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嘉浤带讨论的社课举办的相当成功， 在文本的脉络下不断的探讨历史的进程以及学运的界定， 而此次社课将讨论一个学运面临到组织化时的种种进程， 我将以中国人权协会主席封从德回忆当初中国学运的文章为主要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简单文本导读及讨论， 接後将以议题式的方式让每个人尝试自行组织在这样短时间的状况下， 希望这次也能带给每位社员收获。 文本置於後方， 而将於最後附上一些网站分析台湾学运。 当年搞学运的人很多，我不过其中的一员罢了。学运对於我的小说并没有什麽影响，那次 的学运倒是让我「对於文字失去信赖」。例如，有一个字眼叫做「革命」，当时我们一听 到这个字眼就心跳加速，兴奋的不得了，觉得这个字眼非常正确、有正义。但事情过去後 才发现，「革命」不过是个「语汇」罢了；我因此对於「好听的语词」不再有信心，从此 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语言，我只想创造自己的新语汇。 　　　　　　　　　──村上春树，「时报悦读网」访谈 　　八九学运和民运的方向，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组织所主导；而不同组织的主导，也 构成了不同时期运动的特色。据初步归纳，这些时期及主导组织的情况大致可表述为： 　　　　4月19日－4月23日　北大筹委会； 　　　　4月24日－5月12日　北高联； 　　　　5月13日－5月14日　绝食团； 　　　　5月15日－5月17日　绝食团指挥部； 　　　　5月18日－5月23日　北高联； 　　　　5月24日－6月 4日　广场指挥部与两个联席会议[1] 　　有公开而广泛的自治组织，是八九民运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很少看见对此的分析和研 究。本文即对这些组织作一概述性的回顾与反思，并对其中存在的的结构问题和一些重大 决策的形成作一初步分析和研究。历次中国民主运动，以八九民运记录得最为完整。虽有 大量素材还留在国内，但众多关键人物已经流亡海外，并公布了部分回忆，使我们可以对 这次运动中的组织结构作一定的分析。 一、北大筹委会的特点 　　“北大筹委会”成立於1989年4月19日，是学运中第一个自治组织，全称为“北京大 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组织产生於一次二千多同学的聚会，由此可以体现其民 主性与开放性。她并不排斥官方学生会，实际上在成立之前，同学们还呼吁学生会的干部 挺身而出领导学运。其名称自限为“筹备委员会”，且当众宣布筹委会成员不得参与未来 的自治学生会的竞选。因此，北大筹委会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要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 制以保障其开放性。北大筹委会的特点，相对而言，也许可以说是“中庸”，即在“民主 ”与“集权”之间逐步调适。她有偏向于民主性、开放性与延续性的一面，这种取向的代 价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运动中後期因为其民主机制的完善而有长足改进。 (64memo.com-2004) 　　在学运初期，筹委会的来源有四： 　　1、自发的无派别同学，如丁小平、熊焱、常劲、郭海峰、柴玲、赵体国和我等人； 　　2、“民主沙龙”王丹、杨涛等人； 　　3、沈彤及其“奥林匹亚科学院”成员； 　　4、原学生会成员，如李进进、张智勇等人。 　　其中自发者居多，运动期间始终如此。 　　这四类成分大体涵盖了北大学生的各个层面，也显示出筹委会的开放性。但筹委会最 初九位成员中没有三、四类同学；“民主沙龙”虽占了三人，却不是前几任的召集人（杨 涛做主席是在五月份）。因此，即便四月十九日晚“民主沙龙”推动的这个“成立大会” ，也不是“民主沙龙”的那批同学能够操控得了的。随着三、四类同学的加入，“民主沙 龙”的成员差点脱离筹委会，王丹由於老不来开会还差点被除名。但限制个人私利、发展 民主机制确实在客观上抑制了学运内部的派别之争，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龙”与沈 彤等人的“奥林匹亚”之间，虽摩擦不断，终究并未爆发内讧，也未形成一派独大的情势 。 (64memo 　　民主机制的存在和强调，保证了筹委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可以作出正确的抉择，如议 决“四二七”出校游行。当时，在北大筹委会常委内部进行表决时，五常委中是三比二反 对出校，结果在我和一些同学的坚持下，各系筹委根据民主程序联名召开扩大会议，否决 了常委会的决议。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北大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对其他已 作好准备但还在观望的学校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而正是由於各校的汇合，使“四二七 大游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壮观局面。这一过程加强了我对民主机制的信念，对我後来的 行为也有极大的影响。 (64档案/89) 　　但是，对民主机制的强调也有副作用，尤其是运动初期，影响了北大筹委会的运作效 率。这表现在召集人从4月19日夜到25日，六天换了三届。尤其是4月24日全校学生大会， 由於民主程序尚未确立，部份同学操之过急，结果没能完成学生自治会的直选，致使北大 丧失了一次“校园民主建设”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学运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然而，权衡利弊，我还是认为，加紧建立民主机制是保障组织长期效益的关键。北大 筹委会到了运动中後期异常稳定，有相当大的权力延续性，内部也不再有大动荡，效率越 来越高，成为运动实质上的中坚，无论是“北高联”还是广场指挥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 。绝食前，北大的校园民主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得到校方的认同。5月3日，我曾以北 高联主席和北大筹委会常委的身份与丁石孙校长及教务长等人会晤，丁校长完全赞同“校 园民主”的设想，可惜後来被绝食所打断。 (Memoir Tiananmen/89) 　　北大筹委会和後面要介绍的一些组织，足以反驳後来有许多否定八九民运的民主性质 的评议。这些否定性评议中，最为怪诞的是一些曾经的参加者和支持者的言论，如 “天 安门事件并非民主运动，而是中国在实现社会转型时的一个挫折，一个後退，一场悲剧” （戴晴）[6]、“八九年的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但很难称之为民主运动” 、只 能称作“泄愤运动”（龚小夏）[7]、或 “八九抗议运动”、“它绝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 ，而是奴隶们的反抗运动”（刘晓波）[8]。这样的言论并非仅仅由於误会，还得到更为 直接的当事人提供的说法的支撑，如作为北大筹委会骨干的王丹在影片《天安门》中指称 的：“北大筹委会的常委并没有经过程式化的选举过程。筹委会曾经几次作出努力, 就是 希望能够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选出自己的领导, 但後来没有实现。”这一说法违背史实，八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日的选举，是严格按照程式举行的；四月二十九日北大研究生 更根据章程按宿舍投票（共304张）﹐罢免官方研会主席团﹐『选举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 会的研究生成员作为研究生会临时主席团成员』（赞成票299张）﹐连中共也不得不承认 [9]。当时研究生在筹委会中占一半﹐包括郭海锋﹑熊焱、张智勇﹑王有才﹑孔庆东﹑我 及博士生王迟英（严格说来还有柴玲﹐她虽是北师大研究生﹐但一直在北大筹委会工作， 并任秘书长）。王丹两次选票都很低﹐5月2日还差点落选（与沈彤等票但沈不在现场）﹐ 又非研究生﹐初期甚至差点被筹委会除名，也许是其否认筹委会合法性的真正因由。 二、清华与师大模式 　　相对于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更民主，师大的学生组织更集权。它们分别代表了运动 中学生自治会两个极端的模式。 　　清华的学生组织极为重视基层民主建设，其“筹委会”的建立也比北大稍晚。4月19 日夜间北大筹委会成立时，几千清华同学正好游行到北大，希望同北大学生一道去广场。 当时，北大筹委会派我和熊焱与清华联络，并在第二天去清华协助建立筹委会。4月25日 ，後来成为“北高联”常委的王超华正好看到了清华、北大与北高联三个组织的选举，其 印象非常戏剧性： (Memoir Tiananmen - 89)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同时北大在开各系代表会，是一个小教室，看着门非常严的 。清华是开一个大的代表会，在清华礼堂旁边一个大的阶梯教室，这就是我後来到处介绍 的，他们那个四百人的班代表大会。这就是清华的民主。他们那个班代表要拿着自己本班 同学的签名，本班同学认可你是班代表，签名过半数，那就放你进来。所以，我的一个印 象就是，好象清华同学非常重视你有没有代表性，一开始这个民主的概念和制度的概念好 象就很强。然後在那重新选举，列出名单。…… (64memo.com′89) 　　四月二十五号北高联第一次各校代表会是在政法大学六楼。政法大学教学楼主楼是五 层楼平着，六楼当中多出这麽一小块，只有一个很窄的楼梯上去，一个大教室。当时还是 很紧张的气氛呢，一个一个对。一去看见我们学校另一个同学在那，他说：“你来了，太 好了。”这样，我们学校等於来了二个人，也就认可了。开会没多一会儿，就非常紧张， 说“马上得疏散，到三楼去。因为好象政府知道咱们在这儿开会。万一堵在这里，这个小 楼梯咱们挤不下去。”“疏散到哪儿？”“疏散到三楼，大家拿好学生证。我们有纠察报 信，一报信我们就马上四散，就说你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在这儿上自习。”当时那气氛特紧 张，觉得象地下工作一样。 (64memo.com - 2004) 　　我当时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这个会宣布了高联常委……[10] 　　清华是“四百人班代表大会”，北大与会的六十多人主要是各系“分筹委会”的代表 ；而北高联则是三、四十名各校代表……“气氛特紧张，像地下工作一样”。——这些场 景正好说明三个组织的特色：清华重基层，完全开放和透明；北高联只有高层，较为秘密 不透明；北大处於二者之间，“看着门非常严的”，说明对代表性的重视。相对于从容有 序的基层民主，清华自治会的高层较弱，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清华模式大概可以说是 工科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农业工程大学也是以庞大的“宿舍代表大会”为架构。 (64memo 　　与清华学生组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师大的“开希作风”。师大自治会偏重上层、尤 其吾尔开希个人。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其一，是吾尔开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对开希“单一的领袖形象”的维护。开希自封主 席的情况，在1991年17位六四学生开了八天核对史实的巴黎会议上有许多见证： 　　封从德：吾尔开希是怎麽选出来的？ 　　常劲：这个吾尔开希他自己谈过，开始他并没有被选出来，他是完全是自己贴出大字 报说是北师大自治会。 　　刘燕：吾尔开希，那是他自己挂名的。 　　沈彤：因为这样，师大开始集会之後……没有人讲话，後来旁边的一个宿舍楼，在喊 ：师大都阳萎了。这时候吾尔开希站出来讲话。……之後，他自己贴出一个大字报，他说 ，现在师大成立自治会筹委会，象北大一样，吾尔开希是主席。 　　刘燕：那是他自己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 　　常劲：就是说他的威信建立得比较早了。在四月十八号他参加了那些活动以後，四月 二十号学生去游行。二十号那天下大雨，他自己站在三一八纪念碑那里，他自己站在那里 ，一个人也没有。他自己在雨里开始做讲演。然後找了一大帮人，然後拉到广场区。四月 二十二号，他到了广场以後，就以他的这个所谓的代表的身分召集所有的会议。[11] 　　开希自己也这麽说，如他在1990年4月对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说： 　　（89年）4月21日白天，我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原 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希望尚未登记的各系同学，尽快来西北楼 登记。（那是我自己的房间）。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愿意接受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 导。签名，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今晚集会筹备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这 个追悼会是在第二天4月22日。[12] (6 　　至於维护开希“领袖形象”的情况，师大的梁二回顾道，师大几个骨干“决定团结一 致，避免分歧。因为24日我就听见北大有内部分歧。我们决定保持单一的领袖形象，那就 是开希”，因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说能力”比别人都强，并决定由开希见记者。 [13]这样，开希就成了师大的核心，无人可以抗衡。 三、悬空的“北高联” 　　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中共称之为“高自联”）成立的时间有两个说法。 按吾尔开希1990年的说法，他宣告北高联成立是在4月21日，他贴的大字报不仅自封了师 大自治会的主席，更进一步自封了北高联的主席。他说： 　　这张大字报贴在北师大，但我作了几十份缩小了的复印，贴在北京三十多个高校。在 师大的广场上，我写道：“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原学联即行解散。今 晚九点集会。签名，临时主席吾尔开希。”实际上，我贴大字报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确实 存在。同样，当我第一次签名作北师大自治会主席时，我是它唯一的成员。[14] 　　但按通常的说法，北高联的成立是在两天之後，即4月23日夜间，北高联的组织者与 发起人刘刚最近的回忆也确认了这一点。按1991年巴黎会议上老木、张伦与王超华的敍述 ，刘刚在创立北高联上的作用要比吾尔开希重要得多[15]。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据《黑 手备忘录》中的简历透露，1988年刘刚即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工 作，同年也创办了北大的民主沙龙。4月23日圆明园成立北高联的聚会，实际上是刘刚串 连的，且就在他的住处。当时有二十一所院校的学生参加（另一资料说是二十六所）。据 知，刘刚当时对一位前辈披露，他之所以要赶快成立北高联，是意图对吾尔开稀有所控制 。 (64memo祖国万岁′89) 　　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北高联成立时的代表性问题。第一，几乎没有基层组织。当时成立 了自治会的除了北大以外，不会有几个院校，这时成立全市性的高联如建空中楼阁；第二 ，因此没有“代表”。这些应刘刚个人之邀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不应该称为“代表”，他 们都是以个人身份来的，除了代表自己以外，并无基层组织可代表。第三，即便北大的“ 代表”，也不是北大筹委会选派的。刘刚最近披露的参加圆明园会议的名单，北大有两位 ，国政系８７级研究生Ｘ宇和物理系８７级博士生黄海新，这两个名字我是第一次知道（ 刘刚的回忆中又提到了张志勇，也许Ｘ宇就是张智勇），他们肯定都不是北大筹委会选派 的，因为北大根本没来得及讨论。吾尔开希说王丹也参加了，但刘刚披露的名单上没有。 会前刘刚去北大找过王丹，“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参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北大 能够拥有绝对多数的常委名额，比如说，如果总共有七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四名。” 刘刚没有接受王丹的要求。[16] (64档案/2004) 　　总之，八九学运的最高组织北高联的筹建并不是学生自下而上推选的，而是一些非学 生由上而下暗中操作的结果。这是北高联在整个学生运动中一直悬空的根源。 　　北高联组织的悬空，我自己感受颇深。从4月29日加入北高联，尤其是第二天当选主 席後越发有所体会，这也是我在5月6日辞职的一个心理原因。我之所以加入北高联，是因 为王超华见周勇军、吾尔开希和王丹等人“都不作实事”，才到北大筹委会建议我去替换 王丹，强化北高联的组织，筹委会批准了这个建议[17]。开希与王丹对组织建设的兴趣确 实没有见记者的兴趣大，二人在29日晚违背“常委不得私见记者”的组织规则，举办“个 人记者招待会”，随後就称遭便衣跟踪，从此不再来开会，但北高联一有什麽决议，二人 又出来召开记者会宣布，因此外界至今都误会二人是北高联的最高负责人。比如5月3日的 北高联大会，二人并未参加，但是会刚一开完，开希就又开记者会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俨 然还是北高联主席。这种作风与北大筹委会相去甚远。北大筹委会对外有发言人，常委不 得私见记者是一条纪律，因此，外界不知道杨涛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再如周勇军在五 四游行後宣布复课时，我作为北高联主席事先都不知情……。超华与我努力完善北高联组 织建制与民主机制，但遇到这种虚浮作风时，我没据理力争，这是值得检讨的。 　　组织架构悬空的一个後果，是北高联对常委缺乏约束力。来高联的是院校代表，他们 在北高联表现如何，本院校不一定清楚，高联其他代表也无法处分别校派来的代表，於是 就有了脱节，出现有权决策却不受约束的情况，尤其是常委这一层。开希是这种脱节的典 型。譬如6月3日我代表指挥部去北高联邀请两位常委到广场作副总指挥，开希正好在，抢 着要去，我说你早就不是北高联常委了，开希便以“师大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当面宣布撤 销梁二驻北高联的代表资格，并取而代之。“我现在就是北高联的常委了，你还有什麽意 见？” (64memo.com-2004) 　　组织架构悬空、对常委缺乏约束力、有领导之名无领导之实，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後 果，是北高联无力制止几个常委发起的个人绝食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分裂。 四、绝食团对北高联的挑战 　　这里说的“绝食团”是指绝食之初的一个松散团体，而不是後来的“绝食团指挥部” 。5月11日晚，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程真、王文、杨朝辉在一个小饭店商议绝食， 这是具体运作发起绝食的起点，後来六人就成为“绝食团”的当然领袖。这六人全是北高 联的骨干，开希还作过主席，王丹、马少方也曾是北高联常委。尽管多数常委反对，北高 联也数次决议反对组织绝食，却无法控制“个人绝食”的势头。可从北高联的组织架构和 代表性上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北高联是由下而上层层都有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用“最 高统一组织”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从领导，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则少 数服从多数。但是北高联当时未能这麽做。 (64memo祖国万岁′89) 　　这种无力感，从高联运作的真正核心王超华的敍述中也可以看出。她在巴黎会议上谈 到5月11、12两日北高联的三次常委会时说： 　　5月11日下午有过北高联一个常委会，在这个会上，马少方和梁二发生激烈的争执， 拍桌子红脸。马少方说，“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我们当时就 已经提出，并在各个学校传达过，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这是高联提出 来的…… 　　在这之後，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联做出一个决议：从这个阶段中央办公厅对对话团的 反映来看，高联反对近阶段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活动，只举行中、小规模的活动。 　　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约九点多接着就又开了一次常委会。刚要开，杨朝晖就来了， 说“哎，我们要绝食，高联得支持啊！我们这儿串联绝食呢！”我当时就火了，说“谁串 联绝食呢？”……他说，“我们要到天安门去绝食，我们要求高联派人保护。否则的话， 我们随时可能被员警架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拍桌子，我说，“高联马上要发表 声明，这个绝食活动和高联完全没有关系”，我非常气愤的说，“明摆着你们是用了高联 联络部，否则的话，你们怎麽找到这些学校的积极分子的？你用了高联联络部，不通知高 联。”我马上就问“吾尔开希怎麽回事？他还有没有原则性，昨天刚通过的决议。”他马 上说，“没有吾尔开希，这个事情是我们替他签名的。”赶紧替他辩护。但是到了美国以 後一见到开希，开希就说“哈，你们被他们骗了，我自己主动签的名。”郑旭光冲我一拍 桌子，“你以为高联现在还有多少威信哪？你以为高联现在说话还管用哪？”我一下就蔫 了。我们当时说，我们不是坚决反对绝食，而是现在不是时机。那怕我们只放出一个风声 ，但是不去，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是时机，因为现在政府不是说根本不跟你对话。 [18] (Memoir Tiananmen′89) 　　第四次常委会是冲突的高潮，北高联不仅没能约束自身的核心成员，更无力压住北大 的绝食行动。下面是曾任北大筹委会秘书长的柴玲与北高联运作的核心王超华之间的对话 ： 　　柴玲：“你们为什麽不允许绝食？” 　　王超华：“是这样，我们已经从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学生平息下去，上面准备用一种 比较温和的态度来解决。现在有的同学感到在学运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着急，我们也 能理解。” 　　柴玲：“你们北高联已经同意了一个原则，就是你们只是作为一个协调性的机构，为 什麽到现在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绝食是同学自发的。你们实际是占着领导的位置，没有 领导的能力。”[19] 　　“高联只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而不是领导机构”是北大筹委会在5月7日与北高联达 成的原则性协定（据王超华和常劲的回忆）。[20]这实际上是对北高联的削弱，其影响力 受此牵制很大。北高联从初创时期的代表性问题带来的悬空问题这时发酵，致使其最终无 力控制北京高校学运的局势。 　　绝食後，北高联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更大大降低。“绝食团”形成一股强大势头，完全 将北高联置之不理。超华也试图约束开希和王丹。5月13日晚，阎明复与知识份子和运动 学生有次见面会，超华回忆说： 　　下午我们坐在一块时就对他说，“开希你参加绝食已经违反高联纪律了，你不要再代 表高联讲话。”所以13日晚上连坐都没有跟他坐在一块。他先说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联， 然後我发言时还说了一声，他不代表北高联，北高联是另外有决议的，他们两个在绝食行 动中和北高联不是一回事。”[21] 　　但是开希与王丹这时完全满足於以绝食团领袖的姿态出场，因为绝食是当时运动的中 心，媒体关注的焦点；尤其是14日对话时，若以北高联身份，他们反而可能无法参加。以 後，二人到底代表北高联还是绝食团，就很难说了。实际上，二人基本上不在任何一个学 生组织中做事，而是依赖媒体和舆论的影响淩架於整个运动之上。据梁二回忆，至迟在5 月17日开希便被北高联彻底解职，而最荒唐的是，他在5月22日淩晨喊撤後，北高联竟然 还得宣布对他的“罢免”，许多人都还以为吾尔开希依然是“北高联主席”，而“实际上 他没有任何职务可罢免。”[22]同样，王丹也从未担任过“北高联主席”或负责人，但这 样的误会直到十五年後的今天还在广泛流传，可见外界对八九学运组织的运作实情不了解 到何种程度。 (64memo反贪倡廉/2004) 　　绝食团的形成，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它导致了学生组织的混乱。首先 是统一组织出现断层，至此北高联不再是运动的唯一最高机构；其次是权力更替出现断层 ，是以极端方式推翻前面组织的开始，这时是绝食，随後便有自焚、卧路与绑架等等，实 际上开了运动後期各种“政变”之先河。 五、绝食团指挥部形成第二次断裂 　　如果说以几个绝食发起人为核心的“绝食团”的形成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分裂， “指挥部”的形成则是第二次大裂变。拙文《“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对指挥部 合法性问题有专门的反省，[23]这里则侧重於该组织在整个运动中所形成的进一步的断裂 ，尤其是领导人物的断层，譬如李禄的介入，开始形成全新的人物掌握运动的决策核心的 局面。 　　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既是绝食团抗拒北高联的延续，也是绝食同学在无序状态下寻 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5月15日淩晨，在北高联支持下的吾尔开希（当时大家都把他误 认作高联主席）主持了广场同学东移之後，广场上出现了混乱局面。李禄这时找柴玲谈了 一个多小时，又徵求了一些人的意见，便在八点左右，由柴玲在广播站宣布绝食团指挥部 的成立：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李禄；而参加指挥部的唯一条件是在遭镇压时率先自焚。 二人宣布成立指挥部之後，马上召集了代表会议，一方面确立其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否决 了李禄的两项提议：“自焚”与“卧路”。然後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当晚十点发生了第 一次人事变动，王文、马少方、程真等绝食发起人另立一份名单，去除了李禄；当夜的两 次代表会议中，李禄一度落选，结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挥部，从此二人的地位不再 动摇，直至六四。而马少方等人则与指挥部渐行渐远，6月1日淩晨，王文等人甚至发动绑 架。 (64memo.com/89) 　　指挥部成立以後，北高联对学运的控制力进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两大阵地：各校 代表会与广播站。指挥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广场上的各校代表会取得的。当时北 高联的实际运作主要依靠王超华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认，“我们对绝食团的各校代表会采 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绝食团自己搞了一个代表会。可是事实上，高联在这个阶段 基本上没有再召开代表会，因为都乱了。”[24]而广播站就是指挥系统，按李禄的说法， “没有广播站，实际上指挥部只是一个名字，广播站才是一个实际的团体。”[25]从此以 後，代表会与广播站便成了北高联与指挥部争夺的焦点。两个组织各自召集代表会，又各 自掌握一个广播站，因此广场上常常出现截然不同的决议和南辕北辙的通告。 (64memo.com/89) 　　大体上，“绝食团广播站”代表指挥部，“学运之声”代表北高联，而後者後来居上 ，功率大大超过绝食团广播站，因此北高联从5月17日以後逐渐控制了局面，直到23日被 迫回校修整之前。这种由策略之争而导致的权力之争和两套指挥中心的混乱局面，郑义也 有生动的描述。[26] 　　其次，从领导人物上看，断层则更大。郑义以为“指挥部成员大多数是市高联的成员 ”，其实正相反，几个骨干当时不仅不在北高联任职，甚至在本校也无职务。李禄来自外 地不用说，柴玲与我都在5月6日辞去了北高联的工作，张伯笠、白梦从未在北大筹委会做 过常委，郭海峰则在4月底就不再任要职。吾尔开希与王丹的情况比较模糊，王丹是与我 一道辞职的，吾尔开希按超华与梁二的说法并不代表北高联，他们在北高联到底有没有正 式职务都很难说。结果，绝食团指挥部竟是个全新的组织。套用一句批评中共的话来说， 指挥部根据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即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柴玲的“老资历” 与“个人魅力”。[27] (64memo反贪倡廉′89) 　　最後，从组织方式看，“自焚”是指挥部合法性来源。因为有了这个动议，而且得到 回应，原先彼此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学生骨干群被排除在指挥部以外。但是，这一“先决 条件”在指挥部刚一成立便被否决，因为这对於许多绝食发起人来说无异于“政变”，比 如马少方便指李禄是在“操纵民主”。这一思路无疑为後来的多次“政变”提供了依据。 而到了运动後期，这类“政变”更是家常便饭。[28] 六、广场指挥部与两个联席会议的结构问题 　　绝食团指挥部与北高联的抗衡，以5月23日北高联撤回高校整顿而得到了缓解。但是 ，这一天同时又诞生了两个新组织：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以下简 称首联和指挥部）。以後对广场控制权的争夺，便主要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展开，只是在二 者之外，还有一个外界完全忽略的重要角色－－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下面分析一下这 三个新组织的形成过程。 (六四档案 - 1989) 　　据後来成为首联名义上的主持人的包遵信回忆，首联的前身是5月18日和19日在蓟门 饭店的筹备会议，两次都是陈子明、王军涛用车接的。5月22日晚的筹备会议也是王军涛 用车接的，而他当时完全“懵懵懂懂的”，直到会开完他才从军涛那里得知这是首联的筹 备会[29]。蓟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怎样能影响学生，控制广场局势。王军涛说，我们可 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体工作可由他和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来承担。”[30]因此 可以说，首联是社经所一群知识份子的某些尝试的结果，他们力图介入学运上层，以期左 右局势，由此取得与中共谈判的资格，这一点後面还有进一步分析。社经所成员张伦回忆 了首联成立前一天他们商讨的情形，陈子明力主“上”： (64档案/89) 　　5月22号上午，我随刘刚到了前门附近一个宾馆。一到房间，子明便请我介绍一下广 场上的情况。……我认为……需要加强组织，帮助学生管理好广场上的秩序，引导运动。 ……子明发话说，他认为鉴於现在的局势，围绕社经所形成的知识份子集体应该进一步上 去，对运动负起更大的组织领导责任。……王军涛此时说话神情之严肃和忧虑，是过去我 同他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屋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刘刚坐在地上，周舵和另外 几位坐在床上，沈默着。隔着茶几，我边上坐着的陈子明又说：“军涛，你说得都对，但 是，鉴於现在的情况，我反复思考过，我们还是得上。”……最後，陈王一致同意成立“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31] (六四档案′89) 　　第二天首联即告成立，大约五十多人参加，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骨干几乎全部到 齐[32]。下面是王军涛的回忆： 　　5月23日，我主持会议开始。子明提议会议定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 议。”……我当时提出的议题是两个。一是建立广场指挥系统，二是明确政治诉求。…… 我还提出次日召开誓师会，王丹宣布维宪会决策，柴玲总指挥带领全广场宣誓。我草拟了 誓词。[33] 　　要成立首联和广场指挥部，还须扫清一个障碍－－北高联。王军涛接着说： 　　会後，我立即与王丹等人去北大见北高联，……他们仍在商议次日重新接管天安门广 场指挥权的事项。王超华力争能在北高联重返天安门广场後主导撤出天安门广场。在王丹 、吾尔开希、刘刚和王志刚等人的支持下，我力劝北高联不要再返回天安门广场。[34] 　　北高联为何力争重返广场？这是因为广场指挥部的前身“临时指挥部”与高联有一个 口头协议。临时指挥部的成立重复了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时的模式——开希喊撤，导致坚守 广场的同学迁怒于北高联而另立上层机构。5月22日淩晨开希喊撤，当即遭到全场反对和 北高联的“罢免”[35]。当晚，北高联与绝食团指挥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联席会议，以四 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对，通过了组建广场临时指挥部（绝食团指挥部加外高联）和坚 决不撤的决议，同时按王超华与张伯笠达成的口头协定，高联撤返高校整顿，由临时指挥 部接管广场四十八小时[36]。因此，这时首联对指挥部的支持至关重要。超华没有料到那 晚首联也在广场开了筹备会，并在第二天成立时“授权成立广场指挥部，统一广场上的指 挥”[37]。张伯笠又没参加首联会议。这样，23日当超华拿着北高联整顿好的九人名单回 到广场要收回权力时，伯笠便推说“你找首联去吧。”[38]当晚，按上面的回忆，代表首 联的王军涛和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人都去北大反对高联重返广场。至此，北高联彻底 丧失了对广场的控制权。总之，高联最终没有要回广场控制权，是几方合力的结果。 (Memoir 　　首联促使广场指挥部的成立，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指挥部与首联到底是甚麽关系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最好看一看原始资料。5月24日的《新闻快讯》第三期由包遵 信负责、北明等编辑，其中记载了三个新组织的结构关系： 　　本报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 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 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 部、後勤部、纠察部。[39] 　　显而易见，这个结构很混乱。首先是指挥部作为“中心”，与首联究竟是甚麽关系？ 首联成员甘阳说：“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包遵信听了，觉得“这种说法真 让人无法理解”，结果他也用了一个很模糊的概括：两个组织“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 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40]首联发言人刘苏里在5 月24日下午对记者的解释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联是作为指挥部的後援组织，作用是出 谋献策，担任智囊团角色，但对指挥部没有硬性制约关系，首联提出的任何意见，最後决 定权仍在指挥部；[41]另一方面，首联决定，天安门广场保卫工作由总指挥部统一负责， 采取总指挥负责制，而总指挥则向联席会议负责。[42] (64memo.com-89) 　　这就触及到第二个问题：指挥部到底听谁的？“上设”的两个联席会议，一个主要是 社经所知识份子的，一个则是广场学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麽办？如果说指挥部相当於行 政机构，联席会议相当於议会，那麽现在出现了两个“议会”。下面将分析的5月27日关 於“撤退”问题上的反复，便是这一矛盾的自然结果。 　　第三个问题随之形成：部门人员设置出现了两套人马。一套是学生的，以原指挥部为 核心，上面《新闻快讯》那段话接着是： 　　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 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禄（外联部长）、王刚（後 勤部长）、杨朝辉（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 　　另一套班子则是与社经关系密切的非学生： 　　联席会议属下五个部：联络部（负责人刘苏里）、宣传部（老木）、後勤供给部（王 刚）、参谋部（刘刚）、纠察总部（张伦）。[43] 　　第二天的首联《简介》上又说有十个部。可见当时的组织结构有多麽混乱，又多麽变 幻无常，给人随意更改的印象。而实际上指挥部的核心人员也并非经过正式选举产生的， 比如我就没参加过任何选举，而读到上面一些名单，已经是几年以後的事情了。 　　总之，产生混乱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根源还是设计问题。社经所人员设计出的这套方 案，酷似中共的国家架构：指挥部－－政治局／中央军委；学生议会（“营地联席会议” ）－－人民代表大会；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据王军涛最近的披露， 他们本来的设计是由社经所成员王丹出任“指挥部总指挥”，结果没成功；後来又设计王 丹任“学生议会议长”，也没成功[44]。最後社经所成员真正掌握的只有首联，由王军涛 、王丹和刘刚等人掌控[45]。也就是说，按其设计，他们本来希望完全掌握这三个架构， 但在“有些没有参加协商的知识份子”的压力下，没有实现而已。这就形成了有组织的社 经所人员和运动自发的学生与知识份子之间的冲突，最後这样的混乱架构，不过是两方面 妥协融合的结果。 (64memo中华富强 - 1989) 　　从学生这方面来看，柴玲因为面临临时指挥部要“转正”的问题，所以在23日首联会 上满足於“授权”的上下关系；而李禄是学生议会——“营地联席会议”的主持人[46]， 因此他在24日的首联会上要不断强调“广场指挥部的权力来源，是建立在广场议会的基础 上，就是营地联席会议”；而首联只是“一个协调组织，给我们作後勤部，第二给我们作 参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作我们的领导和派我们、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广场指挥部，这完 全是无稽之谈”，“我们这边最高权力机关是广场议会。”[47]正因为如此，5月27日首 联建议30日撤出广场，没有在学生议会上通过[48]。而这一挫折，是标志着首联对指挥部 的权威实际上在学生议会之下——首联只能“建议”[49]，表决权则在“广场营地联席会 议”。 (64memo.com′89) 　　社经所人员掌握的首联的本意是坚守广场，要求广场学生至少坚持到6月20日，而撤 离的建议其实是指挥部我和柴玲提出的（详下）。撤离建议除了在记者会上宣读之外，首 联并未去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做学生代表的工作，後来一些人指责李禄个人对柴玲的影 响否决了撤离建议，其实是对广场运作机制完全不了解或误导所致。当时社经所人员掌握 的首联的活动主要是在离广场很远的宾馆和会议室中进行[50]，他们在广场的时间并不多 ，根本不重视学生议会各校代表手中的投票权。 八、结论 　　综上所述，较重民主程序的学运组织，虽在成立之初难免经历震荡，但随後便稳定且 运作效率较高。而北高联在创建时缺乏基层组织和代表性，导致学运这一全局性组织始终 没有足够的领导权威。这一权威的不足，致使几个高联常委个人发起的绝食出台，从而导 致学运组织的第一次裂变。 　　绝食前北大等校的校园民主建设时机已经成熟，绝食後运动走出校园扩大到社会，运 动的焦点和权力中心从校园转向广场。绝食後运动组织进一步分裂，成立绝食团指挥部是 运动组织的第二次裂变。北高联进入广场後，与绝食团和绝食团指挥部形成领导运动的” 三驾马车”，但运动却进一步群龙无首。 　　戒严後成立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加入广场指挥权的角逐，与学生组织的关系模糊不清 。从权力的“有效性”角度观察，广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三百代表的广场学生联席会 议，而非首联或指挥部。社经所成员（所谓“黑手”）不仅是戒严後全盘地“上”，在戒 严前也并不主张“见好就收”。 　　运动初期由下而上的组织不多，但秩序反而较好；运动後期组织众多互不统属秩序越 来越差。社经所人员操作成立的北高联和首联都企望建立运动最高组织统领全局，但两个 机构都不是由下而上的推选产生，而是由上而下地自我任命。这两个由上而下构建的“最 高组织”，一个没能阻止绝食的出台，一个没能组织撤离广场。可见，这种组织导致运动 随意放大容易，收和退则很难。 (六四档案 / 2004) 　　总之，组织的冒进是最危险的激进行为。由上而下仓促构建统领全局的组织不符民主 程序且最终损害大局，由下而上透明地逐层组织才是合理而稳健的做法，这样形成的坚强 组织才可能纪律严明、收放自如。这不仅是八九民运的经验与教训，也是六四後海内外民 运组织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未来民主运动的借鉴。 　　一九九八年二月起草於巴黎，二○○四年六月修订於纽约、八月修订於巴黎 http://www.wretch.cc/blog/poplance&category_id=15719 http://linkage.ngo.org.tw/youth/chousang02.htm 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turtle/21.shtml http://a2z.fhl.net/paper/paper19.html http://www.hkfs.org.hk/secretariat/44secretariat_report.pdf http://www.hkfs.org.hk/secretariat/50secretariat_yearplan.pdf -- ◢▌◣ ◢◢◢◢◢◢◢◢◢◢◢◢ ◢◢ ◤◣ ◢◢◤◤◣ ◢◤◤◤◤◤◢◤◤◢◤◤◤◢◤ ◣ ◢◤◤◣ ◣ ∥ 大陆社 ∥ ≡ ∥ ╬ ┴ ∥ ≡ PTT: NTUcontinent ∥ ∥ ≡ 关怀必先了解 学术优於政治 大陆社blog http://blog.yam.com/ntu_contin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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