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20　 中国时报 当泛绿开始用泛蓝专利之「巩固领导中心」以及「担心政局不稳」来反对阿扁辞职时 ，历史似乎嘲弄地让人开始「同情地谅解」孔宋家族之玩法弄权，以及老蒋其介如石地一 路掌权。没错，当宪政仅是法条，当宪法，竟然变成刑事诉讼法的「下位」规范时，对当 权者的同情谅解，将成为人民的永恒枷锁。 如果以典型法学思维来分析阿扁辞职争议，也许可以一个三阶结构来思考：第一，总 统是否有违法、失职、滥权的行为；如果有，第二，其行为的严重程度是否已经到应加以 罢免、弹劾或要求其辞职的程度；如果已达到此程度，那麽第三，检验是否有其他重大的 「阻却去职事由」，例如其辞职可能造成重大政争或动乱等，来反对其去职。 赞成阿扁下台者，对前两问题都持肯定；对第三问题则持否定或认为不应考虑的态 度。反对阿扁下台者，则可能认为应严格将第一要件限缩在「违反刑法」（犯罪）行为； 或者认为并未严重到要去职；或者乾脆以对第三要件的肯定，亦即认为将导致重大政争或 动乱等来保扁。 将第一要件限缩在刑事犯罪，不但误解了法治原则，更误读了总统除内乱外患罪外之 刑事豁免宪法条款。对於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是不可能以「司法」来强制的。否则若总 统身处於无罪推定等正当「程序中」时，谁有权以及如何判定其是否「不能视事」？一位 被告或嫌疑人又如何可统帅三军呢？因此刑事违法是失职或滥权的次类型，而不能反过来 将去职的要件限缩在违法。 至於主张阻却去职事由者，不但必须以肯定总统应辞职为前提，更应负举证责任证明 何种严重政争或动乱将因总统辞职而发生。目前看来，主张者多半都是口头说说，尚缺乏 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台湾的局面会因为陈总统下台就大乱（民进党内讧应该不算吧？）。 需要严肃看待的，是第一要件中的「滥权」。因为在目前陈总统的个案中，似乎亦无 证据证明是陈总统本人故意滥权聚敛或压迫异己，倒比较接近於某种「过失」滥权。更仔 细地说，此处涉及「权力通路」之宪政管控议题。宪政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试图将一切 能接近、影响掌权者决策，以及掌权者能影响、干预各项事务的通路彻底体制化。可惜在 台湾这个宪政残败的境况下，不论是权力的亲近通路还是干预通路，几乎都管控失灵。一 妻二秘三师的不当行止或陈总统自己的权力下放说，皆为明证。 因此陈总统的宪政不法类型，也许可定位为基於重大之有认识过失（可预见但确信其 不会发生），导致权力通路严重管控不良，进而出现其亲信亲族的滥权与违法行为。此种 因失职而产生的延伸性滥权类型，也许在其他民主先进国家不易出现，但在新兴民主国家 当中却相当重要。若对此不能有体制反省与改革，不仅陈总统易犯，所有台湾未来领袖皆 可能再犯。 如果此种对陈总统本人尚为有利的分析可以成立，那麽总统承担起「宪政过失不法」 责任而自行请辞，正好是树立管束权力通路典范的良机。否则不仅暗示宪政机关掌权者仅 需对其本人之刑事违法行为负责，因此可放任其周边权力通路的滥用；此等行径又何足以 倡导宪改或制宪。毕竟宪政典范建立，正是宪改的第一步。笔者相信，此亦为「道德危机 声明」的要旨之一。 附带想指出的几点是，第一，不论是倒扁或护扁，其思考多半跳不出「贪腐vs.清廉 」的传统逻辑。因此前者可以牺牲无罪推定、传闻禁止等原则，非要将总统夫妇「贪腐定 罪」不可。後者则以为只要辩称弊案未及总统，清官何需下台。两者皆忽略了宪政体制的 自我反省与自行矫正机制。 因此第二，不论是硬体制的罢免或弹劾，或者是公民社会的施压，都是宪政体制的一 环，後者甚至是融合言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阳光法案等要素所构成的更周延宪法保护 机制。许多反辞职者主张体制改革比要求辞职更重要，却根本没看到施压要求辞职，正是 在实践体制改革。 第三，亦有论者谓此争议纠葛了许多殖民主义、威权统治或媒体不公等问题，因此不 能单点思考。其实宪政体制中非实定规范的渐次建立，正是去殖民与反威权的必经步骤。 而本土政权殖民化以及民选政权乖张化，更是应警醒注意的危机。况且在眼前的状况，阿 扁政府造就的新金融殖民主义或许正是一大体制漏洞。 最後要做的一个保留是，如果论者在意的并非宪政规范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斗争的 敌友逻辑，由於在敌友斗争中没有什麽公共论理空间，前述的讨论自然意义不大。笔者绝 不低估敌友逻辑的重要性，只是对之已无着墨必要。 （作者为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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