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婉窈（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九三七年在台湾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年日本称为「支那事件」的芦沟桥事件 发生了，台湾逐渐进入「非常」时期。这一年，十六岁的蔡瑞月来到东京，跟随石井漠学 习现代舞，其後师事石井绿。在此期间，蔡瑞月曾先後跟随舞蹈团前往日本占领的东南亚 等地「劳军」。一九四六年，蔡瑞月和许多台湾知识青年一样，满怀着理想和期待，搭船 由日本返回故乡台湾。他们在船上编织着「新建设」等美梦。的确，战後最初的一年半载 里，台湾社会热闹非凡，文化艺术活动百花齐放，台湾的领导菁英、知识青年、艺术家彷 佛非得把所有的生命力发挥出来不行。舞者蔡瑞月拼命地跳，他说许多单位来邀他演出， 密集到三、两天就有一次演出，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活力的时期」。这或许是战後台湾文 化艺术史上最活泼、最具有创造力的一段时期。 但是这一切，在二二八事件，以及紧接而来的白色恐怖中，都一一被翦除了。如果蔡瑞月 曾经是雷石楡诗中的「海燕」，那麽，他成为一只被翦了翅膀的海燕。蔡瑞月在一九四七 年五月二十日和诗人雷石榆结婚，那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後两个多月，台湾省政府刚公布完 成「清乡」工作。雷石榆是台大教授，婚後蔡瑞月忙於跳舞、教舞，在这过程中儿子雷大 鹏诞生了。快乐的岁月维持了两年，一九四九年六月雷石榆被捕，关了几个月後被流放到 广东，接着蔡瑞月也被捕，关了三年。四十年後，这对被白色恐怖活活拆开的夫妻再度见 面，雷石榆赋诗曰：「蓬莱恩爱两春秋，先后无辜作楚囚」，简洁地点出这段本事。「楚 囚」是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对陈言套语的「熟悉度」往往让我们忽略了以个别的生命 所体验的活生生的、无可取代的真实。在这里，我不想去述说白色恐怖的恐怖，以及西本 愿寺地下的残酷物语──好个讽刺性的地点，西本愿寺？！让我们看看回来的蔡瑞月吧。 从绿岛被释放回来的蔡瑞月，是幸运的。那是拿他来和那些被枪决，或关上十几二十年的 政治犯来作比较。他没发疯，他继续跳舞、教舞，而且成为舞蹈界的代表性人物。我们这 一代人，也许不知道蔡瑞月到底做了些什麽，但大致上总知道他的大名，而且是和舞蹈连 结在一起的名字。虽然如此，出狱後的蔡瑞月的舞蹈生涯，是被剥夺自由的，是不许成长 的；更糟糕的是，他必须在各种主被动终究分不清楚的框框中创作。他的老师石井绿，在 战後的日本继续跳舞，拥有创作的自由，不断成长，永不止息。蔡瑞月则是一只铩羽的海 燕，他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如此坚持，令人十分感佩，但就舞蹈的创作而言，我不能不 认为，蔡瑞月如同许多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样，走了一条迂回的路。不，如果迂回而 能抵达目的地，那也还好，问题在於，台湾文化似乎永远在作「徒然之旅」。此时我的脑 子里，浮起日文「无駄」（muda）二字。无駄になったなあ。 我对舞蹈和舞蹈史，是个大外行，在这里，我不是要提出我对蔡瑞月舞蹈的评价，而是想 从蔡瑞月丧失创作之自由这点来谈台湾文化的问题。让我们再回到铩羽之燕的比喻吧。我 刚回国时，有一次参观亲人购买的新宅，是一大片新开发的大楼社区，厂商为了招揽生意 ，在庭院的池塘中养了一只黑天鹅，「优哉游哉」，很美丽。我的小侄女说那只天鹅被剪 了部分的翅膀，不能飞了；小小的心灵为此很不平。厂商当然是为了卖点。被剪了翅膀再 也不能飞的黑天鹅，的确很可怜。它被剥夺了飞的自由，而我们在池边观赏的看客，果真 得到好处吗？表面上是，实际上不是。在天鹅被剥夺飞的自由的同时，我们也被剥夺了欣 赏天鹅展翅而飞的天然之美。那是一种集体的损失。当蔡瑞月被剥夺作为舞者的创作自由 时，我们同时也被剥夺了某些宝贵的东西。 我们研究台湾历史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触，台湾各行各业的菁英分子，一到了二二八事 件和白色恐怖，不是这位，就是那位，消失了。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主张我们要走 出台湾历史的「悲情」。我不是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说不要没来由的「 sentimental」，或是呼吁大家不要拿「悲情券」兑换政治或现实的利益，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这句话是要我们「忘记」这些事，我感到很困惑，我们都还没真正了解，怎麽 就要想办法忘掉它呢？这几年，我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除了对个 别的个人造成不可挽救的伤害之外，到底对台湾社会造成怎样的斲伤？或许这样的思考还 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所剥夺的，不只是当事人的生命和自由，更严重的 是，二者剥夺了我们赖以为成长的精神、文化资产。以下容许我以个人的经验为例，不是 要「个人化」这个观点，而是想「就近取譬」，相信其意义不限於个人。 我出生在嘉义县大林镇，小时候喜欢画图，国小时被学校派到嘉义公园参加写生比赛。嘉 义公园绿树成荫，榕树的根都伸展到地面上来，有个大池塘，也有人工喷水池，非常美丽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嘉义有位画家叫做陈澄波，他画过嘉义公园。我知道他的名字 ，已经到了大学都要毕业了，他的画作也要到这几年才比较熟悉。陈澄波被枪决时，五十 二岁，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画家，活跃於全岛以及地方艺术社群中。在正常的社会，他一 定会是我们这些小小画家的楷模，嘉义的景色也会是我们用心描绘的对象。但是，作为嘉 义人，我们被剥夺了陈澄波所可能给我们的东西。 这几年，邹族的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日本姓名矢多一生）的生平和音乐，逐 渐受到大众的注意，光是去年一年就有许多相关的活动。即使如此，社会中知道「高一生 」这个名字的还是少数，我们常遇到的反应是，「啊，我还以为是高一学生呢？」高一生 也是我们嘉义人，他的被处决还曾决定了我父亲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抉择，也因此间接影 响了我的人生。这是我在最近一年多才得以知晓的。但是，在这里，我不想谈这一段因缘 。高一生於一九五二年被捕，一九五四年遭处决。他富有极深的人文素养，喜爱哲学、文 学与音乐；在公共事务方面，致力於为族人谋求福利，主张原住民自治。这样一位人物， 我要到他罹难半世纪之後才逐渐认识他，才听到他的音乐。或许今天的高一生研究还具有 浓厚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的色彩，但就算我们进一步了解他，「解构」英雄史观，我相 信他仍然是一位相当特别、相当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无由知道他， 遑论他的生与死的历史背景了。 陈澄波与高一生不过是无数可以列举的例子之一二。我们无由认识这些可以给我们启发， 可以作为我们人生楷模的优秀人士。取而代之的，却是负面的人物。中共在清算异议分子 时，流行很多标语式的语言，我印象很深的一句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我感觉这句话 特别生动，因此在我无声的内在独白中，我常常套用它。我告诉自己，在我年幼时，我在 我的家乡至少看过「正在走的台湾绅士」。但是他们不是边缘化，就是移居都会区。到後 来，我再也看不到正在走的绅士了。在我家乡崛起的是，一些奇怪的人，比如我们的镇长 是妓女院老板，他「self-styled」，留八字须，穿卡基色军服、高统靴，走起路来，铿 锵有声，活像从舞台走下来的民国军阀。他连选连任。就此而言，今天媒体的搞怪文化， 可以说其来有自。由於家庭和社群残存的价值观所致，我深知此人不足取。於是，我们就 在这种负面的教育中长大。我回思自己的成长过程，好像总是不断提醒自己：长大以後， 绝对不要像某甲、某乙这样、那样的……。 近年来，我常在想，正面地学习楷模，应该比负面学习要好得多。因为，我们在「反」面 学习时，往往不知道如何做才适当（缺乏实际的模范之故），也很可能矫枉过正。好像可 以构成一则童话的本事：长在乱麻丛中的小麻渴望自己能长直，但它可从来没看过什麽是 直……。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这麽不容易了，那麽在积非成是的今天，社会教育的结 果岂不更令人担心？这又是台湾历史另一个环环相扣的严肃问题了。总之，我认为，二二 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思想肃清运动，把台湾重要的菁英以及未来的菁英铲除殆尽，幸存者吓 破胆，真是「de-moralizing」，这个历史过程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今 天，我们还活在这个巨大的影响之中。不要说道德性的楷模，我们成长过程中，文化、艺 术方面的资源可以说非常贫乏薄弱，今天显现於媒体的虚无、空洞、低俗、恶趣，是否也 是这样一个「去道德化」的结果呢？值得我们思考。 今天不论研究蔡瑞月、陈澄波，或是高一生，我们都必须回头看他们在「日本时代」的那 一段生涯。这一段历史，虽近而远。「近」指时间的邻近，「远」指认知上的困难。时间 的邻近可能让我产生错觉，好像很容易就可了解掌握，实际上却不然。他们的生涯要求我 们把他们「接」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是一个近乎普遍的现象。不回头探究那一个时代 ，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存活样态，我们是无法掌握台湾的文化的。在这过程中，我们好 像在绕圈子，又好像一切都要回到原点，甚且「归零」了。战後台湾文化的进程，彷佛走 了一条迂回之路，趑趄不前，或者不知该往哪里前进。 在理解上，我们如何「接」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是要像接枝般「直接」接上去呢？还是 必须注意作为文化载体的殖民地子民的自主性？──如果有的话。前年我对林献堂家族创 办的「一新会」作了一些粗浅的研究。我发现林家是有所坚持的，他们在文化上对殖民者 采取了一种抗衡的作法（如果谈不上抗拒的话）。另外，我再度深刻地了解到雾峰林家文 化生活的健康与丰富，而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恐怕要推原於林攀龙了（可惜主其事者 大概无此认知）。我当时有很深的感慨：如果雾峰林家的文化生活是台湾社会共同的认知 ，那麽我们的文化或许就不会如此一路往低处走。我们的有钱人也会有足以大大学习的具 体楷模！对历史无知的人群，注定要不断绕圈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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