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kDon (重新做人)
看板NTHUTL96
标题[闲聊] 苏姐
时间Fri Dec 12 17:22:1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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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姐
文/锺秀梅
庆祝黎明
「一九四六年生了一个女孩,为了庆祝台湾光复,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庆黎」,庆
祝黎明的意思。这一年的中秋节,我抱着庆黎,和爱人对酌。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最
幸福的一次团圆。」。
苏新,这名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组织工农群众反抗剥削的台湾共产党,在国民党法西
斯政权扑下天罗地网,歼灭台湾左翼力量的前夕,他离开了台湾,辗转从香港到了北京。
苏新继续回忆到,「二二八事件後,我亡命移居香港,经历了两个中秋,不但没有能
够团圆,连音信也断了。庆黎呀!庆黎!没想到黎明竟是这麽短暂!」。
苏庆黎的诞生,连系着她往後反叛的时代氛围,到处都飘荡着凝重的肃杀气,她的生
命调性,从此与这个社会的脉动博斗,印染着赤烈的色彩。
监控的童年生活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杀,是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民变事件,至此,苏庆黎
的母亲萧不缠抱着她,开始了逃亡生活。 萧不缠的哥哥萧来福,与苏新的革命同志情谊
,定下不缠的终身,短短五年的婚姻生活,让不缠经历着幸福与惊险。往後,不缠有意培
养庆黎,晋身中产阶级行列,与自己长期处在无安全感的生活有关,她不想女儿步她先生
後尘。不缠母女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庆黎三岁半时才告结束。不缠把女儿放到高雄妹妹
家寄养,她继续从事婚前的护理工作。
三岁半以後,我搬到姨爹家,他那时候在高雄港检疫所当所长。虽然他是国民党的官
,但国民党很注意他,因为和我父亲这样的姻亲关系。开始他们盯住我,比如我在外面游
玩的时候,警察常常会找我呀,问东问西什麽;但说实话,这种我们现在所谓戒严体制下
的白色恐怖,这种监听监视,甚至於利用小孩子来打听家里面的一些活动,在当时我都不
觉得恐怖,完全没有意识到。但家里面的人很警觉,他们都知道警察常常在问我。
庆黎的童年,秘密警察的幽灵无处不在。尽管苏庆黎言谈之际,不把这些人当一回事
,但细细追溯起来,「爸爸是共匪」的污名,算是影响她最大的。往後,种下她反国民党
统治,追求台湾民主化的推动器,应是这种监控的负作用吧!
台湾戒严时期,学校、公共场所、社区墙角,皆写满了「消灭万恶共匪」、「打倒共
匪」的标语。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字眼,充其量,不过是蒋介石帮派对中国共产党的
泄恨。但是,却有效的掌控着台湾社会对反政府的恐惧。
庆黎追忆起:
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因为我的身世,大概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即使,那时後有
感觉,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我姨妈事後整个要让我辨别,在这样一个
政治的结构里,事实上,我们不是坏人,对方才是坏人。就是说国民党是坏人,这些警察
是坏人,那我父亲绝对是好人;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事情太复杂,现在没有办法讲,所以
,我只能够长大後才能去理解整个历史,还有去了解我的父亲。
西仔湾畔
庆黎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是在阳光高挂的南台湾成长。西仔湾海畔,有渔民清晨出港
撒网的步划声,有部族解体,举家搬迁到海港边,原住民夜夜喝酒,低吟思念家乡的哀歌
。而开启了战後台湾色情行业成长的美国驻军团,也在此地太平昇歌,左拥右抱来自贫穷
家庭的台湾女性。外头的西仔湾海畔风景,对於庆黎的影响,不只有印象派画风中,亮丽
的光点,散布在无尽的大海里,偶而几艘船点缀其中。想必,影响她的,是有着社会写实
主义的人道关怀。
屋内,庆黎暂居的家族气氛,提供了她的人格与独立思考的养成过程。她的家族是参
加抗日的。台湾战前的工会运动、文化协会运动等,都少不了舅舅与父亲的投入。当时任
台共中央委员兼书记的苏新,曾作出判断,言:「无可避免的革命的酝酿与革命的高潮已
来临。」,他描写了当时澎湃的运动热潮:「...工人农民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於是陷入非
常悲惨的状态.....如雾社原住民的暴动与东部原住民的骚动,基隆地方采煤矿工的同盟
罢工,台北平版印刷工的同盟罢工,台北菜农与蔬菜贩卖人的斗争,台北生鱼零售商的斗
争,彰化行商人对警察的斗争,北港卖冰人的争议,苑里渔民的斗争,台北、台中的学生
骚动,石碇煤矿工、台北印刷工、蓬莱铁工厂、新竹木工、台中人力车夫、高雄女工、高
雄印刷工的同盟罢工,曾文蔗农斗争,台南、桃园、屏东的农民斗争....」。
然而,历史的吊诡,让这个家族顽强的生命张力,在几度紧张的政治情势中,依然挺
立着。庆黎的父亲、舅舅、姨丈皆为留日菁英,他们求学时代,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影响,积极参加马克思读书小组。20、30年代,全世界反殖、反资、反帝国主义运动浪潮
,扣紧着这批血性青年,不仅思考家乡被殖民的出路,更紧紧的连系着中国的前途。
「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手下的枪!」。这是影响中国社会近一世
纪的作家-鲁迅的至理明言。从姨丈那儿,庆黎认识鲁迅;她自此阅读了中国30年代左翼
文学,从中吸取了部份养份。
我姨丈是医生,当时方圆百里只有他一个医生,我们家的们永远是开着。穷人、渔民
、当公务员的,无论谁都来这里看病,没看病时,他就乘船出去钓鱼。但是,家里永远有
各种各样的人来,经常,都会低声细语,谈论一些禁忌的事情,这时,我们小孩都会被支
开。
庆黎早熟的阅读习惯,也包括了政论刊物。有一群台北自由主义派别的杂志《自由中
国》,在她小学五、六年级时,已是必看读物。中学时期,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有系统地
看了英国、法国、俄国的翻译文学。狄更斯、巴尔札克、杜斯妥也夫斯基......,无数现
实主义文学展开了她的视角。
庆黎的高中时代,开始注意国际情势,当时甘乃迪当政,他与卡斯特罗的斗争,开始
引发她对第三世界的注意。现实主义的文学训练,逐渐地培养她成为鲁迅式的战士,但是
,她的倾向让她的母亲不安。有一次她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时,她母亲很
生气的将这本书撕成两半,从此,母女之间有了很大的心理裂痕。
姨妈---女性意识的启蒙者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个性,为苏庆黎组织工作中,很特殊的长处。据她分析,可能
是受姨丈影响,她姨丈在当时的交往对象,有许多是有异议色彩的,这些人人来人往,让
她对人的辨识与敏锐度提高。但在40年代出生的台湾女性,很少有她那样特立独行的表现
。她认为,纵然革命家族让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关怀与女性自觉的关键,与她姨妈的
教育有关。
我姨妈满关心贫穷的病人,她大概每一年,她总会一两次把家里旧的衣服、什麽整理
好,然後就开始拜访一些比较穷的人。通常她都会带我去。事实上这种直接的人道关怀,
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说实话,我们在当时是典型中产阶级的家庭。对我而言,外面的那
个贫穷世界是完全陌生的,那因为我姨妈的慈善举动,直接地就把我带到那种贫穷的家庭
。
说实话,当时我是很不喜欢这种等於有点像是强迫教育形式。她是很有意的,她讲说
你们永远不会理解穷人,但是,她就是一定要我去接受这样的教育;他去拜访那些穷人,
那些穷人家里黑暗、肮脏、恶臭,我到现在闭上眼睛都还可以回到那个......害怕的不得
了。所以,我觉得影响我一生最大的,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进入那样的家庭,看到
我姨妈能够和颜悦色,好像很高兴和这些穷人很亲近的谈话。我真的很佩服她。我恨不得
跑掉,但是,我姨妈能够那样愉快地,比如坐在床上,跟病人谈话甚麽,这个对我的影响
很大。
庆黎的姨妈,在结婚前曾有个志愿,想当女记者,是颇有独立见解的女性。但是,不
如所愿,可是她婚後的一言一行,仍表现出女性的自主性。比如说,在家庭教育中,她对
子女两性平权的生活教育,无时无刻要小孩不要歧视贫穷。
大学生
对历史一直有强烈兴趣的庆黎,终於如愿的考上中部一所教会大学历史系。当然,她
很快就失望於系上保守的学风。「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大学也是国民党掌控思想教
育的一环,因此,就不难想像历史教育,其实就是要让年青人对历史失忆。
当时那个历史系是把我笑歪了。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我那个系上有一名老师,居然要
我们背中国历代皇帝坟墓上面的甚麽........庙号、諡号,我想那样的历史我是不愿意读
了,而且我想读了也没有意义嘛,也是很恐怖嘛。我想你念历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
,当然绝对有意思,那你念这个皇帝死的什麽号,这有什麽意义。
决定离开中部後,她又回到姨妈家准备重考。後来,上了台湾的菁英学校--台湾大学
哲学系。台大,就像是香港大学在殖民地的功能一样,是统治菁英的培养所,即便是,台
湾已解殖於日本殖民,许多入主统治阶层的台籍人士,都出自此地。但是,台大同时也是
反叛青年的聚集地。
庆黎到此,如鱼得水。她开始感受到60年代激辩的自由主义气氛。《自由中国》、《
大学杂志》等言论,挑战国民党权威,这些成员,有一些成为台湾民主进步党的主干,这
个党是引全球化市场机制入台湾大门的功臣。
事实上,自由主义才是真正影响台湾的政治。退出联合国之後,70年代初,因为台湾
的土地改革之後的整个农村的矛盾,因台湾工业化、城市化所导致的这种农村的爆发之後
,知识份子对台湾很实际的关怀才出现。这种关怀都已经在《大学杂志》後期出现了,那
也可以这麽讲,国民党那种白色恐怖,那种反共,然後又加上台湾的现实,我觉得在相当
时期内,都不可能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
苏庆黎的分析,进ㄧ步理解是,自由主义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对抗的力量了,只是後
来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光自由主义就不够了。
哲学系的规训,并未带给庆黎学习上的成长,她觉得当时哲学系都读些唯心的东西、
经验主义的东西,例如逻辑实证论的东西,像康德。後来她觉得哲学系的环境很糟糕,便
转到社会系,没想到更烂。
如果学院的学习对庆黎有帮助的话,应是校际的串连。当时他认识一群有批判能力
的朋友,像王杏庆、王晓波、王拓、徐正光等人,这些人後来都是台湾社会舆论与社会良
心的指标。庆黎觉得,像徐正光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给她的收获很大,後来在她从事社会实
践时,让她更贴近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 她的思想倾向,先是受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
中较进步的流派影响,後来偷偷地找了社会主义的书来看,这些书是从匪情资料室偷出来
的。
保钓运动
60年代,外部世界风起云涌,讯息依旧吹进密不透风的台北。马利诺修会的外国进步
修女,将Joan Baez和Bob Dylan反越战的歌带进校园。那时,苏庆黎从自订的香港星岛日
报,得知文革与火红的香港学生运动。
如何将保卫钓鱼台与世界情势联接起来,苏的理解是:
事实上,文革跟当时整个全世界的激进运动都是联系在一起。巴黎那些学生很多也是
受文革影响,全世界那种反叛,那种彻底反叛思想,事实上受文革影响也很大。但是对我
们来讲,好像并不是联系起来的东西,换句话说,文革这东西事实上是一个中国的范围。
但我想钓鱼台事件,真正把台湾跟美国的、或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或和日本的关系,也
就是说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保钓运动是关键,绝对是关键。
保钓运动与台湾退出联合国,对国民党的统治权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台湾农
村已亮起红灯。苏庆黎记得台大有个杨懋春教授,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国民党吹嘘的农村
改革,土地改革,居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是负债的。可见台湾社会充满了矛盾,但
当时台大校园还停留在现代化、西化的问题争辩,苏庆黎觉得是台湾社会的问题,光是上
述台大校园内部的争论的选项是不够的,台湾民主化不能与农民、工人的处境分开的。
当时,热血青年有许多实践方式。有民族主义式的「百万小时奉献」、有《大学杂
志》菁英献策性的提出"国事诤言"、也有人组织山地服务队,到原住民部落。苏庆黎的实
践方式,是和台大一群医生办《当代医学》。这本杂志是对台湾医学西化的反省,在科学
教育中,殖民化(英文化)的规训过程,斩断了青年学生与土地的联结。因此,「科学中文
化」的诉求,为这本杂志的重点。而对专业者的批判,也是此本杂志不断揭露的,例如,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医生与社会医疗、社会实践等。
延续《当代医学》的工作,还有办《健康世界》杂志。当初,一群不满时局的书生
,老窝在他们家里。她率先提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吧!於是便动手干了起来。之所以会
投入与医学相关的工作,是她与离了婚的、行医的先生郑泰安有关。这段婚姻,让她深刻
体会到女性在婚姻中不利位置,对想参与社会实践的她而言,她觉得怎样扮演都不符合他
意。郑泰安当然不是他唯一交往的对象,但跟他结婚,是种心理补偿作用。庆黎体弱多病
,自小到大有姨丈照顾,因此,医生丈夫的意义,对她而言有多重的。
社会关怀与行动
不当客厅里的革命家,是庆黎坚持的。碍於军事监管体制,不能直接接触工农大众,
因此庆黎的实践方式,却不能只满足於动动笔而已。她在大学时代,对现实主义的艺术表
达,热衷的不得了。她与後来成为台湾着名的版画家洪素丽,几乎把电影、绘画、音乐、
文学领域的社会写实主义经典,当成习本练习。庆黎誓言要当一名进步导演,除了看大量
国外电影外,还买了设备,乘着火车,到渔村、农村或都市边缘,拍些劳动或小市民的生
活。後来,投资这些费用太大了,她不得不放弃。
虽然无法间接用艺术形式,展现对社会底层的关怀,她依然执起笔,对抗专制政权。
由於她的名字本来就很中性化,有回,她写了一篇<孟加拉的独立经过>,内容涉及分治下
的南亚社会,存在的种族、宗教、文化、阶级等冲突。她的批判角度轰动台北,人人皆猜
苏庆黎是女还是男,後来知是女,都非常钦佩。
由於《大学杂志》明显的成为体制内改革的阵容。因此,一群较激进人士另辟阵地,
办《台湾政论》。苏庆黎当时负责主编国际版,《台湾政论》的出版,让国民党政权,意
识到反对力量的势力已经起来,所以便下令停刊。
这段时期,苏庆黎开始介入人权工作。70年代,台湾社会依然延续着白色恐怖的反
共镇压。陈映真案、陈玉玺事件、陈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罗织罪名,无非是怕有
任何社会主义的星火冒出。当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压。
透过美籍在台研究女工问题的艾林达关系,也透过教会系统,庆黎暗中的将这些档
案送出去,给国际特赦组织或海外华人,然後施压国民党政府。这项工作很冒险,後来在
美丽岛事件中,差点被关的庆黎透露,国民党对她与这群朋友搞的人权工作,一直视为眼
中钉。
由於《台湾政论》这样一个能对抗国民党的阵地垮了。但社会形势演变,说明了台湾
社会必需有左翼的窗口。有一个晴朗的下午,苏庆黎与名作家陈映真相约在街上,若无其
事的作散步状,苏庆黎打算同陈映真商量大事。那时,电话监听、跟踪、装窃听器是常有
之事,在大街上交谈,恐怕是较安全的。苏庆黎左顾右看,觉得放心了,将想办一份社会
主义的刊物的想法,告诉了陈映真,据苏庆黎形容,他吓得要命,骂她是不是疯了。
果然,这份台湾战後第一份社会主义刊物出炉了,苏庆黎任总编辑。为了要掩护左的
色彩,通常都将社会主义改社会正义。此份杂志标榜着「乡土的、社会的、文学的」,延
续着日本殖民地时代,左翼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资」的色彩。
《夏潮杂志》开拓了70年代以降,台湾进步青年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也就是说,台
湾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政治运动,是二元论的自由主义菁英的话语;简单的说,就是不
批判自由主义市场机制,认为只要国民党下台,一切都解决了。因此,不难理解,台湾国
族主义的建构,就是想,搞了这麽久,为何还不当权,来个挟台湾人以令天下的策略吧。
在前述背景下,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分析台湾社会矛盾,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
污染、阶级与城乡差距,妇女、原住民问题,《夏潮杂志》都作深入报导。乡土文学论辩
,算是《夏潮杂志》直接对抗国民党文化政策,最激烈的一次笔战。当时,国民党御用文
人余光中、彭歌等人,把乡土文学比同大陆工农兵文学,大喊大叫的说:「狼来了!狼来
了!」。夏潮阵营忍无可忍,结合了国民党左派如胡秋原、任卓宣等人,给予重击,把他
们吓得屁滚尿流。余光中,在最近出版的《余光中传》里,提到这段历史,还有侍无恐的
指控台湾乡土文学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苏庆黎主持下的《夏潮杂志》时期,吸收了许多面向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在台
湾社会解严前後,在环保运动、工人运动、原住民运动、妇女运动、文化运动中,都成为
积极的骨干。不涉入运动的,在媒体、学界也都受到影响。
这段期间,苏庆黎介入反对核能发电的斗争。工业化的台湾,火力、水力等能源已
不敷使用。1988年,台湾第一座核能发电厂开始运作。核能所产生核废料等公害问题,已
是先进国家放弃的能源方案。当时,苏庆黎结合对反核知识深入研究的林俊义教授,写质
询稿给时任立委的黄顺兴,要政府检讨核能政策。
从日据时代以来,台湾西北桃园一带,受火力发电所造成的污染严重。这个案的解
决已悬置多年,最後,也是苏庆黎结合黄顺兴平反了,电厂承认错误,补偿了居民损失。
除了参与环境运动的工作外,苏姐与当时党外编联会的成员组织『劳支会』,以法
律援助的形式支援工人。台湾战後的工人运动历史,『劳支会』是个值得书写的团体,因
为它部分成为工人在某种形式的连结介面。
出国与留学的日子
因为苏庆黎的身世与政治背景,一直未能顺利出国。庆黎因着美丽岛事件的惊恐与介
入搞得身心疲惫,之前,她投入『劳支会』与反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运动(党外运动),与
当时较为左倾的陈菊、张富忠等人有较好的友谊,一度前已故民进党主席黄信介曾邀请苏
庆黎进入民进党。但由於台湾统左阵营里,看待民进党的属性与是否合作态度不一,苏姐
到底是什麽考虑出国,是因,暂时看不到阶级运动的光,或是存在一直支持她的夏潮内部
的矛盾?不得而知。
苏庆黎前往美国宾汉顿读书,这段时光应该是苏姐获得赞时的休息,根据同在宾汉
顿念书的柯志明提到,有时他在图书馆看到苏姐发呆,好像若有所思,或者不放心台湾的
事情吧!
返国与成立阶级政党
台湾解严不久,苏姐被号召回台组织工党,郭纪舟认为苏庆黎的一九七六年开创了
台湾左翼的启蒙阶段。十年後的工党成立,无非是苏庆黎生命中的创举,当时,世界的气
候是多麽困难,而岛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强过阶级的主体性,苏姐带着一群较无斗争
经验的知识份子与刚起步的工会头子,投入工党的建设,是有种堂吉柯德的可爱与理想性
。
工党的挫败,是否加速苏姐的病?她勇敢的与病魔对抗,她曾乐观的估计她还可以
活十几年,许多的计画要做,许多的书要写。
结语
回顾苏姐的一生,我觉得她的勇敢与每个阶段的跨越,是她人生中最鲜明的写照,而
多少这种具有女性特质的运动领导风格,较为细腻的关注到同志之间的生活,而非从阴谋
论的权力关系看待。有时,她还要一些运动者的感情纠纷。
当然,苏姐的老革命特质,从历史的长河看当今台湾与世界的发展,她认为:
我从来不会认为台湾的历史要跟中国的历史是对抗,也不能对抗,因为整个台湾史就
在中国史里面,在整个世界历史、亚洲历史里面。认为对抗,这根本是从另外一种反对人
民的政治立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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