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婉窈（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九三七年在臺灣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一年日本稱為「支那事件」的蘆溝橋事件 發生了，臺灣逐漸進入「非常」時期。這一年，十六歲的蔡瑞月來到東京，跟隨石井漠學 習現代舞，其後師事石井綠。在此期間，蔡瑞月曾先後跟隨舞蹈團前往日本佔領的東南亞 等地「勞軍」。一九四六年，蔡瑞月和許多臺灣知識青年一樣，滿懷著理想和期待，搭船 由日本返回故鄉臺灣。他們在船上編織著「新建設」等美夢。的確，戰後最初的一年半載 裡，臺灣社會熱鬧非凡，文化藝術活動百花齊放，臺灣的領導菁英、知識青年、藝術家彷 彿非得把所有的生命力發揮出來不行。舞者蔡瑞月拼命地跳，他說許多單位來邀他演出， 密集到三、兩天就有一次演出，他認為這是「非常有活力的時期」。這或許是戰後臺灣文 化藝術史上最活潑、最具有創造力的一段時期。 但是這一切，在二二八事件，以及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中，都一一被翦除了。如果蔡瑞月 曾經是雷石楡詩中的「海燕」，那麼，他成為一隻被翦了翅膀的海燕。蔡瑞月在一九四七 年五月二十日和詩人雷石榆結婚，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兩個多月，臺灣省政府剛公布完 成「清鄉」工作。雷石榆是臺大教授，婚後蔡瑞月忙於跳舞、教舞，在這過程中兒子雷大 鵬誕生了。快樂的歲月維持了兩年，一九四九年六月雷石榆被捕，關了幾個月後被流放到 廣東，接著蔡瑞月也被捕，關了三年。四十年後，這對被白色恐怖活活拆開的夫妻再度見 面，雷石榆賦詩曰：「蓬萊恩愛兩春秋，先后無辜作楚囚」，簡潔地點出這段本事。「楚 囚」是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詞語，對陳言套語的「熟悉度」往往讓我們忽略了以個別的生命 所體驗的活生生的、無可取代的真實。在這裡，我不想去述說白色恐怖的恐怖，以及西本 願寺地下的殘酷物語──好個諷刺性的地點，西本願寺？！讓我們看看回來的蔡瑞月吧。 從綠島被釋放回來的蔡瑞月，是幸運的。那是拿他來和那些被槍決，或關上十幾二十年的 政治犯來作比較。他沒發瘋，他繼續跳舞、教舞，而且成為舞蹈界的代表性人物。我們這 一代人，也許不知道蔡瑞月到底做了些什麼，但大致上總知道他的大名，而且是和舞蹈連 結在一起的名字。雖然如此，出獄後的蔡瑞月的舞蹈生涯，是被剝奪自由的，是不許成長 的；更糟糕的是，他必須在各種主被動終究分不清楚的框框中創作。他的老師石井綠，在 戰後的日本繼續跳舞，擁有創作的自由，不斷成長，永不止息。蔡瑞月則是一隻鎩羽的海 燕，他在那樣的環境中，能夠如此堅持，令人十分感佩，但就舞蹈的創作而言，我不能不 認為，蔡瑞月如同許多臺灣的文學家、藝術家一樣，走了一條迂迴的路。不，如果迂迴而 能抵達目的地，那也還好，問題在於，臺灣文化似乎永遠在作「徒然之旅」。此時我的腦 子裡，浮起日文「無駄」（muda）二字。無駄になったなあ。 我對舞蹈和舞蹈史，是個大外行，在這裡，我不是要提出我對蔡瑞月舞蹈的評價，而是想 從蔡瑞月喪失創作之自由這點來談臺灣文化的問題。讓我們再回到鎩羽之燕的比喻吧。我 剛回國時，有一次參觀親人購買的新宅，是一大片新開發的大樓社區，廠商為了招攬生意 ，在庭院的池塘中養了一隻黑天鵝，「優哉游哉」，很美麗。我的小姪女說那隻天鵝被剪 了部分的翅膀，不能飛了；小小的心靈為此很不平。廠商當然是為了賣點。被剪了翅膀再 也不能飛的黑天鵝，的確很可憐。它被剝奪了飛的自由，而我們在池邊觀賞的看客，果真 得到好處嗎？表面上是，實際上不是。在天鵝被剝奪飛的自由的同時，我們也被剝奪了欣 賞天鵝展翅而飛的天然之美。那是一種集體的損失。當蔡瑞月被剝奪作為舞者的創作自由 時，我們同時也被剝奪了某些寶貴的東西。 我們研究臺灣歷史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觸，臺灣各行各業的菁英分子，一到了二二八事 件和白色恐怖，不是這位，就是那位，消失了。現在社會上流行一個說法，主張我們要走 出臺灣歷史的「悲情」。我不是很清楚這句話的意思。如果說不要沒來由的「 sentimental」，或是呼籲大家不要拿「悲情券」兌換政治或現實的利益，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這句話是要我們「忘記」這些事，我感到很困惑，我們都還沒真正了解，怎麼 就要想辦法忘掉它呢？這幾年，我常在思考一個問題：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除了對個 別的個人造成不可挽救的傷害之外，到底對臺灣社會造成怎樣的斲傷？或許這樣的思考還 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所剝奪的，不只是當事人的生命和自由，更嚴重的 是，二者剝奪了我們賴以為成長的精神、文化資產。以下容許我以個人的經驗為例，不是 要「個人化」這個觀點，而是想「就近取譬」，相信其意義不限於個人。 我出生在嘉義縣大林鎮，小時候喜歡畫圖，國小時被學校派到嘉義公園參加寫生比賽。嘉 義公園綠樹成蔭，榕樹的根都伸展到地面上來，有個大池塘，也有人工噴水池，非常美麗 。但是，我從來不知道我們嘉義有位畫家叫做陳澄波，他畫過嘉義公園。我知道他的名字 ，已經到了大學都要畢業了，他的畫作也要到這幾年才比較熟悉。陳澄波被槍決時，五十 二歲，已經是個相當成熟的畫家，活躍於全島以及地方藝術社群中。在正常的社會，他一 定會是我們這些小小畫家的楷模，嘉義的景色也會是我們用心描繪的對象。但是，作為嘉 義人，我們被剝奪了陳澄波所可能給我們的東西。 這幾年，鄒族的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日本姓名矢多一生）的生平和音樂，逐 漸受到大眾的注意，光是去年一年就有許多相關的活動。即使如此，社會中知道「高一生 」這個名字的還是少數，我們常遇到的反應是，「啊，我還以為是高一學生呢？」高一生 也是我們嘉義人，他的被處決還曾決定了我父親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抉擇，也因此間接影 響了我的人生。這是我在最近一年多才得以知曉的。但是，在這裡，我不想談這一段因緣 。高一生於一九五二年被捕，一九五四年遭處決。他富有極深的人文素養，喜愛哲學、文 學與音樂；在公共事務方面，致力於為族人謀求福利，主張原住民自治。這樣一位人物， 我要到他罹難半世紀之後才逐漸認識他，才聽到他的音樂。或許今天的高一生研究還具有 濃厚的「英雄與英雄崇拜」的色彩，但就算我們進一步了解他，「解構」英雄史觀，我相 信他仍然是一位相當特別、相當傑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無由知道他， 遑論他的生與死的歷史背景了。 陳澄波與高一生不過是無數可以列舉的例子之一二。我們無由認識這些可以給我們啟發， 可以作為我們人生楷模的優秀人士。取而代之的，卻是負面的人物。中共在清算異議分子 時，流行很多標語式的語言，我印象很深的一句是，「正在走的走資派」。我感覺這句話 特別生動，因此在我無聲的內在獨白中，我常常套用它。我告訴自己，在我年幼時，我在 我的家鄉至少看過「正在走的臺灣紳士」。但是他們不是邊緣化，就是移居都會區。到後 來，我再也看不到正在走的紳士了。在我家鄉崛起的是，一些奇怪的人，比如我們的鎮長 是妓女院老闆，他「self-styled」，留八字鬚，穿卡基色軍服、高統靴，走起路來，鏗 鏘有聲，活像從舞臺走下來的民國軍閥。他連選連任。就此而言，今天媒體的搞怪文化， 可以說其來有自。由於家庭和社群殘存的價值觀所致，我深知此人不足取。於是，我們就 在這種負面的教育中長大。我回思自己的成長過程，好像總是不斷提醒自己：長大以後， 絕對不要像某甲、某乙這樣、那樣的……。 近年來，我常在想，正面地學習楷模，應該比負面學習要好得多。因為，我們在「反」面 學習時，往往不知道如何做才適當（缺乏實際的模範之故），也很可能矯枉過正。好像可 以構成一則童話的本事：長在亂麻叢中的小麻渴望自己能長直，但它可從來沒看過什麼是 直……。如果說，我們的時代已經這麼不容易了，那麼在積非成是的今天，社會教育的結 果豈不更令人擔心？這又是臺灣歷史另一個環環相扣的嚴肅問題了。總之，我認為，二二 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思想肅清運動，把臺灣重要的菁英以及未來的菁英剷除殆盡，倖存者嚇 破膽，真是「de-moralizing」，這個歷史過程對臺灣社會造成了很大的負面的影響，今 天，我們還活在這個巨大的影響之中。不要說道德性的楷模，我們成長過程中，文化、藝 術方面的資源可以說非常貧乏薄弱，今天顯現於媒體的虛無、空洞、低俗、惡趣，是否也 是這樣一個「去道德化」的結果呢？值得我們思考。 今天不論研究蔡瑞月、陳澄波，或是高一生，我們都必須回頭看他們在「日本時代」的那 一段生涯。這一段歷史，雖近而遠。「近」指時間的鄰近，「遠」指認知上的困難。時間 的鄰近可能讓我產生錯覺，好像很容易就可了解掌握，實際上卻不然。他們的生涯要求我 們把他們「接」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這是一個近乎普遍的現象。不回頭探究那一個時代 ，以及他們在那個時代的存活樣態，我們是無法掌握臺灣的文化的。在這過程中，我們好 像在繞圈子，又好像一切都要回到原點，甚且「歸零」了。戰後臺灣文化的進程，彷彿走 了一條迂迴之路，趑趄不前，或者不知該往哪裡前進。 在理解上，我們如何「接」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是要像接枝般「直接」接上去呢？還是 必須注意作為文化載體的殖民地子民的自主性？──如果有的話。前年我對林獻堂家族創 辦的「一新會」作了一些粗淺的研究。我發現林家是有所堅持的，他們在文化上對殖民者 採取了一種抗衡的作法（如果談不上抗拒的話）。另外，我再度深刻地了解到霧峰林家文 化生活的健康與豐富，而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恐怕要推原於林攀龍了（可惜主其事者 大概無此認知）。我當時有很深的感慨：如果霧峰林家的文化生活是臺灣社會共同的認知 ，那麼我們的文化或許就不會如此一路往低處走。我們的有錢人也會有足以大大學習的具 體楷模！對歷史無知的人群，註定要不斷繞圈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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