气氛，大家还蛮能够契合接受。 　 我那时刚好在《新新闻周刊》作文化新闻的报导，觉得村上的流行只是很通俗的事 情，只在书店随便翻了一下。当时《新新闻》比较多的篇幅报导学运、社运等另一种声音 。当时我觉得村上是很通俗的，可以不用谈。一直到了今年，我看到一本书，是哈佛大学 日文系的Jay Rubin教授写的。他说如果他一开始看的是《挪威的森林》的话，他可能不 会想要翻译这本书，他第一个印象可能也只是通俗爱情小说。他第一次看到村上春树的书 是《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就非常赞赏，然後他就开始很主动地在英语出版界和英语文 坛推荐这一位作家。 我是想以村上的情形做一个比喻。坦白说到目前为止，对於1968到1969年东京的学运，我 们知道的还是很少，也不曾看过有人提东京发生过的学运和它後来的影响。可是我们却可 以在《挪威的森林》里面看到很多当时学生怎麽活动、宿舍的一些情形。我要特别说一下 ，在《挪威的森林》之前，村上的风格是非常抽象、超现实的。但在这本书中，他是很策 略性地说：这次我是要很写实的写法，把我年轻的历史钜细靡遗地写下来。他认为过了这 一关，他才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创作，他将自己对学运的回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创作上的转 捩点。 在《听见100％的村上春树》里面，Jay Rubin做了一个蛮完整的介绍。村上当时只是同情 学运，他完全没有参与。後来很多国外媒体访问他，当时到底有没有参加学运。他说没有 ，我顶多只是同情而已。《挪威的森林》里所有的角色都是虚构的，只有一个人的角色真 有其人。那确实是他当年在早稻田大学的宿舍生活的依据，他目睹了当时的学运，比如安 全单位如何进入学校，做了一些安全的设施、学生罢课的情形。他其实是以一个蛮嘲讽的 方式去写当年的经历。在那样一个严肃的年代，非常理想主义的年代，现在回头来看，记 得的都是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宿舍里大家贴什麽海报、看什麽书、同学聊天都在聊什麽等 。很巧的是他那本小说是1987年写的，1987年在台湾的学运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 当年大新停社在台大校门口办演讲。我这一本册子可能是当年「自由之爱」留下来的最完 整的一本文献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自由之爱」，抄了一些当年的文献、宣传单、标 语、照片来重现当时的历史，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能找到的东西蛮少的。何荣幸在那本《 学运世代：众声喧哗的十年》收了一些与个别的学运领袖做的访谈。那算是比较完整的， 除了那之外，想要再找一些什麽也蛮困难的。我大概十年左右在新闻的工作里面，也常想 把台湾学运的过去做一些文本的纪录和访谈。目前看到市面上的书蛮少的，没有一个机构 会把过去学运的刊物、册子等做一个整理。 大概在1997年左右，我有一次机会访问了张光直院士，他已经去世蛮久了。他那时已经得 巴金森氏症，行动受限，讲话也不太清楚。访问他的时候，我提到了四六事件。我曾经在 一些文献上看过，他那时是建中三年级的学生，因为这个事件而坐牢一年。我提到的时候 他已不太能讲话，他一直看着我，彷佛有许多话要讲，但已经无法讲了。很巧的是，隔年 我发现，他把当时四六事件的回忆写了下来，由联经出版，题目是《蕃薯人的故事》。他 在书里面说，四六事件在他心里被封藏了五十年，他问道：「当时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理？ 真理是由谁来说？」 四六事件时，台大有「麦浪歌咏队」合唱团，他们到台中、台南巡回演出，在当时蛮轰动 的。在1947、48年，228事件之後，学生都有一些自发性的串联，但都不是很成功。在 1947的时候，北京发生两个美军强暴了北大女学生的事情。在新公园聚集了大概一万多台 大、师大的学生集体抗议，那在中战後算是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的集结。麦浪歌咏队还是 以外省籍的学生为主，他们那时不只是在校内活动而已，也包括在中山堂等地方巡回演出 。有一次他们在台中巡回的时候， 有人问他们说：为什麽取名叫「麦浪」？因为对他们 来说，「麦浪」蛮抽象的。「麦浪」的学生就回答说，他们是从中国大陆北方来的，如果 你有看过麦子成熟时随风飘扬的波浪状的话，就知道我们为什麽取名叫「麦浪」。包括张 光直也很好奇，他在建中认识了这一些学生，他也问他们为什麽叫「麦浪」？他不只是好 奇，他还去做了小小的考据，他发现郑板桥写过一首诗有提到「麦浪」。 当时的学运其实很大一部分，不管是从文化等角度来看，其实是跟中国当时的学运是 有一个相当程度上的文化上的承接，他们唱的歌、标语，许多都是从那时候来的。所以跟 刚才张老师提到的「野百合」就有一个对比，当时那样的一个意象就不是四六学生所会使 用的。1947年其实是228前後，很紧张的年代。 除了刚才提到的北大女生被强暴引起台大、师大的学生串联之外，还有一次是三月的 时候，师大的学生因「单车双载」被警察捉去，这成为一个引爆点。学生在街上抗议，没 有一万人，但至少有好几千人。那时学生就开始有一些抗议的活动。刚刚提到那些海报、 标语如何来？当时因为很多学生是从中国北方、南方过来，就直接地把中国那时候反内战 、反饥饿的口号标语即时引进来。蓝博洲 在他的两本口述历史里面做了很完整的访问， 一本是《天未亮》，一本是《麦浪歌咏队》。他访问一个当时的学生叫翁慧婷。她当时念 文化系，因为「单车双载」事件跑去中山堂游行。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同学就请她写抗 议的海报。当时中山堂对面是地政局，她就在那儿准备了纸墨笔砚，当场开始写抗议海报 ，可是一时间不知道该写什麽，就把大陆当时的口号写下来。他们那时才刚来台湾一两年 ，他们不是在台湾长大的，所以真的很不一样。他们当时的标语都是「反内战」、「反饥 饿」、「反美军」，这跟当时的本土有一个蛮大的距离。他们当时唱的歌，现在想起来也 蛮好笑的。当时有一个学生叫英保中，他在上海从事过学运，後来被复旦大学退学了，到 台大来後念政治系。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合唱团在排练歌舞，他就说：「我介绍一些搞学运 的名歌和名舞，有一段我就唱给他们听，有的我就操演给他们看。」当时他教台大学生唱 的歌就是《青春舞曲》，这些歌都是当时在大陆搞过学运的学生传到台湾来的。後来张光 直跟那些参与四六事件的学生被捉去关的时候，他们唱的歌也大部分是从「毛泽东之歌」 改编来的。我这里有一些歌词，比如： 勇敢的中国学生们， 　　我们光荣的生活在你的年代， 　　朝着你的方向，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在口述访问方面，四六事件算是做得比较完整的纪录。後来的如保钓、「自由之爱」等， 愈靠近的反而做得愈少。我刚才提到「自由之爱」四字由何而来？有一次有一位受访者很 明白地说，「自由之爱」是受美国六○年代学运的影响。他们当时在推敲到底是「爱之自 由」好，还是「自由之爱」，因「自由之爱」念起来比较顺，所以就叫「自由之爱」好了 。海报上的标题也写着：「只要真理存在，我们终将回来」 在中文学习环境下成长的战後年轻一代，到了现代主义时期累积了中文写作的造诣。他们 那一代的作家并没有直接探触到二二八、白色恐怖，那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靠近的历史。但 是保钓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刘大任在他最早的一篇长篇小说《浮游群落》中提到说：「 也许就因为他刚好撞在『事件』里面，不得不兴奋……」当时投身保钓运动的学生，并不 是边从事运动边写，其实这是不可能的。郭松棻和李渝在七○年代是完全投身政治运动， 没有拿起笔来，一直等到八○年代以後才重新写作。当时郭松棻、刘大任曾到北京与周恩 来见面。当时参与保钓的情形是，你的整个范围都是在运动的舞台上，是没有办法从事写 作的，运动与创作是两相抵触、不可能的。 一直到了八○年代之後，郭松棻还是在黑名单内，他一直没有办法回来。他是本省籍的， 他的小说常描写在台湾光复前後，知识份子家庭的一些处境。郭松棻、李渝在美国写了许 多以白色恐怖为时代背景的小说，但很有趣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写保钓，完全没有写他们参 与的那个运动，都是以光复後至五○年代的背景 为主。比如说在李渝的〈菩提树〉里面 ，写一个外省教授因为要救一个自己的学生，坐很远很远的公车去阳明山找一些党国大老 ，想要把他的学生救出来，但是却没有办法，他的学生被判刑十五年。他的学生是南部来 的，是一个医生世家，却对运动很向往，後来因为参与一些共产党相关的社团，就被抓去 关十五年： 　　年纪轻，想不通。父亲说。要是这样干能成事，世界早就不一样了。 　　你这做导师的，平日怎看不出？ 　　看出来就好了。平日多说两句，给我听出来，就好了，也许还拉得回来，就好了。父 亲埋怨着自己似的──很优秀的学生呐。 　　好好的前途都给毁了。母亲同意。 　　一代一代这样干，希望在哪里？父亲说。 李渝，〈菩提树〉，一九九一 比起刘大任和张系国，郭松棻和李渝他们两个非常内敛。他们小说中与学运有关的部分， 跟海峡两岸的伤痕文学比起来，一点都不「伤痕文学」。提到被捕的学生，这个角色在小 说中一句话也没有讲，也没有直接写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整个小说都在呈现那个时代同 仁讲的话，并不是受害者本身在讲话，而是他的教授、家人，就营造出当时的时代气氛。 而刘大任在《浮游群落》里就说得非常直接：「那本厚厚的《西行散记》，一看到封面， 心就控制不动地跳动起来。」刘大任听起来就是非常直接地陈述那个时代的。而郭松棻和 李渝反而就不是那个样子。比如说郭松棻有一本短篇小说叫《月嗥》，里面有提到一个太 医生很同情当时对左翼思想很好奇的学生。他的小说是中和了一些人物作为样本的，其中 有一个学运份子是医学系教授，其实当时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小说就以这些 白色恐怖时期被迫害的知识份子作为样本。但他写的方式是跟刚刚大家看到的一些口述历 史很不一样的。 王德威曾在郭松棻和李渝小说中的序提到，他们八○年代之後，自从保钓以後，他们坚壁 清野，从事以文学为救赎的行动艺术。他们完全不再碰政治，从运动舞台中完全退出，但 是他们这种抵抗的姿态其实也是非常政治的。他们唯一与社会联系的只有写小说而已。他 们的小说非常非常少，大概从1997年以後就没有写了。郭松棻最後写了以陈仪为主角的〈 今夜星光灿烂〉，陈仪是一个在国民党辗转掌握很多权力的一个人物，最後竟然到了一个 南方小岛。这件事情之後，他的人生面对很大的转折。我想郭松棻完全没有意图把它写成 另外一个版本的伤痕文学，而是写一个人内心的转变。 最後我另外引了一部分，是以天安门事件的写作为结语。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文献相当多， 以小说创作的部分来说，目前我只找到一本，就是哈金原本以英文写的《疯狂》，时报有 出翻译本。我在文章里引述了他的後记中很有趣的一段。他是因六四事件受到很大的震撼 而移居美国的，然後就改用英文写作，不敢用中文写。他当时并没有经历这件事，他人不 在北京，但他肯定受到太大的震撼，他其实很想写，也做了很多访问、调查和研究。但他 要写的时候，却没有办法用全知全观者的角度来写。他不敢在屍体旁比手画脚，责问自己 的同胞，所以他不敢写了。他最後只好选择用一个无知的角度来叙述，就是《疯狂》里面 叫万坚的一个无知的学生，这学生在北京迷路了，不知道该怎麽走。哈金试图用一个迷路 者、无知者的观点来呈现那麽大的一个事件。 林志明（主持人）： 刚才谢金蓉有提到1968，我想说明一下1968为什麽没有办法称作一个学生运动。因为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运动而已，而是社会运动。学生是发动者，但是它的规模比较大 ，如全国大罢工，产生了很多政治上的效应。而且对比来说，他们之後的讨论非常多，每 年有出版一本书讨论这个事件。1968之所以不知该如何称呼，其实是因为它太复杂了、太 庞大了、太巨大了，它有太多影响的方向，所以只用一种方式来诠释它是一种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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