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研究計畫的時候，老闆要我就主要的相關著作做筆記，在meeting的時候跟他討論 。我的資料夾裡有幾本書的筆記，跟中國直接相關的，就是李靜君和潘毅的兩本書。我相 信以中國的工廠民族志、農民工的勞動過程來講，這兩本可能都是不太容易迴避的著作。 雖然我把筆記貼上來了，我當然還是會強烈建議有興趣的人直接去讀書。李靜君的這本， 縱使我並不非常同意其中的一些觀點，或者認為該書未必能夠跟上今天（也就是出版十年 後）珠三角的勞動過程，但是她的提問方式在當時的確對我很震撼，是一個精準的漂亮提 問： （一）發現一個過去理論無法解釋的個案，並且這個個案「不能解釋」的程度相當高，看 上去真的是個謎：「為什麼同一個公司、同樣的製程、同樣薄弱的政府干預，卻會打造出 兩種工廠體制？」這個現象對於過去以國家干預解釋工廠體制變遷的Burawoy理論來講， 的確是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 （二）回顧既有的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研究，指出目前的進展是：已經納入了對主體的分 析，因此消解了從Marx到Braverman的「衝突/控制」論題，並且把理論層次拉高到主體性 。但是，李靜君也批評到Burawoy為止，勞動過程研究仍然是階級先行(class-first)的， 忽視了性別的要素。 （三）主張以性別主體解釋（一），並且以性別主體擴展（二）的理論視野。換句話說， 她既解釋了一個經驗上的謎題、又提出了理論的貢獻。 論證部分先不論，她的問題意識操作真的很漂亮。我現在還記得當初看完她的書我沮喪了 很久，覺得自己的提問真是垃圾，還跟Meggie說我發現有個大石頭擋在路前面。 ------------------------------------------------------------------------------ 主要作者 Lee, Ching Kwan. 書刊名/資料類型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 作者 Ching Kwan Lee. 出版項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8. ------------------------------------------------------------------------------ 李靜君的問題意識是從兩個截然不同的個案開始的。同樣在中國的南方，同一家公司的香 港廠和深圳廠，兩個女工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 在香港廠工作的Yuk-ling是生產線的leader，今年四十三歲，每天以緊湊的節奏兼顧著工 作與家庭。她一早起來幫女兒準備早餐，送大女兒上學、送小女兒至褓母處，並在這之後 趕到工廠。她的同事大多同時也是她的鄰居，其中一個女工每天會為她帶早餐到工廠裡。 她總是在上班時間開始前趕到工廠，但其他的生產線leader和領班會對她躲在門後吃早餐 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們知道等她吃完早餐便會全心投入工作。如果有哪天 Yuk-ling上班遲到，大家也會能夠諒解——她們知道這必定是因為Yuk-ling的女兒生了病 。 工廠裡的其他女性也是這般地兼顧家庭和工作，因為廠方為她們的母職預留了空間，因此 她們能夠接受較低的薪資，並樂意留在這裡工作。生產線上的工作時間固定，並且與她們 家庭生活配合。雖然工作並不輕鬆，但她們認為「這是為我的孩子作的」，像Yuk-ling， 她對自己兼顧工作與母職、並緊密地連結在自己的家族中的角色趕到滿意。 另一方面，深圳廠中的Chi-ying則是一個年輕的女工。作為一個北方來的打工妹（北妹， buk-mui），她不認為自己能夠在深圳廠裡得到更好的位置：生產線的leader和領班都是 廣東人，而Chi-ying和其他從中國各個省分來的人一樣，認為這些管理人員對廣東人總比 對她們好。她的朋友都是同鄉（湖北人），然而由於廠方刻意將她們安置在不同的生產線 ，她們只有在短暫的休息時間可以交談。 深圳廠的工作環境不像香港廠那樣輕鬆或生活化。在這裡，一切的動作和行為都被嚴格地 規範，連上廁所的時間都被管制。遲到會被扣錢，因此Chi-ying即使是生病了也會努力爬 起來上工。為了取得兩週的探親假，Chi-ying捏造了一個家人病危的電報，並且讓湖北同 鄉散佈這個消息，她的上司才相信了她。 這兩個截然不同遭際的女工，事實上，是受雇於同一個雇主、作同樣的產品、甚至連生產 線的配置也一樣。然而，她們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在香港廠，工作環境中的許多女工既 是同也是鄰居，在生活上彼此照應；從領班到作業員，大家像是一家人一樣。個人對家庭 的兼顧是被容許的，而她們則因此而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而在深圳廠，女工和女工之間 因為同鄉關係而結合成小團體，領班對作業員並不友善，而她們之間既存在著職權上的對 立，也存在著同鄉/非同鄉的區隔。 進一步講，她們之間的差異不僅僅是生活上的差異。她們被放置在不同的勞動控制機制之 下、從事著不同的臣服/反抗策略，而在其中建立不同的自我認同。李靜君將香港廠稱為 「家庭式霸權（familial hegemonic）」，而將深圳稱為「地方性專制（localistic despotism）」。前者使用家庭式的論述、容許工人在工作的同時對家庭盡責，進而將工 人塑造成matron worker而加深了控制。另一方面，後者則實行高壓的規訓體制、剝奪工 人的社會網絡，將她們建構成打工妹（maiden worker）。 為什麼在相同的公司、相同的產業、相同的生產線配置之下，會產生如此不同的勞動體制 ，建構出如此不同的工人認同？為了解答這個謎題，李靜君採取了參與觀察的研究技法， 並採用延伸個案法的分析策略，對這兩個工廠進行比較研究。 而在以Burawoy為代表人物的延伸個案法勞動研究傳統之外，李靜君的主要對話對象還有 兩個研究傳統。其一是女性主義研究，其二是中國女性及工人的經驗研究。李靜君回顧了 這三個重要的研究傳統，並界定了自己將朝哪個方向做出進一步的研究與批判。 勞動研究始於馬克斯階級的研究。在其論述中，馬克斯為勞動研究設立了基礎。馬克斯指 出，工人將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販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以換取利 潤。然而勞動力是怎樣被轉化為勞動的呢？馬克斯提出來的答案是威嚇（coercion）。被 無產化的工人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沒有其他能以為生的方式；因此，只要以減薪 或罰金做為懲罰的手段，就可以確保購買來的勞動力能夠轉化成勞動。 而在馬克斯之後，Braverman則進一步提出了「去技術化」的概念，強調構想執行的分離 是壟斷資本生產過程中主要的勞動控制手段。然而，從馬克斯到Braverman的的分析，就 李靜君看，存在著兩個問題：首先，在這樣的分析過程之中，工人的主體是不被表述的。 從馬克斯到Braverman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工人的主體具有怎樣的特徵、甚至是怎樣被 形塑的。當工人的主體不被視為一個研究的對象，我們就無法理解工人在這層剝削關係中 是否產生著影響；其次，他們的研究是階級先行（class first）的分析，預設了階級為 主要的行動與分析範疇，因此也將權力關係侷限在階級對階級的關係之中，因此忽略了其 他的權力關係。 相對於從馬克斯到Braverman的研究傳統，Burawoy的研究被李靜君描述為主體在勞動研究 中的重新出現。透過對工人經驗的深入描繪，Burawoy論證了志願性順服是怎樣在勞動過 程之中，經過趕工遊戲被創造出來。計件制及獎金的遊戲規則設計，讓工人在勞動過程中 將趕工理解為自己的利益所在，卻同時也迎合了資本家的生產目標。這樣的意識型態效果 同時抽取並掩蓋了剩餘價值：在此情況下，從馬克斯到Braverman所預期的利益衝突可能 並不存在，或者說，被生產活動的意識型態效果給遮掩了。 然而，即使Burawoy的研究開啟了對勞動主體的研究過程，李靜君卻指出，若將Burawoy建 立的理論典範對照到她在華南的田野經驗，仍會發現無法解釋的現象。首先，在區辨了專 制與霸權兩種主要的工廠體制（factory regime）之後，Burawoy認為國家對勞動過程及 勞動力在生產過程的干預會導致工廠體制從專制朝向霸權體制轉型：當國家干預生產現場 的直接體罰、提供工人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後，直接威嚇（對肉體或對金錢）的效力減弱了 ，因此製造志願性順服的霸權體制取代了專制體制。然而，李靜君的田野資料顯示，在香 港及深圳兩地，政府對都採取對市場不加干預的態度 。那麼，何以在兩個工廠之中，會 出現截然不同的工廠體制？ 其次，延續前面提及的、李靜君對馬克斯傳統的批判，Burawoy雖然避免了前人研究中工 人主體消失的缺陷，卻仍然是階級先行的分析。李靜君指出，性別在華南工廠的勞動控制 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Burawoy即使不是忽視了性別的面向，至少也未曾提出有 力的分析。 最後，在Burawoy的研究之中，管理者的管理方針（managerial interest）被視作給定的 。例如，在國家沒有干預勞動過程及工人生活的情況下則採專制體制。然而，在香港的案 例之中，雖然工人的確依賴薪水、國家的干預也極少，工卻現場卻誕生了霸權體制的文化 。李靜君強調，管理者的管理方式不能被當作一個理論化假設的結果，而必須被視作管理 者在不同環境和條件下產生的策略。 針對這三個問題，李靜君從另一個研究傳統汲取資源，重構了勞動過程及生產政治的分析 圖像。女性主義研究發展至今，已經從過去普世性的女性角色論述，發展出了類似建構論 式的性別觀：一方面，性別是文化中的分類範疇，人會依據性別劃分而對個人的工作、行 為甚至互動方式做出判斷；另一方面，性別也是一個建構的過程，它可能就在工作現場經 過論述與實踐被建構出來。基於這樣的性別觀點，李靜君分析了一套與性別的認同政治密 切相關的控制/抵抗策略，並藉此處理了前述Burawoy理論的三項不足。 李靜君試圖回答的是這樣的問題：香港與深圳兩地的工廠，在類似的政府政策、一模一樣 的產業、一模樣的生產線安排下，到底是怎樣的差異，造就了兩種不同的工廠體制？而在 她的研究之中，這個在Burawoy研究之中被忽略的解釋項是勞動市場的結構與組織。李靜 君花了兩整章來描繪兩地勞動市場的結構差異：在深圳，大量外來的年輕無技術女性，為 了家計（雖然的確是理由之一，但卻是表面上的、標準答案式的理由）和自身的自由（逃 避父母安排的婚姻、追求自己的經濟獨立）等理由，經由親友、同鄉的介紹，來到了深圳 。她們在當地的接應人是同鄉、平時也多和同鄉處在一起。必須註明的是，同鄉在這裡是 一個差序格局 的概念；另一方面，香港的勞動力市場則在其自身的產業外移背景下，創 造了一批在地、年長、具有生產技術的女性勞動者。她們的職業週期深深地鑲嵌在其家庭 生活的歷史之中，受到結婚、生子、孩子長大（以至於不用自己帶）等階段的影響。不只 如此，她們即使在孩子能夠托給家人或褓母帶之後，在職業選擇上也受到自身母職的影響 ，而願意以較低的工資換取較彈性的時間或較人性的管理，以便自己兼顧母職。 由於這樣的勞動力市場結構（工人的性別、年齡、技術條件）及組織（深圳女工同鄉之間 的連帶關係或香港女工身處的家族網絡），醞生了不同的工廠體制。如同在本研究開頭對 Burawoy的批評，李靜君在此強調了，勞動體制的形構中，不只有工人的主體必須被考慮 ，管理者的主體也必須是分析的對象。在描繪了香港、深圳兩地的勞動市場結構以後，在 本研究作主要的分析之中，除了描繪工廠體制的面貌（如同本文最前面引述的描寫）之外 ，李靜君對不同工廠體制的解釋，是建立在管理者及工人雙方面的建構上：一方面，是管 理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是女工建立的自我認同。這兩者圍繞著兩個主要的身份概念， 打造了作為生產政治一部份的認同政治。這兩個主要的身份概念是「打工妹」（maiden worker）和「si-lai」（matron worker）。 在深圳，一個女工來到當地，首先進入的分類系統，就是她的省籍。在找到工作以前，她 的生活及謀職由同鄉照應；在工廠之中，她跟同鄉往來。管理人員依據女工的省籍建立了 一套分類系統，大致上認定北方人與南方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氣質，並以此作為管理時的參 考；女工的兄長或舅父可能在生產線上擔任管理職位，因此管理人員可能會經由這些具有 家父主義權力的男性對女工進行控制。在管理人員的眼中，這些女工的背景（年輕、未經 訓練、依賴工資）意味著她們必須被嚴厲地管教、訓練。這些特質建構了管理者心目中的 「打工妹」形象，並且成為生產現場管理的話語基礎。 然而，另一方面，在年輕女工們的心目中，「打工妹」這個身份認同意味著她們的年輕、 對自主性及愛情的追求，以及自己的生涯規劃。在這樣的認同之下，她們得以適應並正當 化自身的處境。 而在香港，「si-lai」們進入工廠之後，第一個被標明的，不是她們的省籍，而是其母職 的特點。生產線上有各式各樣跟家庭相關的外號，隱喻地建立了一個家庭的想像——在此 隱喻之中，監督和管理被溫和地行使。當論及女工的薪資時，管理者及女工雙方表現出來 的文化分類或意識型態，是基於對女工家庭角色的想像而表述的：女工，作為一個母親， 其家庭責任並不是養家而是育兒。她們的收入當然對家庭有幫助，但是薪水低一點並不會 （如同對男性一般）成為養家活口的壓力。母職的角色也出現在女工們必須來開生產線處 理孩子的緊急事件時，在家庭的意識型態氛圍之中，這是完全合理的。也因為這樣，女工 會為了「這裡更適合自己母職的時間安排」而願意接受較低的薪資。而對女工而言，「 si-lai」這個本來意味著貶抑的詞也被轉化成帶有儉樸、積極等正面意涵的自我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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