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读书　叶红媛 　　仲夏的台北夜晚，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余英时，亲切地坐在我们面前。每写出一篇 文章，即被争相传阅的他直说：「我没有什麽特别，没有什麽见解，也没有什麽秘方传授 。」 ⊙　无字的社会书 　　小时候刚好碰上抗战，他住过北京、开封、南京，最後从安庆回到了故乡安徽潜山县 的官庄乡。九年乡居生活，没有学校可读，却因此读了一本更珍贵的无字的社会书。在余 英时记忆里，住家附近的山上有座古庙，老和尚轻易不下山来，幼年的余英时总以为他们 有很深的道行。 　　「在乡下过日子与在大城中念书不同，」余英时说：「就像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 夫斯基跑到一个岛上，才发现手中的材料都不可靠。因为书斋里想像出来的社会，跟任何 一个真实社会比较，都有很大的距离。」余英时看过很多研究中国的书，都觉得隔靴搔痒 ，「当然我小时候的社会，只限於一个小村子。」但後来到桐城住了一年，看到的情况也 差不多。他相信，点着三茎灯草油灯的官庄，长年保持原来的状熊，是有中国传统农村的 代表性。尽管外面的社会如何地变化，要直接波动到乡下去，那是很难的。乡村家庭组织 、人际关系的稳定，使成长中的余英时，深刻体会了中国的人情世故。 　　抗战胜利，余英时开始接触文学，主要看小说。乡下没有小学，也没有称职的先生， 书念不出什麽兴趣，平日最多只能看看《罗通扫北》、《隋唐演义》、《三国演义》、《 水浒传》这些书。连《红楼梦》的情感世界都嫌太复杂了。 　　对新文学没有太多感觉的他，起初只知道有一个胡适，因为胡适给余英时的父亲写过 一幅字，挂在家里，是一首胡适讲社会不朽论的诗：「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湖更镜 平时，毕竟难依旧。为伊生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似亡而实在。」余英时背出 这首诗，一面在纸头上留下他的亲笔字。 　　「我对新文学，始终没有入港过……」他笑道。是没有兴趣吗？「也不是，好的很少 嘛！」他特别对白话文大量夹用的「吗、呢、了、的」这些虚字不以为然。就连大家喜欢 挂在嘴边的鲁迅，余英时也有强烈批判。 　　「他骂的人，我不知道；他骂的事情，我也看不见。鲁迅没什麽思想，只有强烈的否 定意识和憎恨旧社会的偏概……大陆上把他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 。」已从菸斗改抽香菸的他，又点上一根菸，继续说道：「鲁迅的东西从笔法上讲，那是 很老练、很不错的。从文字上讲也是个高手，绝对没有问题的。早期反映旧社会的〈狂人 日记〉、〈阿Ｑ正传〉，是写得很好，越到後来越不行。至於现在人推崇他，多半是被访 问时，拿鲁迅作幌子，那是表态的。表示他也是进步的，也是反抗的，一反抗就伟大，是 不是真觉得那麽好，很值得怀疑。」 　　「鲁迅没有骨头，谁都骂光了，只有日本人从来没有骂过。」余英时赞同史学家傅乐 成的话，他说鲁迅深读嵇康〈诫子书〉，世故得很，是乱世中会保全自己的那种人，「心 胸狭小，睚眦必报。他的儿子到长大都不知道爸爸是鲁迅。」 　　後来读鲁迅的日记，余英时更相信自己的看法没错：「托洛斯基派的一群年轻人给鲁 迅写信，结果鲁迅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只因他们不是共产党正统。今天看起来到底托洛 斯基和史达林哪个是正统，哪个更高明，很难说的。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也相信托洛 斯基那套永久革命论，毛泽东也相信，鲁迅却认为托派是恶名，必须要痛駡。」 ⊙　读书最要立志 　　立志是读书的第一要义，余英时说，他最想跟年轻人讲：「人总要找个志趣出来。这 个志就是意志（will），意志只决定个人生命，不能决定社会集体意识，卢梭讲的 General will是另外一回事。人可以立不同的志，传统读书人一立志就要做圣贤，现在不 必立志做圣贤，只要立志做，做某一种事情就好。如果你根本没有志，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 　　有些人把知识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学者，一直要读书读个道理。事实上，余英时认 为，立志做生意，立志办个小学，立志开个小店、小工厂，都是立志，跟圣贤立的志比并 不低。每个人都有一个用，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很重要的话。当然人的才能不 只一种，有些人相当平均，样样都可做，这种人也有很多的，但最後总要做个选择，不能 又变成物理学家，又变成生物学家，又变成历史学家。生命当然可以无限，可是没有那麽 多的时间，所以必须做抉择。他特别勉励刚入大学的年轻人，风华正盛，前途似锦，但风 华稍纵即逝，最怕漂流、漂荡、随波逐流，生命拿在手上却不知道怎麽办。 　　如果真想走知识这条路，专业化是没法避免的。「不一定做学问，也许发展电脑工业 ，像美国的盖兹，领导世界潮流，他也是专业，不一定是学者专家那种的专业，但也是某 种程度的学者专家。」 ⊙　自画像 　　这个时代有没有笼罩全局的知识份子？ 　　余英时表示：还要求读书人像从前士大夫通读诗词歌赋、经史子集……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做不到。他举例说，要懂中国的佛教，起码要学梵文、巴利文，即使花上十年、二 十年也未必学得好。学好它，是学者的责任。「我们对学者要求专业，要求献身，这种人 不会多，也不需要多。但我希望现代中国学者能花点时间为大众整理古籍，使一般读者对 中国的文化变迁、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都有一大概的了解，等於西方一般受过大学 教育的人，对西方文化史、对自己的传统有大概的认识。」余英时所谓的整理古籍，倒不 一定是语译经典，因为有些经根本没法子翻译。《老子》五千言，一句句翻成白话，怎麽 翻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用不着翻！」他说。 　　意涵渊深，文词清雅，是余英时为文特色，那怕是对时局的辩论，也富有文气、诗才 ，读起来极具感染力。问他如此秀异的文字功力，究竟是在那个阶段打下的底子？他不如 思索的回答：「别人的感受跟我毫不相干，我自己没办法判断。」跟他读过博士的王泛森 问是否跟读旧小说有关系？他说：「古文自然是有影响。」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文学创 作者，譬如像他所研究的陈寅恪最後辑成一本「古典」诗集？余英时觉得陈寅恪的古诗写 得很好，可是，那是学人之诗，不是诗人之诗。如同他自己，偶尔写写诗，发抒一下自己 的情感，文字多半还是用作表达思想、知识的工具。「真要出诗集，我自己知道绝对不够 资格。」一阵呵呵笑声，流落在咖啡座间。访问的气氛愈来愈轻松。 　　我们请他用几句话为自己勾勒一幅自画像，他谦抑地说：「没什麽别的特殊，一定要 说的话，就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　不用爱因斯坦的办公室 　　读书的价值，余英时很小就领受了。对书有爱好，尤其是一九四七、四八年，在北平 住过近一年，常常逛书店。北平的琉璃厂、中央市场有很多书店，一去待一天，是他最喜 欢的事。一九七八年唯一去过大陆一次，他想再逛旧书店，结果什麽都没有了，「不是没 旧书，连书店都没有了。」买书的机会少了，是他当时最大的感慨。余英时记起五零年代 初到香港，有一条街叫荷里活道，他跟着父亲一块儿流连於旧书店里，买了一部不全的同 文本二十四史，还买了《资治通鉴》，有缺本，即学年幼家贫借书抄读的宋濂，自己抄， 自己补起来，「买旧书真的是很有乐趣。」而现在，余英时书房的书太多，太挤，洋书更 不得了。 　　「书堆得没办法了，以後退休，普林斯顿两大间研究室的书还没想出什麽办法安置。 」 　　家里楼上楼下堆满了不说，书架也早已不够用，每一格都已是排两排了，地下室也全 是书，水还淹了他一大堆。「淹得好，不淹掉不得了。」 　　从一个无书的小孩一步步行来，当年绝料不到有一天书多得会让他伤透了脑筋。 　　谈至此，王泛森突插入一则「学人掌故」：余英时研究室里放打字机的桌子，是当年 爱因斯坦用过的书桌。学校原本要把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一起拨给余英时，但是他没有要， 「爱因斯坦的研究室没有书架。我不能因为喜欢爱因斯坦，而搞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吧！ 」余英时说。结果只要了一张老桌子。 ⊙　旅馆应放一本《四书》 　　「典型的知识份子，是否该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问。 　　「那倒不见得。不是所有中国传统知识份子个个都以天下为己任。」余英时举了黄宗 羲的《行朝录自序》中所记的一段故事为例：唐朝末年，黄巢兵逼潼关，应试的士子还流 连曲中待试，有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从陵谷 一时迁。」黄巢造反，已经兵临潼关，士人照样访妓女、吟诗、任他山陵变深谷，管他朝 代变不变天，都和他一点不相干。 　　「那麽，做一个现代人有什麽必读的书吗？」 　　「当然有啊！宋朝人编的《四书》这是不可废的，《四书》的地位等於西方的圣经。 」余英时提出一个很实际的建议：「中国旅馆每间房应该要放一部《四书》，就像日本人 放佛经。学外国放圣经，干嘛呢！摆一本《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处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是千古不灭的话。除了《四书》，一部《六祖坛经》 影响中国文化，可以念念啊！《庄子》三十三篇如果不能全念，可选几篇来读。《老子》 就只几千字，必须念。史书比较难，至少《史记》应该每个人都念。」书单子开到这，他 想起了当年胡适为清华大学留学生开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都是胡适自己书房收藏的书， 《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之外，搞到什麽《九尾龟》也开到书单子上。梁启超认 为胡适不顾客观事实，把应读的书、应备的书混为一谈，因而在民国十二年开了一个真正 最低限度的书目，并且调侃胡适说：「我也不能算不懂中国文化，但《九尾龟》区区在下 我就没有看过。」 　　余英时从而谈到他对选书的看法：书也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新书可以告诉你一些最 新的知识动态，不过，动态不一定可靠。美国纽约时报《书评专刊》，介绍那麽多书，不 是每个人都需要追着去看。「研究中国历史的严耕望没看什麽其他书，陈寅恪研究他自己 的东西，也没有看外国的理论，现在看外国理论的也写不出像陈寅恪的东西。」 ⊙　别拿西方时髦吓唬人 　　尽管如此，身处西方学术要冲，余英时对当代流行的结构、解构、後殖民论述、女性 主义等理论，还是广泛涉猎。他认为这麽多理论的好处是带来多元的思维，坏处是每个主 义学说都对，天下事无好坏、无是非、无善恶，你的是非不是我的是非，你的立场不是我 的立场，世界多少亿人，就有多少套哲学。在台湾，这些年不管是主流的学术团体或次学 术机构，不断地举办各种研讨会，其中的论文往往大套这些理论来唬人，「唬人有什麽好 自满的。我记得我们在乡下，什麽东西都没有，你在外面带些东西，你随便乱说，乡人就 睁大眼睛张大嘴巴听，惊奇得不得了。有什麽好自满的！等於骗三岁小孩，但是小孩会长 大啊！」 　　余英时说，每个时代都会遇到我们所谓的後学（Post），後结构主义、後帝国主义、 後殖民主义、後冷战主义都是。他先批「後冷战主义」的说法，在亚洲冷战其实并未过去 ，语锋一转，带出了「後爱国主义」一词：「现在还有一种後学，是我发明的，叫做後爱 国主义。」後爱国主义？怎麽解？「简单，从前这些人都没有一点爱国之心，忽然一夜之 间都爱国了，个个都讲民族界限了。其实，冷战时期国家界线很难说，越南、韩国、德国 分成两国，中国也分成两国，只不过分别是自由与极权的冲突，是两个生活方式的冲突， 那是超过国家的问题。现代人搞不清楚，忽然改成国家界线，同中共政权靠近，那你当初 反它干什麽？当初跑到台湾来干什麽？今天要跑回去，当初不出来不是很好吗？你愿意接 受文革？愿意接受反右？一切都愿意？显然不愿意。现在好像有便宜可讨了，都要上船了 。新的船来了，你上不上？」这就是余英时所谓的「後爱国主义」。没人用过。他说写一 本『後爱国主义』一定大畅销。又说，香港青年比大陆、台湾青年受到的思想框框较少， 不会一下子被某一种主义圈进去，比较好。「我发明後爱国主义，没有用，因为我是中国 人，人家不见得信服，如果一个法国人或美国人发明，我相信马上在台湾流传，大陆也如 此。」所以，台湾在知识上比较成熟，在思想上还是不成熟，容易被人带动，没有独立判 断能力，尤其喜欢跟着西方的风气转。中国人反西方的证据都是西方来的，在西方没发明 後学理论前，我们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东方主义，为什麽等到西方学者发明了，再去抄？ 西方人自己反省自己、批判自己，东方人接过来，即使反抗也没有原创性；西方人自己不 反抗，你也不会反抗，西方人不出马克思主义，中国也不会有共产党。 　　有人说余英时做学问不做笔记、不画眉批，却能统摄一大堆材料，「那也不见得，真 正写严肃东西，我必须有书房、图书馆，离开书本，写东西不习惯、不放心，随便引一、 两句诗也可能错一、两个字，因为人的记忆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闻强记这回事，也不 赞成故意去背一些东西，把脑子填死掉了。他服膺爱因斯坦的话：「百科全书能查到的东 西，我都不记。」是啊！记他干嘛！会用工具书，随时翻翻，能查到就可以了，真正的重 点是一堆东西在脑子里有没有系统性？有，看过就会有印象，自然会连起来；没有的话， 就像我们把二十五史输进电脑，「靠它就能做学问吗？材料都找出来，如何整理才是个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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