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嘉浤帶討論的社課舉辦的相當成功， 在文本的脈絡下不斷的探討歷史的進程以及學運的界定， 而此次社課將討論一個學運面臨到組織化時的種種進程， 我將以中國人權協會主席封從德回憶當初中國學運的文章為主要內容， 做一個簡單的簡單文本導讀及討論， 接後將以議題式的方式讓每個人嘗試自行組織在這樣短時間的狀況下， 希望這次也能帶給每位社員收穫。 文本置於後方， 而將於最後附上一些網站分析台灣學運。 當年搞學運的人很多，我不過其中的一員罷了。學運對於我的小說並沒有什麼影響，那次 的學運倒是讓我「對於文字失去信賴」。例如，有一個字眼叫做「革命」，當時我們一聽 到這個字眼就心跳加速，興奮的不得了，覺得這個字眼非常正確、有正義。但事情過去後 才發現，「革命」不過是個「語彙」罷了；我因此對於「好聽的語詞」不再有信心，從此 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語言，我只想創造自己的新語彙。 　　　　　　　　　──村上春樹，「時報悅讀網」訪談 　　八九學運和民運的方向，在不同的時期被不同的組織所主導；而不同組織的主導，也 構成了不同時期運動的特色。據初步歸納，這些時期及主導組織的情況大致可表述為： 　　　　4月19日－4月23日　北大籌委會； 　　　　4月24日－5月12日　北高聯； 　　　　5月13日－5月14日　絕食團； 　　　　5月15日－5月17日　絕食團指揮部； 　　　　5月18日－5月23日　北高聯； 　　　　5月24日－6月 4日　廣場指揮部與兩個聯席會議[1] 　　有公開而廣泛的自治組織，是八九民運的一個突出特點，但很少看見對此的分析和研 究。本文即對這些組織作一概述性的回顧與反思，並對其中存在的的結構問題和一些重大 決策的形成作一初步分析和研究。歷次中國民主運動，以八九民運記錄得最為完整。雖有 大量素材還留在國內，但眾多關鍵人物已經流亡海外，並公佈了部分回憶，使我們可以對 這次運動中的組織結構作一定的分析。 一、北大籌委會的特點 　　“北大籌委會”成立於1989年4月19日，是學運中第一個自治組織，全稱為“北京大 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這個組織產生於一次二千多同學的聚會，由此可以體現其民 主性與開放性。她並不排斥官方學生會，實際上在成立之前，同學們還呼籲學生會的幹部 挺身而出領導學運。其名稱自限為“籌備委員會”，且當眾宣佈籌委會成員不得參與未來 的自治學生會的競選。因此，北大籌委會從一開始就考慮到要限制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 制以保障其開放性。北大籌委會的特點，相對而言，也許可以說是“中庸”，即在“民主 ”與“集權”之間逐步調適。她有偏向于民主性、開放性與延續性的一面，這種取向的代 價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運動中後期因為其民主機制的完善而有長足改進。 (64memo.com-2004) 　　在學運初期，籌委會的來源有四： 　　1、自發的無派別同學，如丁小平、熊焱、常勁、郭海峰、柴玲、趙體國和我等人； 　　2、“民主沙龍”王丹、楊濤等人； 　　3、沈彤及其“奧林匹亞科學院”成員； 　　4、原學生會成員，如李進進、張智勇等人。 　　其中自發者居多，運動期間始終如此。 　　這四類成分大體涵蓋了北大學生的各個層面，也顯示出籌委會的開放性。但籌委會最 初九位成員中沒有三、四類同學；“民主沙龍”雖占了三人，卻不是前幾任的召集人（楊 濤做主席是在五月份）。因此，即便四月十九日晚“民主沙龍”推動的這個“成立大會” ，也不是“民主沙龍”的那批同學能夠操控得了的。隨著三、四類同學的加入，“民主沙 龍”的成員差點脫離籌委會，王丹由於老不來開會還差點被除名。但限制個人私利、發展 民主機制確實在客觀上抑制了學運內部的派別之爭，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龍”與沈 彤等人的“奧林匹亞”之間，雖摩擦不斷，終究並未爆發內訌，也未形成一派獨大的情勢 。 (64memo 　　民主機制的存在和強調，保證了籌委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可以作出正確的抉擇，如議 決“四二七”出校遊行。當時，在北大籌委會常委內部進行表決時，五常委中是三比二反 對出校，結果在我和一些同學的堅持下，各系籌委根據民主程序聯名召開擴大會議，否決 了常委會的決議。從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中，我們知道，北大遊行隊伍走出校門，對其他已 作好準備但還在觀望的學校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而正是由於各校的匯合，使“四二七 大遊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壯觀局面。這一過程加強了我對民主機制的信念，對我後來的 行為也有極大的影響。 (64檔案/89) 　　但是，對民主機制的強調也有副作用，尤其是運動初期，影響了北大籌委會的運作效 率。這表現在召集人從4月19日夜到25日，六天換了三屆。尤其是4月24日全校學生大會， 由於民主程序尚未確立，部份同學操之過急，結果沒能完成學生自治會的直選，致使北大 喪失了一次“校園民主建設”千載難逢的機會，對學運也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然而，權衡利弊，我還是認為，加緊建立民主機制是保障組織長期效益的關鍵。北大 籌委會到了運動中後期異常穩定，有相當大的權力延續性，內部也不再有大動盪，效率越 來越高，成為運動實質上的中堅，無論是“北高聯”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 。絕食前，北大的校園民主建設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得到校方的認同。5月3日，我曾以北 高聯主席和北大籌委會常委的身份與丁石孫校長及教務長等人會晤，丁校長完全贊同“校 園民主”的設想，可惜後來被絕食所打斷。 (Memoir Tiananmen/89) 　　北大籌委會和後面要介紹的一些組織，足以反駁後來有許多否定八九民運的民主性質 的評議。這些否定性評議中，最為怪誕的是一些曾經的參加者和支持者的言論，如 “天 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而是中國在實現社會轉型時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 （戴晴）[6]、“八九年的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但很難稱之為民主運動” 、只 能稱作“洩憤運動”（龔小夏）[7]、或 “八九抗議運動”、“它絕不是偉大的民主運動 ，而是奴隸們的反抗運動”（劉曉波）[8]。這樣的言論並非僅僅由於誤會，還得到更為 直接的當事人提供的說法的支撐，如作為北大籌委會骨幹的王丹在影片《天安門》中指稱 的：“北大籌委會的常委並沒有經過程式化的選舉過程。籌委會曾經幾次作出努力, 就是 希望能夠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選出自己的領導, 但後來沒有實現。”這一說法違背史實，八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日的選舉，是嚴格按照程式舉行的；四月二十九日北大研究生 更根據章程按宿舍投票（共304張）﹐罷免官方研會主席團﹐『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 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贊成票299張）﹐連中共也不得不承認 [9]。當時研究生在籌委會中占一半﹐包括郭海鋒﹑熊焱、張智勇﹑王有才﹑孔慶東﹑我 及博士生王遲英（嚴格說來還有柴玲﹐她雖是北師大研究生﹐但一直在北大籌委會工作， 並任秘書長）。王丹兩次選票都很低﹐5月2日還差點落選（與沈彤等票但沈不在現場）﹐ 又非研究生﹐初期甚至差點被籌委會除名，也許是其否認籌委會合法性的真正因由。 二、清華與師大模式 　　相對于北大，清華的學生組織更民主，師大的學生組織更集權。它們分別代表了運動 中學生自治會兩個極端的模式。 　　清華的學生組織極為重視基層民主建設，其“籌委會”的建立也比北大稍晚。4月19 日夜間北大籌委會成立時，幾千清華同學正好遊行到北大，希望同北大學生一道去廣場。 當時，北大籌委會派我和熊焱與清華聯絡，並在第二天去清華協助建立籌委會。4月25日 ，後來成為“北高聯”常委的王超華正好看到了清華、北大與北高聯三個組織的選舉，其 印象非常戲劇性： (Memoir Tiananmen - 89)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同時北大在開各系代表會，是一個小教室，看著門非常嚴的 。清華是開一個大的代表會，在清華禮堂旁邊一個大的階梯教室，這就是我後來到處介紹 的，他們那個四百人的班代表大會。這就是清華的民主。他們那個班代表要拿著自己本班 同學的簽名，本班同學認可你是班代表，簽名過半數，那就放你進來。所以，我的一個印 象就是，好象清華同學非常重視你有沒有代表性，一開始這個民主的概念和制度的概念好 象就很強。然後在那重新選舉，列出名單。…… (64memo.com′89) 　　四月二十五號北高聯第一次各校代表會是在政法大學六樓。政法大學教學樓主樓是五 層樓平著，六樓當中多出這麼一小塊，只有一個很窄的樓梯上去，一個大教室。當時還是 很緊張的氣氛呢，一個一個對。一去看見我們學校另一個同學在那，他說：“你來了，太 好了。”這樣，我們學校等於來了二個人，也就認可了。開會沒多一會兒，就非常緊張， 說“馬上得疏散，到三樓去。因為好象政府知道咱們在這兒開會。萬一堵在這裏，這個小 樓梯咱們擠不下去。”“疏散到哪兒？”“疏散到三樓，大家拿好學生證。我們有糾察報 信，一報信我們就馬上四散，就說你是政法大學的學生在這兒上自習。”當時那氣氛特緊 張，覺得象地下工作一樣。 (64memo.com - 2004) 　　我當時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這個會宣佈了高聯常委……[10] 　　清華是“四百人班代表大會”，北大與會的六十多人主要是各系“分籌委會”的代表 ；而北高聯則是三、四十名各校代表……“氣氛特緊張，像地下工作一樣”。——這些場 景正好說明三個組織的特色：清華重基層，完全開放和透明；北高聯只有高層，較為秘密 不透明；北大處於二者之間，“看著門非常嚴的”，說明對代表性的重視。相對于從容有 序的基層民主，清華自治會的高層較弱，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清華模式大概可以說是 工科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農業工程大學也是以龐大的“宿舍代表大會”為架構。 (64memo 　　與清華學生組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師大的“開希作風”。師大自治會偏重上層、尤 其吾爾開希個人。這從兩個方面可以看出： 　 其一，是吾爾開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對開希“單一的領袖形象”的維護。開希自封主 席的情況，在1991年17位六四學生開了八天核對史實的巴黎會議上有許多見證： 　　封從德：吾爾開希是怎麼選出來的？ 　　常勁：這個吾爾開希他自己談過，開始他並沒有被選出來，他是完全是自己貼出大字 報說是北師大自治會。 　　劉燕：吾爾開希，那是他自己掛名的。 　　沈彤：因為這樣，師大開始集會之後……沒有人講話，後來旁邊的一個宿舍樓，在喊 ：師大都陽萎了。這時候吾爾開希站出來講話。……之後，他自己貼出一個大字報，他說 ，現在師大成立自治會籌委會，象北大一樣，吾爾開希是主席。 　　劉燕：那是他自己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 　　常勁：就是說他的威信建立得比較早了。在四月十八號他參加了那些活動以後，四月 二十號學生去遊行。二十號那天下大雨，他自己站在三一八紀念碑那裏，他自己站在那裏 ，一個人也沒有。他自己在雨裏開始做講演。然後找了一大幫人，然後拉到廣場區。四月 二十二號，他到了廣場以後，就以他的這個所謂的代表的身分召集所有的會議。[11] 　　開希自己也這麼說，如他在1990年4月對巴黎的中國問題專家說： 　　（89年）4月21日白天，我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北師大學生自治會成立了。原 學生會和研究生會一律解散。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希望尚未登記的各系同學，儘快來西北樓 登記。（那是我自己的房間）。北師大學生自治會願意接受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 導。簽名，吾爾開希，北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今晚集會籌備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這 個追悼會是在第二天4月22日。[12] (6 　　至於維護開希“領袖形象”的情況，師大的梁二回顧道，師大幾個骨幹“決定團結一 致，避免分歧。因為24日我就聽見北大有內部分歧。我們決定保持單一的領袖形象，那就 是開希”，因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說能力”比別人都強，並決定由開希見記者。 [13]這樣，開希就成了師大的核心，無人可以抗衡。 三、懸空的“北高聯” 　　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中共稱之為“高自聯”）成立的時間有兩個說法。 按吾爾開希1990年的說法，他宣告北高聯成立是在4月21日，他貼的大字報不僅自封了師 大自治會的主席，更進一步自封了北高聯的主席。他說： 　　這張大字報貼在北師大，但我作了幾十份縮小了的複印，貼在北京三十多個高校。在 師大的廣場上，我寫道：“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原學聯即行解散。今 晚九點集會。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實際上，我貼大字報的時候這個組織並不確實 存在。同樣，當我第一次簽名作北師大自治會主席時，我是它唯一的成員。[14] 　　但按通常的說法，北高聯的成立是在兩天之後，即4月23日夜間，北高聯的組織者與 發起人劉剛最近的回憶也確認了這一點。按1991年巴黎會議上老木、張倫與王超華的敍述 ，劉剛在創立北高聯上的作用要比吾爾開希重要得多[15]。劉剛當時已不是學生，據《黑 手備忘錄》中的簡歷透露，1988年劉剛即在陳子明、王軍濤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工 作，同年也創辦了北大的民主沙龍。4月23日圓明園成立北高聯的聚會，實際上是劉剛串 連的，且就在他的住處。當時有二十一所院校的學生參加（另一資料說是二十六所）。據 知，劉剛當時對一位前輩披露，他之所以要趕快成立北高聯，是意圖對吾爾開稀有所控制 。 (64memo祖國萬歲′89) 　　這裏值得探討的是北高聯成立時的代表性問題。第一，幾乎沒有基層組織。當時成立 了自治會的除了北大以外，不會有幾個院校，這時成立全市性的高聯如建空中樓閣；第二 ，因此沒有“代表”。這些應劉剛個人之邀前來參加聚會的同學不應該稱為“代表”，他 們都是以個人身份來的，除了代表自己以外，並無基層組織可代表。第三，即便北大的“ 代表”，也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的。劉剛最近披露的參加圓明園會議的名單，北大有兩位 ，國政系８７級研究生Ｘ宇和物理系８７級博士生黃海新，這兩個名字我是第一次知道（ 劉剛的回憶中又提到了張志勇，也許Ｘ宇就是張智勇），他們肯定都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 的，因為北大根本沒來得及討論。吾爾開希說王丹也參加了，但劉剛披露的名單上沒有。 會前劉剛去北大找過王丹，“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參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參加的條件是北大 能夠擁有絕對多數的常委名額，比如說，如果總共有七個常委名額，北大至少占四名。” 劉剛沒有接受王丹的要求。[16] (64檔案/2004) 　　總之，八九學運的最高組織北高聯的籌建並不是學生自下而上推選的，而是一些非學 生由上而下暗中操作的結果。這是北高聯在整個學生運動中一直懸空的根源。 　　北高聯組織的懸空，我自己感受頗深。從4月29日加入北高聯，尤其是第二天當選主 席後越發有所體會，這也是我在5月6日辭職的一個心理原因。我之所以加入北高聯，是因 為王超華見周勇軍、吾爾開希和王丹等人“都不作實事”，才到北大籌委會建議我去替換 王丹，強化北高聯的組織，籌委會批准了這個建議[17]。開希與王丹對組織建設的興趣確 實沒有見記者的興趣大，二人在29日晚違背“常委不得私見記者”的組織規則，舉辦“個 人記者招待會”，隨後就稱遭便衣跟蹤，從此不再來開會，但北高聯一有什麼決議，二人 又出來召開記者會宣佈，因此外界至今都誤會二人是北高聯的最高負責人。比如5月3日的 北高聯大會，二人並未參加，但是會剛一開完，開希就又開記者會宣佈五四遊行方案，儼 然還是北高聯主席。這種作風與北大籌委會相去甚遠。北大籌委會對外有發言人，常委不 得私見記者是一條紀律，因此，外界不知道楊濤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再如周勇軍在五 四遊行後宣佈複課時，我作為北高聯主席事先都不知情……。超華與我努力完善北高聯組 織建制與民主機制，但遇到這種虛浮作風時，我沒據理力爭，這是值得檢討的。 　　組織架構懸空的一個後果，是北高聯對常委缺乏約束力。來高聯的是院校代表，他們 在北高聯表現如何，本院校不一定清楚，高聯其他代表也無法處分別校派來的代表，於是 就有了脫節，出現有權決策卻不受約束的情況，尤其是常委這一層。開希是這種脫節的典 型。譬如6月3日我代表指揮部去北高聯邀請兩位常委到廣場作副總指揮，開希正好在，搶 著要去，我說你早就不是北高聯常委了，開希便以“師大自治會主席”的身份當面宣佈撤 銷梁二駐北高聯的代表資格，並取而代之。“我現在就是北高聯的常委了，你還有什麼意 見？” (64memo.com-2004) 　　組織架構懸空、對常委缺乏約束力、有領導之名無領導之實，由此導致的最嚴重的後 果，是北高聯無力制止幾個常委發起的個人絕食及由此帶來的組織分裂。 四、絕食團對北高聯的挑戰 　　這裏說的“絕食團”是指絕食之初的一個鬆散團體，而不是後來的“絕食團指揮部” 。5月11日晚，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程真、王文、楊朝輝在一個小飯店商議絕食， 這是具體運作發起絕食的起點，後來六人就成為“絕食團”的當然領袖。這六人全是北高 聯的骨幹，開希還作過主席，王丹、馬少方也曾是北高聯常委。儘管多數常委反對，北高 聯也數次決議反對組織絕食，卻無法控制“個人絕食”的勢頭。可從北高聯的組織架構和 代表性上找出原因。因為，如果北高聯是由下而上層層都有堅實的基礎，完全可以用“最 高統一組織”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從領導，至少可以舉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則少 數服從多數。但是北高聯當時未能這麼做。 (64memo祖國萬歲′89) 　　這種無力感，從高聯運作的真正核心王超華的敍述中也可以看出。她在巴黎會議上談 到5月11、12兩日北高聯的三次常委會時說： 　　5月11日下午有過北高聯一個常委會，在這個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 拍桌子紅臉。馬少方說，“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我們當時就 已經提出，並在各個學校傳達過，反對四二六社論，擁護趙紫陽五四講話。這是高聯提出 來的…… 　　在這之後，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從這個階段中央辦公廳對對話團的 反映來看，高聯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只舉行中、小規模的活動。 　　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約九點多接著就又開了一次常委會。剛要開，楊朝暉就來了， 說“哎，我們要絕食，高聯得支持啊！我們這兒串聯絕食呢！”我當時就火了，說“誰串 聯絕食呢？”……他說，“我們要到天安門去絕食，我們要求高聯派人保護。否則的話， 我們隨時可能被員警架走。”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拍桌子，我說，“高聯馬上要發表 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我非常氣憤的說，“明擺著你們是用了高聯 聯絡部，否則的話，你們怎麼找到這些學校的積極分子的？你用了高聯聯絡部，不通知高 聯。”我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麼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他馬 上說，“沒有吾爾開希，這個事情是我們替他簽名的。”趕緊替他辯護。但是到了美國以 後一見到開希，開希就說“哈，你們被他們騙了，我自己主動簽的名。”鄭旭光沖我一拍 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我一下就蔫 了。我們當時說，我們不是堅決反對絕食，而是現在不是時機。那怕我們只放出一個風聲 ，但是不去，這都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是時機，因為現在政府不是說根本不跟你對話。 [18] (Memoir Tiananmen′89) 　　第四次常委會是衝突的高潮，北高聯不僅沒能約束自身的核心成員，更無力壓住北大 的絕食行動。下面是曾任北大籌委會秘書長的柴玲與北高聯運作的核心王超華之間的對話 ： 　　柴玲：“你們為什麼不允許絕食？” 　　王超華：“是這樣，我們已經從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學生平息下去，上面準備用一種 比較溫和的態度來解決。現在有的同學感到在學運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著急，我們也 能理解。” 　　柴玲：“你們北高聯已經同意了一個原則，就是你們只是作為一個協調性的機構，為 什麼到現在有權力做這樣的決定？絕食是同學自發的。你們實際是占著領導的位置，沒有 領導的能力。”[19] 　　“高聯只是一個協調性的機構，而不是領導機構”是北大籌委會在5月7日與北高聯達 成的原則性協定（據王超華和常勁的回憶）。[20]這實際上是對北高聯的削弱，其影響力 受此牽制很大。北高聯從初創時期的代表性問題帶來的懸空問題這時發酵，致使其最終無 力控制北京高校學運的局勢。 　　絕食後，北高聯對局勢的控制能力更大大降低。“絕食團”形成一股強大勢頭，完全 將北高聯置之不理。超華也試圖約束開希和王丹。5月13日晚，閻明複與知識份子和運動 學生有次見面會，超華回憶說： 　　下午我們坐在一塊時就對他說，“開希你參加絕食已經違反高聯紀律了，你不要再代 表高聯講話。”所以13日晚上連坐都沒有跟他坐在一塊。他先說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聯， 然後我發言時還說了一聲，他不代表北高聯，北高聯是另外有決議的，他們兩個在絕食行 動中和北高聯不是一回事。”[21] 　　但是開希與王丹這時完全滿足於以絕食團領袖的姿態出場，因為絕食是當時運動的中 心，媒體關注的焦點；尤其是14日對話時，若以北高聯身份，他們反而可能無法參加。以 後，二人到底代表北高聯還是絕食團，就很難說了。實際上，二人基本上不在任何一個學 生組織中做事，而是依賴媒體和輿論的影響淩架於整個運動之上。據梁二回憶，至遲在5 月17日開希便被北高聯徹底解職，而最荒唐的是，他在5月22日淩晨喊撤後，北高聯竟然 還得宣佈對他的“罷免”，許多人都還以為吾爾開希依然是“北高聯主席”，而“實際上 他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22]同樣，王丹也從未擔任過“北高聯主席”或負責人，但這 樣的誤會直到十五年後的今天還在廣泛流傳，可見外界對八九學運組織的運作實情不瞭解 到何種程度。 (64memo反貪倡廉/2004) 　　絕食團的形成，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公開分裂。它導致了學生組織的混亂。首先 是統一組織出現斷層，至此北高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機構；其次是權力更替出現斷層 ，是以極端方式推翻前面組織的開始，這時是絕食，隨後便有自焚、臥路與綁架等等，實 際上開了運動後期各種“政變”之先河。 五、絕食團指揮部形成第二次斷裂 　　如果說以幾個絕食發起人為核心的“絕食團”的形成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分裂， “指揮部”的形成則是第二次大裂變。拙文《“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對指揮部 合法性問題有專門的反省，[23]這裏則側重於該組織在整個運動中所形成的進一步的斷裂 ，尤其是領導人物的斷層，譬如李祿的介入，開始形成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的 局面。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既是絕食團抗拒北高聯的延續，也是絕食同學在無序狀態下尋 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5月15日淩晨，在北高聯支持下的吾爾開希（當時大家都把他誤 認作高聯主席）主持了廣場同學東移之後，廣場上出現了混亂局面。李祿這時找柴玲談了 一個多小時，又徵求了一些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右，由柴玲在廣播站宣佈絕食團指揮部 的成立：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 二人宣佈成立指揮部之後，馬上召集了代表會議，一方面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面也否決 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當晚十點發生了第 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絕食發起人另立一份名單，去除了李祿；當夜的兩 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二人的地位不再 動搖，直至六四。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揮部漸行漸遠，6月1日淩晨，王文等人甚至發動綁 架。 (64memo.com/89) 　　指揮部成立以後，北高聯對學運的控制力進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兩大陣地：各校 代表會與廣播站。指揮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廣場上的各校代表會取得的。當時北 高聯的實際運作主要依靠王超華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認，“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採 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 基本上沒有再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24]而廣播站就是指揮系統，按李祿的說法， “沒有廣播站，實際上指揮部只是一個名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體。”[25]從此以 後，代表會與廣播站便成了北高聯與指揮部爭奪的焦點。兩個組織各自召集代表會，又各 自掌握一個廣播站，因此廣場上常常出現截然不同的決議和南轅北轍的通告。 (64memo.com/89) 　　大體上，“絕食團廣播站”代表指揮部，“學運之聲”代表北高聯，而後者後來居上 ，功率大大超過絕食團廣播站，因此北高聯從5月17日以後逐漸控制了局面，直到23日被 迫回校修整之前。這種由策略之爭而導致的權力之爭和兩套指揮中心的混亂局面，鄭義也 有生動的描述。[26] 　　其次，從領導人物上看，斷層則更大。鄭義以為“指揮部成員大多數是市高聯的成員 ”，其實正相反，幾個骨幹當時不僅不在北高聯任職，甚至在本校也無職務。李祿來自外 地不用說，柴玲與我都在5月6日辭去了北高聯的工作，張伯笠、白夢從未在北大籌委會做 過常委，郭海峰則在4月底就不再任要職。吾爾開希與王丹的情況比較模糊，王丹是與我 一道辭職的，吾爾開希按超華與梁二的說法並不代表北高聯，他們在北高聯到底有沒有正 式職務都很難說。結果，絕食團指揮部竟是個全新的組織。套用一句批評中共的話來說， 指揮部根據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習慣法”，即人們不得不承認的柴玲的“老資歷” 與“個人魅力”。[27] (64memo反貪倡廉′89) 　　最後，從組織方式看，“自焚”是指揮部合法性來源。因為有了這個動議，而且得到 回應，原先彼此有基本瞭解和信任的學生骨幹群被排除在指揮部以外。但是，這一“先決 條件”在指揮部剛一成立便被否決，因為這對於許多絕食發起人來說無異于“政變”，比 如馬少方便指李祿是在“操縱民主”。這一思路無疑為後來的多次“政變”提供了依據。 而到了運動後期，這類“政變”更是家常便飯。[28] 六、廣場指揮部與兩個聯席會議的結構問題 　　絕食團指揮部與北高聯的抗衡，以5月23日北高聯撤回高校整頓而得到了緩解。但是 ，這一天同時又誕生了兩個新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與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以下簡 稱首聯和指揮部）。以後對廣場控制權的爭奪，便主要在這兩個組織之間展開，只是在二 者之外，還有一個外界完全忽略的重要角色－－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下面分析一下這 三個新組織的形成過程。 (六四檔案 - 1989) 　　據後來成為首聯名義上的主持人的包遵信回憶，首聯的前身是5月18日和19日在薊門 飯店的籌備會議，兩次都是陳子明、王軍濤用車接的。5月22日晚的籌備會議也是王軍濤 用車接的，而他當時完全“懵懵懂懂的”，直到會開完他才從軍濤那裏得知這是首聯的籌 備會[29]。薊門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怎樣能影響學生，控制廣場局勢。王軍濤說，我們可 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體工作可由他和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來承擔。”[30]因此 可以說，首聯是社經所一群知識份子的某些嘗試的結果，他們力圖介入學運上層，以期左 右局勢，由此取得與中共談判的資格，這一點後面還有進一步分析。社經所成員張倫回憶 了首聯成立前一天他們商討的情形，陳子明力主“上”： (64檔案/89) 　　5月22號上午，我隨劉剛到了前門附近一個賓館。一到房間，子明便請我介紹一下廣 場上的情況。……我認為……需要加強組織，幫助學生管理好廣場上的秩序，引導運動。 ……子明發話說，他認為鑒於現在的局勢，圍繞社經所形成的知識份子集體應該進一步上 去，對運動負起更大的組織領導責任。……王軍濤此時說話神情之嚴肅和憂慮，是過去我 同他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見過的。屋裏的氣氛變得十分凝重。劉剛坐在地上，周舵和另外 幾位坐在床上，沈默著。隔著茶几，我邊上坐著的陳子明又說：“軍濤，你說得都對，但 是，鑒於現在的情況，我反復思考過，我們還是得上。”……最後，陳王一致同意成立“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31] (六四檔案′89) 　　第二天首聯即告成立，大約五十多人參加，陳子明、王軍濤等社經所骨幹幾乎全部到 齊[32]。下面是王軍濤的回憶： 　　5月23日，我主持會議開始。子明提議會議定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 議。”……我當時提出的議題是兩個。一是建立廣場指揮系統，二是明確政治訴求。…… 我還提出次日召開誓師會，王丹宣佈維憲會決策，柴玲總指揮帶領全廣場宣誓。我草擬了 誓詞。[33] 　　要成立首聯和廣場指揮部，還須掃清一個障礙－－北高聯。王軍濤接著說： 　　會後，我立即與王丹等人去北大見北高聯，……他們仍在商議次日重新接管天安門廣 場指揮權的事項。王超華力爭能在北高聯重返天安門廣場後主導撤出天安門廣場。在王丹 、吾爾開希、劉剛和王志剛等人的支持下，我力勸北高聯不要再返回天安門廣場。[34] 　　北高聯為何力爭重返廣場？這是因為廣場指揮部的前身“臨時指揮部”與高聯有一個 口頭協議。臨時指揮部的成立重複了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的模式——開希喊撤，導致堅守 廣場的同學遷怒于北高聯而另立上層機構。5月22日淩晨開希喊撤，當即遭到全場反對和 北高聯的“罷免”[35]。當晚，北高聯與絕食團指揮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以四 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對，通過了組建廣場臨時指揮部（絕食團指揮部加外高聯）和堅 決不撤的決議，同時按王超華與張伯笠達成的口頭協定，高聯撤返高校整頓，由臨時指揮 部接管廣場四十八小時[36]。因此，這時首聯對指揮部的支持至關重要。超華沒有料到那 晚首聯也在廣場開了籌備會，並在第二天成立時“授權成立廣場指揮部，統一廣場上的指 揮”[37]。張伯笠又沒參加首聯會議。這樣，23日當超華拿著北高聯整頓好的九人名單回 到廣場要收回權力時，伯笠便推說“你找首聯去吧。”[38]當晚，按上面的回憶，代表首 聯的王軍濤和王丹、吾爾開希、劉剛等人都去北大反對高聯重返廣場。至此，北高聯徹底 喪失了對廣場的控制權。總之，高聯最終沒有要回廣場控制權，是幾方合力的結果。 (Memoir 　　首聯促使廣場指揮部的成立，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指揮部與首聯到底是甚麼關係 ？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最好看一看原始資料。5月24日的《新聞快訊》第三期由包遵 信負責、北明等編輯，其中記載了三個新組織的結構關係： 　　本報訊：為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系統在多日醞釀中成立並 完善。以“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為中心，上設由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愛國維憲各界協商 聯席會議”，和由全國各高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下設聯絡部、宣傳部、參謀 部、後勤部、糾察部。[39] 　　顯而易見，這個結構很混亂。首先是指揮部作為“中心”，與首聯究竟是甚麼關係？ 首聯成員甘陽說：“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包遵信聽了，覺得“這種說法真 讓人無法理解”，結果他也用了一個很模糊的概括：兩個組織“一是進行協商，一是負責 執行；聯席會上討論定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40]首聯發言人劉蘇裏在5 月24日下午對記者的解釋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聯是作為指揮部的後援組織，作用是出 謀獻策，擔任智囊團角色，但對指揮部沒有硬性制約關係，首聯提出的任何意見，最後決 定權仍在指揮部；[41]另一方面，首聯決定，天安門廣場保衛工作由總指揮部統一負責， 採取總指揮負責制，而總指揮則向聯席會議負責。[42] (64memo.com-89) 　　這就觸及到第二個問題：指揮部到底聽誰的？“上設”的兩個聯席會議，一個主要是 社經所知識份子的，一個則是廣場學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麼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於行 政機構，聯席會議相當於議會，那麼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下面將分析的5月27日關 於“撤退”問題上的反復，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第三個問題隨之形成：部門人員設置出現了兩套人馬。一套是學生的，以原指揮部為 核心，上面《新聞快訊》那段話接著是： 　　新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有：柴玲（總指揮）、張伯笠（副總指揮 兼宣傳部長）、連勝德（副總指揮）、郭海峰（秘書長）、李祿（外聯部長）、王剛（後 勤部長）、楊朝輝（糾察隊長）、王超華（常委）等組成。 　　另一套班子則是與社經關係密切的非學生： 　　聯席會議屬下五個部：聯絡部（負責人劉蘇裏）、宣傳部（老木）、後勤供給部（王 剛）、參謀部（劉剛）、糾察總部（張倫）。[43] 　　第二天的首聯《簡介》上又說有十個部。可見當時的組織結構有多麼混亂，又多麼變 幻無常，給人隨意更改的印象。而實際上指揮部的核心人員也並非經過正式選舉產生的， 比如我就沒參加過任何選舉，而讀到上面一些名單，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總之，產生混亂的原因各種各樣，但根源還是設計問題。社經所人員設計出的這套方 案，酷似中共的國家架構：指揮部－－政治局／中央軍委；學生議會（“營地聯席會議” ）－－人民代表大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據王軍濤最近的披露， 他們本來的設計是由社經所成員王丹出任“指揮部總指揮”，結果沒成功；後來又設計王 丹任“學生議會議長”，也沒成功[44]。最後社經所成員真正掌握的只有首聯，由王軍濤 、王丹和劉剛等人掌控[45]。也就是說，按其設計，他們本來希望完全掌握這三個架構， 但在“有些沒有參加協商的知識份子”的壓力下，沒有實現而已。這就形成了有組織的社 經所人員和運動自發的學生與知識份子之間的衝突，最後這樣的混亂架構，不過是兩方面 妥協融合的結果。 (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從學生這方面來看，柴玲因為面臨臨時指揮部要“轉正”的問題，所以在23日首聯會 上滿足於“授權”的上下關係；而李祿是學生議會——“營地聯席會議”的主持人[46]， 因此他在24日的首聯會上要不斷強調“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來源，是建立在廣場議會的基礎 上，就是營地聯席會議”；而首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給我們作後勤部，第二給我們作 參謀。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作我們的領導和派我們、幫助我們成立一個廣場指揮部，這完 全是無稽之談”，“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47]正因為如此，5月27日首 聯建議30日撤出廣場，沒有在學生議會上通過[48]。而這一挫折，是標誌著首聯對指揮部 的權威實際上在學生議會之下——首聯只能“建議”[49]，表決權則在“廣場營地聯席會 議”。 (64memo.com′89) 　　社經所人員掌握的首聯的本意是堅守廣場，要求廣場學生至少堅持到6月20日，而撤 離的建議其實是指揮部我和柴玲提出的（詳下）。撤離建議除了在記者會上宣讀之外，首 聯並未去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做學生代表的工作，後來一些人指責李祿個人對柴玲的影 響否決了撤離建議，其實是對廣場運作機制完全不瞭解或誤導所致。當時社經所人員掌握 的首聯的活動主要是在離廣場很遠的賓館和會議室中進行[50]，他們在廣場的時間並不多 ，根本不重視學生議會各校代表手中的投票權。 八、結論 　　綜上所述，較重民主程序的學運組織，雖在成立之初難免經歷震盪，但隨後便穩定且 運作效率較高。而北高聯在創建時缺乏基層組織和代表性，導致學運這一全局性組織始終 沒有足夠的領導權威。這一權威的不足，致使幾個高聯常委個人發起的絕食出臺，從而導 致學運組織的第一次裂變。 　　絕食前北大等校的校園民主建設時機已經成熟，絕食後運動走出校園擴大到社會，運 動的焦點和權力中心從校園轉向廣場。絕食後運動組織進一步分裂，成立絕食團指揮部是 運動組織的第二次裂變。北高聯進入廣場後，與絕食團和絕食團指揮部形成領導運動的” 三駕馬車”，但運動卻進一步群龍無首。 　　戒嚴後成立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加入廣場指揮權的角逐，與學生組織的關係模糊不清 。從權力的“有效性”角度觀察，廣場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三百代表的廣場學生聯席會 議，而非首聯或指揮部。社經所成員（所謂“黑手”）不僅是戒嚴後全盤地“上”，在戒 嚴前也並不主張“見好就收”。 　　運動初期由下而上的組織不多，但秩序反而較好；運動後期組織眾多互不統屬秩序越 來越差。社經所人員操作成立的北高聯和首聯都企望建立運動最高組織統領全局，但兩個 機構都不是由下而上的推選產生，而是由上而下地自我任命。這兩個由上而下構建的“最 高組織”，一個沒能阻止絕食的出臺，一個沒能組織撤離廣場。可見，這種組織導致運動 隨意放大容易，收和退則很難。 (六四檔案 / 2004) 　　總之，組織的冒進是最危險的激進行為。由上而下倉促構建統領全局的組織不符民主 程序且最終損害大局，由下而上透明地逐層組織才是合理而穩健的做法，這樣形成的堅強 組織才可能紀律嚴明、收放自如。這不僅是八九民運的經驗與教訓，也是六四後海內外民 運組織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未來民主運動的借鑒。 　　一九九八年二月起草於巴黎，二○○四年六月修訂於紐約、八月修訂於巴黎 http://www.wretch.cc/blog/poplance&category_id=15719 http://linkage.ngo.org.tw/youth/chousang02.htm 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turtle/21.shtml http://a2z.fhl.net/paper/paper19.html http://www.hkfs.org.hk/secretariat/44secretariat_report.pdf http://www.hkfs.org.hk/secretariat/50secretariat_yearplan.pdf -- ◢▌◣ ◢◢◢◢◢◢◢◢◢◢◢◢ ◢◢ ◤◣ ◢◢◤◤◣ ◢◤◤◤◤◤◢◤◤◢◤◤◤◢◤ ◣ ◢◤◤◣ ◣ ∥ 大陸社 ∥ ≡ ∥ ╬ ┴ ∥ ≡ PTT: NTUcontinent ∥ ∥ ≡ 關懷必先瞭解 學術優於政治 大陸社blog http://blog.yam.com/ntu_contin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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