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2.31　 中国时报 自由与民主的辩证难题 ◎颜厥安 政治思想家爱格涅丝．赫勒曾指出，近代政治思想最伟大的原创贡献是 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结合。而这两股并非系出同源力量的紧张关系，却也可能 构成了廿一世纪最主要的冲突场域。 自由主义与民主皆非纯粹形式的原则，两者各自拥有实质的价值取向。 但一方的实质化搭配另一方的形式化，却往往造成失衡的灾难後果。赫勒认 为，廿世纪初期的欧洲就面临了自由主义实质化，但民主形式化的危机。民 主体制无力去回应多元分歧的冲突，只能任由极权主义接管分裂的混乱社会 。当前的状况完全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出现了民主日渐实体化，而 自由主义却愈益形式化的趋向。 後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基本权由具有脉络独立性（context-independent）的个体自由权 ，转向具有脉络依附性的社会经济权。此一转向反将人权置於民 主力量的处分裁量之下。 第二，自由主义的程序化，使得实质价值趋向空洞，任何的主张皆可能 在程序中被正当化。 赫勒的分析不但深具洞见与启发性，甚至也颇像对台湾的诊疗检验。当 政府汲汲於提出各项人权「政策」，推动人权「立国」时，似乎忘却了自由 主义原初人权理念乃在於对抗国家与政策的决断。而当法务部长呼吁司法院 要「督促」法官速审速决，竟然还获得最高行政首长的呼应时，更像是以民 主／民粹的力量直接要胁自由主义原则的让步。 然而在此一论述中还另有不少隐含义蕴。首先，误将市民社会当作国家 的形式自由主义，原本就带有黑金亲和性。如果再结合实质化的民主，一切 以人民最大，那麽当人民以「自愿交易行为」出售手中选票，选出的议员以 同理标售议长或法案的议决权，确实不无可能创造「最大总效益」。相同的 逻辑下，当政府一方面拼命将公共部门与公用事业以「效率」为名民营化， 另一方面却又以国库来充当「商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之总担保，此等作为 实与黑金仅有「黑白」的合法性色差而已。 其次，在近代性中，法律、道德与伦理已经分裂成不同的力量。仅靠道 德固不足以维系社会，但是将一切规范力都寄望於法律，却也是闹剧一场。 如果家庭或婚姻还有意义，总不能老是要小慈打官司或让社会局依法接管小 孩。以刑法来制裁通奸者，再以刑事诉讼法撤回对配偶之告诉来挽救婚姻， 更是让亲密关系领域沦为法律禁令与制裁的奴婢。 第三，不论在民主或自由主义的体制情操当中，都没有「正直」可言。 的确，在近代政治行动的指南里，正直是策略的一种形式。在台湾政坛也不 乏此类见证。而法律的伦理力量更是一种「借来」的力量。也许在义大利或 哥伦比亚等国家，会有司法人员在对抗黑手党的过程中愿意为执法而死，但 是此等勇毅行动乃出自於道德情操而非法律。所以在後道德的台湾社会，希 望政治人物富贵不能淫，司法人员积极任事，恐怕还非借一点民主压力不可。 令人惊讶的是，原本相互寇雠的各政党竟然在高雄市议会议长选举後， 展现了难得的原则一致性：彻底排拒黑金，与「高於」法律的道德标准。这 些宣示可能都是一些台词，但是假戏真作在这个表现主义盛行的时代未尝不 是一件美事。因此当兴利大业已时不我与，为展现除弊大改革的决心，也许 阿扁总统可以考虑以阳光工程来引领一股改革新势力。所谓阳光工程，就是 无待政治阳光法案的通过，率先在民进党内实施阳光方案，不但将政党财务 公开化透明化，更要求所有民进党公职人员（包括民意代表）的财产公开与 交付信托，尤其是竞选经费之收支更应以专户接受公开的查核。并应宣誓遵 守於公职期间不介入经营营利事业等阳光守则。此一阳光工程若是提出，必 定遭逢各种窒碍难行的藉口阻挠。这也正是阳光法案注定不可能在立法院 （完整）通过的原因。但是在不无可能是最後一次的重大政治行动中，阿扁 总统如果真要为台湾政治创造一些改变，阳光工程倒不失为直捣黑金渊薮的 一剂猛药。因为民进党若真的率先实施，其他各党与政治人物势必承受巨大 压力。即使不跟进，也必须要找出更好（更烂？）的卸词。 自由主义与民主的不稳定辩证，原本就与爱情一样难解与危机重重，没 有人会期望政治的近代性会突变为神圣性。在天国承诺已告陨落却处处充满 偶缘的今天，任何原本被嗤之以鼻的小念头（例如人生而自由平等），却也 可能蜕变为巨大的伦理力量。为与不为，总是一个分野。 （作者为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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