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4.04 中国时报 公卫与警察 ◎林淑芬、苏哲安 日前卫生署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SARS与『匪谍』都来自中国，全民的努力 ，在台湾其实SARS比『匪谍』少」。这则广告乍看之下似乎有些时空错置，彷佛台湾 又回到了「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戒严时期。此外，随着SARS疫情的延烧，内政部 警政署与劳委会也纷纷针对「越南新娘」、「中国新娘」、「外劳」、「偷渡客」提 出相关因应管理措施。在台湾大家对於将「外劳」与疾病划上等号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了，倒是这麽直接地将「防疫」与「防谍」（反共）联结在一起则引发争议。 部分立委质疑卫生署长涂醒哲太过「泛政治化」，但是公共卫生「防疫」与政治 的结合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公卫」和「警察」正是当前社会安全两个最主 要的环节。 严格来说，虽然戒严令在一九八七年就已经解除了，我们的社会似乎从来没有真 正脱离过戒严状态，而这个状态在九一一之後风声鹤唳的反恐论述中更为明显。这益 发凸显了在当前美国对於伊拉克的战争中，我们除了反战之外，对於这种持续的戒严 状态提出反省的迫切性。如果说危机发生的时刻往往也是契机出现的时刻，那麽当前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中，在台湾的我们，除了分析国际地缘政治之外，该如何思考 面对这个危机，以把握开拓另类民主视野的契机？ 毋庸置疑，当前的战争又再一次凸显了国族及国际共同体建构的问题。首先，在 诸多反战论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诉求回归联合国体制，主张美国必须向联合国安 理会证明发兵启战的理由，以及强调尊重安理会的决议时，我们应该进一步检讨将目 前的联合国视为全球民主实践场域的虚妄。联合国组织架构与全球民主实践之间的落 差，在安理会的设置以及国家并不必然代表人民这两个问题上暴露无遗。 其次，对於民主的扞卫必须从「此时此地」开展，将焦点集中在「我们的社会正 在进行什麽样的重构」，或者更根本的问题是「在当前的『反恐战争』中什麽样的社 会正在形成」，对於我们的「政治秩序」将造成什麽冲击，而不只是对於特定战争的 反对，或是强调反战运动的全球化或与世界接轨的必要性。 就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言，一个最明显的冲击便是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後所开展强 化的一连串社会安全与控制的部署行动。我们藉由观察媒体对於社安维持报导的出神 状态，以及社安问题几乎主导了政治辩论（例如二○○二年的法国及荷兰大选），便 不难窥见美国及欧洲对於公民自由限制的轮廓。而在台湾，社安维持的机制则是透过 预设与外敌共谋的内部敌人──就像病毒一般，因为不明确所以无所不在──动员戒 严时期既有的情报安全体制与国安论述，并赋予其达成内部安全以及确认身分认同的 新任务。 换句话说，所谓的「政治」已然被化约为「警察」──包含国内、国界以及国际 警察──而无论是哪一种警察，其目的都在巡察维护「秩序边境」。研究跨国警察形 构的法国社会学家Didier Bigo便指出，这个机制锁定的目标是「安─份」securidentity ，其主要（但不只是）针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外国人」，在台湾，则尤其是「外劳」 、「外籍新娘」身分的登录与确定及「偷渡客」的集中管理。 在先前的反战游行中，我们看见了许多不同的团体与个人的参与，就中有一些参 与者希望藉由这个战争所引发的反战运动，创造了一个「外国人」政治联结的契机。 在统独论述无限上纲不断回馈支持社安体制的扩充并排除／收编其他论述的台湾政治 脉络中，「外国人在台湾」的联结本身基本上是深具意义的，因为台湾内部的人口组 成事实上早已「国际化」了，「外国人」的串联或许可以揭露「安─份」架构的化约 暴力。但是，倘若这个政治联结要在战争结束之後持续发挥作用，那麽联结本身可能 必须更根本地挑战「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分（而非复制「安─份」而与现成的 社安体制达成一种吊诡的共谋关系），以及「外国人」的内部差异建构维续（「老外 」《西方人》与「外劳」《非西方》）的问题提出与回应。 或许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本国人」与「外国人」的界限在哪里；而是，「什麽 样的恐惧秩序建构及『安─份』机制，划出且维护了这道界限」。 （作者林淑芬为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苏哲安为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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