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4.04 中國時報 公衛與警察 ◎林淑芬、蘇哲安 日前衛生署在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告：「SARS與『匪諜』都來自中國，全民的努力 ，在台灣其實SARS比『匪諜』少」。這則廣告乍看之下似乎有些時空錯置，彷彿台灣 又回到了「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戒嚴時期。此外，隨著SARS疫情的延燒，內政部 警政署與勞委會也紛紛針對「越南新娘」、「中國新娘」、「外勞」、「偷渡客」提 出相關因應管理措施。在台灣大家對於將「外勞」與疾病劃上等號似乎已經司空見慣 了，倒是這麼直接地將「防疫」與「防諜」（反共）聯結在一起則引發爭議。 部分立委質疑衛生署長涂醒哲太過「泛政治化」，但是公共衛生「防疫」與政治 的結合其實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公衛」和「警察」正是當前社會安全兩個最主 要的環節。 嚴格來說，雖然戒嚴令在一九八七年就已經解除了，我們的社會似乎從來沒有真 正脫離過戒嚴狀態，而這個狀態在九一一之後風聲鶴唳的反恐論述中更為明顯。這益 發凸顯了在當前美國對於伊拉克的戰爭中，我們除了反戰之外，對於這種持續的戒嚴 狀態提出反省的迫切性。如果說危機發生的時刻往往也是契機出現的時刻，那麼當前 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中，在台灣的我們，除了分析國際地緣政治之外，該如何思考 面對這個危機，以把握開拓另類民主視野的契機？ 毋庸置疑，當前的戰爭又再一次凸顯了國族及國際共同體建構的問題。首先，在 諸多反戰論述譴責美國的單邊主義，訴求回歸聯合國體制，主張美國必須向聯合國安 理會證明發兵啟戰的理由，以及強調尊重安理會的決議時，我們應該進一步檢討將目 前的聯合國視為全球民主實踐場域的虛妄。聯合國組織架構與全球民主實踐之間的落 差，在安理會的設置以及國家並不必然代表人民這兩個問題上暴露無遺。 其次，對於民主的捍衛必須從「此時此地」開展，將焦點集中在「我們的社會正 在進行什麼樣的重構」，或者更根本的問題是「在當前的『反恐戰爭』中什麼樣的社 會正在形成」，對於我們的「政治秩序」將造成什麼衝擊，而不只是對於特定戰爭的 反對，或是強調反戰運動的全球化或與世界接軌的必要性。 就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言，一個最明顯的衝擊便是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所開展強 化的一連串社會安全與控制的部署行動。我們藉由觀察媒體對於社安維持報導的出神 狀態，以及社安問題幾乎主導了政治辯論（例如二○○二年的法國及荷蘭大選），便 不難窺見美國及歐洲對於公民自由限制的輪廓。而在台灣，社安維持的機制則是透過 預設與外敵共謀的內部敵人──就像病毒一般，因為不明確所以無所不在──動員戒 嚴時期既有的情報安全體制與國安論述，並賦予其達成內部安全以及確認身分認同的 新任務。 換句話說，所謂的「政治」已然被化約為「警察」──包含國內、國界以及國際 警察──而無論是哪一種警察，其目的都在巡察維護「秩序邊境」。研究跨國警察形 構的法國社會學家Didier Bigo便指出，這個機制鎖定的目標是「安─份」securidentity ，其主要（但不只是）針對的是各式各樣的「外國人」，在台灣，則尤其是「外勞」 、「外籍新娘」身分的登錄與確定及「偷渡客」的集中管理。 在先前的反戰遊行中，我們看見了許多不同的團體與個人的參與，就中有一些參 與者希望藉由這個戰爭所引發的反戰運動，創造了一個「外國人」政治聯結的契機。 在統獨論述無限上綱不斷回饋支持社安體制的擴充並排除／收編其他論述的台灣政治 脈絡中，「外國人在台灣」的聯結本身基本上是深具意義的，因為台灣內部的人口組 成事實上早已「國際化」了，「外國人」的串聯或許可以揭露「安─份」架構的化約 暴力。但是，倘若這個政治聯結要在戰爭結束之後持續發揮作用，那麼聯結本身可能 必須更根本地挑戰「本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分（而非複製「安─份」而與現成的 社安體制達成一種弔詭的共謀關係），以及「外國人」的內部差異建構維續（「老外 」《西方人》與「外勞」《非西方》）的問題提出與回應。 或許我們要問的問題不是「本國人」與「外國人」的界限在哪裡；而是，「什麼 樣的恐懼秩序建構及『安─份』機制，劃出且維護了這道界限」。 （作者林淑芬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蘇哲安為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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