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談讀書　葉紅媛 　　仲夏的臺北夜晚，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余英時，親切地坐在我們面前。每寫出一篇 文章，即被爭相傳閱的他直說：「我沒有什麽特別，沒有什麽見解，也沒有什麽秘方傳授 。」 ⊙　無字的社會書 　　小時候剛好碰上抗戰，他住過北京、開封、南京，最後從安慶回到了故鄉安徽潛山縣 的官莊鄉。九年鄉居生活，沒有學校可讀，卻因此讀了一本更珍貴的無字的社會書。在余 英時記憶裏，住家附近的山上有座古廟，老和尚輕易不下山來，幼年的余英時總以為他們 有很深的道行。 　　「在鄉下過日子與在大城中念書不同，」余英時說：「就像波蘭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 夫斯基跑到一個島上，才發現手中的材料都不可靠。因為書齋裏想像出來的社會，跟任何 一個真實社會比較，都有很大的距離。」余英時看過很多研究中國的書，都覺得隔靴搔癢 ，「當然我小時候的社會，只限於一個小村子。」但後來到桐城住了一年，看到的情況也 差不多。他相信，點著三莖燈草油燈的官莊，長年保持原來的狀熊，是有中國傳統農村的 代表性。儘管外面的社會如何地變化，要直接波動到鄉下去，那是很難的。鄉村家庭組織 、人際關係的穩定，使成長中的余英時，深刻體會了中國的人情世故。 　　抗戰勝利，余英時開始接觸文學，主要看小說。鄉下沒有小學，也沒有稱職的先生， 書念不出什麽興趣，平日最多只能看看《羅通掃北》、《隋唐演義》、《三國演義》、《 水滸傳》這些書。連《紅樓夢》的情感世界都嫌太複雜了。 　　對新文學沒有太多感覺的他，起初只知道有一個胡適，因為胡適給余英時的父親寫過 一幅字，掛在家裏，是一首胡適講社會不朽論的詩：「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縐，湖更鏡 平時，畢竟難依舊。為伊生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似亡而實在。」余英時背出 這首詩，一面在紙頭上留下他的親筆字。 　　「我對新文學，始終沒有入港過……」他笑道。是沒有興趣嗎？「也不是，好的很少 嘛！」他特別對白話文大量夾用的「嗎、呢、了、的」這些虛字不以為然。就連大家喜歡 掛在嘴邊的魯迅，余英時也有強烈批判。 　　「他罵的人，我不知道；他罵的事情，我也看不見。魯迅沒什麽思想，只有強烈的否 定意識和憎恨舊社會的偏概……大陸上把他捧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我真不知道從何說起 。」已從菸斗改抽香菸的他，又點上一根菸，繼續說道：「魯迅的東西從筆法上講，那是 很老練、很不錯的。從文字上講也是個高手，絕對沒有問題的。早期反映舊社會的〈狂人 日記〉、〈阿Ｑ正傳〉，是寫得很好，越到後來越不行。至於現在人推崇他，多半是被訪 問時，拿魯迅作幌子，那是表態的。表示他也是進步的，也是反抗的，一反抗就偉大，是 不是真覺得那麽好，很值得懷疑。」 　　「魯迅沒有骨頭，誰都罵光了，只有日本人從來沒有罵過。」余英時贊同史學家傅樂 成的話，他說魯迅深讀嵇康〈誡子書〉，世故得很，是亂世中會保全自己的那種人，「心 胸狹小，睚眥必報。他的兒子到長大都不知道爸爸是魯迅。」 　　後來讀魯迅的日記，余英時更相信自己的看法沒錯：「托洛斯基派的一群年輕人給魯 迅寫信，結果魯迅把人家罵得狗血噴頭，只因他們不是共產黨正統。今天看起來到底托洛 斯基和史達林哪個是正統，哪個更高明，很難說的。年輕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也相信託洛 斯基那套永久革命論，毛澤東也相信，魯迅卻認為託派是惡名，必須要痛駡。」 ⊙　讀書最要立志 　　立志是讀書的第一要義，余英時說，他最想跟年輕人講：「人總要找個志趣出來。這 個志就是意志（will），意志只決定個人生命，不能決定社會集體意識，盧梭講的 General will是另外一回事。人可以立不同的志，傳統讀書人一立志就要做聖賢，現在不 必立志做聖賢，只要立志做，做某一種事情就好。如果你根本沒有志，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 　　有些人把知識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學者，一直要讀書讀個道理。事實上，余英時認 為，立志做生意，立志辦個小學，立志開個小店、小工廠，都是立志，跟聖賢立的志比並 不低。每個人都有一個用，李白說「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很重要的話。當然人的才能不 只一種，有些人相當平均，樣樣都可做，這種人也有很多的，但最後總要做個選擇，不能 又變成物理學家，又變成生物學家，又變成歷史學家。生命當然可以無限，可是沒有那麽 多的時間，所以必須做抉擇。他特別勉勵剛入大學的年輕人，風華正盛，前途似錦，但風 華稍縱即逝，最怕漂流、漂蕩、隨波逐流，生命拿在手上卻不知道怎麽辦。 　　如果真想走知識這條路，專業化是沒法避免的。「不一定做學問，也許發展電腦工業 ，像美國的蓋茲，領導世界潮流，他也是專業，不一定是學者專家那種的專業，但也是某 種程度的學者專家。」 ⊙　自畫像 　　這個時代有沒有籠罩全局的知識份子？ 　　余英時表示：還要求讀書人像從前士大夫通讀詩詞歌賦、經史子集……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做不到。他舉例說，要懂中國的佛教，起碼要學梵文、巴利文，即使花上十年、二 十年也未必學得好。學好它，是學者的責任。「我們對學者要求專業，要求獻身，這種人 不會多，也不需要多。但我希望現代中國學者能花點時間為大眾整理古籍，使一般讀者對 中國的文化變遷、歷史、文學、宗教、藝術，都有一大概的瞭解，等於西方一般受過大學 教育的人，對西方文化史、對自己的傳統有大概的認識。」余英時所謂的整理古籍，倒不 一定是語譯經典，因為有些經根本沒法子翻譯。《老子》五千言，一句句翻成白話，怎麽 翻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用不著翻！」他說。 　　意涵淵深，文詞清雅，是余英時為文特色，那怕是對時局的辯論，也富有文氣、詩才 ，讀起來極具感染力。問他如此秀異的文字功力，究竟是在那個階段打下的底子？他不如 思索的回答：「別人的感受跟我毫不相干，我自己沒辦法判斷。」跟他讀過博士的王汎森 問是否跟讀舊小說有關係？他說：「古文自然是有影響。」有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文學創 作者，譬如像他所研究的陳寅恪最後輯成一本「古典」詩集？余英時覺得陳寅恪的古詩寫 得很好，可是，那是學人之詩，不是詩人之詩。如同他自己，偶爾寫寫詩，發抒一下自己 的情感，文字多半還是用作表達思想、知識的工具。「真要出詩集，我自己知道絕對不夠 資格。」一陣呵呵笑聲，流落在咖啡座間。訪問的氣氛愈來愈輕鬆。 　　我們請他用幾句話為自己勾勒一幅自畫像，他謙抑地說：「沒什麽別的特殊，一定要 說的話，就是喜歡看書、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識上有很多興趣的一個人。」 ⊙　不用愛因斯坦的辦公室 　　讀書的價值，余英時很小就領受了。對書有愛好，尤其是一九四七、四八年，在北平 住過近一年，常常逛書店。北平的琉璃廠、中央市場有很多書店，一去待一天，是他最喜 歡的事。一九七八年唯一去過大陸一次，他想再逛舊書店，結果什麽都沒有了，「不是沒 舊書，連書店都沒有了。」買書的機會少了，是他當時最大的感慨。余英時記起五零年代 初到香港，有一條街叫荷裏活道，他跟著父親一塊兒流連於舊書店裏，買了一部不全的同 文本二十四史，還買了《資治通鑒》，有缺本，即學年幼家貧借書抄讀的宋濂，自己抄， 自己補起來，「買舊書真的是很有樂趣。」而現在，余英時書房的書太多，太擠，洋書更 不得了。 　　「書堆得沒辦法了，以後退休，普林斯頓兩大間研究室的書還沒想出什麽辦法安置。 」 　　家裏樓上樓下堆滿了不說，書架也早已不夠用，每一格都已是排兩排了，地下室也全 是書，水還淹了他一大堆。「淹得好，不淹掉不得了。」 　　從一個無書的小孩一步步行來，當年絕料不到有一天書多得會讓他傷透了腦筋。 　　談至此，王汎森突插入一則「學人掌故」：余英時研究室裏放打字機的桌子，是當年 愛因斯坦用過的書桌。學校原本要把愛因斯坦的辦公室一起撥給余英時，但是他沒有要， 「愛因斯坦的研究室沒有書架。我不能因為喜歡愛因斯坦，而搞一個沒有書架的地方吧！ 」余英時說。結果只要了一張老桌子。 ⊙　旅館應放一本《四書》 　　「典型的知識份子，是否該具備強烈的現實關懷？」我們問。 　　「那倒不見得。不是所有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個個都以天下為己任。」余英時舉了黃宗 羲的《行朝錄自序》中所記的一段故事為例：唐朝末年，黃巢兵逼潼關，應試的士子還流 連曲中待試，有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 一時遷。」黃巢造反，已經兵臨潼關，士人照樣訪妓女、吟詩、任他山陵變深谷，管他朝 代變不變天，都和他一點不相干。 　　「那麽，做一個現代人有什麽必讀的書嗎？」 　　「當然有啊！宋朝人編的《四書》這是不可廢的，《四書》的地位等於西方的聖經。 」余英時提出一個很實際的建議：「中國旅館每間房應該要放一部《四書》，就像日本人 放佛經。學外國放聖經，幹嘛呢！擺一本《四書》總有人會翻兩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處 。孔子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千古不滅的話。除了《四書》，一部《六祖壇經》 影響中國文化，可以念念啊！《莊子》三十三篇如果不能全念，可選幾篇來讀。《老子》 就只幾千字，必須念。史書比較難，至少《史記》應該每個人都念。」書單子開到這，他 想起了當年胡適為清華大學留學生開的國學最低限度書目，都是胡適自己書房收藏的書， 《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之外，搞到什麽《九尾龜》也開到書單子上。梁啟超認 為胡適不顧客觀事實，把應讀的書、應備的書混為一談，因而在民國十二年開了一個真正 最低限度的書目，並且調侃胡適說：「我也不能算不懂中國文化，但《九尾龜》區區在下 我就沒有看過。」 　　余英時從而談到他對選書的看法：書也需要經過時間的考驗；新書可以告訴你一些最 新的知識動態，不過，動態不一定可靠。美國紐約時報《書評專刊》，介紹那麽多書，不 是每個人都需要追著去看。「研究中國歷史的嚴耕望沒看什麽其他書，陳寅恪研究他自己 的東西，也沒有看外國的理論，現在看外國理論的也寫不出像陳寅恪的東西。」 ⊙　別拿西方時髦嚇唬人 　　儘管如此，身處西方學術要衝，余英時對當代流行的結構、解構、後殖民論述、女性 主義等理論，還是廣泛涉獵。他認為這麽多理論的好處是帶來多元的思維，壞處是每個主 義學說都對，天下事無好壞、無是非、無善惡，你的是非不是我的是非，你的立場不是我 的立場，世界多少億人，就有多少套哲學。在臺灣，這些年不管是主流的學術團體或次學 術機構，不斷地舉辦各種研討會，其中的論文往往大套這些理論來唬人，「唬人有什麽好 自滿的。我記得我們在鄉下，什麽東西都沒有，你在外面帶些東西，你隨便亂說，鄉人就 睜大眼睛張大嘴巴聽，驚奇得不得了。有什麽好自滿的！等於騙三歲小孩，但是小孩會長 大啊！」 　　余英時說，每個時代都會遇到我們所謂的後學（Post），後結構主義、後帝國主義、 後殖民主義、後冷戰主義都是。他先批「後冷戰主義」的說法，在亞洲冷戰其實並未過去 ，語鋒一轉，帶出了「後愛國主義」一詞：「現在還有一種後學，是我發明的，叫做後愛 國主義。」後愛國主義？怎麽解？「簡單，從前這些人都沒有一點愛國之心，忽然一夜之 間都愛國了，個個都講民族界限了。其實，冷戰時期國家界線很難說，越南、韓國、德國 分成兩國，中國也分成兩國，只不過分別是自由與極權的衝突，是兩個生活方式的衝突， 那是超過國家的問題。現代人搞不清楚，忽然改成國家界線，同中共政權靠近，那你當初 反它幹什麽？當初跑到臺灣來幹什麽？今天要跑回去，當初不出來不是很好嗎？你願意接 受文革？願意接受反右？一切都願意？顯然不願意。現在好像有便宜可討了，都要上船了 。新的船來了，你上不上？」這就是余英時所謂的「後愛國主義」。沒人用過。他說寫一 本『後愛國主義』一定大暢銷。又說，香港青年比大陸、臺灣青年受到的思想框框較少， 不會一下子被某一種主義圈進去，比較好。「我發明後愛國主義，沒有用，因為我是中國 人，人家不見得信服，如果一個法國人或美國人發明，我相信馬上在臺灣流傳，大陸也如 此。」所以，臺灣在知識上比較成熟，在思想上還是不成熟，容易被人帶動，沒有獨立判 斷能力，尤其喜歡跟著西方的風氣轉。中國人反西方的證據都是西方來的，在西方沒發明 後學理論前，我們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套東方主義，為什麽等到西方學者發明了，再去抄？ 西方人自己反省自己、批判自己，東方人接過來，即使反抗也沒有原創性；西方人自己不 反抗，你也不會反抗，西方人不出馬克思主義，中國也不會有共產黨。 　　有人說余英時做學問不做筆記、不畫眉批，卻能統攝一大堆材料，「那也不見得，真 正寫嚴肅東西，我必須有書房、圖書館，離開書本，寫東西不習慣、不放心，隨便引一、 兩句詩也可能錯一、兩個字，因為人的記憶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聞強記這回事，也不 贊成故意去背一些東西，把腦子填死掉了。他服膺愛因斯坦的話：「百科全書能查到的東 西，我都不記。」是啊！記他幹嘛！會用工具書，隨時翻翻，能查到就可以了，真正的重 點是一堆東西在腦子裏有沒有系統性？有，看過就會有印象，自然會連起來；沒有的話， 就像我們把二十五史輸進電腦，「靠它就能做學問嗎？材料都找出來，如何整理才是個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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