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0rz.tw/575ly 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張茂桂老師專訪 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 ——張茂桂老師專訪 (《教育研究月刊》，117期。2004年一月出版。頁101-106) 　 學歷：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博士（1984） 　 到中研院日期：一九八四年七月 　 經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1984-199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區域研究組主任 　　　　　 中國社會學社總幹事 　 現職：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臺灣大學社會系兼任教授、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研究專長：政治社會學、族群與民族研究、社會運動 1997年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款中，當陳述到「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保障原住民權益時，似 乎沒有引起社會太多注意或者討論。時值2000年，台灣的政黨輪替開創了一個新的政治局 勢，陳水扁總統數度特別強調「多元文化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但是媒體與大眾的焦點， 似乎都未曾認真注視「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為何、何時以及如何變成了我們的「基本國 策」？而這件事與「多元文化」相關議題與論述在台灣的形成處境的關連性又具有何種意 義？張茂桂老師《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 一文，起寫於 1999-2000年間，期間經歷了多次的發表 、修改與增補，作者以審慎的態度面對此文，似 乎也間接意味著多元文化相關論述在台灣形成的某種困境。本文的專訪，是希望以這篇出 版於2002年的文章脈絡為主軸，邀請張老師協助有心讀者對多元文化議題在台灣的發展做 進一步的理解與延伸。 後文，僅以一問一答的書寫形式，整理這段口述資料。 問：台灣因為工業化、全球化而形成的社會分殊性，因被殖民記憶、冷戰分裂而致難以磨 合的統獨政治衝突，這段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地位、人民的自我想像……等不同的社 會脈絡情境，共同促成了一種「新思維」方式的必要性。透過「多元文化」重新構築一個 集體的「共善」基礎，緩和社會的差異與對立性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可能的出口。老師在《 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一文中，發展出幾個主要的問題意識，包 括：「多元文化」如何在台灣形成一種「政治正確」的「優勝意識」、其歷史進程、人們 對它的認知，以及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放在世界及週邊環境的脈絡下可能面臨的挑戰及 難題。我覺得這篇文章同時處理了相當複雜的社會與歷史脈絡，因而首先想請老師談談當 初寫這篇文章的緣起與動機。 答： 這篇文章其實是對自己過去長期以來所關懷的族群、民族、社會正義等研究課題在台灣的 晚近發展，做一個有特定方向、選擇意義的回顧。我對族群關係的研究可追溯到1980年寫 博士論文期間，當時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在美國的越南難民開啟新生活的問題，特別是和 主流社會之間的關係。1984年回到台灣之後，我的關懷剛開始是在處理省籍問題的討論， 後來逐漸演變為「多面向」的多族群問題。這種興趣的演變，和台灣的政治現實，以及台 灣民族論的興起有關。台灣民族論原來即假定台灣民族起源的多族群看法，在這個台灣民 族多族群的看法中，有強烈的「反殖主義」，因為「反殖」（外來統治者），原來的省籍 問題就變成族群對立的問題，如果不是台灣民族論的論述的話，省籍問題可能還是省籍問 題，這中間有這樣一個過程。 通過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權力消長，台灣民族論、多元族群論取得了優勢，而它對於人群的 關係的作用會是什麼呢？我當時在思考的，也就是從族群關係思考起始的。同時間我另外 有一個問題，起因於我對於建立台灣民族論在某個程度上，是有間接的參與的。在1992年 間，因為陳芳明、陳忠信（杭之）的邀請關係，我曾經參與民進黨當時的「族群與文化政 策白皮書」的寫作。在民進黨的政策白皮書裡，我提到未來的族群關係應該是一個多元文 化的想像。不過這和提出台灣民族或者「四大族群」仍然有距離。我的目的並不是在建構 一個新的「民族」，而是在建構族群間平等對待，建構民主、族群尊嚴與人與人的自由平 等的問題。當時以為，台灣不管是統或是獨，都應該走向多元文化的方向。 台灣民族論則是從另外的假定出發，也就是，它先有了關於台灣民族的意義與既定立場， 然後從此建構出構成這個民族的不同人群。在這篇文章中，我也追溯了四大族群的起源與 台灣民族論的關係。 但是無論如何，因為自己曾經參與到這個過程中，當時是以民進黨中央黨部所通過並發表 的政策白皮書，到了2000年，我覺得有必要再對「多元文化」在台灣的出現，再重新檢視 一下，並檢討它的「問題」，這也可說是是寫這篇文章「言外之意」。 簡單說，2000年，民進黨執政，我感覺自己必須對此一問題，重新審視，這也可以說是我 的心路歷程吧。但這個檢討，並非針對民進黨，其實多元文化在台灣的發生，並非民進黨 催生成功的，而是很多力量，方向並不一致，亦是在歷史過程中，「拉雜地」一起形構（ configure）出來的意識型態優勢論述。當然這代表，我開始認識到，在某一種時空條件 下，多元化、多元文化可以是一種進步政治論述，但是在另外一種時空條件下，它也可能 成為一種具有支配力的道德規範，至少在表面上。它固然可能對保守社會的統一化、均質 化進行反省，並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政治的制度化或推行，可能引 起新的社會問題，甚至，不一定保證社會正義的實踐。而我寫這篇文章，因此有從長期理 性觀點做一個理性批判的意圖，看到底多元文化在台灣走的路是怎麼發生過來的，而現在 他又會有什麼問題。進入2000、2001年後，我以為他已經變成制度成形，有政治、政黨、 各層級教育行動、民間文化等等搭配，加上憲法中有清楚規定，已經變成一種新的文化體 制，一種霸權已經隱隱成形。我的學術生涯走到這邊，開始對霸權的形成過程，正發生同 時的研究與批判興趣。所以文章裡面，我特別討論到傅科的discursive formation拉雜的 形構的問題。我並不是說多元文化「已經」是一種霸權，而是如同我在文章中所說，多元 文化由成為刻板論述，缺乏正義論述、流於高文化的表徵化「codification」，霸權正隱 隱成形，而這和多元文化所標舉的社會正義理想的關係，正是現在需要認真地反省的。 總結，這篇文章檢視台灣「多元文化論述」的形構過程，第一個，是我對族群與社會正義 這個議題的持續關心。第二，是我稍早期個人對於學術與政治參與的過程。到2000年，我 覺得應該有一個檢視。而第三個是我的學術發展走到一個地方，我對霸權的形成的分析， 產生興趣。我覺得多元文化至少已經制度化了，我們應該可以開始有不同的方式去檢視它 ，甚至衡量它的問題。 問：每次談及多元文化，令人最感到困擾的是，一般說謂的「多元文化」、「多元尊重」 ，並不見得有充分的社會正義的認知跟討論，因而許多問題往往討論到後來變成只是身份 差異的問題。倘若能將這些問題放到一個包含更廣的脈絡，來面對社會不平等的抗爭性， 才可以有更多行動的可能。我想，這是老師近年書寫的系列相關論述裡提供的廣闊視野與 貢獻。在此想請老師將《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的重點介紹給讀 者。 答： 如果假定多元文化成為一種國家「基本國策」，但是社會大眾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也不在 乎，而只有執行文化活動的菁英、推動族群與文化政策的國家系統在鼓吹，為何會是這樣 的光景？這代表了什麼意義？我寫這篇文章，是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個論述形成、意識型 態「勝出」的優勢位置來看待。而我所根據的特別是從傅科的論述分析的角度來看，也就 是，得從更廣泛的歷史發展脈絡與過程，特別是權力與知識的關係，而不是論述本身的文 本的溯源。這樣，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台灣整體的權力走向一個什麼樣的路程。多元文化才 能走到這個優勝的位置。 這篇論文從1970年的知識與權力開始分析。而有關「當代台灣」的形成，和1970年代的內 外形勢，有密切關係。當時因為國家帶領社會追求經濟發展，同時面臨國際孤立危機，當 時的這些重大發展，對於三十年後的當代，影響很大。比如最早提出「多元化」或類似這 個看法的是1970年代的《大學雜誌》這個刊物。不過我在文章中也指出：「多元化」有其 特別的意義，並不等同於當代的「多元文化」；當時多元化是因應經濟發展，社會分化的 現代化論述典範，功能在於提出一種知識階級、中產階級的「中間反對論述」，夾陳在國 族、黨國主義，以及左傾的文人與運動者（如《夏潮》），以及「黨外」之間。「多元化 」進入八○年代，因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分化，取得現實生活中的「本來」應有位置 ，但是，也因此已逐漸喪失了它作為政治改造的力量。反而到了八○年後期，開始跟多元 文化、台灣的族群運動（包括原住民運動、台灣民主運動、婦女抗爭、女權興起），這些 有的包括在黨外活動中，各種新興的權力鬥爭的上演，使得新的關於多元文化的政治論述 與力量，而不是多元化，成為新興的反抗論述。 這些真正的推動力量，我們可以看出是一個政治競爭、權力衝突的過程。其中包括除了以 「多元文化」為正義目標、相關的社會運動之外，同時期還有台灣母語本土化、台灣本土 語言、鄉土語言、鄉土化等文化方面的權力與利益競爭。進入1990年代，這些力量，它們 先都匯集到泛稱為「民間教改」的旗幟下，然後力量大到國家部門，教育部，立法院，都 必須出面進行文化政策的調整。文章中所舉的主要代表，就是李遠哲所領導的「教育改革 諮議委員會」。在後者的教改理念中，我們看到「多元文化」已經變成一個可接受、可欲 的價值，這從當年教改諮議會的組成成分，以及最後台灣教改所標示的目的，可以很清楚 的看到，它已經取得了政治文化的優勢位置。當然教育制度本身，主要還是一種可欲的社 會關係的複製繁衍，以及重新生產過程，不過這一部份，我並沒有在文章中特別指出。 當然除了分析這個形成的過程之外，我也提到我們所提的多元文化面臨的限制問題。我們 對於多元文化的認知很大一部份是基於我們的資源競爭跟政治對立，還有社會分裂而來。 資源競爭、社會衝突、社會對立就會形成我們對文化與文化間的「本質」與「實體」觀， 也就是讓多元文化行動者，在策略上不斷對自己以及他者，進行某種文化特殊性、不可化 約性的反覆敘述與建構，目的在資源競爭以及衝突中，取得某種力量，在資源競爭中獲得 比較多的考慮。 這在各種社會運動，不管是勞工、女性、原住民，其他族群運動中，你都可以注意到，在 運動與社會衝突的調解中，本質化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策略運用，但是本質化有一刀兩面， 一方面強調集體特殊性，才能集體壯大，一方面卻也建立起「刻板印象」，疏忽了個體性 的自主發展與特殊性；有時候成為被壓迫性的來源。這樣一個對多元文化的本質分類的認 知與策略運用，帶來新的問題，就是忽略了文化的來源其實是複雜的、不單純的，文化的 形成過程中，就有很多的所謂外來因素，也不純粹都是本土或說有最終的價值，而是這些 最終價值以及特殊性，都是經過歷史過程，不斷受到人為建構與變動的。他們之所以被認 為具有了特殊性存在，是一個相對於時空，相對於他者的關係。 多元文化政策，因為跟社會制度、資源競爭協調連結在一起，結果會使得社會類別分門別 類，更為僵化，且彼此缺乏連帶的可能。因為把社會放在一個框架裡去認識，這些框架各 有統屬、領域，彼此間的相互關係反而被切斷，我們會有清楚的社會類屬，其中的社會福 利、制度獎懲，以及偏好性的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但是對於彼此的親近性 以及共通性，卻刻意予以忽略。 對我而言，我期待「文化多元」能挑戰我們的社會類屬的固定疆界與刻板印象，各不統屬 的社會理解方式加以打破。承認文化的內涵，你可以強調某種重要價值觀，以及其確定性 、獨特性，但不疏忽到文化之間彼此相似的及來源類似的地方。所以我反對資源固定化、 想像固定化，反對把文化變成統計的遊戲（多少資源、名額），類歸為統計的社會等級， 我想談的是，文化之間的重疊性與相互包含的問題。所以，我在文章裡面，特別提到文化 相互包容、蘊含的「文化多元」的概念，用來反照出「多元文化」的刻板劃分類方式。 在處理社會不平等上，我也不會用身份的歧異，特殊性來進行社會不平等的抗爭，我也不 會用單一的身份來進行單一的抗爭，而是說，社會不平等如果透過抗爭來進行的話，必須 考慮到身份的重疊性與相互包含的問題。以女性議題來講，你也可以提到這其實也是男性 的問題、雖然面向可能不完全相同；而且也可以是族群的問題，比如女性運動與原住民運 動，婦女參政與國族運動的結合等等。更具體說，這以前其實也發生過，比如：1980年中 期的「反情色與拯救雛妓運動」，雖然是女性主義的題目，但其中許多人是原住民婦女； 而在台灣也有另一個議題，也就是跨國際的人口販賣的問題。如果你把他看成所謂「大陸 妹」（帶有歧視意味的名稱），就是一個女性議題，或者跨國娼妓的議題，需要女性的自 覺、自立，反對被男人商品化，但若看成跨國際的人口買賣，他是一個女性與男性的社會 共同需要解決的重大社會經濟不平等，甚至政治問題。 這是我想說的，一般說的所謂「多元文化」、「多元尊重」，並不見得有充分的社會正義 的認知跟討論，但是你要把它放在一個包含更廣的問題，對社會不平等的抗爭性，他才可 以有更多行動的可能。不然你完全歸諸於身份差異，那個社會將很困難連結起來。或者認 為，那是原住民、勞工、女性的特殊問題，而無法想到這是整個社會都是相互連帶，甚至 互為因果的問題。文化多元論最怕走到變成孤立的、小的社會分化，而忽略的更系統性的 整體以及相互包含的問題。 問：您今年在花蓮師院多元文化所博士班授課，請問您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期待是什 麼？ 答： 我以前並沒有在師範系統上過課，雖然說之前來過多元所演講過兩次，其中一次就是關於 現在討論的這篇論文。這學期博士班的課是關於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專題討 論。我覺得在師院系統和同學老師一起研讀Bourdieu有特別的意義。（1）Bourdieu自己 是法國高等教育的師範系統出身，如果一切順利，按步就班，他注定成為統治階級的新進 者，但是他深切認識到教育制度、教育行動、課程安排與學校活動，等等，和「繁衍」社 會不平等系統的深刻關聯性，進而進行知識反抗的工作。他以教育為研究課題的社會學， 有濃厚的反菁英文憑主義、反對教育場域中，複製主流價值、反製造體系服從者、反對為 統治階級培養新的不知反抗的受支配者，或者未來接班人的工作。社會學對他來說，成為 一種「抗爭的功夫」；（2）他的「反身社會學」，一種知識論以及一種研究行動倫理， 要求研究者不能單方面、客觀地、去「客體化」被研究者，而隱藏，或者無視於自己與被 研究對象間的立場與權力位置的作用，反而，必須將「自身所處的客觀位置」這個問題， 放入研究的過程中予以分析認識。這對任何一位研究者來說，都是一場挑戰，對於意圖以 教育（老師、學生、學校、家長、教育制度等等）為研究課題的師範教育系統的一員來說 ，更是一項鉅大的挑戰；因為，師範教育系統的工作者，就是體系的一部份，要如何才能 不考慮自己的立場，不將自己包括在所要研究的問題之內呢？或者，如何才能將自己的利 益與權力問題，同時放進一個問題的反身研究中呢？ 「多元所」可以說是當年「教改」時的一個產品。當時的氛圍，批判師範系統的過度中國 化、黨國化，相對強調本土化、多元化、母語教學、鄉土教學、族群化等等，師範系統在 教育部的支持下，有了快速的反應，從一個典範系統，幾乎不加思索的改成另外一個典範 系統；經過這些年來，相對之下，有的比較成功，有的可能難以為繼。「多元所」算是比 較能脫穎而出的一個單位。它也不會和部分師範系統一樣，僅僅滿足於作為「社會主流」 的「倒影」。我很幸運，認識多元所的幕後推手陳伯璋前校長以及歷任所長，還有幾乎每 一位授課的老師，他/她們對於教育的看法，「文化多元主義」以及社會正義的基本態度 ，使得這個所可以不斷自我突破。而我自己這門課也讓我從學生以及老師之間的互動中， 得到更直接的看法。 雖然我在文章中流露出認為「多元文化」彷彿已經是一種「隱形的文化霸權」的態度，但 是基本上這個社會距離實際的、有機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建構仍然相當遙遠。而對於多 元文化的強調，將不斷引導我們朝向對於文化流動、相互孕育包含的看法，也將不斷督促 我們對於社會正義的關懷。多元所的在這個值得努力的大架構中，除培育中小學師資之外 ，更有不可旁貸的責任。(採訪／李雪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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