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研究计画的时候，老板要我就主要的相关着作做笔记，在meeting的时候跟他讨论 。我的资料夹里有几本书的笔记，跟中国直接相关的，就是李静君和潘毅的两本书。我相 信以中国的工厂民族志、农民工的劳动过程来讲，这两本可能都是不太容易回避的着作。 虽然我把笔记贴上来了，我当然还是会强烈建议有兴趣的人直接去读书。李静君的这本， 纵使我并不非常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或者认为该书未必能够跟上今天（也就是出版十年 後）珠三角的劳动过程，但是她的提问方式在当时的确对我很震撼，是一个精准的漂亮提 问： （一）发现一个过去理论无法解释的个案，并且这个个案「不能解释」的程度相当高，看 上去真的是个谜：「为什麽同一个公司、同样的制程、同样薄弱的政府干预，却会打造出 两种工厂体制？」这个现象对於过去以国家干预解释工厂体制变迁的Burawoy理论来讲， 的确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 （二）回顾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指出目前的进展是：已经纳入了对主体的分 析，因此消解了从Marx到Braverman的「冲突/控制」论题，并且把理论层次拉高到主体性 。但是，李静君也批评到Burawoy为止，劳动过程研究仍然是阶级先行(class-first)的， 忽视了性别的要素。 （三）主张以性别主体解释（一），并且以性别主体扩展（二）的理论视野。换句话说， 她既解释了一个经验上的谜题、又提出了理论的贡献。 论证部分先不论，她的问题意识操作真的很漂亮。我现在还记得当初看完她的书我沮丧了 很久，觉得自己的提问真是垃圾，还跟Meggie说我发现有个大石头挡在路前面。 ------------------------------------------------------------------------------ 主要作者 Lee, Ching Kwan. 书刊名/资料类型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 作者 Ching Kwan Lee. 出版项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8. ------------------------------------------------------------------------------ 李静君的问题意识是从两个截然不同的个案开始的。同样在中国的南方，同一家公司的香 港厂和深圳厂，两个女工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在香港厂工作的Yuk-ling是生产线的leader，今年四十三岁，每天以紧凑的节奏兼顾着工 作与家庭。她一早起来帮女儿准备早餐，送大女儿上学、送小女儿至褓母处，并在这之後 赶到工厂。她的同事大多同时也是她的邻居，其中一个女工每天会为她带早餐到工厂里。 她总是在上班时间开始前赶到工厂，但其他的生产线leader和领班会对她躲在门後吃早餐 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们知道等她吃完早餐便会全心投入工作。如果有哪天 Yuk-ling上班迟到，大家也会能够谅解——她们知道这必定是因为Yuk-ling的女儿生了病 。 工厂里的其他女性也是这般地兼顾家庭和工作，因为厂方为她们的母职预留了空间，因此 她们能够接受较低的薪资，并乐意留在这里工作。生产线上的工作时间固定，并且与她们 家庭生活配合。虽然工作并不轻松，但她们认为「这是为我的孩子作的」，像Yuk-ling， 她对自己兼顾工作与母职、并紧密地连结在自己的家族中的角色赶到满意。 另一方面，深圳厂中的Chi-ying则是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为一个北方来的打工妹（北妹， buk-mui），她不认为自己能够在深圳厂里得到更好的位置：生产线的leader和领班都是 广东人，而Chi-ying和其他从中国各个省分来的人一样，认为这些管理人员对广东人总比 对她们好。她的朋友都是同乡（湖北人），然而由於厂方刻意将她们安置在不同的生产线 ，她们只有在短暂的休息时间可以交谈。 深圳厂的工作环境不像香港厂那样轻松或生活化。在这里，一切的动作和行为都被严格地 规范，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被管制。迟到会被扣钱，因此Chi-ying即使是生病了也会努力爬 起来上工。为了取得两周的探亲假，Chi-ying捏造了一个家人病危的电报，并且让湖北同 乡散布这个消息，她的上司才相信了她。 这两个截然不同遭际的女工，事实上，是受雇於同一个雇主、作同样的产品、甚至连生产 线的配置也一样。然而，她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香港厂，工作环境中的许多女工既 是同也是邻居，在生活上彼此照应；从领班到作业员，大家像是一家人一样。个人对家庭 的兼顾是被容许的，而她们则因此而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在深圳厂，女工和女工之间 因为同乡关系而结合成小团体，领班对作业员并不友善，而她们之间既存在着职权上的对 立，也存在着同乡/非同乡的区隔。 进一步讲，她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差异。她们被放置在不同的劳动控制机制之 下、从事着不同的臣服/反抗策略，而在其中建立不同的自我认同。李静君将香港厂称为 「家庭式霸权（familial hegemonic）」，而将深圳称为「地方性专制（localistic despotism）」。前者使用家庭式的论述、容许工人在工作的同时对家庭尽责，进而将工 人塑造成matron worker而加深了控制。另一方面，後者则实行高压的规训体制、剥夺工 人的社会网络，将她们建构成打工妹（maiden worker）。 为什麽在相同的公司、相同的产业、相同的生产线配置之下，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劳动体制 ，建构出如此不同的工人认同？为了解答这个谜题，李静君采取了参与观察的研究技法， 并采用延伸个案法的分析策略，对这两个工厂进行比较研究。 而在以Burawoy为代表人物的延伸个案法劳动研究传统之外，李静君的主要对话对象还有 两个研究传统。其一是女性主义研究，其二是中国女性及工人的经验研究。李静君回顾了 这三个重要的研究传统，并界定了自己将朝哪个方向做出进一步的研究与批判。 劳动研究始於马克斯阶级的研究。在其论述中，马克斯为劳动研究设立了基础。马克斯指 出，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贩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以换取利 润。然而劳动力是怎样被转化为劳动的呢？马克斯提出来的答案是威吓（coercion）。被 无产化的工人除了贩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能以为生的方式；因此，只要以减薪 或罚金做为惩罚的手段，就可以确保购买来的劳动力能够转化成劳动。 而在马克斯之後，Braverman则进一步提出了「去技术化」的概念，强调构想执行的分离 是垄断资本生产过程中主要的劳动控制手段。然而，从马克斯到Braverman的的分析，就 李静君看，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在这样的分析过程之中，工人的主体是不被表述的。 从马克斯到Braverman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工人的主体具有怎样的特徵、甚至是怎样被 形塑的。当工人的主体不被视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我们就无法理解工人在这层剥削关系中 是否产生着影响；其次，他们的研究是阶级先行（class first）的分析，预设了阶级为 主要的行动与分析范畴，因此也将权力关系局限在阶级对阶级的关系之中，因此忽略了其 他的权力关系。 相对於从马克斯到Braverman的研究传统，Burawoy的研究被李静君描述为主体在劳动研究 中的重新出现。透过对工人经验的深入描绘，Burawoy论证了志愿性顺服是怎样在劳动过 程之中，经过赶工游戏被创造出来。计件制及奖金的游戏规则设计，让工人在劳动过程中 将赶工理解为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同时也迎合了资本家的生产目标。这样的意识型态效果 同时抽取并掩盖了剩余价值：在此情况下，从马克斯到Braverman所预期的利益冲突可能 并不存在，或者说，被生产活动的意识型态效果给遮掩了。 然而，即使Burawoy的研究开启了对劳动主体的研究过程，李静君却指出，若将Burawoy建 立的理论典范对照到她在华南的田野经验，仍会发现无法解释的现象。首先，在区辨了专 制与霸权两种主要的工厂体制（factory regime）之後，Burawoy认为国家对劳动过程及 劳动力在生产过程的干预会导致工厂体制从专制朝向霸权体制转型：当国家干预生产现场 的直接体罚、提供工人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後，直接威吓（对肉体或对金钱）的效力减弱了 ，因此制造志愿性顺服的霸权体制取代了专制体制。然而，李静君的田野资料显示，在香 港及深圳两地，政府对都采取对市场不加干预的态度 。那麽，何以在两个工厂之中，会 出现截然不同的工厂体制？ 其次，延续前面提及的、李静君对马克斯传统的批判，Burawoy虽然避免了前人研究中工 人主体消失的缺陷，却仍然是阶级先行的分析。李静君指出，性别在华南工厂的劳动控制 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Burawoy即使不是忽视了性别的面向，至少也未曾提出有 力的分析。 最後，在Burawoy的研究之中，管理者的管理方针（managerial interest）被视作给定的 。例如，在国家没有干预劳动过程及工人生活的情况下则采专制体制。然而，在香港的案 例之中，虽然工人的确依赖薪水、国家的干预也极少，工却现场却诞生了霸权体制的文化 。李静君强调，管理者的管理方式不能被当作一个理论化假设的结果，而必须被视作管理 者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策略。 针对这三个问题，李静君从另一个研究传统汲取资源，重构了劳动过程及生产政治的分析 图像。女性主义研究发展至今，已经从过去普世性的女性角色论述，发展出了类似建构论 式的性别观：一方面，性别是文化中的分类范畴，人会依据性别划分而对个人的工作、行 为甚至互动方式做出判断；另一方面，性别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可能就在工作现场经 过论述与实践被建构出来。基於这样的性别观点，李静君分析了一套与性别的认同政治密 切相关的控制/抵抗策略，并藉此处理了前述Burawoy理论的三项不足。 李静君试图回答的是这样的问题：香港与深圳两地的工厂，在类似的政府政策、一模一样 的产业、一模样的生产线安排下，到底是怎样的差异，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工厂体制？而在 她的研究之中，这个在Burawoy研究之中被忽略的解释项是劳动市场的结构与组织。李静 君花了两整章来描绘两地劳动市场的结构差异：在深圳，大量外来的年轻无技术女性，为 了家计（虽然的确是理由之一，但却是表面上的、标准答案式的理由）和自身的自由（逃 避父母安排的婚姻、追求自己的经济独立）等理由，经由亲友、同乡的介绍，来到了深圳 。她们在当地的接应人是同乡、平时也多和同乡处在一起。必须注明的是，同乡在这里是 一个差序格局 的概念；另一方面，香港的劳动力市场则在其自身的产业外移背景下，创 造了一批在地、年长、具有生产技术的女性劳动者。她们的职业周期深深地镶嵌在其家庭 生活的历史之中，受到结婚、生子、孩子长大（以至於不用自己带）等阶段的影响。不只 如此，她们即使在孩子能够托给家人或褓母带之後，在职业选择上也受到自身母职的影响 ，而愿意以较低的工资换取较弹性的时间或较人性的管理，以便自己兼顾母职。 由於这样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人的性别、年龄、技术条件）及组织（深圳女工同乡之间 的连带关系或香港女工身处的家族网络），酝生了不同的工厂体制。如同在本研究开头对 Burawoy的批评，李静君在此强调了，劳动体制的形构中，不只有工人的主体必须被考虑 ，管理者的主体也必须是分析的对象。在描绘了香港、深圳两地的劳动市场结构以後，在 本研究作主要的分析之中，除了描绘工厂体制的面貌（如同本文最前面引述的描写）之外 ，李静君对不同工厂体制的解释，是建立在管理者及工人双方面的建构上：一方面，是管 理的意识型态；另一方面，是女工建立的自我认同。这两者围绕着两个主要的身份概念， 打造了作为生产政治一部份的认同政治。这两个主要的身份概念是「打工妹」（maiden worker）和「si-lai」（matron worker）。 在深圳，一个女工来到当地，首先进入的分类系统，就是她的省籍。在找到工作以前，她 的生活及谋职由同乡照应；在工厂之中，她跟同乡往来。管理人员依据女工的省籍建立了 一套分类系统，大致上认定北方人与南方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气质，并以此作为管理时的参 考；女工的兄长或舅父可能在生产线上担任管理职位，因此管理人员可能会经由这些具有 家父主义权力的男性对女工进行控制。在管理人员的眼中，这些女工的背景（年轻、未经 训练、依赖工资）意味着她们必须被严厉地管教、训练。这些特质建构了管理者心目中的 「打工妹」形象，并且成为生产现场管理的话语基础。 然而，另一方面，在年轻女工们的心目中，「打工妹」这个身份认同意味着她们的年轻、 对自主性及爱情的追求，以及自己的生涯规划。在这样的认同之下，她们得以适应并正当 化自身的处境。 而在香港，「si-lai」们进入工厂之後，第一个被标明的，不是她们的省籍，而是其母职 的特点。生产线上有各式各样跟家庭相关的外号，隐喻地建立了一个家庭的想像——在此 隐喻之中，监督和管理被温和地行使。当论及女工的薪资时，管理者及女工双方表现出来 的文化分类或意识型态，是基於对女工家庭角色的想像而表述的：女工，作为一个母亲， 其家庭责任并不是养家而是育儿。她们的收入当然对家庭有帮助，但是薪水低一点并不会 （如同对男性一般）成为养家活口的压力。母职的角色也出现在女工们必须来开生产线处 理孩子的紧急事件时，在家庭的意识型态氛围之中，这是完全合理的。也因为这样，女工 会为了「这里更适合自己母职的时间安排」而愿意接受较低的薪资。而对女工而言，「 si-lai」这个本来意味着贬抑的词也被转化成带有俭朴、积极等正面意涵的自我认同。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66.74.143.49 ※ 编辑: R2D2 来自: 66.74.143.49 (05/27 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