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負責後半段，還有參考了《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一書，內容如下。 研究取向大多著重在電視閱聽人研究，最近也在研究電視的家庭觀賞情境及消費研究。 1980年代開始，電視閱聽人研究在文化研究領域上快速發展，尤其近幾年閱聽人研究 已經變成很熱門的領域。不像電影研究是著重在文本分析，忽略了閱聽情境的脈絡。 電視閱聽人與電影閱聽人在許多重要層面上有不同點，例如不同的再現方式…這些不同 無法說明電視閱聽人的學術研究與電影閱聽人的研究做比較所產生的矛盾之處。矛盾之 處在於文化研究研究的興趣是不具特定代表性群體，可能是班級、族群或性別。另一方 面，文化研究有一長久的任務即關於消費行為之大眾文化領域。除此之外，文化研究在 1970年代，連結到激進政治立場的反抗行為，在1980年代，則受Gramsci權力模式的影響 著重在鬥爭與協商的過程，而不是完全性地支配。 在觀眾研究中，文本和讀者的互動、節目和觀眾的互動是被十分強調的部分，目的是為了 研究在一些特定的情境脈絡中意義的產製情形如何？這些研究將焦點放置在真實的閱聽人 ，因此多半使用民族誌法的研究取徑。無論是文本或是行為的訊息內容，不只是在訊息裡 面可以發現，也可以藉由閱聽人與訊息的互動情形建構而成。閱聽人研究是傳播效果研究 中十分重要的課題。目前的閱聽人研究可以簡化為兩大類別：行為主義的效果研究和文化 研究。前者又可包括認知/態度/行為效果研究、議題設定、涵化研究、和使用與滿足等研 究取向；後者則包括文本主義取向、多義性解釋 取向、和女性主義的詮釋取向研究（張錦華，2001：21）。但行為主義的效果研究以變相 的方式做量化的測量，為去脈絡化的效果測量結果，往往忽略了閱聽人解碼環境的刺激。 而文本取向（text-oriented）的研究則忽略了閱聽人之間的差異（Morely，1992）以及 閱聽人的日常生活情境，因此文本分析則被批評為一種情境孤立的研究取向（張錦華，20 01：24）。 閱聽人之所以會產生愉悅，靠的是人與文本／物的連結，文本可以帶來一種純粹的感官享 樂，但唯有透過人／主體的意義詮釋，才會產製出創造性的愉悅，產生文本多義性（poly semy）（Fiske,1986,1987,1988）。創造性的愉悅必須倚靠人與物的交會，缺一不可。尤 其是主體的生活經驗，在閱聽人與文本交會的時刻更是創造意義的脈絡。（D. Morley, 1986） 荷蘭的女性主義學者Ang研究荷蘭女性如何觀看美國影集（Watching Dallas,1985）為一 典型例子。她提出女性觀眾並不是無知地接受影集內容，反而會對劇情發展及劇中人物產 生各種不同的解讀與詮釋，進而去發掘女性的觀賞樂趣及文本的多義性。（Ang,1985） Fiske便讚揚此類研究是民粹式的慶祝家庭主婦的抗爭（populist celebration of the re sistant housewifes）（Fiske,1987）。 Stuart Hall 提出文本「製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概念的兩端，來看待媒介文本特性，似 乎從符號生產的一端到閱聽人收視的一端，文本變得更加開放和歧異。除了文本符號在 社會中更加模糊不定，另一方面，在「解碼」的一端，大眾媒介傳遞的文本經過每個獨特 個體接收，將會被置於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中進行詮釋，個體會對訊息詮釋、賦予意義， 並將它與自我生活相連結，這種不斷挪用的過程因人而異，形成多元而歧異的文本詮釋 （Thompson，1988）。而媒介解讀是文本與閱聽人相互對話的過程，閱聽人汲取與自我生 活相關的部分，將自己與文本作扣連，甚至與文本中 的人物進行對話，使得他們不但從對話過程中認知到自己的現況，也能夠回顧過去經驗 ，甚至是獲得改變未來生活的機會（Fiske，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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