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2.31　 中國時報 自由與民主的辯證難題 ◎顏厥安 政治思想家愛格涅絲．赫勒曾指出，近代政治思想最偉大的原創貢獻是 自由主義與民主的結合。而這兩股並非系出同源力量的緊張關係，卻也可能 構成了廿一世紀最主要的衝突場域。 自由主義與民主皆非純粹形式的原則，兩者各自擁有實質的價值取向。 但一方的實質化搭配另一方的形式化，卻往往造成失衡的災難後果。赫勒認 為，廿世紀初期的歐洲就面臨了自由主義實質化，但民主形式化的危機。民 主體制無力去回應多元分歧的衝突，只能任由極權主義接管分裂的混亂社會 。當前的狀況完全不同。以美國為代表的模式，出現了民主日漸實體化，而 自由主義卻愈益形式化的趨向。 後者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基本權由具有脈絡獨立性（context-independent）的個體自由權 ，轉向具有脈絡依附性的社會經濟權。此一轉向反將人權置於民 主力量的處分裁量之下。 第二，自由主義的程序化，使得實質價值趨向空洞，任何的主張皆可能 在程序中被正當化。 赫勒的分析不但深具洞見與啟發性，甚至也頗像對台灣的診療檢驗。當 政府汲汲於提出各項人權「政策」，推動人權「立國」時，似乎忘卻了自由 主義原初人權理念乃在於對抗國家與政策的決斷。而當法務部長呼籲司法院 要「督促」法官速審速決，竟然還獲得最高行政首長的呼應時，更像是以民 主／民粹的力量直接要脅自由主義原則的讓步。 然而在此一論述中還另有不少隱含義蘊。首先，誤將市民社會當作國家 的形式自由主義，原本就帶有黑金親和性。如果再結合實質化的民主，一切 以人民最大，那麼當人民以「自願交易行為」出售手中選票，選出的議員以 同理標售議長或法案的議決權，確實不無可能創造「最大總效益」。相同的 邏輯下，當政府一方面拼命將公共部門與公用事業以「效率」為名民營化， 另一方面卻又以國庫來充當「商業」金融機構不良資產之總擔保，此等作為 實與黑金僅有「黑白」的合法性色差而已。 其次，在近代性中，法律、道德與倫理已經分裂成不同的力量。僅靠道 德固不足以維繫社會，但是將一切規範力都寄望於法律，卻也是鬧劇一場。 如果家庭或婚姻還有意義，總不能老是要小慈打官司或讓社會局依法接管小 孩。以刑法來制裁通姦者，再以刑事訴訟法撤回對配偶之告訴來挽救婚姻， 更是讓親密關係領域淪為法律禁令與制裁的奴婢。 第三，不論在民主或自由主義的體制情操當中，都沒有「正直」可言。 的確，在近代政治行動的指南裡，正直是策略的一種形式。在台灣政壇也不 乏此類見證。而法律的倫理力量更是一種「借來」的力量。也許在義大利或 哥倫比亞等國家，會有司法人員在對抗黑手黨的過程中願意為執法而死，但 是此等勇毅行動乃出自於道德情操而非法律。所以在後道德的台灣社會，希 望政治人物富貴不能淫，司法人員積極任事，恐怕還非借一點民主壓力不可。 令人驚訝的是，原本相互寇讎的各政黨竟然在高雄市議會議長選舉後， 展現了難得的原則一致性：徹底排拒黑金，與「高於」法律的道德標準。這 些宣示可能都是一些台詞，但是假戲真作在這個表現主義盛行的時代未嘗不 是一件美事。因此當興利大業已時不我與，為展現除弊大改革的決心，也許 阿扁總統可以考慮以陽光工程來引領一股改革新勢力。所謂陽光工程，就是 無待政治陽光法案的通過，率先在民進黨內實施陽光方案，不但將政黨財務 公開化透明化，更要求所有民進黨公職人員（包括民意代表）的財產公開與 交付信託，尤其是競選經費之收支更應以專戶接受公開的查核。並應宣誓遵 守於公職期間不介入經營營利事業等陽光守則。此一陽光工程若是提出，必 定遭逢各種窒礙難行的藉口阻撓。這也正是陽光法案注定不可能在立法院 （完整）通過的原因。但是在不無可能是最後一次的重大政治行動中，阿扁 總統如果真要為台灣政治創造一些改變，陽光工程倒不失為直搗黑金淵藪的 一劑猛藥。因為民進黨若真的率先實施，其他各黨與政治人物勢必承受巨大 壓力。即使不跟進，也必須要找出更好（更爛？）的卸詞。 自由主義與民主的不穩定辯證，原本就與愛情一樣難解與危機重重，沒 有人會期望政治的近代性會突變為神聖性。在天國承諾已告隕落卻處處充滿 偶緣的今天，任何原本被嗤之以鼻的小念頭（例如人生而自由平等），卻也 可能蛻變為巨大的倫理力量。為與不為，總是一個分野。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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