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3/24/BK0803240001.htm 中國之路，一人獨行 2008/03/24 文／攝：吳　斯 　「如果有一本書在造訪中國前一定要讀，那是《中國路》。」──William C. Kirby,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因為香港2008年Man國際文學節，記者得以專訪受邀來港的《中國路》（China Road） 的作者Rob Gifford（羅布．齊福德）。Gifford從1999年到2005年作為美國國家公共廣播 （NPR）的特派記者在華工作，之前是英國BBC的製作人，現在則是NPR的倫敦首席官員。 　1987年，Gifford第一次來中國，那時的他還是一個學習中文的學生。經過20年在中國 的學習、訪問與報道，他於2005年踏上中國312國道，開始了一次長達兩個月的長途旅行 。 　Gifford從上海出發橫穿中國，途經浙江、河南、陝西、甘肅、新疆，最終抵達哈薩克 斯坦邊界。《中國路》是Gifford對中國的一次深層探索與記錄。比起Jack Kerouac（傑 克．凱魯亞克）的《On The Road》（《旅途上》），他覺得這次在中國的省際旅途更像 是John Steinbeck（史坦貝克）三十年代的小說《The Grapes of Wrath》（《憤怒的葡 萄》）。 寫中國，客觀很困難 　因為經濟迅速發展而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中國正經歷著一次巨大轉變，她會不會如許多人 預測的那樣在成就輝煌的同時也成為世界的威脅？或者如前蘇聯一樣崩壞？Gifford帶著 這問題沿途搭車前行在312國道上，與各種遇到的人交談。 　相較於許多西方媒體對中國單一的或極端的報道，《中國路》是更為客觀的事實分析與 精彩敘述。訪問Gifford的時候，他坦承：「我一直想做到客觀，但這是很難的一件事。 」比如他給NPR寫稿件，如果今天寫了一條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那麼聽眾就會想：原來 中國是這樣的；如果是一條正面新聞，聽的人又是另外一種反應——對此他用了一個中文 辭匯「盲人摸象」。 　客觀報道中國的困難，以及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關注，讓他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感。但越 想要客觀，中國就越讓他困惑，因為這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的國家實際上存在著很多問題 。不過他坦然接受自己的困惑：「如果你沒有感到困惑，說明你關注得還遠遠不夠。」 曾想作個傳教士 　為什麼會對中國感興趣？ 　「我的童年曾經在亞洲生活過，而且中國現在處在一個令人十分感興趣的時代，她面臨 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很值得探討。不同於其他地方，比如歐洲，社會的穩定讓這些國家每 天在思考另外一些問題；但在中國，每件事都很關鍵。還有就是要追溯到十九世紀，神秘 的東方對西方人的一種吸引。」 　在書中，他提及早期對自己產生很大影響的兩個人，一位是賽珍珠，當許多中國作家都 忙著在寫國內政治紛爭的時候，賽珍珠的《大地》對中國二十到三十年代一家普通老百姓 生活的描寫，帶給西方讀者一幅關於中國的新的畫面；另一位是英國傳教士James Hudson Taylor（戴德生），Taylor於1854年來到中國，之後的五十年都在中國度過，是 當時傳教士裡一個劃時代的角色。Taylor他們那一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年 輕的Gifford讀了Taylor的傳記，深受影響，一度考慮成為他那樣的傳教士。 北京和上海不等於中國 　許多年以後，Gifford踏上312國道，途經大城小鎮邊疆，與貨車司機、旅行推銷員、公 務員、學生、優皮士、妓女、農民、藝術家、計劃生育委員甚至道士和喇嘛交談──他想 了解真正的中國，中國的未來，中國人，中國人的靈魂。 　「如果想了解中國，不能只去北京或者上海，北京和上海不是中國，就像曼哈頓不是紐 約，紐約不是美國。」他帶給讀者的，不是常見的某外國媒體對中國某一條政策的評論， 或者是讓他們又逮到機會來諷刺中國的新聞，而是許多普通人真實的生活──這些東西組 成了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而這是一場異常豐富的旅行。 　Gifford說：「其實我這本書主要還是寫給西方人看的，因為很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國。 」他在香港的講座，參加的讀者多數是西方人。去年在北京的一次讀者會也是如此，除了 西方人就是講英文的華裔讀者。雖然如此，他告訴我們，《中國路》出版以後，有中國的 出版社聯絡過他有意出版中文版，但是希望可以刪除掉某些部分（我們大可以猜想需要刪 除的是哪些部分）。他說：「我不會刪，那是我的書，我不想刪。如果這本書被刪改了， 那麼也就不再是同一本書。」 　實際上《中國路》不僅僅可以給西方人看，它所包含對中國的討論與分析，結合了現在 與歷史，也非常值得中國讀者去讀一讀。 旅途畢竟有終點 　畢竟是旅行文學，書中不乏一些旅途中的趣事，比如華山上用手機的隱居道士；陝西某 個小村教堂裡第一次見到洋人的阿婆們；在某個安利講座上他莫名奇妙的被改了名字叫 Mr. Smith，只因為當時電影《Mr. & Mrs. Smith》正在上映；還有他在戈壁灘的「阿拉 伯時刻」。這些經歷加上他偶爾顯露的英式幽默，讓他的旅途令人神往。這是一個人真正 的行走，在路上，有時候會思考一些嚴肅的問題，有時候不會，會聽到一些人訴說生活裡 的痛苦，也會靜靜欣賞風景，還會遇到驚喜。 　在訪問的最後，記者問他，這麼多年研究中國和中國文化，在中國常駐六年，然後在離 開前走一條橫穿中國的路，最後離開，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是怎樣的感覺？他說：「這 確實是人生中的一個大事件，在外國生活的時候心裡有一種很強烈的情感。現在回到英國 兩年了，有的時候仍然會想：我要回中國去。當時是可以再留下來的，但是我選擇了離開 ，因為我覺得那可能是最適合離開的時間，如果時間長了，我會變得『cynical』（憤世 嫉俗），像在一個地方呆了太長時間的人，會對那個地方開始嘲諷。」 　當他抵達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的時候，想起一路上遇到的人，他很難相信自己結束了 這次旅行。他並不知道這個大國的未來會怎樣，但慶幸自己能夠擁有命運給予的恩惠來目 睹一個國家的巨變、一股新的力量的出現。如果有一天他的孫子問他：「你真的在那裡嗎 ，你真的看到中國的崛起嗎？」他會說：「是的，我看到了，我在那裡。」 　中國之路朝向何方，他沒有給出答案，只是在書的結尾處，他引用了魯迅書中的那句話 ：「希望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就像地上的路，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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