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20　 中國時報 當泛綠開始用泛藍專利之「鞏固領導中心」以及「擔心政局不穩」來反對阿扁辭職時 ，歷史似乎嘲弄地讓人開始「同情地諒解」孔宋家族之玩法弄權，以及老蔣其介如石地一 路掌權。沒錯，當憲政僅是法條，當憲法，竟然變成刑事訴訟法的「下位」規範時，對當 權者的同情諒解，將成為人民的永恆枷鎖。 如果以典型法學思維來分析阿扁辭職爭議，也許可以一個三階結構來思考：第一，總 統是否有違法、失職、濫權的行為；如果有，第二，其行為的嚴重程度是否已經到應加以 罷免、彈劾或要求其辭職的程度；如果已達到此程度，那麼第三，檢驗是否有其他重大的 「阻卻去職事由」，例如其辭職可能造成重大政爭或動亂等，來反對其去職。 贊成阿扁下台者，對前兩問題都持肯定；對第三問題則持否定或認為不應考慮的態 度。反對阿扁下台者，則可能認為應嚴格將第一要件限縮在「違反刑法」（犯罪）行為； 或者認為並未嚴重到要去職；或者乾脆以對第三要件的肯定，亦即認為將導致重大政爭或 動亂等來保扁。 將第一要件限縮在刑事犯罪，不但誤解了法治原則，更誤讀了總統除內亂外患罪外之 刑事豁免憲法條款。對於身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是不可能以「司法」來強制的。否則若總 統身處於無罪推定等正當「程序中」時，誰有權以及如何判定其是否「不能視事」？一位 被告或嫌疑人又如何可統帥三軍呢？因此刑事違法是失職或濫權的次類型，而不能反過來 將去職的要件限縮在違法。 至於主張阻卻去職事由者，不但必須以肯定總統應辭職為前提，更應負舉證責任證明 何種嚴重政爭或動亂將因總統辭職而發生。目前看來，主張者多半都是口頭說說，尚缺乏 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台灣的局面會因為陳總統下台就大亂（民進黨內訌應該不算吧？）。 需要嚴肅看待的，是第一要件中的「濫權」。因為在目前陳總統的個案中，似乎亦無 證據證明是陳總統本人故意濫權聚斂或壓迫異己，倒比較接近於某種「過失」濫權。更仔 細地說，此處涉及「權力通路」之憲政管控議題。憲政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試圖將一切 能接近、影響掌權者決策，以及掌權者能影響、干預各項事務的通路徹底體制化。可惜在 台灣這個憲政殘敗的境況下，不論是權力的親近通路還是干預通路，幾乎都管控失靈。一 妻二秘三師的不當行止或陳總統自己的權力下放說，皆為明證。 因此陳總統的憲政不法類型，也許可定位為基於重大之有認識過失（可預見但確信其 不會發生），導致權力通路嚴重管控不良，進而出現其親信親族的濫權與違法行為。此種 因失職而產生的延伸性濫權類型，也許在其他民主先進國家不易出現，但在新興民主國家 當中卻相當重要。若對此不能有體制反省與改革，不僅陳總統易犯，所有台灣未來領袖皆 可能再犯。 如果此種對陳總統本人尚為有利的分析可以成立，那麼總統承擔起「憲政過失不法」 責任而自行請辭，正好是樹立管束權力通路典範的良機。否則不僅暗示憲政機關掌權者僅 需對其本人之刑事違法行為負責，因此可放任其周邊權力通路的濫用；此等行徑又何足以 倡導憲改或制憲。畢竟憲政典範建立，正是憲改的第一步。筆者相信，此亦為「道德危機 聲明」的要旨之一。 附帶想指出的幾點是，第一，不論是倒扁或護扁，其思考多半跳不出「貪腐vs.清廉 」的傳統邏輯。因此前者可以犧牲無罪推定、傳聞禁止等原則，非要將總統夫婦「貪腐定 罪」不可。後者則以為只要辯稱弊案未及總統，清官何需下台。兩者皆忽略了憲政體制的 自我反省與自行矯正機制。 因此第二，不論是硬體制的罷免或彈劾，或者是公民社會的施壓，都是憲政體制的一 環，後者甚至是融合言論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陽光法案等要素所構成的更周延憲法保護 機制。許多反辭職者主張體制改革比要求辭職更重要，卻根本沒看到施壓要求辭職，正是 在實踐體制改革。 第三，亦有論者謂此爭議糾葛了許多殖民主義、威權統治或媒體不公等問題，因此不 能單點思考。其實憲政體制中非實定規範的漸次建立，正是去殖民與反威權的必經步驟。 而本土政權殖民化以及民選政權乖張化，更是應警醒注意的危機。況且在眼前的狀況，阿 扁政府造就的新金融殖民主義或許正是一大體制漏洞。 最後要做的一個保留是，如果論者在意的並非憲政規範的是非問題，而是政治鬥爭的 敵友邏輯，由於在敵友鬥爭中沒有什麼公共論理空間，前述的討論自然意義不大。筆者絕 不低估敵友邏輯的重要性，只是對之已無著墨必要。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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