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xiachao.org.tw/SuQingli/i_page_SuQingli.asp?act=page&repno=656 蘇姐 　 文／鍾秀梅 慶祝黎明 　　「一九四六年生了一個女孩，為了慶祝台灣光復，給他取了個名字，叫「慶黎」，慶 祝黎明的意思。這一年的中秋節，我抱著慶黎，和愛人對酌。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最 幸福的一次團圓。」。 　　蘇新，這名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組織工農群眾反抗剝削的台灣共產黨，在國民黨法西 斯政權撲下天羅地網，殲滅臺灣左翼力量的前夕，他離開了臺灣，輾轉從香港到了北京。 　　蘇新繼續回憶到，「二二八事件後，我亡命移居香港，經歷了兩個中秋，不但沒有能 夠團圓，連音信也斷了。慶黎呀！慶黎！沒想到黎明竟是這麼短暫！」。 　　蘇慶黎的誕生，連繫著她往後反叛的時代氛圍，到處都飄盪著凝重的肅殺氣，她的生 命調性，從此與這個社會的脈動博鬥，印染著赤烈的色彩。 監控的童年生活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是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民變事件，至此，蘇慶黎 的母親蕭不纏抱著她，開始了逃亡生活。 蕭不纏的哥哥蕭來福，與蘇新的革命同志情誼 ，定下不纏的終身，短短五年的婚姻生活，讓不纏經歷著幸福與驚險。往後，不纏有意培 養慶黎，晉身中產階級行列，與自己長期處在無安全感的生活有關，她不想女兒步她先生 後塵。不纏母女顛沛流離的生活，直到慶黎三歲半時才告結束。不纏把女兒放到高雄妹妹 家寄養，她繼續從事婚前的護理工作。 　　三歲半以後，我搬到姨爹家，他那時候在高雄港檢疫所當所長。雖然他是國民黨的官 ，但國民黨很注意他，因為和我父親這樣的姻親關係。開始他們盯住我，比如我在外面遊 玩的時候，警察常常會找我呀，問東問西什麼；但說實話，這種我們現在所謂戒嚴體制下 的白色恐怖，這種監聽監視，甚至於利用小孩子來打聽家裡面的一些活動，在當時我都不 覺得恐怖，完全沒有意識到。但家裡面的人很警覺，他們都知道警察常常在問我。 　　慶黎的童年，秘密警察的幽靈無處不在。儘管蘇慶黎言談之際，不把這些人當一回事 ，但細細追溯起來，「爸爸是共匪」的污名，算是影響她最大的。往後，種下她反國民黨 統治，追求臺灣民主化的推動器，應是這種監控的負作用吧！ 　　臺灣戒嚴時期，學校、公共場所、社區牆角，皆寫滿了「消滅萬惡共匪」、「打倒共 匪」的標語。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字眼，充其量，不過是蔣介石幫派對中國共產黨的 洩恨。但是，卻有效的掌控著臺灣社會對反政府的恐懼。 　　慶黎追憶起: 　　我第一次真正感覺到，因為我的身世，大概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即使，那時後有 感覺，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姨媽事後整個要讓我辨別，在這樣一個 政治的結構裏，事實上，我們不是壞人，對方才是壞人。就是說國民黨是壞人，這些警察 是壞人，那我父親絕對是好人；但是問題是說，這個事情太複雜，現在沒有辦法講，所以 ，我只能夠長大後才能去理解整個歷史，還有去了解我的父親。 西仔灣畔 　　慶黎的童年與少女時代，是在陽光高掛的南臺灣成長。西仔灣海畔，有漁民清晨出港 撒網的步划聲，有部族解體，舉家搬遷到海港邊，原住民夜夜喝酒，低吟思念家鄉的哀歌 。而開啟了戰後臺灣色情行業成長的美國駐軍團，也在此地太平昇歌，左擁右抱來自貧窮 家庭的臺灣女性。外頭的西仔灣海畔風景，對於慶黎的影響，不只有印象派畫風中，亮麗 的光點，散佈在無盡的大海裏，偶而幾艘船點綴其中。想必，影響她的，是有著社會寫實 主義的人道關懷。 　　屋內，慶黎暫居的家族氣氛，提供了她的人格與獨立思考的養成過程。她的家族是參 加抗日的。臺灣戰前的工會運動、文化協會運動等，都少不了舅舅與父親的投入。當時任 台共中央委員兼書記的蘇新，曾作出判斷，言：「無可避免的革命的醞釀與革命的高潮已 來臨。」，他描寫了當時澎湃的運動熱潮：「...工人農民及一般民眾的生活於是陷入非 常悲慘的狀態.....如霧社原住民的暴動與東部原住民的騷動，基隆地方採煤礦工的同盟 罷工，台北平版印刷工的同盟罷工，台北菜農與蔬菜販賣人的鬥爭，台北生魚零售商的鬥 爭，彰化行商人對警察的鬥爭，北港賣冰人的爭議，苑里漁民的鬥爭，台北、台中的學生 騷動，石碇煤礦工、台北印刷工、蓬萊鐵工廠、新竹木工、台中人力車伕、高雄女工、高 雄印刷工的同盟罷工，曾文蔗農鬥爭，臺南、桃園、屏東的農民鬥爭....」。 　　然而，歷史的弔詭，讓這個家族頑強的生命張力，在幾度緊張的政治情勢中，依然挺 立著。慶黎的父親、舅舅、姨丈皆為留日菁英，他們求學時代，受當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 影響，積極參加馬克思讀書小組。20、30年代，全世界反殖、反資、反帝國主義運動浪潮 ，扣緊著這批血性青年，不僅思考家鄉被殖民的出路，更緊緊的連繫著中國的前途。 　　「只要我還活著，我總要拿起筆來對付他們手下的槍！」。這是影響中國社會近一世 紀的作家-魯迅的至理明言。從姨丈那兒，慶黎認識魯迅；她自此閱讀了中國30年代左翼 文學，從中吸取了部份養份。 　　我姨丈是醫生，當時方圓百里只有他一個醫生，我們家的們永遠是開著。窮人、漁民 、當公務員的，無論誰都來這裏看病，沒看病時，他就乘船出去釣魚。但是，家裏永遠有 各種各樣的人來，經常，都會低聲細語，談論一些禁忌的事情，這時，我們小孩都會被支 開。 　　慶黎早熟的閱讀習慣，也包括了政論刊物。有一群台北自由主義派別的雜誌《自由中 國》，在她小學五、六年級時，已是必看讀物。中學時期，在李老師的指導下，有系統地 看了英國、法國、俄國的翻譯文學。狄更斯、巴爾札克、杜斯妥也夫斯基......，無數現 實主義文學展開了她的視角。 　　慶黎的高中時代，開始注意國際情勢，當時甘迺迪當政，他與卡斯特羅的鬥爭，開始 引發她對第三世界的注意。現實主義的文學訓練，逐漸地培養她成為魯迅式的戰士，但是 ，她的傾向讓她的母親不安。有一次她在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時，她母親很 生氣的將這本書撕成兩半，從此，母女之間有了很大的心理裂痕。 姨媽---女性意識的啟蒙者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個性，為蘇慶黎組織工作中，很特殊的長處。據她分析，可能 是受姨丈影響，她姨丈在當時的交往對象，有許多是有異議色彩的，這些人人來人往，讓 她對人的辨識與敏銳度提高。但在40年代出生的臺灣女性，很少有她那樣特立獨行的表現 。她認為，縱然革命家族讓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關懷與女性自覺的關鍵，與她姨媽的 教育有關。 　　我姨媽滿關心貧窮的病人，她大概每一年，她總會一兩次把家裡舊的衣服、什麼整理 好，然後就開始拜訪一些比較窮的人。通常她都會帶我去。事實上這種直接的人道關懷， 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說實話，我們在當時是典型中產階級的家庭。對我而言，外面的那 個貧窮世界是完全陌生的，那因為我姨媽的慈善舉動，直接地就把我帶到那種貧窮的家庭 。 　　說實話，當時我是很不喜歡這種等於有點像是強迫教育形式。她是很有意的，她講說 你們永遠不會理解窮人，但是，她就是一定要我去接受這樣的教育；他去拜訪那些窮人， 那些窮人家裏黑暗、骯髒、惡臭，我到現在閉上眼睛都還可以回到那個......害怕的不得 了。所以，我覺得影響我一生最大的，我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說，進入那樣的家庭，看到 我姨媽能夠和顏悅色，好像很高興和這些窮人很親近的談話。我真的很佩服她。我恨不得 跑掉，但是，我姨媽能夠那樣愉快地，比如坐在床上，跟病人談話甚麼，這個對我的影響 很大。 　　慶黎的姨媽，在結婚前曾有個志願，想當女記者，是頗有獨立見解的女性。但是，不 如所願，可是她婚後的一言一行，仍表現出女性的自主性。比如說，在家庭教育中，她對 子女兩性平權的生活教育，無時無刻要小孩不要歧視貧窮。 大學生 　　對歷史一直有強烈興趣的慶黎，終於如願的考上中部一所教會大學歷史系。當然，她 很快就失望於系上保守的學風。「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大學也是國民黨掌控思想教 育的一環，因此，就不難想像歷史教育，其實就是要讓年青人對歷史失憶。 　　當時那個歷史系是把我笑歪了。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我那個系上有一名老師，居然要 我們背中國歷代皇帝墳墓上面的甚麼........廟號、諡號，我想那樣的歷史我是不願意讀 了，而且我想讀了也沒有意義嘛，也是很恐怖嘛。我想你唸歷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 ，當然絕對有意思，那你念這個皇帝死的什麼號，這有什麼意義。 　　決定離開中部後，她又回到姨媽家準備重考。後來，上了臺灣的菁英學校--臺灣大學 哲學系。台大，就像是香港大學在殖民地的功能一樣，是統治菁英的培養所，即便是，臺 灣已解殖於日本殖民，許多入主統治階層的臺籍人士，都出自此地。但是，臺大同時也是 反叛青年的聚集地。 　　慶黎到此，如魚得水。她開始感受到60年代激辯的自由主義氣氛。《自由中國》、《 大學雜誌》等言論，挑戰國民黨權威，這些成員，有一些成為臺灣民主進步黨的主幹，這 個黨是引全球化市場機制入台灣大門的功臣。 　　事實上，自由主義才是真正影響臺灣的政治。退出聯合國之後，70年代初，因為台灣 的土地改革之後的整個農村的矛盾，因臺灣工業化、城市化所導致的這種農村的爆發之後 ，知識份子對台灣很實際的關懷才出現。這種關懷都已經在《大學雜誌》後期出現了，那 也可以這麼講，國民黨那種白色恐怖，那種反共，然後又加上台灣的現實，我覺得在相當 時期內，都不可能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東西。 　　蘇慶黎的分析，進ㄧ步理解是，自由主義本身就可以作為一個對抗的力量了，只是後 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光自由主義就不夠了。 　　哲學系的規訓，並未帶給慶黎學習上的成長，她覺得當時哲學系都讀些唯心的東西、 經驗主義的東西，例如邏輯實証論的東西，像康德。後來她覺得哲學系的環境很糟糕，便 轉到社會系，沒想到更爛。 　　 如果學院的學習對慶黎有幫助的話，應是校際的串連。當時他認識一群有批判能力 的朋友，像王杏慶、王曉波、王拓、徐正光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是臺灣社會輿論與社會良 心的指標。慶黎覺得，像徐正光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給她的收獲很大，後來在她從事社會實 踐時，讓她更貼近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 她的思想傾向，先是受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 中較進步的流派影響，後來偷偷地找了社會主義的書來看，這些書是從匪情資料室偷出來 的。 保釣運動 　　60年代，外部世界風起雲湧，訊息依舊吹進密不透風的台北。馬利諾修會的外國進步 修女，將Joan Baez和Bob Dylan反越戰的歌帶進校園。那時，蘇慶黎從自訂的香港星島日 報，得知文革與火紅的香港學生運動。 　　如何將保衛釣魚台與世界情勢聯接起來，蘇的理解是: 　　事實上，文革跟當時整個全世界的激進運動都是聯繫在一起。巴黎那些學生很多也是 受文革影響，全世界那種反叛，那種徹底反叛思想，事實上受文革影響也很大。但是對我 們來講，好像並不是聯繫起來的東西，換句話說，文革這東西事實上是一個中國的範圍。 但我想釣魚台事件，真正把臺灣跟美國的、或者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或和日本的關係，也 就是說和帝國主義的關係聯繫起來。保釣運動是關鍵，絕對是關鍵。 　　 保釣運動與臺灣退出聯合國，對國民黨的統治權威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時臺灣農 村已亮起紅燈。蘇慶黎記得台大有個楊懋春教授，作了一項調查發現，國民黨吹噓的農村 改革，土地改革，居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民是負債的。可見臺灣社會充滿了矛盾，但 當時台大校園還停留在現代化、西化的問題爭辯，蘇慶黎覺得是臺灣社會的問題，光是上 述台大校園內部的爭論的選項是不夠的，台灣民主化不能與農民、工人的處境分開的。 　　 當時，熱血青年有許多實踐方式。有民族主義式的「百萬小時奉獻」、有《大學雜 誌》菁英獻策性的提出"國事諍言"、也有人組織山地服務隊，到原住民部落。蘇慶黎的實 踐方式，是和台大一群醫生辦《當代醫學》。這本雜誌是對臺灣醫學西化的反省，在科學 教育中，殖民化(英文化)的規訓過程，斬斷了青年學生與土地的聯結。因此，「科學中文 化」的訴求，為這本雜誌的重點。而對專業者的批判，也是此本雜誌不斷揭露的，例如， 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醫生與社會醫療、社會實踐等。 　　 延續《當代醫學》的工作，還有辦《健康世界》雜誌。當初，一群不滿時局的書生 ，老窩在他們家裏。她率先提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吧！於是便動手幹了起來。之所以會 投入與醫學相關的工作，是她與離了婚的、行醫的先生鄭泰安有關。這段婚姻，讓她深刻 體會到女性在婚姻中不利位置，對想參與社會實踐的她而言，她覺得怎樣扮演都不符合他 意。鄭泰安當然不是他唯一交往的對象，但跟他結婚，是種心理補償作用。慶黎體弱多病 ，自小到大有姨丈照顧，因此，醫生丈夫的意義，對她而言有多重的。 社會關懷與行動 　　不當客廳裏的革命家，是慶黎堅持的。礙於軍事監管體制，不能直接接觸工農大眾， 因此慶黎的實踐方式，卻不能只滿足於動動筆而已。她在大學時代，對現實主義的藝術表 達，熱衷的不得了。她與後來成為臺灣著名的版畫家洪素麗，幾乎把電影、繪畫、音樂、 文學領域的社會寫實主義經典，當成習本練習。慶黎誓言要當一名進步導演，除了看大量 國外電影外，還買了設備，乘著火車，到漁村、農村或都市邊緣，拍些勞動或小市民的生 活。後來，投資這些費用太大了，她不得不放棄。 　　雖然無法間接用藝術形式，展現對社會底層的關懷，她依然執起筆，對抗專制政權。 由於她的名字本來就很中性化，有回，她寫了一篇<孟加拉的獨立經過>，內容涉及分治下 的南亞社會，存在的種族、宗教、文化、階級等衝突。她的批判角度轟動台北，人人皆猜 蘇慶黎是女還是男，後來知是女，都非常欽佩。 　　由於《大學雜誌》明顯的成為體制內改革的陣容。因此，一群較激進人士另闢陣地， 辦《臺灣政論》。蘇慶黎當時負責主編國際版，《臺灣政論》的出版，讓國民黨政權，意 識到反對力量的勢力已經起來，所以便下令停刊。 　　 這段時期，蘇慶黎開始介入人權工作。70年代，台灣社會依然延續著白色恐怖的反 共鎮壓。陳映真案、陳玉璽事件、陳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羅織罪名，無非是怕有 任何社會主義的星火冒出。當然，對主張臺灣獨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壓。 　　 透過美籍在台研究女工問題的艾林達關係，也透過教會系統，慶黎暗中的將這些檔 案送出去，給國際特赦組織或海外華人，然後施壓國民黨政府。這項工作很冒險，後來在 美麗島事件中，差點被關的慶黎透露，國民黨對她與這群朋友搞的人權工作，一直視為眼 中釘。 　　由於《臺灣政論》這樣一個能對抗國民黨的陣地垮了。但社會形勢演變，說明了臺灣 社會必需有左翼的窗口。有一個晴朗的下午，蘇慶黎與名作家陳映真相約在街上，若無其 事的作散步狀，蘇慶黎打算同陳映真商量大事。那時，電話監聽、跟蹤、裝竊聽器是常有 之事，在大街上交談，恐怕是較安全的。蘇慶黎左顧右看，覺得放心了，將想辦一份社會 主義的刊物的想法，告訴了陳映真，據蘇慶黎形容，他嚇得要命，罵她是不是瘋了。 　　果然，這份台灣戰後第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出爐了，蘇慶黎任總編輯。為了要掩護左的 色彩，通常都將社會主義改社會正義。此份雜誌標榜著「鄉土的、社會的、文學的」，延 續著日本殖民地時代，左翼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資」的色彩。 　　《夏潮雜誌》開拓了70年代以降，台灣進步青年的思維方式與世界觀。也就是說，台 灣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政治運動，是二元論的自由主義菁英的話語；簡單的說，就是不 批判自由主義市場機制，認為只要國民黨下台，一切都解決了。因此，不難理解，臺灣國 族主義的建構，就是想，搞了這麼久，為何還不當權，來個挾台灣人以令天下的策略吧。 　　在前述背景下，以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角度，分析台灣社會矛盾，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 污染、階級與城鄉差距，婦女、原住民問題，《夏潮雜誌》都作深入報導。鄉土文學論辯 ，算是《夏潮雜誌》直接對抗國民黨文化政策，最激烈的一次筆戰。當時，國民黨御用文 人余光中、彭歌等人，把鄉土文學比同大陸工農兵文學，大喊大叫的說:「狼來了！狼來 了！」。夏潮陣營忍無可忍，結合了國民黨左派如胡秋原、任卓宣等人，給予重擊，把他 們嚇得屁滾尿流。余光中，在最近出版的《余光中傳》裏，提到這段歷史，還有侍無恐的 指控台灣鄉土文學是毛澤東的同路人。 　　 蘇慶黎主持下的《夏潮雜誌》時期，吸收了許多面向的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在台 灣社會解嚴前後，在環保運動、工人運動、原住民運動、婦女運動、文化運動中，都成為 積極的骨幹。不涉入運動的，在媒體、學界也都受到影響。 　　 這段期間，蘇慶黎介入反對核能發電的鬥爭。工業化的臺灣，火力、水力等能源已 不敷使用。1988年，台灣第一座核能發電廠開始運作。核能所產生核廢料等公害問題，已 是先進國家放棄的能源方案。當時，蘇慶黎結合對反核知識深入研究的林俊義教授，寫質 詢稿給時任立委的黃順興，要政府檢討核能政策。 　　 從日據時代以來，台灣西北桃園一帶，受火力發電所造成的污染嚴重。這個案的解 決已懸置多年，最後，也是蘇慶黎結合黃順興平反了，電廠承認錯誤，補償了居民損失。 　　 除了參與環境運動的工作外，蘇姐與當時黨外編聯會的成員組織『勞支會』，以法 律援助的形式支援工人。台灣戰後的工人運動歷史，『勞支會』是個值得書寫的團體，因 為它部分成為工人在某種形式的連結介面。 出國與留學的日子 　　因為蘇慶黎的身世與政治背景，一直未能順利出國。慶黎因著美麗島事件的驚恐與介 入搞得身心疲憊，之前，她投入『勞支會』與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運動（黨外運動），與 當時較為左傾的陳菊、張富忠等人有較好的友誼，一度前已故民進黨主席黃信介曾邀請蘇 慶黎進入民進黨。但由於台灣統左陣營裡，看待民進黨的屬性與是否合作態度不一，蘇姐 到底是什麼考慮出國，是因，暫時看不到階級運動的光，或是存在一直支持她的夏潮內部 的矛盾？不得而知。 　　 蘇慶黎前往美國賓漢頓讀書，這段時光應該是蘇姐獲得贊時的休息，根據同在賓漢 頓唸書的柯志明提到，有時他在圖書館看到蘇姐發呆，好像若有所思，或者不放心台灣的 事情吧！ 返國與成立階級政黨 　　 台灣解嚴不久，蘇姐被號召回台組織工黨，郭紀舟認為蘇慶黎的一九七六年開創了 台灣左翼的啟蒙階段。十年後的工黨成立，無非是蘇慶黎生命中的創舉，當時，世界的氣 候是多麼困難，而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強過階級的主體性，蘇姐帶著一群較無鬥爭 經驗的知識份子與剛起步的工會頭子，投入工黨的建設，是有種堂吉柯德的可愛與理想性 。 　　 工黨的挫敗，是否加速蘇姐的病？她勇敢的與病魔對抗，她曾樂觀的估計她還可以 活十幾年，許多的計畫要做，許多的書要寫。 結語 　　回顧蘇姐的一生，我覺得她的勇敢與每個階段的跨越，是她人生中最鮮明的寫照，而 多少這種具有女性特質的運動領導風格，較為細膩的關注到同志之間的生活，而非從陰謀 論的權力關係看待。有時，她還要一些運動者的感情糾紛。 　　當然，蘇姐的老革命特質，從歷史的長河看當今台灣與世界的發展，她認為： 　　我從來不會認為台灣的歷史要跟中國的歷史是對抗，也不能對抗，因為整個台灣史就 在中國史裏面，在整個世界歷史、亞洲歷史裏面。認為對抗，這根本是從另外一種反對人 民的政治立場來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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